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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饱含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缅怀之情,并具有丰富“文革”史料的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陈小津著)日前出版。
陈小津父亲陈丕显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红小鬼”。“文革”爆发前后,陈丕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深陷囹圄达8年之久。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
毛泽东敲打“四人帮”
“文革”造成的是法制废弛、政权瘫痪、道德沦丧、经济濒临崩溃,民生每况愈下。如果再胡闹下去,这个政权不是被外来势力颠覆,就是被人民推翻。目睹现状,毛泽东还没糊涂到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都不懂的地步,他要结束或控制住这由他一手造成的混乱局面,恢复安定,复苏经济,而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那些被他打倒的治国能臣良将。毛泽东“解放”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客观上赢得民心,但引起“四人帮”的恐慌。江青一伙知道,他们跟老干部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老干部重归帅位之日,就是他们灭亡之时。所以,他们一再负隅顽抗,不断挑起事端。对于“四人帮”的干扰,从1974年初起,毛泽东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四人帮”发出警告。
1974年1月,正值春节期间,江青未经中央同意,在首都体育馆擅自召开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迟群、谢静宜发表煽动性演说,大肆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姚文元等也不时插话,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突然袭击。之后,江青为把手伸到政府和军队,以个人名义,给一些军队单位写信、送材料,还派人到部队煽动夺权。2月,江青亲自出题,组织撰写署名“梁效”的文章《孔丘其人》,攻击周恩来。江青等煽动的新一轮运动,严重破坏了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在江青“批林批孔”大会后,叶帅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后面附上了迟群、谢静宜在会上的讲话稿。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帅的信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还批评他们:“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录音带。
江青随后要求见见毛泽东。3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对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邓小平复出不久,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可江青死活不同意,搅闹政治局会议,惹怒了毛泽东。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当晚即表示同意邓小平出访。7月12日,在江青一伙的谋划下,上海《文汇报》一次发表了两篇文章,以远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宰相赵高企图篡位和批判儒家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诬蔑周恩来和邓小平代表复辟势力。叫嚣要展开对儒家“复辟”势力的斗争。13日,《光明日报》载文章,大讲反对“经验主义”,矛头明确指向周、邓。14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批影射批周、批邓的文章。
7月17日,毛泽东在他自己的书房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当着所有出席者的面严厉批评了江青。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别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毛泽东还对与会者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已。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泽东指着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说:“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很快,毛泽东这个重要讲话在北京就传开了。耀邦伯伯等的就是这个大好时机,他立即托别人找我,说:“小津现在在哪里?如果还有可能的话,请他尽快到北京来一趟。”8月上旬,我到了北京,一出火车站就直奔耀邦伯伯家里。
耀邦伯伯先给我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毛泽东批评江青一伙的重要讲话内容,随后对我说:“小津,现在是你父亲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最好时机。你赶紧到上海,争取尽快见到你父亲,让你父亲给毛主席写封信。”他还再次让我转告父亲:“对毛主席老人家,一定要承认错误。两种情况一定要避免:一种情况是无限上纲,把自己批判得狗血淋头,说得一无是处,对这种检讨毛主席也是不喜欢的,会说这不是他本人的检讨,是红卫兵造反派写的检讨。另外一种情况也不要出现,就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一贯正确。难道是毛主席错了吗?这种信千万写不得。你一定要告诉你父亲,要表示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要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恳请毛主席给予自己一个改造自己、学习的机会。”可见耀邦伯伯对解救我父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一离开耀邦伯伯的家,立即就给上海市写了封信,要求探视我父亲,然后买了火车票赶赴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到了高安路上海市专案办公室的所在地,问他们收到我的信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见我父亲。他们说,信收到了,但要等领导同志批示。
在我的催逼下,大概是在8月底的时候,我又一次见到了父亲。当然,耀邦伯伯跟我讲的话,在专案组的监督下是不好明说的。从1972年我第一次见父亲以来,或多或少地建议过父亲给毛主席写信,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接受。这一次,我生怕父亲还不理会我的建议,错过千载难逢的良机,便不得不抬出耀邦伯伯,以引起他的重视,我对父亲说:“我刚从北京来,见到了耀邦伯伯,他要我问你好。”当说到此话时,我发觉父亲马上变得凝重、关注起来。妥了,父亲重视了,我用“暗语”说了耀邦伯伯的建议,希望他马上写信,并且暗示这封信该怎么写。我想,这次见面,对父亲最后下決心给毛泽东写信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父亲按照耀邦伯伯的建议,于1974年9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信,信中表达了对他的想念、自己的近况以及要求澄清问题、恢复自由的愿望。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毛主席:
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时常想念着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做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先解除对我的隔离,给我参加集体学习的机会,听候党的继续审查和处理。
……
陈丕显
一九七四年九月九日
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批示如此之快!信刚寄出一个星期,9月17日,毛主席终于对我父亲的问题做了亲笔批示:“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毛泽东在这个批语后面签了名字,写下了日期。之后,他又加了这样一句话:“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耀邦伯伯要我父亲给毛主席写信的主意真是太绝、太神了!我永远不会忘却耀邦伯伯对我父亲、对我、对我们家的恩重如山。
万寿路的春天
四届人大召开前,江青一伙为了实现出面“组阁”的企图,不惜厚着脸皮,向刚刚获得“解放”的一些老同志示好。有一天叶飞突然接到中办的通知,叫他晚上到钓鱼台17号楼吃饭,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江华和宋任穷等。当时大家都知道,钓鱼台17号楼是江青住的。叶飞与江青从未曾见过面,为何受到她的邀请?王于畊阿姨对此满腹疑虑,连饭也吃不下了。到了晚上10点半钟,叶飞伯伯他们才回来。江华伯伯一上楼就冲家人大声吆喝:“赶快给我下面条!”这更使王于畊阿姨不安,叶飞伯伯敷衍了一句,进家后才讲了与江青见面的经过:
叶飞等人到了钓鱼台17号楼,在客厅坐下,主人迟迟没露面。接着,又来了两位老帅遗孀,一位是贺龙元帅夫人薛明,另一位是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江青终于出来了,先跟叶飞握手,不知好歹地摆出大首长的架子,问叶飞说:“你是哪年生人呀?”叶飞回答是1914年生人,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江青故作惊讶:“噢,我们是同岁。”叶飞不搭她的话茬儿。显然,叶飞对她自“文革”以来的所作所为极为反感,不愿与她多谈什么。落了个没趣,江青赶紧把唯一的资本摆出来:“在座的人我都认识,见过,就是没见过叶飞同志。这次是主席叫我来的,说是应该团结老同志,说是老同志对我有意见。”话说到这儿,她把當年演戏的功底调动起来了,不无悲苦地说,“老同志不知道我真苦呀!我和林彪作斗争真苦呀!这个苦有谁能理解呀!林彪有党权、有军权、有政权,我是赤手空拳和他斗呀……”言外之意,她很渴望有实权。老同志们谁也不吭气,连个表情也不给她,出现了冷场。宋任穷觉得不要让江青下不来台,就说了句:“我们不清楚内情。”江华干脆没好气地说:“我们被关押的关押,劳改的劳改,不知天下大事!” 江青的这些话更让这些老革命家有理由把脸拉得更长了。叶飞一脸寒气,冲着大门坐着,不看江青,一声也不吭。自讨没趣的江青悻悻地叹了口气,也不知是可怜自己还是装着同情这些人:“唉,真是一言难尽。……吃顿便饭吧。我这人生活上是随便的,吃得也简单,就请大家吃点儿山东家乡的饺子。”说完把大家让进饭厅,服务员给每人上了一小碗猫耳朵大小的汤饺。吃罢一碗,大家都说吃饱了。哪能不饱?一肚子的气顶着呢,就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四届人大以后,江华、叶飞等部分老同志陆续开始分配工作了。1975年1月,江华到最高人民法院任院长,叶飞到交通部任部长。但是,这几位老同志一直都住在万寿路,都不肯搬家,道理很简单,“四害”仍在横行霸道,已分配的工作随时可能中止,甚至可能又落到被下放甚至再次身陷囹圄的地步,所以,家在哪里并不重要。住在万寿路招待所南面大楼里的老干部,有很多是没被“解放”,问题还没有结论的,如周扬、舒同、蒋南翔等。大家当时交往都比较谨慎,因为这里也有“四人帮”的眼线。
入住中组部招待所的这批老干部,个个都非等闲之辈。可以这样说,这些人每个人都有一部功勋史,同时也有一部在“文革”中的血泪史。这些刚刚经历一场巨大政治劫难的人,暂时在这个院落里休养生息,在等待的寂寞中,重新认识和适应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
宋任穷有过两次入住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的经历。
“文革”伊始,他就被押到辽宁盘锦的“二五”农场劳改了几年,并不时遭到揪斗,而且病得很厉害。1973年上半年,北京落实干部政策出现松动后,他在北京的三个孩子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请求为爸爸治病。经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努力,批准他来京检查身体,住进万寿路招待所。体检刚完,本想在万寿路招待所多住上几天,看看老朋友,可“四人帮”一伙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命令他从北京医院直接上火车返回辽宁,继续在农场劳动改造。1974年9月中旬,宋任穷突然接到要他一个人秘密回京的通知,还有一个专案组的人一路跟随监视。这样,宋任穷再次来到万寿路招待所,住进后面的小楼。江华、叶飞、江渭清、廖志高等老同志都来看他,大家都很亲热,而跟来的那个专案组的人也坐在旁边。宋任穷去看别的老同志,这个人也跟着。一些老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向上面反映,结果上面决定把宋任穷的老伴钟月林从辽宁调来,让那个人回去了。宋任穷安顿下来后,希望中央尽快让他出来工作。邓小平给他捎话说,他只能负责宋任穷的“解放”,让他回到北京,至于工作上的安排,他就无能为力了。
有一次,我与宋任穷伯伯聊天,他跟我讲了他挨整的经历。“文革”之初,他是东北局第一书记,本来毛泽东是要保他的,在酝酿成立辽宁省“革委会”时,曾考虑让他出任副主任,可是,他与江青之间的一件小事,为他惹来了祸端。1967年,“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召集了一次研究吉林省“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会议,东北参加会的同志进会场时,都与江青等人握手,而宋任穷那天正好感冒发烧,就没同江青握手,只是对她作了一个揖,并对她说:“对不起,江青同志,我感冒了,就不握手了。”江青一下子就变了脸,勃然大怒,站起来拍桌子说:别看你是东北局的第一书记,你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你跑到刘少奇、邓小平那里下跪去吧。她还说:今天的会议不开了,今天讨论宋任穷的“三反”问题。随即,宋任穷被打成东北地区头号“走资派”,受到残酷的迫害。
我问宋任穷:“宋伯伯,你是成心不跟江青握手吧?”他说:“我当然不想跟她握手。”他分析说,江青很可能早在“文革”初期就对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有一天观摩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毛泽东也在座,宋任穷坐在他的前排,江青坐在他的后排。宋任穷回头对毛泽东讲,这个戏最早是在东北演的,原来剧名叫《革命自有后来人》,最初剧中铁梅这个人物在火车上被敌人烧死了,东北局的同志看后提了修改意见,认为既然写革命自有后来人,铁梅最好还是活下来,后来就修改了剧本……江青一直以来都认为几个样板戏的版权都是属于她的。她听到宋任穷跟毛泽东讲这样的话,其内心活动如何,是不难想象的。
我父亲因“解放”较晚,所以他基本上算是住在万寿路招待所小楼里的最后一位“高级房客”。与我们家毗邻而居的,是宋任穷伯伯。父亲到来的第二天,宋任穷、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江华、彭冲、廖志高等老同志就都来看望了。父亲后来回忆说:“老战友相见,恍若隔世,大家都庆幸能在大劫中幸存下来,叙了一番离情别绪。谈到这些年在‘四人帮’肆虐下大家受到的迫害,谈到许多被迫害、忧愤而死的老战友,愤慨之余不胜嘘唏。”
我永远不会忘记万寿路招待所北面那一字排开的五栋小楼,这里曾经给予了我亲爱的父辈们一个舔伤的窝,一个喘息的避风港。他们是:陈丕显、宋任穷、叶飞、曾志、江华、江渭清、廖志高、欧阳钦、曾生、谢振华。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09.7.10)B11
陈小津父亲陈丕显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红小鬼”。“文革”爆发前后,陈丕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深陷囹圄达8年之久。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
毛泽东敲打“四人帮”
“文革”造成的是法制废弛、政权瘫痪、道德沦丧、经济濒临崩溃,民生每况愈下。如果再胡闹下去,这个政权不是被外来势力颠覆,就是被人民推翻。目睹现状,毛泽东还没糊涂到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都不懂的地步,他要结束或控制住这由他一手造成的混乱局面,恢复安定,复苏经济,而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那些被他打倒的治国能臣良将。毛泽东“解放”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客观上赢得民心,但引起“四人帮”的恐慌。江青一伙知道,他们跟老干部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老干部重归帅位之日,就是他们灭亡之时。所以,他们一再负隅顽抗,不断挑起事端。对于“四人帮”的干扰,从1974年初起,毛泽东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四人帮”发出警告。
1974年1月,正值春节期间,江青未经中央同意,在首都体育馆擅自召开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迟群、谢静宜发表煽动性演说,大肆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姚文元等也不时插话,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突然袭击。之后,江青为把手伸到政府和军队,以个人名义,给一些军队单位写信、送材料,还派人到部队煽动夺权。2月,江青亲自出题,组织撰写署名“梁效”的文章《孔丘其人》,攻击周恩来。江青等煽动的新一轮运动,严重破坏了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在江青“批林批孔”大会后,叶帅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后面附上了迟群、谢静宜在会上的讲话稿。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帅的信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还批评他们:“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录音带。
江青随后要求见见毛泽东。3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对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邓小平复出不久,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可江青死活不同意,搅闹政治局会议,惹怒了毛泽东。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当晚即表示同意邓小平出访。7月12日,在江青一伙的谋划下,上海《文汇报》一次发表了两篇文章,以远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宰相赵高企图篡位和批判儒家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诬蔑周恩来和邓小平代表复辟势力。叫嚣要展开对儒家“复辟”势力的斗争。13日,《光明日报》载文章,大讲反对“经验主义”,矛头明确指向周、邓。14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批影射批周、批邓的文章。
7月17日,毛泽东在他自己的书房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当着所有出席者的面严厉批评了江青。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别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毛泽东还对与会者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已。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泽东指着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说:“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很快,毛泽东这个重要讲话在北京就传开了。耀邦伯伯等的就是这个大好时机,他立即托别人找我,说:“小津现在在哪里?如果还有可能的话,请他尽快到北京来一趟。”8月上旬,我到了北京,一出火车站就直奔耀邦伯伯家里。
耀邦伯伯先给我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毛泽东批评江青一伙的重要讲话内容,随后对我说:“小津,现在是你父亲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最好时机。你赶紧到上海,争取尽快见到你父亲,让你父亲给毛主席写封信。”他还再次让我转告父亲:“对毛主席老人家,一定要承认错误。两种情况一定要避免:一种情况是无限上纲,把自己批判得狗血淋头,说得一无是处,对这种检讨毛主席也是不喜欢的,会说这不是他本人的检讨,是红卫兵造反派写的检讨。另外一种情况也不要出现,就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一贯正确。难道是毛主席错了吗?这种信千万写不得。你一定要告诉你父亲,要表示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要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恳请毛主席给予自己一个改造自己、学习的机会。”可见耀邦伯伯对解救我父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一离开耀邦伯伯的家,立即就给上海市写了封信,要求探视我父亲,然后买了火车票赶赴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到了高安路上海市专案办公室的所在地,问他们收到我的信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见我父亲。他们说,信收到了,但要等领导同志批示。
在我的催逼下,大概是在8月底的时候,我又一次见到了父亲。当然,耀邦伯伯跟我讲的话,在专案组的监督下是不好明说的。从1972年我第一次见父亲以来,或多或少地建议过父亲给毛主席写信,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接受。这一次,我生怕父亲还不理会我的建议,错过千载难逢的良机,便不得不抬出耀邦伯伯,以引起他的重视,我对父亲说:“我刚从北京来,见到了耀邦伯伯,他要我问你好。”当说到此话时,我发觉父亲马上变得凝重、关注起来。妥了,父亲重视了,我用“暗语”说了耀邦伯伯的建议,希望他马上写信,并且暗示这封信该怎么写。我想,这次见面,对父亲最后下決心给毛泽东写信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父亲按照耀邦伯伯的建议,于1974年9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信,信中表达了对他的想念、自己的近况以及要求澄清问题、恢复自由的愿望。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毛主席:
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时常想念着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做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先解除对我的隔离,给我参加集体学习的机会,听候党的继续审查和处理。
……
陈丕显
一九七四年九月九日
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批示如此之快!信刚寄出一个星期,9月17日,毛主席终于对我父亲的问题做了亲笔批示:“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毛泽东在这个批语后面签了名字,写下了日期。之后,他又加了这样一句话:“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耀邦伯伯要我父亲给毛主席写信的主意真是太绝、太神了!我永远不会忘却耀邦伯伯对我父亲、对我、对我们家的恩重如山。
万寿路的春天
四届人大召开前,江青一伙为了实现出面“组阁”的企图,不惜厚着脸皮,向刚刚获得“解放”的一些老同志示好。有一天叶飞突然接到中办的通知,叫他晚上到钓鱼台17号楼吃饭,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江华和宋任穷等。当时大家都知道,钓鱼台17号楼是江青住的。叶飞与江青从未曾见过面,为何受到她的邀请?王于畊阿姨对此满腹疑虑,连饭也吃不下了。到了晚上10点半钟,叶飞伯伯他们才回来。江华伯伯一上楼就冲家人大声吆喝:“赶快给我下面条!”这更使王于畊阿姨不安,叶飞伯伯敷衍了一句,进家后才讲了与江青见面的经过:
叶飞等人到了钓鱼台17号楼,在客厅坐下,主人迟迟没露面。接着,又来了两位老帅遗孀,一位是贺龙元帅夫人薛明,另一位是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江青终于出来了,先跟叶飞握手,不知好歹地摆出大首长的架子,问叶飞说:“你是哪年生人呀?”叶飞回答是1914年生人,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江青故作惊讶:“噢,我们是同岁。”叶飞不搭她的话茬儿。显然,叶飞对她自“文革”以来的所作所为极为反感,不愿与她多谈什么。落了个没趣,江青赶紧把唯一的资本摆出来:“在座的人我都认识,见过,就是没见过叶飞同志。这次是主席叫我来的,说是应该团结老同志,说是老同志对我有意见。”话说到这儿,她把當年演戏的功底调动起来了,不无悲苦地说,“老同志不知道我真苦呀!我和林彪作斗争真苦呀!这个苦有谁能理解呀!林彪有党权、有军权、有政权,我是赤手空拳和他斗呀……”言外之意,她很渴望有实权。老同志们谁也不吭气,连个表情也不给她,出现了冷场。宋任穷觉得不要让江青下不来台,就说了句:“我们不清楚内情。”江华干脆没好气地说:“我们被关押的关押,劳改的劳改,不知天下大事!” 江青的这些话更让这些老革命家有理由把脸拉得更长了。叶飞一脸寒气,冲着大门坐着,不看江青,一声也不吭。自讨没趣的江青悻悻地叹了口气,也不知是可怜自己还是装着同情这些人:“唉,真是一言难尽。……吃顿便饭吧。我这人生活上是随便的,吃得也简单,就请大家吃点儿山东家乡的饺子。”说完把大家让进饭厅,服务员给每人上了一小碗猫耳朵大小的汤饺。吃罢一碗,大家都说吃饱了。哪能不饱?一肚子的气顶着呢,就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四届人大以后,江华、叶飞等部分老同志陆续开始分配工作了。1975年1月,江华到最高人民法院任院长,叶飞到交通部任部长。但是,这几位老同志一直都住在万寿路,都不肯搬家,道理很简单,“四害”仍在横行霸道,已分配的工作随时可能中止,甚至可能又落到被下放甚至再次身陷囹圄的地步,所以,家在哪里并不重要。住在万寿路招待所南面大楼里的老干部,有很多是没被“解放”,问题还没有结论的,如周扬、舒同、蒋南翔等。大家当时交往都比较谨慎,因为这里也有“四人帮”的眼线。
入住中组部招待所的这批老干部,个个都非等闲之辈。可以这样说,这些人每个人都有一部功勋史,同时也有一部在“文革”中的血泪史。这些刚刚经历一场巨大政治劫难的人,暂时在这个院落里休养生息,在等待的寂寞中,重新认识和适应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
宋任穷有过两次入住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的经历。
“文革”伊始,他就被押到辽宁盘锦的“二五”农场劳改了几年,并不时遭到揪斗,而且病得很厉害。1973年上半年,北京落实干部政策出现松动后,他在北京的三个孩子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请求为爸爸治病。经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努力,批准他来京检查身体,住进万寿路招待所。体检刚完,本想在万寿路招待所多住上几天,看看老朋友,可“四人帮”一伙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命令他从北京医院直接上火车返回辽宁,继续在农场劳动改造。1974年9月中旬,宋任穷突然接到要他一个人秘密回京的通知,还有一个专案组的人一路跟随监视。这样,宋任穷再次来到万寿路招待所,住进后面的小楼。江华、叶飞、江渭清、廖志高等老同志都来看他,大家都很亲热,而跟来的那个专案组的人也坐在旁边。宋任穷去看别的老同志,这个人也跟着。一些老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向上面反映,结果上面决定把宋任穷的老伴钟月林从辽宁调来,让那个人回去了。宋任穷安顿下来后,希望中央尽快让他出来工作。邓小平给他捎话说,他只能负责宋任穷的“解放”,让他回到北京,至于工作上的安排,他就无能为力了。
有一次,我与宋任穷伯伯聊天,他跟我讲了他挨整的经历。“文革”之初,他是东北局第一书记,本来毛泽东是要保他的,在酝酿成立辽宁省“革委会”时,曾考虑让他出任副主任,可是,他与江青之间的一件小事,为他惹来了祸端。1967年,“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召集了一次研究吉林省“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会议,东北参加会的同志进会场时,都与江青等人握手,而宋任穷那天正好感冒发烧,就没同江青握手,只是对她作了一个揖,并对她说:“对不起,江青同志,我感冒了,就不握手了。”江青一下子就变了脸,勃然大怒,站起来拍桌子说:别看你是东北局的第一书记,你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你跑到刘少奇、邓小平那里下跪去吧。她还说:今天的会议不开了,今天讨论宋任穷的“三反”问题。随即,宋任穷被打成东北地区头号“走资派”,受到残酷的迫害。
我问宋任穷:“宋伯伯,你是成心不跟江青握手吧?”他说:“我当然不想跟她握手。”他分析说,江青很可能早在“文革”初期就对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有一天观摩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毛泽东也在座,宋任穷坐在他的前排,江青坐在他的后排。宋任穷回头对毛泽东讲,这个戏最早是在东北演的,原来剧名叫《革命自有后来人》,最初剧中铁梅这个人物在火车上被敌人烧死了,东北局的同志看后提了修改意见,认为既然写革命自有后来人,铁梅最好还是活下来,后来就修改了剧本……江青一直以来都认为几个样板戏的版权都是属于她的。她听到宋任穷跟毛泽东讲这样的话,其内心活动如何,是不难想象的。
我父亲因“解放”较晚,所以他基本上算是住在万寿路招待所小楼里的最后一位“高级房客”。与我们家毗邻而居的,是宋任穷伯伯。父亲到来的第二天,宋任穷、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江华、彭冲、廖志高等老同志就都来看望了。父亲后来回忆说:“老战友相见,恍若隔世,大家都庆幸能在大劫中幸存下来,叙了一番离情别绪。谈到这些年在‘四人帮’肆虐下大家受到的迫害,谈到许多被迫害、忧愤而死的老战友,愤慨之余不胜嘘唏。”
我永远不会忘记万寿路招待所北面那一字排开的五栋小楼,这里曾经给予了我亲爱的父辈们一个舔伤的窝,一个喘息的避风港。他们是:陈丕显、宋任穷、叶飞、曾志、江华、江渭清、廖志高、欧阳钦、曾生、谢振华。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09.7.10)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