已经68岁的父亲，这辈子吃了不少苦头，这一切，都源于他是“地主的儿子”，所以，他也是“地主”，从小就戴上了“地主”这顶帽子。
　　听村里的老人说，解放前，我爷爷回村子的场景令他们难忘：我爷爷骑着高头大马，我奶奶坐着轿子，身后跟着浩浩荡荡的一群武装整齐的队伍。我爷爷的大白马，停在村口高耸云天的老枫树下面，扬起蹄子嘶鸣几声。这时，我爷爷掏出别在腰间的驳壳枪，神情得意地朝天空“啪啪啪”放了几枪，回响声震撼着群山环绕的小山村，似乎在向全村宣告他衣锦还乡了。我父亲出生的时候，我爷爷正在县里干国民党保安大队队长。我爷爷当时在县里八面威风，自然我父亲的满月酒也办得非常隆重，据说办酒席杀掉了几十头猪，收的贺礼光银元就装满了好几斗。这样威风凛凛、好出风头的爷爷，在解放后被划成地主，分光家财，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父亲常常感慨命运的不可捉摸，他上学只上到小学六年级，升初中的成绩在乡里名列前茅，但由于地主成分，他只能辍学了。后来，他学了木匠这门手艺，靠此维持家人的生计。由于父亲的手艺好，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争相请父亲为他们打家具。父亲的名声甚至传到了江南，连江南的人都经常邀请他过去干活。不过，那时候出趟远门都很困难，还要当时的大队开盖大红公章的介绍信，父亲的介绍信上还要被添上一句：出身地主家庭。这样的介绍信，在坐船、住旅社的时候，都要被人盘问几句，像对待犯人一样。长大成人的父亲，出落得玉树临风、仪表堂堂，还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喜欢我父亲的姑娘非常多，不过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他的地主帽子又成了大问题。在那个年代，找不到对象的地主子弟非常多，因为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就意味着永远被人歧视，还要常常承受被批斗甚至被斗死，所以，不少地主的子孙一辈子打光棍，绝了后。
　　很多姑娘希望我父亲入赘到她们家，这样就不是地主身份了。但我父亲不愿入赘，这样父亲的婚事就拖了又拖。后来，他和一个同样出身地主的姑娘好上了，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我父亲从城里一朋友那借来一部收音机，那时候的农村，收音机是稀罕物，父亲喊来那姑娘的哥哥，一起来摆弄收音机。我父亲他们随意换台，收到了严凤英演唱的《天仙配》，我老家本来是黄梅戏之乡，大家都好唱几句黄梅戏。这下祸事来了，由于严凤英当时已被打倒，黄梅戏也成了禁戏，他们收听的是台湾的广播，这样，就被人告发为“收听敌台”。父亲和那姑娘的哥哥就被乡里五花大绑逮了起来，要他们供认是反革命团伙。这时候，一个垂涎姑娘美貌的贫民子弟就“趁火打劫”了，因为他家庭根正苗红，家里有人在公社里当领导，他们就吓唬姑娘的父母说，如果同意姑娘和那贫农青年结婚，就放了姑娘的哥哥和我父亲;如果不同意，估计他们两个人都要被枪毙。姑娘考虑了很久，只有心一横，泪眼婆娑地答应了这门亲事。我父亲和姑娘的哥哥都被放了出来，但从此，他和那姑娘只能是路人了。
　　姑娘出嫁的那个晚上，父亲一个人钻进我家屋背后的竹林，拉起了凄凄切切、如泣如诉的二胡，二胡的声音让整个村庄浸泡在清冷的月色里。最后，二胡的弦被拉断了，我父亲几十年里再也没有碰过二胡。
　　幸好不久，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中国大地，我父亲“地主”的帽子也被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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