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义务教育体系虽然有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给它打60分以上，可以对它改进，而不是用民间私塾来替代，因为，谁也不能证明私塾比小学好。
　　
　　“我本来想在上海过一种隐居生活，结果还是没有隐居成”，吕丽委的普通话标准轻柔，总是慢条斯理。
　　上海阴冷的天气，这个肤色偏深的闽南女子，舒服地坐在她家的沙发上，头发随意挽成一个简便的髻。她不施粉黛的脸有几分憔悴，而镜片后的眼睛，偶尔会闪现一些敏锐的神情。
　　吕丽委的“孟母堂”，坐落于上海市西南郊的锦轩新墅，这片相对僻静的别墅群内芳草萋萋、溪流轻缓，周遭可闻犬吠，守卫森严。由锦轩新墅业委会打出的“落实业主大会决议，坚决制止‘孟母堂’进入本小区”的横幅，鲜红色，高挂，当然惹眼。
　　媒体报道中的“全国首家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在其运作的3年多来，争议与风波从未止息，蜕变为喧嚣一时的公共话题。就在这个暮冬，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措辞强硬地要求孟母堂负责人吕丽委与她的丈夫周应之，“立即停止非法办学行为”。
　　
　　吕丽委其人
　　
　　吕丽委的“孟母堂”坐落的156号别墅，面积约为300平方米。主人吕丽委在别墅内按下电子遥控器，那道铁将军便缓缓移开。
　　一楼大厅的墙壁上，依然陈列着大幅孔子画像与董其昌等人的画作，书柜中，《论语》、《资治通鉴》、《二十五史》、《老子》、《辞源》等国学经典，一溜儿排开；别墅四周有约300平方米的草坪，在孟母堂就读的孩子们往常在此嬉戏。
　　相较之前的朗朗书声与阵阵乐声，如今的孟母堂，显得寂静冷清，原先在这幢别墅二、三楼居住与学习的孩子们，已经带着他们的行李“分流”了，徒留几张木板床，空空如也。
　　缺失人气，大厅更显空旷。“出现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家长的‘在家教育权’没有得到尊重”，吕丽委始终镇定，她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表述方式，对答如流。
　　对于个人经历，她并不愿意过多提及，“2006年时，我觉得跟媒体谈我的个人经历很重要；但现在，我不这样觉得了”，如今，吕丽委的言谈紧紧围绕“在家教育权”、“家长教育选择权”、“机械唯物论”等名词，带着一种细致的审慎。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她也提及了她的一些过往：1970年生人；1989年，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后，“双向选择”到了厦门市一所重点小学教授英语，一教就是15年；在该重点小学任教期间，她曾被送到英国参与教学相关培训，为期不到半年。
　　吕丽委常提及她的奶奶，那位早年游历美国、在菲律宾定居多年的厦门女子寿终96岁，奶奶教会了吕丽委许多朴素的人生哲学，也让幼小的她熟诵经典，在幼年，吕丽委就背下了《三字经》、《百家姓》等，为此，老师经常让成绩优异的她向全班同学“介绍学习经验”，这让幼年的吕丽委总感到错愕，“我常常想，什么是学习经验？”
　　她自言酷爱阅读，“我爱看哲学书籍，比如荣格、黑格尔的书，我读的都是英文原著；霍金的《时间简史》我也很喜欢；南怀瑾先生是我接触到的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位老师……”
　　1994年，台南师范大学教授王财贵倡导的儿童读经教育在台湾兴起。1996年，吕丽委听了被誉为台湾“读经运动先驱”的王财贵教授所做的一场有关儿童读经的讲座，她感觉受益匪浅。她说，她对王财贵教授，“不是盲目崇拜”。
　　那时，吕丽委在那所重点小学担任班主任，工作努力的她与她班级的孩子們朝夕相处，“我发现，我们的教育只能顾及成绩中等的孩子，处在两头的，特别优秀的孩子和成绩特别不好的孩子，都被忽略了”，结合自己在教学中遇到的情况，吕丽委开始反思应试教育中出现的种种弊病。
　　
　　1996年左右，吕丽委的侄儿出生了，吕丽委开始坚持给侄儿朗读唐诗、宋词，她还将名人字画挂在侄儿视线所及的范围内。侄儿给吕丽委带来了接连惊喜，“到了侄儿10个月的时候，他坐在澡盆里，小脚划着水，自己会说‘红掌拨清波’；后来，他看见外面下雨，又会说‘天街小雨润如酥’……我很惊讶，我只是读给他听，他就记住了。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触景生情”，但那时吕丽委就觉得，“我们的教育低估了孩子的能力”。
　　让吕丽委更感诧异的还在后头。有一次，她将两岁的侄儿带到她的老师家里去拜年，闽南人有泡功夫茶的习俗，侄儿爱捣腾茶具，吕丽委怕侄儿把老师的茶具摔坏了，就让他到一边玩儿去，没想到两岁的孩子在一旁自言自语地叹气：“唉，独在异乡为异客！”一言既出，在座的大人们都深感意外。
　　在吕丽委看来，自己的读经教育终于对侄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她对她执教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开展诵读经典教育实验。
　　“1999年，王财贵教授告诉我，‘你是英文老师，能否想想用读经的方式让孩子们学习英文？’我才想到，原来读经还可以是一种学习方法”，吕丽委开始去“寻找历史材料”，翻看《辜鸿铭传》时，她发现辜鸿铭精通九国语言，一个很好的基础在于，辜鸿铭在幼时就背诵了《浮士德》、莎士比亚文学等经典著作。
　　1999年暑假，吕丽委的一个朋友将自己6岁的女儿林依奴送到吕家，让吕丽委帮忙带，吕丽委很高兴地应承下来。吕丽委介绍，当时她对林依奴的这种课外教育完全不收费，她给林依奴朗读了马丁·路德·金博士的《I have a dream》，她念一句，孩子跟读一句，“第一段我就读了两个月，她却一个单词都记不住”。后来，吕丽委将自己读的英文全文用录音机录下来，天天放给林依奴听，“有了一个语境吧，然后我再恢复到我读一句、她跟一句的状态，孩子就学得很快了”，她由此意识到，“听很重要，把英文像广告一样放，孩子很快就记住了”，这也让吕丽委坚定了用读经的方式让孩子学习英文这种教育方法。小女孩林依奴成为吕丽委日后的“示范案例”之一。
　　1999年5月，吕丽委的丈夫周应之，一个深谙资本运作的浙江温州商人，投资成立了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在厦门与上海设立办事处。据该中心网站介绍，“其前身为中华文化研习中心……是大陆最早的读经推广机构”；其重要职能包括，“中、英文读经教育理论及课程研究……提供教学的有关咨询，并协助各地开展读经的活动”。
　　
　　2000年7月至8月，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组织王财贵教授做南至福建、东起上海的全国巡回演讲，吕丽委带着7岁的林依奴做了现场中英文经典诵读表演，反响不错。后来，“林依奴读初二时参加了雅思考试，考了7分，就是作文不太理想，因为她太小了，阅历还不够”。
　　2002年，吕丽委的女儿周子齐出生。“我多年当老师的工作让我得以见到了很多孩子，很孩子进了小学之后，视野就变得非常狭隘，考分成为评价一个孩子的唯一标准。我担心自己的孩子进了学校念书，也会变成这样”。休完产假后，吕丽委又去上了一年班，她隐约感到自己跟女儿“也会如此”走入既定教育轨迹，她酝酿着改变现状。
　　
　　解剖孟母堂
　　
　　2004年，吕丽委辞去教职，举家从厦门搬迁至上海。她将所有精力放在家中教授女儿与侄儿读经，女儿周子齐没有像一般的孩子那样进入幼儿园，而是在母亲吕丽委的指导下背诵经典。
　　“现在，子齐已经可以用英语背诵出莎士比亚文学了”，吕丽委自信满满。但当天记者并未见到周子齐，“子齐去爷爷家了”，吕丽委后来说。
　　慢慢地，朋友们要吕丽委帮忙带自己的孩子，“通过朋友们的口口相传”，孩子从最初的3个增加到了十几个。2005年6月，王财贵教授来上海参加“2005年上海读经教育交流会”，会后有不少家长要求在上海开办全日制的读经班。
　　
　　2005年9月19日，孟母堂正式“开学”，在这里就读的，“都是亲戚、朋友们的孩子”，吕丽委向记者介绍，其中有一些小孩是外籍。
　　她倾向于将孟母堂定位为“私塾”。3年多来，吕丽委跟着孟母堂的孩子们规律作息，她自认终于结束了小学老师那种紧张的高压状态，回归到那种让她感到幸福的生活。
　　这家全日制私塾名动一时，就在这个宽敞的大厅内，吕丽委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数家媒体的记者，“来者是客”。镜头前，孟母堂的孩子们被要求摆出行弟子礼、诵读经书等不同的pose，场面一度热闹。
　　记者了解到，孟母堂的孩子们一天安排大概是：早晨6点起床，整理内务，做晨间活动；7点吃早餐；上午8点到11点半，孩子们在上课前集体念一遍《弟子规》，然后将前一天学的《易经》等经书自己诵读20遍；下午1点半至5点，是英文读经时间，朗读《仲夏夜之梦》等英文著作，老师根据每个同学的水平和能力提出不同要求，每人有一台CD机，每人根据自己的进度进行听音、跟读；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下午的学习节奏与上午基本相似；晚上有写日记、书法或阅读等安排，到9点，孩子们熄灯就寝。
　　在老师们的陪同下，孩子们“读经典、尊孔孟、颂莎翁、演数理”。相较于一般课程的45分钟，“孟母堂”每堂课长达近两个小时，中间并没有安排休息时间。
　　事实上，在孟母堂，五分之四的时间都用作孩子们的自学时间。孩子们背诵《易经》、《弟子规》、《论语》、《孟子》等国学经典，背诵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柏拉图苏氏自辩》、《莎翁十四行诗》、《亚里士多德》等英文经典，读诵《雁塔圣教序记》、《多宝塔碑》、《玄秘塔碑》等书法经典；数理教育则外聘老师教授，还有外聘教练教授学生瑜伽和游泳；课后不定期则组织学生收看《三国演义》、《大长今》等“对孩子成长有益”的电视剧。这些许多成年人都未必精通的项目，很诱人。
　　在这里，休息时间中，要么播放门德尔松的音乐，要么播放梅兰芳跟尚小云的选段。按照吕丽委的想法，要求孩子们生活在一个“耳濡目染”的环境中。吕丽委和孟母堂的老师们也开始写“孟母堂教学日记”，记录每个孩子每天琐细的学习、生活状况。
　　在孟母堂的“教学规划”中，“不求甚解，只求熟读背诵”成为其明文规定的“教学原则”之一。“经书有些地方是相互解释的；孩子也有属于他自己的理解，孩子会自悟”，吕丽委略带骄傲地介绍，在孟母堂，“10岁的孩子就能读古文版《资治通鉴》”。
　　这所私塾究竟怎样确定系统培养一个孩子所需的时间？“孩子要在这里呆多久，是由家长决定的。也有呆了两三年的孩子，算是最久的”，吕丽委以自己的女儿为例，“让孩子有充足的睡眠，身体、心理健康”——这是吕丽委对女儿的最大期望，在她看来，女儿在13岁之前的教育，完全可以在孟母堂完成。
　　外界的一个很大质疑是，孟母堂的教学对于自然科学的忽视，诸如，孟母堂对数学的教学，从高中的数列开始，对小学适龄儿童们讲授加减法到微分几何，乃至拓扑学；物理教学中，给孩子们讲授纳米技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吕丽委称，孩子们会思索，有一个“寻找的过程”，她谈及自己儿时常常琢磨奶奶讲的“话头”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种思考的过程。
　　对于数理化学习，孟母堂的规定是，“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化课程，礼聘经验丰富的老师授课，7周岁起开设数理课，大约六年，可以完成小學、初、高中课程”。可见，孟母堂也在尝试与现行的学校做对应的学制接轨。
　　更多的批评在于，孟母堂推行的这种“非主流教育”将可能阻碍孩子融入“主流教育体系”。“人生是可以分段的，有人一辈子在为考试做准备，不见得能做得很好。我可不可以在孩子5岁到10岁的阶段，不管应试教育呢？”吕丽委这样反驳。
　　除在孟母堂兼任教师之外，吕丽委的公开身份还包括英国莎士比亚学会会员、国际莎士比亚学会会员及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教师。
　　记者询问，吕丽委的孟母堂与她的丈夫周应之创办的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孟母堂是否也是一个营利机构？吕丽委举出新东方当家人俞敏洪和疯狂英语掌门人李扬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新东方、疯狂英语是营利机构，但大家不会去怀疑它们的营利目的，都认为可以接受，我也蛮佩服李扬、俞敏洪。为什么它们没有在商业模式上受到那么多的指责、非议？为什么只要一做传统文化，就有这样、那样的怀疑？这是一个民族文化自我矮化的心理。如果有人能够用现代的经营理念来推广传统文化，我佩服他，非常好啊！”
　　实际上，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的一部分职能是，印发王财贵教授的读经教育理念VCD、手册等，并组织安排王财贵教授等读经教育专家在中国大陆的演讲。一位孟母堂的孩子家长给记者提供的《读经教育手册》，就是由绍南文化编订的。
　　
　　“做首领而并非白领”
　　
　　2007年10月，7岁的小男孩多吉被父亲送到孟母堂，此前，多吉已经在上海一所社区小学完成了他小学一年级的学业，对于作业，多吉是“不爱做就不做”，但学校的老师都说，多吉“聪明”。
　　
　　多吉的父亲华先生，是一位架着眼镜、金色领带搭配黑色西服，看来面容和善的房地产商，80年代毕业于浙江工程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填鸭蛋式的教育，让孩子感觉很痛苦”，这位执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父亲感同身受，在他看来，从近代开始，中国陆续接受西方文化，近年的教育实践，最后出现了钱穆先生批评的“小猫叫，小狗跳，猫叫狗跳好热闹”这种限制孩子个性发展的教育。
　　华先生不愿儿子多吉重蹈覆辙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工业化螺丝钉”，于是不辞辛劳地为儿子的教育问题奔波，并细致考察各种教育模式。国学大师南怀瑾的讲座，华先生专程跑去听过两次，一次听了半天，一次是一天，深有感悟的他，让多吉在家中熟背《弟子规》、《滕王阁序》等，“但是，我们家长的时间、经历都不够，教育也不成系统”。华先生也曾萌生过将小多吉送到南怀瑾创办于江苏吴江的太湖大学堂里去，但被告知，“孩子还太小了”。
　　2007年，在王财贵教授的一次关于读经教育的讲座中，华先生结识了吕丽委。当多吉离开他的那所小学的时候，小学校长为多吉保留了学籍，校长跟华先生说，“尝试一下，也可以”。做这个决定时，华先生没有丝毫犹豫，“孟母堂的家长都是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也想对孩子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我们都在找寻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知道现行教育体制有缺陷，都不愿意孩子成为牺牲品”。
　　跟华先生相似，在儿子出生的第二天，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博士顾瑞荣就给儿子朗读《老子》等国学经典，这位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学习的革命》的中文译者，果断地将他年仅7个月大的儿子送到朋友吕丽委开办的孟母堂，45岁的顾瑞荣坚定不移地认为，“这是民间对于智慧教育的一种回归”。
　　而当小多吉进入陌生的孟母堂学习时，那儿已经有了大约30多个孩子，孟母堂在社会上“也有一些影响力了”。接下来的一年半中，多吉开始了在孟母堂全日制的读书和住宿生活：每到星期五下午，父亲华先生就到松江接多吉回家，星期天下午再把多吉送回孟母堂。
　　多吉是个开朗的小男孩，他总爱跟父母亲讲他和孟母堂几个小伙伴的趣事。目前的多吉能背诵出《大学》、《论语》、《孟子》等，“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华先生对此深信不疑。多吉还有一些特殊的爱好，他喜欢动手拆卸、组装一些机械玩意儿；有时多吉会抽出一本高三的物理教材，翻上一两个小时，这让他的父亲很惊叹，华先生联想到自己小时候如饥似渴地阅读李自成传记的场景，“孩子像读课外书一样读物理书，看不看得懂我不知道，但起码他不会有心理负担”。
　　“快乐教育”、“成才”，是华先生的言谈中出现频率颇高的字眼，他期望儿子能拥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教育。跟每位殷切的家长一样，华先生也会不定期地到松江孟母堂做“突击检查”，在他看来，而今的多吉，虽然“玩心重，在家里娇一点”，但“懂礼貌、讲规矩，更聪明了；还有，他吃饭没有声音，如果先吃完了，他总会跟老师和同学们90度地鞠躬说，‘请慢用’”。宠爱多吉的外婆最初不支持将多吉的父母为他选择的这条“非常规”道路，但渐渐，也能接受了。
　　华先生每年支付给孟母堂的费用大约为3万元，交给“吕丽委老师或她的委托人”，这包括多吉的生活费、住宿费、学费与课本费；此外，譬如多吉要选修日本的青木老师开讲的小提琴课，还需要另外缴费。从这个意义上，华先生也坦承，孟母堂属于中国传统经典教育中的“贵族学校”。
　　“孩子们的费用不一样，比如，有些来自西安、广东等地的外地孩子，他们不可能每个周末都回去，收费自然就高一些”，华先生解释，诸如，倘若某位孩子的母亲愿意担任孟母堂全日制辅导员，那么，她孩子的费用就不收了。
　　至于多吉在孟母堂的安全问题，华先生认为这不用担心，因为他早就已经给多吉买好了社会保险。
　　在华先生看来，孟母堂是一种“AA制的教育”，吕丽委即便有一些收入，“也是应该的”，因为：首先，租借别墅、聘请老师都需要成本；其次，“家长都是自愿把孩子送去孟母堂的”；再者，“吕老师是全职在负责孟母堂的运转”，也有苦劳……故而对这方面，“可以理解”。
　　华先生介绍，孟母堂的孩子家长中，80％以上的人都是大学毕业生，50％以上的目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或商人、公务员等。在这位父亲眼中，多吉也许永远不会循规蹈矩地进入所谓主流的重点小学与中学，通过高考进入一所大学，也并非是多吉今后的唯一出路，“我们希望，孩子做首领而并非白领，做创业者而并非待业者。在孟母堂读书的这些孩子，父母以后有可能把他们送到国外，他们也有可能继承家族产业……孟母堂的家长考虑的不是孩子的生存问题，而是发展能力”。
　　孟母堂搬迁至松江区后，由于路途遥远，顾瑞荣将儿子接回家，算下来，他的儿子在孟母堂呆了2个多月。考虑到孩子的成长需要玩伴，目前顾瑞荣已将3岁的儿子送去幼儿园，“现在，儿子可以背诵《论语》、《大学》了”，顾瑞荣列举。
　　“13岁以前，要把人文经典给孩子‘熏’进去，儿子虽然在玩，但他的眼睛、耳朵是开着的。从经验角度，我觉得这样的熏陶，对他的语言和早期智力开发是有帮助的”，在顾瑞荣看来，孟母堂的家长有这样的认识，对于他们的孩子而言，“算是一个福分吧”。
　　对于这种私塾式的读经教育的成效，多吉的父亲华先生也承认，“有待时间检验”。但他旋即嘴角一弯，开朗道，“家长也不是傻瓜，也不会把孩子往火坑里推的”。
　　
　　违法办学之争
　　
　　早在2006年，孟母堂就曾被教育部门紧急叫停，“违法办学”四字赫然高悬。孟母堂被认为违反了办学许可的规定，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及教育收费的规定。
　　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成为绝对主流的情况下，中国内地出现了像孟母堂这样的全日制私塾，引发的震撼宛如一石千浪。平时深居简出的吕丽委也坦言，如果不是孟母堂引发的广泛争议，她“不会见到这么多记者”。实际上，她成天操心也是關于孩子学习、生活的一堆琐事，“就跟家庭主妇一样”。
　　孟母堂的教学地点原先设在上海市区桂林路一幢别墅内，2006年年初搬迁至上海城郊锦轩别墅区内。2006年7月28日，食品卫生管理人员以有人告发“非法办学”为由，去孟母堂检查厨房卫生及保姆的健康证，“那时，我去澳大利亚参加一个莎士比亚文学会议了，回来后听他们说了，当时家里很热闹”，回忆这段经历，吕丽委非常坦然。
　　在争议纷扰的情况下，孟母堂的规模更大了，由156号这1幢别墅发展成为50号、60号、70号共4幢别墅，在孟母堂就读的孩子也增至2009年年初的50人。
　　松江区教育局经过调查发现：孟母堂学生50人，其中适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39人，6人为上海户籍；孟母堂向每位学生每月收费2000元至3000元，以支付日常的教育教学以及食宿所需；孟母堂有工作人员（含教师）23人，并支付报酬；孟母堂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有固定的课程分类、教材和作息时间等教育教学要素。
　　2009年2月6日上午，松江区教育局以“孟母堂”未经备案登记擅自办学，违反《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规定为由，向吕丽委夫妇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止非法办学行为。6天后，因在限期内未完成停办工作，松江区教育局向吕丽委夫妇下发《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表示将对其实施行政处罚，同时也明确对吕丽委提出的“在家教育申请”，不予批准。
　　一个导火索是，2009年2月5日，孟母堂所在锦轩新墅的一些业主坚决不让孟母堂工作人员和学生进入小区，他们认为孟母堂对他们业主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锦轩新墅业主之一，居住地邻近50号别墅的牟阿姨告诉记者，孩子们嘹亮的朗读声、他们对小区篮球场等公共资源的占据，以及接送孩子的父母车辆对小区道路的“侵占”等，均构成“扰民”实质。一些业主从去年开始，就持续向有关政府反映情况。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胡守钧认为，孟母堂的运作“是不符合义务教育法的，是违规的”。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胡守钧坚持，“民间私塾肯定不可以取代现行义务教育”，首先，任何人不可剥夺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和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使小孩的家长也不行，义务教育是强制性的，它的必要性有很多理论支撑”；其次，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它使得社会下层民众的子女有机会实现向上层的纵向流动，这种严格的社会公平应该要坚持，“义务教育领域绝不可以变为市场，所需经费必须由公共财政来提供，孟母堂以及其他以盈利为目的民间教育机构，都不可染指义务教育”。
　　而另外一些声音则认定，中国非常需要像孟母堂这样“多样化的教育探索”，他们认为，现行的义务教育存在弊端，也并非所有的儿童都适合这样的教育形式。华先生就认为，民间愿意进行这样的尝试和探索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不是反对义务教育，而是给家长提供多种选择。家庭教育能根据孩子的特点来做，私塾应该就像医院的特殊门诊一样”，当过小学老师的吕丽委，擅长运用比喻达意。
　　对于在孟母堂就读的孩子的费用问题，吕丽委的解释是，这是家长们平均分摊下来的每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我们没有占用政府资源，孟母堂的家长们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2006年，孟母堂所在156号别墅每月租金约为8000元。吕丽委透露，目前他们夫妻已将这幢原来属于他们朋友的别墅买了下来，“比如，我们家在房租上付出得比较多，其他经费就少分摊些”，吕丽委解释。
　　在上海松江区教育局此番亮红灯之前，有15个孩子居住在这幢别墅内，包括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胡守钧认为，孟母堂的运作“是不符合义务教育法的，是违规的”。“民间私塾肯定不可以取代现行义务教育”。 吕本人在内的4位母亲负责孩子们的日常事务，同时兼任孩子读经时的辅导老师。吕丽委向记者介绍，孟母堂那位负责给孩子们做饭的年轻母亲小费就属于“有力出力型”，从去年8月开始，小费将3岁的儿子王博带在身边，有时王博就在旁听孟母堂一些课程。王博怯生生地上前，当场给记者背诵了一段《论语》。
　　
　　出路何在？
　　
　　“孟母堂”的出路何在？
　　在社会学者胡守钧看来，想学国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件好事，孟母堂如要继续存在，可以登记注册成为常设性的业余班、课余班，成为依法纳税的营利机构。
　　孟母堂并非孤獨的一家——在跟记者的谈话中，吕丽委屡次提及湖南娄底师专老师贺益德所创办的贺氏家塾。
　　如今，民间类似私塾悄然在全国遍地开花，私塾兴起的背后，均以儿童读经运动作为其文化核心。
　　胡守钧也向记者承认，“这对我们现行教育是一个挑战，是推动教育改革的一个动力”。但他强调，“对任何一个社会举措，我们都要评估它的风险大小，现在的义务教育体系虽然有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给它打60分以上，可以对它改进，而不是用民间私塾来替代，因为，谁也不能证明私塾比小学好”。
　　记者了解到，孟母堂的家长们之所以愿意让孩子们做如此大胆地尝试，除了受到王财贵教授儿童读经运动的鼓励外，美国“homeschooling”（“在家教育”）这种模式的成功也给予他们极大的底气。1970年代的美国，许多家长和教师开始向学校教育说“不”，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在家学习，无校成长（growing without school）。至2005年，美国大约有２００万的儿童和青少年已成为在家学习的学生，并且这个数字每年基本上以20％的数量在继续增加。
　　吕丽委多次称，孟母堂是“一种家庭自主联合式互助式的教育模式”，“家长有义务和责任去选择一种更适合孩子的教学方式”。吕丽委跟记者强调，“孟母堂不是民间教育机构”，因为，“这种在家教育模式，完全是家长们的自愿选择；民办学校有完整的招生计划，而我从来没有主动去招生；孟母堂三分之二的老师，本身就是孩子的家长”。
　　她再三表示，自己依然会坚持“父母有在家教育权”，并相信有一天，“大家会包容在家教育这种模式”。“我们会申请行政复议”，吕丽委语气坚决，这一司法程序是可以想象地漫长。有时，她也会觉得，“国家完全可以对在家教育设立一个考评体系”，用扎实的考评数据说话，将更具备公信力。但是，这个过程依然假以时日。
　　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近期撰文称，孟母堂其实是一所读经诵典的“学校”，而非家庭教育。
　　这位年轻的教育研究者介绍，在美国，“在家教育”是孩子真正在自己的家庭里学习，为支撑孩子在家教育，往往需要一个家长充当全职家庭教师，对于家长无法胜任的教学，家庭再聘家庭教师，而网上学校的快速发展，进一步为在家学习提供了便利。
　　在熊丙奇看来，孟母堂这种教学模式，就是在美国申请“在家教育”也是行不通的，因为申请的主体，应该是家庭中孩子的监护人而非家庭之外的其他人，即有条件对子女进行在家教育的家长向学校提出申请。他认为，如果要坚持现在的模式，孟母堂唯一的出路，“就是申请注册成为有办学资质的非义务教育机构，专门对学生进行诵读经典的教育”。
　　“从规范化的角度、从对这些学生负责任的角度上来讲，它必须申请注册成机构”，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熊丙奇这样表示。
　　没有人能够回答，孟母堂的未来将会是怎样。多吉与他的几个小伙伴们至今在家中自学读经，“尽人事，听天命”，就连吕丽委也这样感叹。而读经，究竟能对在孟母堂就读的50个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也没有人能够解答清楚。
　　2009年2月，一个散淡的黄昏，一位装扮摩登的母亲将私家车开到锦轩新墅门口，墨镜一推，简短地讲，“去50号接孩子！”“孩子们不是都走了吗？”年轻的保安面带疑惑地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