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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文学领域的“宏大叙事”成为当代中国作家、批评家严正消解的对象。尽管从词源学上讲，“宏大叙事”在西方历史哲学和文化理论中并非单纯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伴生物，而主要是指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知识思想界所构建的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主义神话，如总体性、同一性、共识、普遍性等一切被人们反复言说而并不对其自身合法性加以论证的“大叙述”，但在当代中国文学思想界，至少是从文学学术界的使用情况看，随着西方后现代理论的输入，“宏大叙事”基本被挪用作国家、民族、人类解放、政治、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的代指。很显然，中国文学学术批评界对“宏大叙事”的误读并非我所关注的重点，我所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文学在对历史的警觉和反思当中，自动清除了“宏大叙事”对文学的影响，但是，我们的文学并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回到文学自身”，相反，批评界和读者对于文学现状的不满和担忧的声音似乎从未消失。在文学“宏大叙事”指导下搭建的虚妄空洞的神话工程坍塌之后，除了令人沮丧的一地鸡毛之外，我们别无所得。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应当如何面对“宏大叙事”？应当如何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思考。虽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作家和批评家们出于对文学工具论和虚假的意识形态的抵制而拒绝“宏大叙事”，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一面，但在我们对历史的批判和后现代思潮影响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一解构“宏大叙事”的举措，是否在其中还隐藏着一些可能引发新的文学危机的问题？
应当说，在中国，“宏大叙事”并非是所谓后现代文化思潮来袭之后才出现的文学现象，而是有其自身深远的历史和传统。一方面，主流的儒家文化的积极入世精神、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完满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构想等，成为“宏大叙事”产生的文化前提；另一方面，实践儒家思想的古代知识分子并非是萨义德所批评的专业主义者，而是中国古代社会有着特殊身份的一群——未来的官僚预备队。这很大程度地决定了这批同时又是主要文学创作群体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上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所以，具有宏大特征的家国意识、政治功利和民生关怀就成为历代中国文学的主要特征，并由此构成了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代以来，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被提上日程，但在外侮和内患交互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家）的国家民族关怀和对文学功能的无限想象不是减弱了，而是更为强化，这在近现代以来的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如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的思想言说和文学著述中均有体现。而其后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以及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新时期以来纷至沓来的“伤痕”、“反思”、“改革”、“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等各种文学思潮基本沿袭了这一传统。可以说，“宏大叙事”与中国文学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它甚至已经内化成为中国文学的精神传统，因此，任何对于“宏大叙事”的武断做法都必然牵扯到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态势。
如果静下来理性地反观我们对“宏大叙事”痛快淋漓的解构行为，将会发现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和倾向，而当下文学的疲弱之势或许正可以从中找出原由。具体表现为：1.我们的文学在拒绝“宏大叙事”的历史、时代、社会大叙事之后，表现出刻意强化“日常性”和“生活化”的倾向，从而走向“小事崇拜”。不仅理论批评界出现了诸如《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蔡翔著）这样对“日常生活”概念加以重视和重新解释的著述，创作中也涌现出了大量以“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零度写作”等命名的回归“生活流”的作品。本来，在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宏大叙事”之下发现被遮敝的“日常生活”，其意义非同寻常，这是对于以往文学重要且必要的“矫枉”工作，它将可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文学气象。然而，我们在“矫枉”的度的把握上却出现了“过正”的失误，批评和创作领域出现了一种唯“日常”是趋，一哄而上的不良势头。文学的确重新发现了日常生活对于人类个体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但是文学在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性”方面却失语了。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随着“宏大叙事”向“小叙事”的陡转，随着作家视野由宏观向微观的转变，文学再次遭遇到了情感失真（隐遁）和格局促狭的老问题。2.文学与外在社会、历史的联系被隔断，文学的技术至上主义甚嚣尘上。这其实是一个因果相陈的必然结局。当作家一味地钻进日常生活的世界，标举着“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旗帜，几乎不带任何主观情感地展现所谓的原生态的生活本相的时候，历史和社会这样更大的创作空间就在作家面前悄悄合上了自己的大门。然而，拒绝了社会和历史，也便阻绝向未来发展的可能，后来日渐委顿的创作实际公正地向我们出示了这一点。文学迫切寻求创新和突破，于是各种实验纷纷登场。“宏大叙事”已经淡出作家的视野，日常生活“小叙事”又难以为继，文学的形式和技术就成为实验的重要场域。 在“先锋”的旗号下出现了一大批令传统文学理论尴尬无措的作品，他们一方面为正趋于沉寂的文学吹进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又引起了新一轮的评论和创作的躁动。但这种唯新是务的风气也令人担忧：不知道它会把文学导向哪里，它自身又能走多远。先锋的形式实验不仅是对作家创新能力的挑战，也是对读者接受能力的挑战，但最终在这场挑战中败下阵来的是先锋文学自身，形式实验走到最后变成自我复制，除了技巧上的炫奇表演之外，思想和内容已经远离先锋的自由精神，因而不复再有往日的锋芒，文学于是再次陷于瓶颈。3.“文学是人学”，人性，是任何时候的文学都必然涉及的一个主题。先锋之后，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所谓的无主名、无共名的多元并处时代，但在人性描写方面却出现了一种很明显的倾向：即人性的政治、历史、社会性存在被取消，人的动物性，本能和自然性存在被放大和本质化。在一些打着“私人化”、“身体写作”标记的女性文学文本，以重写历史为号召的新历史主义小说，高举“欲望的舞蹈”旗幡的新状态小说，乃至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末文学重要收获的几部长篇小说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这样一种人性描写的倾向。那么，这一共同倾向到底昭示了文学对于人性的尊重和重视，还是仅仅以此作为噱头来吸引眼球，以取媚和投好市场的需求？人性的真实到底如何定义？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高度统一体还是只需执取一端？抽去自然属性的人性描写使人成为一个干扁抽象的符号，而将人的自然属性本质化，同样会导致人的异化。仔细思之，这样的情形与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不无关联，它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宏大叙事”离场之后所引发的必然的文学反应，它反映了文学（作家）在告别过往又看不到新路之际的精神迷惘，再加上市场的消极导向，很容易就会走向另一极端。对于文学自身的健康发展来说，这样的选择是无奈的，也是隐患重重的，其影响的严重性直逼当下，我们似乎至今仍盘桓于这一精神迷惘的困境当中。
对于“宏大叙事”的反思和重新理解是新世纪文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告别了堂吉诃德式的解构冲动之后我们需要冷静地看待“宏大叙事”，既不讳言它在政治意识形态宰制之下曾经引发的文学偏失，又要细察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合理性。而在西方理论界，对解构“宏大叙事”起过推波助澜作用的后现代思潮，也同样正成为反思的重点。
第一，“宏大叙事”的道德理想主义遗产。“宏大叙事”作为一种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完满设想本身就是充满理想主义的，而在中国以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本位”的文化语境下，文学的“宏大叙事”呈现出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自不待言。在“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中，传统的“道德”文章所标举的人伦范式被作为束缚个人的精神枷锁而遭到揭露和批判；新时期以来，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文学中所宣扬的道德理想主义再次发出质疑和批判的声音，然而当前文学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又恰恰在于人伦和道德失范，精神的委顿和低迷，犬儒主义和低级趣味盛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们是否在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同里面的婴儿一起倒掉了呢？道德绝不能成为自由个性的敌人，但人类同时又不能失却道德理想主义的鼓舞，因为正是道德理想主义为我们规划了未来的美好图景，为人类任何肆意妄为的行为设定了某种有效规范，激励着人类永存向上、向前的信心和勇气。现在回头来看社会主义“红色经典”文学中所塑造的那些道德英雄，并非完全如有些文学批评所描述的那样“假大空”，而是至今读来仍充斥着一种真实感人的精神力量。我们不能怀疑英雄们政治信仰的真诚，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对那种看似乌托邦的政治信仰的圣徒般崇敬和实践，他们为了国家、社会、全人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热情和道德激情的根源和动力正在于他们对未来人类前景的完美构想。在道德的废墟上，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文学。在当今告别理想且个人利己主义泛滥的时代，“宏大叙事”中所包含的道德理想主义遗产无疑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以及文学所稀缺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第二，“宏大叙事”对当下作家的国家意识，现实关怀，历史眼光与审美取向的影响。按照历史学家的解释，“宏大叙事”产生的动机源于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所抱有的某种希望或恐惧，总要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总要与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联系在一起，它往往是一种政治理想的构架。由此来看，作家一旦选择“宏大叙事”，其国家意识，现实关怀，乃至历史的眼光就总会在作品中得到呈现，这些既是作家叙事的动机，又是作品的直接现实。与此相应，作家的审美取向和审美理想也必然寻求对个人性的当前生存境遇的心灵超越，这便很容易接近崇高的美感特征。而我们在当下许多作家的创作中经常看到的是对于小事的细细品味和把玩，对于感性享乐体验的迷醉式描摹和病态书写，除了关注个体的现实，国家、历史这些大词远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在美学定位上，告别崇高的口号则被响亮地提出并不加分辨地接受，于是，平庸被当作平凡推崇，低俗被视为本真而得到褒奖。那些磅礴大气，具有史诗品格，读来令人荡气回肠，触发思想升华，给人无穷的审美愉悦的作品越来越稀有，作为对历史上特定时期文学所宣扬的“伪崇高”审美理想的深恶痛绝和彻底反击，我们的作家把真正的崇高美感也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这使得我们的文学视野始终停留在匍匐在地的高度，难以获得升腾超越之美。
第三，“宏大叙事”并非文学放大镜，将人类生活做夸大反映，以制造某种宏伟的叙事效应、达到宏大的叙事效果，而是内在地就包含着人类的某种正当生活，无论我们曾对“宏大叙事”有过怎样的成见，均无法否认“宏大叙事”所提供的特殊真实。首先，人类生活既具有个体性、差异性和多元性同时又具有社群性、普遍性和统一性的特征，因而文学关注的对象就不能缺少那种与人类整体发展息息相关的宏大题材，就不能忽略人类群体的生存构想以及使这种构想权威化、本质化的意识冲动。“宏大叙事”正是通过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的描写，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民族国家应有的理想构图，一幕幕精彩多样的人生形式。其次，“宏大叙事”与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亲密关系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真实反映。人的社会属性中必然包含政治的内容，无论怎样规避，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政治中。文学“宏大叙事”通过表现这一部分内容来启迪人类找到一种合理的群体生存的秩序，一种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这并未溢出文学的职责和范围。至于以政治强力的方式迫压文学通过“宏大叙事”来灌输某一意识形态，以强化其政治功能的做法，并非“宏大叙事”题中应有之义。此时以强凌弱的是政治而并非文学，“宏大叙事”在此仅仅是一种手段，文学表达的自由因此而受到重创。这样的文学不可能在文学史上获得永远的席位，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文革”十年主流文学带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第四，重新理解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国文学从起始阶段就与史学彼此缠绕，互相渗透，由此奠定了后世文学追求史诗气魄和宏大叙事的传统，代表中国古代文学辉煌成就的经典作品无不居于这一传统谱系之列。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一传统所负载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学的自由发展。比如“文以载道”作为传统文学的核心理念，实际上是以出让文学的独立性来实现所谓的道统，而在政道一统的时代，文学的工具作用更是显而易见。进入现代以来，“五四”启蒙运动对古代文化（学）传统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并确立了“人”的文学的新传统。然而，与旧传统的断裂并未如一些批评者所下的武断结论那样轻易发生，社会转型之际知识分子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家国意识，紧迫的现实使命感，以及对文学作用的特别期待，既继承了文学的史诗视野，又延续了“宏大叙事”的传统，而以文学救国的工具论思想也分外鲜明。在如何对待新旧相承的两个文学传统的问题上，鲁迅用自身的文学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作为一个处于新旧交替时代，同时深受两种文学传统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鲁迅虽然也曾决绝地表示了对于传统文学的无情抨击，甚至号召青年不读古书，但是鲁迅并未因此就一头钻进建立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的文学的新传统，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家置诸脑后。相反，在他的“立人”思想主张和文学观的背后始终树立着“立国”的宏愿。但这所立之“国”不是传统士人眼中的专制政体，也不是任何现代政治中的政党国家，而是“人国”。与其他的启蒙先辈不同，鲁迅不再将“立人”作为“立国”的手段和途径，而是将“立人”本身作为目的。也就是说在鲁迅这里新旧两种文学传统被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在鲁迅的创作中，也显示了这种有机的融合，他的作品几乎不涉及宏大题材，他描写的都是小人物的小事件，但是却往往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换。他所塑造的不幸而痛苦的小人物性格无不是我们民族和历史的寓言，里面包含着他最深切的现实关怀和最沉痛的历史情感。这是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也为今天我们重新理解传统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当然，反思和重新审视“宏大叙事”的价值内涵，其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警惕当前“重建中国的宏大叙事”的口号被提出的时候，我们的文学不经意再次陷入可怕的历史循环，重蹈工具论和颂歌时代的覆辙。因此，“宏大叙事”必须被置于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加以讨论，既要考察它的历史渊源和传统，又要分析它被错置和误解时给文学带来的巨大损失，同时还要努力发掘它在当下文学建设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与此相联系，在“宏大叙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还原人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在任何意识形态的神话建构中，活跃的始终应该是人，这是文学保有生命力的根本；必须意识到“宏大”、“意识形态”并非只是冷冰冰的政治符号的表达专利，它还有人的理想、情感体验等寓于其中。只有尊重个体自由和发展的人类社会构想才是理性和完美的，才会赢得最广大人群的自觉认同；只有真实鲜活的人性书写才能激活宏伟的历史和现实画面，才能展示时空大背景下饱满的文学审美张力。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
应当说，在中国，“宏大叙事”并非是所谓后现代文化思潮来袭之后才出现的文学现象，而是有其自身深远的历史和传统。一方面，主流的儒家文化的积极入世精神、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完满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构想等，成为“宏大叙事”产生的文化前提；另一方面，实践儒家思想的古代知识分子并非是萨义德所批评的专业主义者，而是中国古代社会有着特殊身份的一群——未来的官僚预备队。这很大程度地决定了这批同时又是主要文学创作群体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上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所以，具有宏大特征的家国意识、政治功利和民生关怀就成为历代中国文学的主要特征，并由此构成了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代以来，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被提上日程，但在外侮和内患交互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家）的国家民族关怀和对文学功能的无限想象不是减弱了，而是更为强化，这在近现代以来的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如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的思想言说和文学著述中均有体现。而其后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以及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新时期以来纷至沓来的“伤痕”、“反思”、“改革”、“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等各种文学思潮基本沿袭了这一传统。可以说，“宏大叙事”与中国文学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它甚至已经内化成为中国文学的精神传统，因此，任何对于“宏大叙事”的武断做法都必然牵扯到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态势。
如果静下来理性地反观我们对“宏大叙事”痛快淋漓的解构行为，将会发现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和倾向，而当下文学的疲弱之势或许正可以从中找出原由。具体表现为：1.我们的文学在拒绝“宏大叙事”的历史、时代、社会大叙事之后，表现出刻意强化“日常性”和“生活化”的倾向，从而走向“小事崇拜”。不仅理论批评界出现了诸如《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蔡翔著）这样对“日常生活”概念加以重视和重新解释的著述，创作中也涌现出了大量以“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零度写作”等命名的回归“生活流”的作品。本来，在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宏大叙事”之下发现被遮敝的“日常生活”，其意义非同寻常，这是对于以往文学重要且必要的“矫枉”工作，它将可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文学气象。然而，我们在“矫枉”的度的把握上却出现了“过正”的失误，批评和创作领域出现了一种唯“日常”是趋，一哄而上的不良势头。文学的确重新发现了日常生活对于人类个体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但是文学在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性”方面却失语了。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随着“宏大叙事”向“小叙事”的陡转，随着作家视野由宏观向微观的转变，文学再次遭遇到了情感失真（隐遁）和格局促狭的老问题。2.文学与外在社会、历史的联系被隔断，文学的技术至上主义甚嚣尘上。这其实是一个因果相陈的必然结局。当作家一味地钻进日常生活的世界，标举着“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旗帜，几乎不带任何主观情感地展现所谓的原生态的生活本相的时候，历史和社会这样更大的创作空间就在作家面前悄悄合上了自己的大门。然而，拒绝了社会和历史，也便阻绝向未来发展的可能，后来日渐委顿的创作实际公正地向我们出示了这一点。文学迫切寻求创新和突破，于是各种实验纷纷登场。“宏大叙事”已经淡出作家的视野，日常生活“小叙事”又难以为继，文学的形式和技术就成为实验的重要场域。 在“先锋”的旗号下出现了一大批令传统文学理论尴尬无措的作品，他们一方面为正趋于沉寂的文学吹进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又引起了新一轮的评论和创作的躁动。但这种唯新是务的风气也令人担忧：不知道它会把文学导向哪里，它自身又能走多远。先锋的形式实验不仅是对作家创新能力的挑战，也是对读者接受能力的挑战，但最终在这场挑战中败下阵来的是先锋文学自身，形式实验走到最后变成自我复制，除了技巧上的炫奇表演之外，思想和内容已经远离先锋的自由精神，因而不复再有往日的锋芒，文学于是再次陷于瓶颈。3.“文学是人学”，人性，是任何时候的文学都必然涉及的一个主题。先锋之后，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所谓的无主名、无共名的多元并处时代，但在人性描写方面却出现了一种很明显的倾向：即人性的政治、历史、社会性存在被取消，人的动物性，本能和自然性存在被放大和本质化。在一些打着“私人化”、“身体写作”标记的女性文学文本，以重写历史为号召的新历史主义小说，高举“欲望的舞蹈”旗幡的新状态小说，乃至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末文学重要收获的几部长篇小说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这样一种人性描写的倾向。那么，这一共同倾向到底昭示了文学对于人性的尊重和重视，还是仅仅以此作为噱头来吸引眼球，以取媚和投好市场的需求？人性的真实到底如何定义？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高度统一体还是只需执取一端？抽去自然属性的人性描写使人成为一个干扁抽象的符号，而将人的自然属性本质化，同样会导致人的异化。仔细思之，这样的情形与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不无关联，它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宏大叙事”离场之后所引发的必然的文学反应，它反映了文学（作家）在告别过往又看不到新路之际的精神迷惘，再加上市场的消极导向，很容易就会走向另一极端。对于文学自身的健康发展来说，这样的选择是无奈的，也是隐患重重的，其影响的严重性直逼当下，我们似乎至今仍盘桓于这一精神迷惘的困境当中。
对于“宏大叙事”的反思和重新理解是新世纪文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告别了堂吉诃德式的解构冲动之后我们需要冷静地看待“宏大叙事”，既不讳言它在政治意识形态宰制之下曾经引发的文学偏失，又要细察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合理性。而在西方理论界，对解构“宏大叙事”起过推波助澜作用的后现代思潮，也同样正成为反思的重点。
第一，“宏大叙事”的道德理想主义遗产。“宏大叙事”作为一种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完满设想本身就是充满理想主义的，而在中国以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本位”的文化语境下，文学的“宏大叙事”呈现出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自不待言。在“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中，传统的“道德”文章所标举的人伦范式被作为束缚个人的精神枷锁而遭到揭露和批判；新时期以来，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文学中所宣扬的道德理想主义再次发出质疑和批判的声音，然而当前文学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又恰恰在于人伦和道德失范，精神的委顿和低迷，犬儒主义和低级趣味盛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们是否在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同里面的婴儿一起倒掉了呢？道德绝不能成为自由个性的敌人，但人类同时又不能失却道德理想主义的鼓舞，因为正是道德理想主义为我们规划了未来的美好图景，为人类任何肆意妄为的行为设定了某种有效规范，激励着人类永存向上、向前的信心和勇气。现在回头来看社会主义“红色经典”文学中所塑造的那些道德英雄，并非完全如有些文学批评所描述的那样“假大空”，而是至今读来仍充斥着一种真实感人的精神力量。我们不能怀疑英雄们政治信仰的真诚，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对那种看似乌托邦的政治信仰的圣徒般崇敬和实践，他们为了国家、社会、全人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热情和道德激情的根源和动力正在于他们对未来人类前景的完美构想。在道德的废墟上，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文学。在当今告别理想且个人利己主义泛滥的时代，“宏大叙事”中所包含的道德理想主义遗产无疑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以及文学所稀缺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第二，“宏大叙事”对当下作家的国家意识，现实关怀，历史眼光与审美取向的影响。按照历史学家的解释，“宏大叙事”产生的动机源于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所抱有的某种希望或恐惧，总要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总要与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联系在一起，它往往是一种政治理想的构架。由此来看，作家一旦选择“宏大叙事”，其国家意识，现实关怀，乃至历史的眼光就总会在作品中得到呈现，这些既是作家叙事的动机，又是作品的直接现实。与此相应，作家的审美取向和审美理想也必然寻求对个人性的当前生存境遇的心灵超越，这便很容易接近崇高的美感特征。而我们在当下许多作家的创作中经常看到的是对于小事的细细品味和把玩，对于感性享乐体验的迷醉式描摹和病态书写，除了关注个体的现实，国家、历史这些大词远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在美学定位上，告别崇高的口号则被响亮地提出并不加分辨地接受，于是，平庸被当作平凡推崇，低俗被视为本真而得到褒奖。那些磅礴大气，具有史诗品格，读来令人荡气回肠，触发思想升华，给人无穷的审美愉悦的作品越来越稀有，作为对历史上特定时期文学所宣扬的“伪崇高”审美理想的深恶痛绝和彻底反击，我们的作家把真正的崇高美感也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这使得我们的文学视野始终停留在匍匐在地的高度，难以获得升腾超越之美。
第三，“宏大叙事”并非文学放大镜，将人类生活做夸大反映，以制造某种宏伟的叙事效应、达到宏大的叙事效果，而是内在地就包含着人类的某种正当生活，无论我们曾对“宏大叙事”有过怎样的成见，均无法否认“宏大叙事”所提供的特殊真实。首先，人类生活既具有个体性、差异性和多元性同时又具有社群性、普遍性和统一性的特征，因而文学关注的对象就不能缺少那种与人类整体发展息息相关的宏大题材，就不能忽略人类群体的生存构想以及使这种构想权威化、本质化的意识冲动。“宏大叙事”正是通过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的描写，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民族国家应有的理想构图，一幕幕精彩多样的人生形式。其次，“宏大叙事”与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亲密关系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真实反映。人的社会属性中必然包含政治的内容，无论怎样规避，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政治中。文学“宏大叙事”通过表现这一部分内容来启迪人类找到一种合理的群体生存的秩序，一种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这并未溢出文学的职责和范围。至于以政治强力的方式迫压文学通过“宏大叙事”来灌输某一意识形态，以强化其政治功能的做法，并非“宏大叙事”题中应有之义。此时以强凌弱的是政治而并非文学，“宏大叙事”在此仅仅是一种手段，文学表达的自由因此而受到重创。这样的文学不可能在文学史上获得永远的席位，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文革”十年主流文学带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第四，重新理解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国文学从起始阶段就与史学彼此缠绕，互相渗透，由此奠定了后世文学追求史诗气魄和宏大叙事的传统，代表中国古代文学辉煌成就的经典作品无不居于这一传统谱系之列。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一传统所负载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学的自由发展。比如“文以载道”作为传统文学的核心理念，实际上是以出让文学的独立性来实现所谓的道统，而在政道一统的时代，文学的工具作用更是显而易见。进入现代以来，“五四”启蒙运动对古代文化（学）传统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并确立了“人”的文学的新传统。然而，与旧传统的断裂并未如一些批评者所下的武断结论那样轻易发生，社会转型之际知识分子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家国意识，紧迫的现实使命感，以及对文学作用的特别期待，既继承了文学的史诗视野，又延续了“宏大叙事”的传统，而以文学救国的工具论思想也分外鲜明。在如何对待新旧相承的两个文学传统的问题上，鲁迅用自身的文学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作为一个处于新旧交替时代，同时深受两种文学传统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鲁迅虽然也曾决绝地表示了对于传统文学的无情抨击，甚至号召青年不读古书，但是鲁迅并未因此就一头钻进建立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的文学的新传统，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家置诸脑后。相反，在他的“立人”思想主张和文学观的背后始终树立着“立国”的宏愿。但这所立之“国”不是传统士人眼中的专制政体，也不是任何现代政治中的政党国家，而是“人国”。与其他的启蒙先辈不同，鲁迅不再将“立人”作为“立国”的手段和途径，而是将“立人”本身作为目的。也就是说在鲁迅这里新旧两种文学传统被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在鲁迅的创作中，也显示了这种有机的融合，他的作品几乎不涉及宏大题材，他描写的都是小人物的小事件，但是却往往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换。他所塑造的不幸而痛苦的小人物性格无不是我们民族和历史的寓言，里面包含着他最深切的现实关怀和最沉痛的历史情感。这是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也为今天我们重新理解传统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当然，反思和重新审视“宏大叙事”的价值内涵，其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警惕当前“重建中国的宏大叙事”的口号被提出的时候，我们的文学不经意再次陷入可怕的历史循环，重蹈工具论和颂歌时代的覆辙。因此，“宏大叙事”必须被置于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加以讨论，既要考察它的历史渊源和传统，又要分析它被错置和误解时给文学带来的巨大损失，同时还要努力发掘它在当下文学建设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与此相联系，在“宏大叙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还原人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在任何意识形态的神话建构中，活跃的始终应该是人，这是文学保有生命力的根本；必须意识到“宏大”、“意识形态”并非只是冷冰冰的政治符号的表达专利，它还有人的理想、情感体验等寓于其中。只有尊重个体自由和发展的人类社会构想才是理性和完美的，才会赢得最广大人群的自觉认同；只有真实鲜活的人性书写才能激活宏伟的历史和现实画面，才能展示时空大背景下饱满的文学审美张力。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