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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与伯陶先生为文字交。他积多年研讨，作出一部《聊斋志异详注新评》，行将出版，邀余作序。恭敬不如从命，虽老迈笔涩，还是勉力再作一篇未必能为之增光的短文。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无疑是中国古代志怪传奇系统文言小说登峰造极的宏著，不独在中国持久地拥有众多读者，而且很早便走出国门，饮誉世界文学之林。
蒲松龄一生读书、教学、著书，从弱冠之年便开始热衷记奇闻异事，作起小说来，曾经受到友好的劝诫和不友好的讥讽，认为谈鬼说狐不是正经文章，于世无益，可怜无补费精神，妨碍了科举前程。他作此等小说是投进了自己的生命的，在花妖狐魅的奇情异彩的故事里，寄托着一位科举失意的穷书生的人生苦乐，他的悲哀、梦幻、思索和伤时忧世的心肠。他饱读经史，体悟到了文学的超现实功利的价值和生命力。所以，他虽然在一次乡试落榜后对友人发出过“狐鬼事业属他人”的感叹，意思是自己不该做这等小说了，但他还是执著地继续年复一年的写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渐辍笔，前后长达四十馀年。
蒲松龄位卑家贫，生前无赀刊行其著作，死后其子、孙曾多方谋求私家和官家的资助，都未能如愿。然而，在他生前不断写作的时候，已有友朋借读传抄，名位甚高的大文人王渔洋索读、评点、题诗后，声名日高，传抄之风日渐高涨，死后尤甚。半个世纪后，在浙江严州做知府的赵起杲，就自己得到的几种规模不一的抄本，会同著名经营图书者鲍廷博，编校刻印了十六卷本的《聊斋志异》，世称青柯亭本。随之，多地书铺竞相翻刻重印，接着又有注释本、评点本、图咏本相继出来，风行天下二百年。
青柯亭本编刻在清代文网严苛的时段，编刻者汰弃了三十馀篇有碍时忌的篇章，删改了一些词句。上个世纪中叶，移居辽宁的蒲氏后裔将其家珍藏乃祖《聊斋志异》的半部手稿上交政府文化部门，引起了社会关注，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来，青柯亭本的分卷、篇目及文字上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张友鹤适时汇集手稿本、前出之辑佚本和所见之铸雪斋抄本，整理出一部《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出，结束了青柯亭十六卷本独行的历史。
“三会本”在《聊斋志异》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嗣后出版的新注本、赏析本、新的外文译本，大都是沿用其卷次、篇目和文字。但随着几部《聊斋志异》的早期抄本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三会本”的缺陷也显露出来了。一是几种早期抄本分卷不一致，可判定是直接据手稿本过录的康熙抄本与手稿本只分作几册的情况一致，“三会本”依照铸雪斋抄本分作十二卷，显然不是“作者原定卷数”。二是铸雪斋抄本与手稿本的异文最多，多是抄主擅自随意改篡，“三会本”于手稿本不存的约半数篇章，基本依从铸雪斋抄本，便欲求接近手稿而适得其反了。这便又一次地提出需要重新整理这部古典小说名著的问题。
新世纪伊始，齐鲁书社推出了任笃行辑校的《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新整理本依据蒲箬《柳泉公行述》、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称“《聊斋志异》八卷”，手稿本、康熙抄本分册的实际情况，编成八卷本，又依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总目编次基本一致，易名“异史”的抄本亦大体相当的情况，排定了八卷的次第，基本上恢复了原书的原貌。文字校勘，手稿本存有的篇章以手稿本为底本，手稿本不存而康熙抄本所有的篇章，以康熙抄本为底本，剩馀的百馀篇则酌情以青柯亭本或“异史”本为底本，校以其他本子。这也基本上接近了原作文本。
伯陶兄作这部《聊斋志异详注新评》本，就是以任笃行的“全校本”为底本。我上面简要勾勒出《聊斋志异》刊行本的历史变化，意思便是想说明这种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全书分作八卷，其中五卷的篇目文本，都是复原了作者手稿原貌。至于另外三卷的篇目组合大体参照铸雪斋抄本总目次第确定，或有可议之处，但约半部不存的手稿是否果为整齐的四册，是否本来就存在着误置错简的情况，难以做出更理想的所谓贴近手稿原貌的调整。这样不仅可以省却烦琐的诸本文字校勘，也是对前人劳动成果的尊重。事实上，他也还是十分认真地对底本文字间的句读、校勘、字词的失误，一一做了改正，比底本更完好了。
《聊斋志异》是古代汉语文言小说。文言是由来已久公私约定的书面语言，只有读书人才能够写作，也成为文化素质和文学才能的标尺，讲究词采和使事用典，博学能文之士才能写得好，读得懂，写作者显现出其文才，阅读者能领会其文笔高妙，具有超语言的文学性。蒲松龄饱读诗书，曾经用心研读古代典范的骈散文，涵养甚高，经史成语典故，顺手拈来便有韵致情趣，赢得了当地官绅乃至文学名流的称赏，代人歌哭，代人捉刀，成了他难以摆脱的重负。他作心爱的《聊斋志异》更为用心，将两千年前司马迁开启的传记文学之文笔，施之于小说的虚构叙事，更加无所拘束，写人叙事绘景状物，极尽揣摩之能事，将古老的文言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难以再超越的境界。这自然也给一般粗识字的读者造成了阅读和理解的困难。所以，青柯亭本风行全国后，便有吕湛恩、何垠的注释本，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的评点本，都对读者阅读、理解文本和作品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近世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的主导地位，文言不再是公私通用的书面语言，名副其实地成了古汉语，再加上文学观念的变化，《聊斋志异》与现代读者的语言隔膜就更大了。所以，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就有多种《聊斋志异》的全本、选本的注释，或者再加白话译文、评析的本子出来。由于著者学养、研究深浅程度的不同，这些本子各有其优长处，也难免各有其缺失，注释、评析或多缺乏创新意识。
伯陶兄作的《聊斋志异》的书，书名题曰“详注新评”，表明其新作之书与前出之注评本有别而超越之，文本语词注释超常的详尽详细，评析完全是自己别出心裁作出的，与前出诸书是不一样的。我有幸先读了这部书的文稿，感觉到伯陶兄长期做出版编辑工作，文史积累甚富，于《聊斋志异》尤喜研读，作此书是有自己的积久而成的思路，个中有一般为这部小说名著作注作评者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地方，这就是作注释要让今后的读者读通文章，读得更深细，理解得更深切，领会到文本深层的意思和作者文笔之奥妙。 伯陶兄注释确实太周详，语词出注极多，这有多方面的考虑。古文与现代读者渐行渐远，许多字词、成语典故已不为人知道，乃至完全消失，不能不加以解释；前出之注本乃至现代权威词书解释错了的，注文要做些辨正以释疑；古字词往往有多个涵义，要依据文本既定的语境做出最贴切解释，都可见伯陶兄作新注十分细心，也极为用力，多有发前人所未发者。这里举个例子：《司文郎》是《聊斋》名篇，故事是围绕着科举制艺文进行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话语活用了许多经史语句，前出之注评多不经心深究，只能囫囵地明白其大致的意思，难以达到透彻深切的理解。如小说开头写鬼书生宋生：“白服裙帽，望之傀然。”前一句诸家注本多失注，后一句“傀然”多注为“魁梧、高大”，现代权威词典中“傀然”条便依之释义。有注家察觉到释义为“魁梧、高大”不甚贴切；怀疑“傀然”似应作“傫然”，为“颓丧貌”，改字为释，难称妥当。其实，这都是由于不明白“白服裙帽”隐喻的意思。此四字出自《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是六朝时的便服，不是“朝服”，联系小说后面宋生自云是前朝秀才，明清易代之年遭难而死的游魂，可知他穿着前朝服装，而不是新朝的装束，当时人自然感到奇异。《周礼·春官·大司乐》：“凡日月蚀，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郑玄注：“傀，犹怪也。”这里“望之傀然”就是令人感到奇特的意思。这就切合人物身份，个中隐含尊重意思。这篇小说中，轻浮狂妄的馀杭生提出“校文艺”，温厚的王生拈出《论语》“殷有三仁焉”句为题，文高思敏的宋生随口用《孟子》里的话破题：“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已矣，何必同。”前出注本没注出宋生话的出处，从而也就理会不出宋生是巧换“三仁”的概念为“三人”，是讥讽狂妄的馀杭生与之不同道，也就是不是一路人。如果读者不明就里，恰如伯陶此篇“简评”所说：“这势必辜负了蒲翁的一片良苦用心。”
伯陶注释《聊斋》，眼界开阔，小说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事件，即便不甚关乎作品大体者，都不轻易放过。如辨《金姑父》篇的“东莞”应为“东关驿”，《夜叉国》中的“交州”应依二十四卷抄本作“胶州”，《沅俗》所言“沅江”应为“元江”，《尸变》中的“搭帐衣”实为“送给死者的衣衾”等，不仅与文本叙写的情况相吻合，对读者也有增长历史文化知识的意义。出于这种思路，伯陶作“简评”也冲破了一般就小说所叙故事情节揭示其意思意义的模式，注重探明各自的本事、源流、事理，参照中西有关文献，引生出文本深层隐含的微言大义。如《土化兔》篇不足五十字，记清初战功卓著、官封靖逆侯的张勇镇守兰州时，猎获之兔“中有半身或两股尚为土质”，“一时秦中争传土能化兔”。片言只语，纯属志怪异事，因而不为选评家重视。“新评”由张勇原为明朝副将，降清后追击李自成馀部，为抗击吴三桂进军云南，十分卖力，参照古代“土之怪曰坟羊”（即尚未完全化成羊）之说，认为这是“清初读书人不满于张勇卖身投靠新朝的行径，而造作‘土化兔’的‘闲话’”，讽刺他是“两截人”。这就发明了这个传说生成的历史底蕴了。“新评”最有新意的是对《绩女》的解析。这篇古老的仙女下凡模式的故事不再是穷苦单身汉的白日梦，绩女降临一位寡妇家，表现的是其色身引起的人间寡妇的性感，名士费生神魂倾动生发性爱幻想。“新评”就费生《南乡子》词意，博引古代诗赋咏女子纤足语句和西方《性心理学》“足恋”说，认为这篇小说反映的是作者的性心理。“清但明伦认为‘通篇主意，只示色身、堕情障六言尽之’，显然无勇气揭开小说所蒙上的道学面纱，洞见作者的真实性幻想。”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简评”确实是揭开了小说所蒙上的道学面纱，洞见了作者真实性幻想，宜乎称之为“新评”。
我与伯陶先生为文字交。他积多年研讨，作出一部《聊斋志异详注新评》，行将出版，邀余作序。恭敬不如从命，虽老迈笔涩，还是勉力再作一篇未必能为之增光的短文。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无疑是中国古代志怪传奇系统文言小说登峰造极的宏著，不独在中国持久地拥有众多读者，而且很早便走出国门，饮誉世界文学之林。
蒲松龄一生读书、教学、著书，从弱冠之年便开始热衷记奇闻异事，作起小说来，曾经受到友好的劝诫和不友好的讥讽，认为谈鬼说狐不是正经文章，于世无益，可怜无补费精神，妨碍了科举前程。他作此等小说是投进了自己的生命的，在花妖狐魅的奇情异彩的故事里，寄托着一位科举失意的穷书生的人生苦乐，他的悲哀、梦幻、思索和伤时忧世的心肠。他饱读经史，体悟到了文学的超现实功利的价值和生命力。所以，他虽然在一次乡试落榜后对友人发出过“狐鬼事业属他人”的感叹，意思是自己不该做这等小说了，但他还是执著地继续年复一年的写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渐辍笔，前后长达四十馀年。
蒲松龄位卑家贫，生前无赀刊行其著作，死后其子、孙曾多方谋求私家和官家的资助，都未能如愿。然而，在他生前不断写作的时候，已有友朋借读传抄，名位甚高的大文人王渔洋索读、评点、题诗后，声名日高，传抄之风日渐高涨，死后尤甚。半个世纪后，在浙江严州做知府的赵起杲，就自己得到的几种规模不一的抄本，会同著名经营图书者鲍廷博，编校刻印了十六卷本的《聊斋志异》，世称青柯亭本。随之，多地书铺竞相翻刻重印，接着又有注释本、评点本、图咏本相继出来，风行天下二百年。
青柯亭本编刻在清代文网严苛的时段，编刻者汰弃了三十馀篇有碍时忌的篇章，删改了一些词句。上个世纪中叶，移居辽宁的蒲氏后裔将其家珍藏乃祖《聊斋志异》的半部手稿上交政府文化部门，引起了社会关注，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来，青柯亭本的分卷、篇目及文字上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张友鹤适时汇集手稿本、前出之辑佚本和所见之铸雪斋抄本，整理出一部《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出，结束了青柯亭十六卷本独行的历史。
“三会本”在《聊斋志异》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嗣后出版的新注本、赏析本、新的外文译本，大都是沿用其卷次、篇目和文字。但随着几部《聊斋志异》的早期抄本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三会本”的缺陷也显露出来了。一是几种早期抄本分卷不一致，可判定是直接据手稿本过录的康熙抄本与手稿本只分作几册的情况一致，“三会本”依照铸雪斋抄本分作十二卷，显然不是“作者原定卷数”。二是铸雪斋抄本与手稿本的异文最多，多是抄主擅自随意改篡，“三会本”于手稿本不存的约半数篇章，基本依从铸雪斋抄本，便欲求接近手稿而适得其反了。这便又一次地提出需要重新整理这部古典小说名著的问题。
新世纪伊始，齐鲁书社推出了任笃行辑校的《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新整理本依据蒲箬《柳泉公行述》、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称“《聊斋志异》八卷”，手稿本、康熙抄本分册的实际情况，编成八卷本，又依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总目编次基本一致，易名“异史”的抄本亦大体相当的情况，排定了八卷的次第，基本上恢复了原书的原貌。文字校勘，手稿本存有的篇章以手稿本为底本，手稿本不存而康熙抄本所有的篇章，以康熙抄本为底本，剩馀的百馀篇则酌情以青柯亭本或“异史”本为底本，校以其他本子。这也基本上接近了原作文本。
伯陶兄作这部《聊斋志异详注新评》本，就是以任笃行的“全校本”为底本。我上面简要勾勒出《聊斋志异》刊行本的历史变化，意思便是想说明这种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全书分作八卷，其中五卷的篇目文本，都是复原了作者手稿原貌。至于另外三卷的篇目组合大体参照铸雪斋抄本总目次第确定，或有可议之处，但约半部不存的手稿是否果为整齐的四册，是否本来就存在着误置错简的情况，难以做出更理想的所谓贴近手稿原貌的调整。这样不仅可以省却烦琐的诸本文字校勘，也是对前人劳动成果的尊重。事实上，他也还是十分认真地对底本文字间的句读、校勘、字词的失误，一一做了改正，比底本更完好了。
《聊斋志异》是古代汉语文言小说。文言是由来已久公私约定的书面语言，只有读书人才能够写作，也成为文化素质和文学才能的标尺，讲究词采和使事用典，博学能文之士才能写得好，读得懂，写作者显现出其文才，阅读者能领会其文笔高妙，具有超语言的文学性。蒲松龄饱读诗书，曾经用心研读古代典范的骈散文，涵养甚高，经史成语典故，顺手拈来便有韵致情趣，赢得了当地官绅乃至文学名流的称赏，代人歌哭，代人捉刀，成了他难以摆脱的重负。他作心爱的《聊斋志异》更为用心，将两千年前司马迁开启的传记文学之文笔，施之于小说的虚构叙事，更加无所拘束，写人叙事绘景状物，极尽揣摩之能事，将古老的文言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难以再超越的境界。这自然也给一般粗识字的读者造成了阅读和理解的困难。所以，青柯亭本风行全国后，便有吕湛恩、何垠的注释本，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的评点本，都对读者阅读、理解文本和作品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近世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的主导地位，文言不再是公私通用的书面语言，名副其实地成了古汉语，再加上文学观念的变化，《聊斋志异》与现代读者的语言隔膜就更大了。所以，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就有多种《聊斋志异》的全本、选本的注释，或者再加白话译文、评析的本子出来。由于著者学养、研究深浅程度的不同，这些本子各有其优长处，也难免各有其缺失，注释、评析或多缺乏创新意识。
伯陶兄作的《聊斋志异》的书，书名题曰“详注新评”，表明其新作之书与前出之注评本有别而超越之，文本语词注释超常的详尽详细，评析完全是自己别出心裁作出的，与前出诸书是不一样的。我有幸先读了这部书的文稿，感觉到伯陶兄长期做出版编辑工作，文史积累甚富，于《聊斋志异》尤喜研读，作此书是有自己的积久而成的思路，个中有一般为这部小说名著作注作评者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地方，这就是作注释要让今后的读者读通文章，读得更深细，理解得更深切，领会到文本深层的意思和作者文笔之奥妙。 伯陶兄注释确实太周详，语词出注极多，这有多方面的考虑。古文与现代读者渐行渐远，许多字词、成语典故已不为人知道，乃至完全消失，不能不加以解释；前出之注本乃至现代权威词书解释错了的，注文要做些辨正以释疑；古字词往往有多个涵义，要依据文本既定的语境做出最贴切解释，都可见伯陶兄作新注十分细心，也极为用力，多有发前人所未发者。这里举个例子：《司文郎》是《聊斋》名篇，故事是围绕着科举制艺文进行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话语活用了许多经史语句，前出之注评多不经心深究，只能囫囵地明白其大致的意思，难以达到透彻深切的理解。如小说开头写鬼书生宋生：“白服裙帽，望之傀然。”前一句诸家注本多失注，后一句“傀然”多注为“魁梧、高大”，现代权威词典中“傀然”条便依之释义。有注家察觉到释义为“魁梧、高大”不甚贴切；怀疑“傀然”似应作“傫然”，为“颓丧貌”，改字为释，难称妥当。其实，这都是由于不明白“白服裙帽”隐喻的意思。此四字出自《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是六朝时的便服，不是“朝服”，联系小说后面宋生自云是前朝秀才，明清易代之年遭难而死的游魂，可知他穿着前朝服装，而不是新朝的装束，当时人自然感到奇异。《周礼·春官·大司乐》：“凡日月蚀，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郑玄注：“傀，犹怪也。”这里“望之傀然”就是令人感到奇特的意思。这就切合人物身份，个中隐含尊重意思。这篇小说中，轻浮狂妄的馀杭生提出“校文艺”，温厚的王生拈出《论语》“殷有三仁焉”句为题，文高思敏的宋生随口用《孟子》里的话破题：“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已矣，何必同。”前出注本没注出宋生话的出处，从而也就理会不出宋生是巧换“三仁”的概念为“三人”，是讥讽狂妄的馀杭生与之不同道，也就是不是一路人。如果读者不明就里，恰如伯陶此篇“简评”所说：“这势必辜负了蒲翁的一片良苦用心。”
伯陶注释《聊斋》，眼界开阔，小说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事件，即便不甚关乎作品大体者，都不轻易放过。如辨《金姑父》篇的“东莞”应为“东关驿”，《夜叉国》中的“交州”应依二十四卷抄本作“胶州”，《沅俗》所言“沅江”应为“元江”，《尸变》中的“搭帐衣”实为“送给死者的衣衾”等，不仅与文本叙写的情况相吻合，对读者也有增长历史文化知识的意义。出于这种思路，伯陶作“简评”也冲破了一般就小说所叙故事情节揭示其意思意义的模式，注重探明各自的本事、源流、事理，参照中西有关文献，引生出文本深层隐含的微言大义。如《土化兔》篇不足五十字，记清初战功卓著、官封靖逆侯的张勇镇守兰州时，猎获之兔“中有半身或两股尚为土质”，“一时秦中争传土能化兔”。片言只语，纯属志怪异事，因而不为选评家重视。“新评”由张勇原为明朝副将，降清后追击李自成馀部，为抗击吴三桂进军云南，十分卖力，参照古代“土之怪曰坟羊”（即尚未完全化成羊）之说，认为这是“清初读书人不满于张勇卖身投靠新朝的行径，而造作‘土化兔’的‘闲话’”，讽刺他是“两截人”。这就发明了这个传说生成的历史底蕴了。“新评”最有新意的是对《绩女》的解析。这篇古老的仙女下凡模式的故事不再是穷苦单身汉的白日梦，绩女降临一位寡妇家，表现的是其色身引起的人间寡妇的性感，名士费生神魂倾动生发性爱幻想。“新评”就费生《南乡子》词意，博引古代诗赋咏女子纤足语句和西方《性心理学》“足恋”说，认为这篇小说反映的是作者的性心理。“清但明伦认为‘通篇主意，只示色身、堕情障六言尽之’，显然无勇气揭开小说所蒙上的道学面纱，洞见作者的真实性幻想。”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简评”确实是揭开了小说所蒙上的道学面纱，洞见了作者真实性幻想，宜乎称之为“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