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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刘少奇的一生高风亮节，光明磊落，为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少奇诞辰110周年之际，本刊特推出3篇文章，以再现人民共和国领袖的业绩和风范。
湖南是刘少奇的故乡。刘少奇早期在湖南长沙等地求学，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4次回湖南调查研究，指导工作，研究解决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其中以1957年和1961年两次回湖南开展调查研究，给人印象尤深……
1952年1月，南方休养途径长沙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中央领导人长期以来工作过于紧张、身体普遍较差，中共中央开始安排领导人轮流外出休假。
1951年11月底，刘少奇在王光美等的陪同下去南方休假。途径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12月13日到达杭州。1月4日，刘少奇离开杭州。经南昌，刘少奇到达长沙，当时省、市无接待住所，住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家。在长沙期间，听取了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关于湖南国民经济恢复、“三反”、“五反”、“整党”等情况的汇报；接见了1925年为营救他出狱而四处奔走的表兄和同学成秉真；看望了他在宁乡玉潭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老师陈步丹和中共“一大”代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李达等一些老朋友。在李达和省公安厅厅长徐启文、长沙市委书记曹瑛的陪同下，刘少奇参观了岳麓书院、岳麓山，还专程到烈士公园祭奠先烈。
在此期间，刘少奇曾向曹瑛询问当年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旧址清水塘22号的具体地址。后来，王光美回忆：“当时少奇说，1922年夏天党中央派他到湖南工作，在清水塘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但二三十年过去了，长沙变化很大，当时没有找到清水塘。”刘少奇一行在长沙住了5天，沿京广线往回走，中间在武汉停留1天，于24日回到北京。
1957年3月，在湖南调查人民内部矛盾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春，在我国城市大约有1万余工人罢工，1万余名学生罢课，农村中也有少数农民闹退社、分社以及上访告状等。此外，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在国际社会上造成的波动，使社会上新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激化起来。国际政局和国内人民内部矛盾的不断变化引起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如何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1957年3月19日，刘少奇乘坐专列到达长沙。稍作休息，刘少奇首先找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谭余保等谈话，听取了周小舟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20日下午，听取周小舟、谭余保等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刘少奇指出：对人民群众自己办学采取禁止态度是不对的，应该放手让群众办学。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提倡勤奋读书，无论大、中、小学生，均可在星期日及假期做零工、上山采茶果，赚点钱，作为学习费用。
21日，刘少奇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领导有关商业和市场的汇报，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并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澡堂、电影院等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他还指出：“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着它的生产，指挥着人们进城。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
22日，刘少奇应长沙市教育局请求，与长沙的师生代表进行了一次座谈。各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每校7人）共100余人来到湖南省委小礼堂。刘少奇由省委书记周里等陪同进入会场，亲切地向师生们问好之后，迅速切入正题：
“你们提了很多意见，我已看过了，已经叫人给我摘录了。今天你们还有话讲没有？现在还可以拿半个到一个钟头来讲一讲。”师生们十分踊跃，就升学、就业、学生生活、工农生活等提出种种问题。有的还写“条子”递上去。等代表们发言结束，刘少奇站起来，开始即席讲话，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毕业生升学的问题，二是工人农民生活的比较。
一开始，刘少奇便说：“你们有人提出来政府要关心不能升学的毕业生，这个问题提得好，是应该关心的。今天我就是就关心毕业生问题来同大家谈的。”寥寥数语，就把领袖与群众、演讲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接着，刘少奇分析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成就和发展形势，引导大家要正确认识升学和不升学的情况，并进一步分析说，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途径。随后，刘少奇着重针对学生认为“下乡种地没出息”、“没有前途”、“下乡种地是吃亏、是傻子”等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一一进行剖析，摆事实、讲道理。刘少奇说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需要更多的“傻子”，需要更加发挥这样的“傻劲”。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我们希望青年人都能够朝着这个方向锻炼自己”。座谈会上，刘少奇还就怎样比较和看待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学生生活、侨生待遇、物价、出口贸易、香港回归祖国和学习苏联等问题，一一谈了自己的意见，旁征博引，师生们不断发出轻快的笑声。
23日，刘少奇听取随行调查组关于长沙工人宿舍问题和基本建设情况的汇报。在调查中，刘少奇感觉到，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分配是关键，他主张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它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3月24日，刘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谈了分配制度、上下级关系、基建的赶工怠工、宿舍问题、升学问题、城市建设、手工业、勤工俭学、干部作风、等级制度等11个问题，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 ”
25日，刘少奇离开长沙，抵达株洲。
下午1点多，专列停在湘江机器厂的专用线上。刘少奇下车后，在厂长郭固邦等陪同下直奔生产车间，看工人的操作，询问生产情况。一路上，刘少奇以嘉许的口气对工人们说：“中国的工人是聪明的”，“你们干的都是精密度高的细活”，“很不简单啊”。
5点左右，刘少奇到南华村工人宿舍，了解工人们的工资收入、生活负担和人均住房面积，刘少奇觉得职工们碗柜里放的、身上穿的、床上铺的都不错，只是住房比较紧张，房屋简陋，三四代同室随处可见。
晚上7点半，刘少奇在专列上听取了株洲市委书记马壮昆和湘江机器厂、硬质合金厂、株洲麻纺厂的汇报。晚上10时，刘少奇又单独留下郭固邦继续交谈，专门研究如何解决工厂住房紧张问题。刘少奇问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至今，全国已盖了6500多万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大大超过了原定指标，可为什么住房问题还是这么严重呢？”
湖南是刘少奇的故乡。刘少奇早期在湖南长沙等地求学，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4次回湖南调查研究，指导工作，研究解决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其中以1957年和1961年两次回湖南开展调查研究，给人印象尤深……
1952年1月，南方休养途径长沙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中央领导人长期以来工作过于紧张、身体普遍较差，中共中央开始安排领导人轮流外出休假。
1951年11月底，刘少奇在王光美等的陪同下去南方休假。途径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12月13日到达杭州。1月4日，刘少奇离开杭州。经南昌，刘少奇到达长沙，当时省、市无接待住所，住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家。在长沙期间，听取了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关于湖南国民经济恢复、“三反”、“五反”、“整党”等情况的汇报；接见了1925年为营救他出狱而四处奔走的表兄和同学成秉真；看望了他在宁乡玉潭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老师陈步丹和中共“一大”代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李达等一些老朋友。在李达和省公安厅厅长徐启文、长沙市委书记曹瑛的陪同下，刘少奇参观了岳麓书院、岳麓山，还专程到烈士公园祭奠先烈。
在此期间，刘少奇曾向曹瑛询问当年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旧址清水塘22号的具体地址。后来，王光美回忆：“当时少奇说，1922年夏天党中央派他到湖南工作，在清水塘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但二三十年过去了，长沙变化很大，当时没有找到清水塘。”刘少奇一行在长沙住了5天，沿京广线往回走，中间在武汉停留1天，于24日回到北京。
1957年3月，在湖南调查人民内部矛盾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春，在我国城市大约有1万余工人罢工，1万余名学生罢课，农村中也有少数农民闹退社、分社以及上访告状等。此外，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在国际社会上造成的波动，使社会上新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激化起来。国际政局和国内人民内部矛盾的不断变化引起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如何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1957年3月19日，刘少奇乘坐专列到达长沙。稍作休息，刘少奇首先找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谭余保等谈话，听取了周小舟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20日下午，听取周小舟、谭余保等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刘少奇指出：对人民群众自己办学采取禁止态度是不对的，应该放手让群众办学。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提倡勤奋读书，无论大、中、小学生，均可在星期日及假期做零工、上山采茶果，赚点钱，作为学习费用。
21日，刘少奇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领导有关商业和市场的汇报，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并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澡堂、电影院等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他还指出：“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着它的生产，指挥着人们进城。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
22日，刘少奇应长沙市教育局请求，与长沙的师生代表进行了一次座谈。各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每校7人）共100余人来到湖南省委小礼堂。刘少奇由省委书记周里等陪同进入会场，亲切地向师生们问好之后，迅速切入正题：
“你们提了很多意见，我已看过了，已经叫人给我摘录了。今天你们还有话讲没有？现在还可以拿半个到一个钟头来讲一讲。”师生们十分踊跃，就升学、就业、学生生活、工农生活等提出种种问题。有的还写“条子”递上去。等代表们发言结束，刘少奇站起来，开始即席讲话，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毕业生升学的问题，二是工人农民生活的比较。
一开始，刘少奇便说：“你们有人提出来政府要关心不能升学的毕业生，这个问题提得好，是应该关心的。今天我就是就关心毕业生问题来同大家谈的。”寥寥数语，就把领袖与群众、演讲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接着，刘少奇分析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成就和发展形势，引导大家要正确认识升学和不升学的情况，并进一步分析说，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途径。随后，刘少奇着重针对学生认为“下乡种地没出息”、“没有前途”、“下乡种地是吃亏、是傻子”等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一一进行剖析，摆事实、讲道理。刘少奇说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需要更多的“傻子”，需要更加发挥这样的“傻劲”。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我们希望青年人都能够朝着这个方向锻炼自己”。座谈会上，刘少奇还就怎样比较和看待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学生生活、侨生待遇、物价、出口贸易、香港回归祖国和学习苏联等问题，一一谈了自己的意见，旁征博引，师生们不断发出轻快的笑声。
23日，刘少奇听取随行调查组关于长沙工人宿舍问题和基本建设情况的汇报。在调查中，刘少奇感觉到，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分配是关键，他主张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它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3月24日，刘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谈了分配制度、上下级关系、基建的赶工怠工、宿舍问题、升学问题、城市建设、手工业、勤工俭学、干部作风、等级制度等11个问题，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 ”
25日，刘少奇离开长沙，抵达株洲。
下午1点多，专列停在湘江机器厂的专用线上。刘少奇下车后，在厂长郭固邦等陪同下直奔生产车间，看工人的操作，询问生产情况。一路上，刘少奇以嘉许的口气对工人们说：“中国的工人是聪明的”，“你们干的都是精密度高的细活”，“很不简单啊”。
5点左右，刘少奇到南华村工人宿舍，了解工人们的工资收入、生活负担和人均住房面积，刘少奇觉得职工们碗柜里放的、身上穿的、床上铺的都不错，只是住房比较紧张，房屋简陋，三四代同室随处可见。
晚上7点半，刘少奇在专列上听取了株洲市委书记马壮昆和湘江机器厂、硬质合金厂、株洲麻纺厂的汇报。晚上10时，刘少奇又单独留下郭固邦继续交谈，专门研究如何解决工厂住房紧张问题。刘少奇问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至今，全国已盖了6500多万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大大超过了原定指标，可为什么住房问题还是这么严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