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知识与中国道德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鲜明主题。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每每现代西方知识冲击中国，都伴生出一场场激烈的彻底批判中国传统道德的风暴。人们通过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单向玻璃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一种片面的印象: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道德在扭曲人性的同时也制约了中国的现代化，所以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主体结构一天不瓦解，一天不砸烂孔家店的传统仁义道德，
　　 国人就无法摆脱中世纪的心灵枷锁，也意味着将被 拒绝在现代文明世界之外。
　　 然而从世纪初期的“科玄大战”，到80年代真理标准大讨论，尤其是90年代科学与实证主义之争，无论在意识形态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当中国传统道德结构受到全面的挑战和消解，一种知识中心主义迅速扩张，讲究实用效果的功利追求在全社会形成彻底的反道德倾向之后，我们并没有看见如西方那样打碎中世纪的心灵枷锁，更没看见“人是目的”、“大胆使用理性”代表的现代理性精神。中国当代文化面对的状况却是各种封建主义阴霾尚未散去，又引进了大量后期资本主义的精神垃圾，个体陷入人欲横流和人是廉价工具的恶性漩涡之中。
　　 该如何看待西方知识与中国道德呢?是不是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必然存在着传统道德与西方知识之间选择的问题呢?刘士林先生提出新道德主义的理论意义，就是要用新的思维方式透视出西方知识与中国道德百年来的恶性内耗，分析这种状况给中国民族带来的理性和伦理的两重损伤，进而在新道德主义的关照下探索出在两种文化资源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对话与交流关系的可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