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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很多武侠小说、武侠电影之后，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疑问：现代社会里，侠客为什么消失了？
刚刚上映的姜文导演的电影《邪不压正》和原著小说《侠隐》，就涉及了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前夕，主人公李天然为了给师父一家人报仇，隐姓埋名，用各种职业和身份给自己打掩护，甚至用“燕子李三”的名号，扰乱官方的视线，才能比较安全地生存下去，完成自己复仇的目的。
而在我们读过的武侠小说里，古代侠客复仇也好，报恩也罢，都是光明正大，为什么到了民国时代，侠客就要遮遮掩掩呢？而在那个时代之后，为什么连这种遮遮掩掩、隐姓埋名的侠客都不复存在了呢？
江湖是什么？
电影《卧虎藏龙》里，玉娇龙特别向往江湖，一心想要出去闯，直到她遇到了俞秀莲。她向俞秀莲诉说了自己对江湖的热爱，希望像他们那样到处走，看不合眼就打。但俞秀莲的回答却不那么浪漫。
玉娇龙：“在江湖上走来走去的，是不是很好玩？”
俞秀莲：“走江湖，靠的是人熟、讲信、讲义，应下来的，就要做到；不讲信义，可就玩不长了。”
玉娇龙：“可我看书上说的都挺有意思的，到处都能去，遇上不服气的就打。”
俞秀莲：“写书的不那么写，书就没法子卖了。”
玉娇龙：“我看你就像书里的人。”
俞秀莲：“洗不上澡，虱子、跳蚤咬得睡不着觉，书里也写这个？”
这段对话，可以清晰地告诉我们，江湖在不同的人眼中，在不同的文化范畴里，意味着什么。
俞秀莲代表着传统意义上的江湖，这是一个由流动人口组成的世界；玉娇龙向往的是文学意义上的江湖，白衣飘飘的，和我们想象中的江湖没什么区别。
江湖都由什么人构成？
江湖中人，都是什么人？
江湖中人，大概就是广义上的侠客，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两汉和唐朝最盛。
这几个侠客最盛的年代，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民族大融合、社会开放、文化昌盛、出现过大规模的思想争论，这种社会形态和社会能量，让侠客的出现成为可能。他们的成分特别复杂，许多人出自富豪和名士之家，有些是军人，更多的则是市井无赖。
对侠客的定义也多有不同。有人指出，最早的侠客，其实是说客、门客和刺客，说穿了，他们都是门客。
而在《史记·刺客列传》里，侠客既有王公贵族、刺客，也有政治家，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意见领袖和“公知”。
其实，从这些定义上看，所谓侠客，有身份上的意味，也有精神上的意味。他们其实就是不服从主流社会生活形态，反抗权威，有轻度反社会意识的人。所以，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他们都不是主流社会里的人，始终被轻视。唐朝以后，儒家思想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就更难得到正面描绘。
侠，其实是一种精神存在。所以，当代武侠小说家梁羽生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要比“武”更加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而武是手段。
我们今天理解的侠，都是精神意义上的侠、文学意义上的侠。中国的侠客、侠义精神，其实不专指向武侠。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西方文化中的人物形象，其实也接近于我们的“侠”，侠盗罗宾汉就不说了，近一点的，例如“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大卫·米切尔的小说《云图》中那些反抗资本力量的人，都接近于广义上的侠客。
江湖的层级
《卧虎藏龙》里，碧眼狐狸要躲避江湖恩怨，选择了躲进九门提督玉大人的家里，藏身玉府当仆人，成了玉娇龙的师父。
李慕白准备归隐，退出江湖，托自己的红颜知己俞秀莲把青冥剑带到京城，作为礼物送给贝勒爷收藏，结果剑被玉娇龙盗走，引起了一场恩怨。
李慕白和俞秀莲明知盗走青冥剑的是玉娇龙，却始终不敢点破，也不曾大动干戈。
玉娇龙爱上了身为马贼的罗小虎，却不能光明正大地和他来往。事实上，她也不大看得起罗小虎，为了能让罗小虎被自己家接纳，她不断动员他去考取功名，弄个一官半职。罗小虎为此花了好多钱，托了好多人，还是没能成功。最后为了和他在一起，玉娇龙只好诈死离开北京。
所有这些，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江湖虽然是一个主流世界之外的世界，但它的权力结构和主流世界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金字塔的最下层，是各种流动人口，走江湖卖艺的、算命的、骗子、小偷、押镖的普通镖师等；再往上一层，就是略微成名的武林人士，比如摘星楼里那一群人；再上一层，是罗小虎这样的帮派首领；再往上，就是俞秀莲和李慕白——出身草根，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阶层流动的武林人士；而比他们更高一层的，就是玉娇龙了——官二代，带着玩票的心态，脱离体制，脱离轨道，出来行走江湖。
而笼罩在这个金字塔之外的，其实还是主流的权力金字塔。所以，李慕白把剑献给贝勒爷，是为了感谢，其实也是为了求庇护。
所以，从来就没有人世之外的江湖，江湖不过是另一个人世。
中国特色的江湖
在现代武侠小说里，我们会发现，江湖里到处都是帮派，都是由中年人主掌的社团。在这个世界里，渴望自由的年轻人几乎寸步难行。
这是中国特色江湖的最大特色。在欧美的文艺作品里，那些“类侠客”，多半是孤胆英雄或者枭雄。比如超级英雄，多半是独立行动，像“超人”“蝙蝠侠”“蜘蛛侠”等。《暮光之城》里的吸血鬼和狼人虽然独立行动，但也是以家族的面貌出现的，是比较隐蔽的权力团伙。
而我们的侠客往往来自社团、帮派。他们在江湖上的地位，和他们在帮派中的地位紧密相关，讲话有力量的，多半是社团和帮派的核心人物。
《流氓的历史》一书中曾这样说：“中国自古以来具有的农业生产经济结构和地域隔离状态，使其社会政治盛行山头主义、帮派思想和乡土观念。”即便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中的英雄，也得依附帮派势力才能具有震慑力和个人魅力。偶然出现一个独行侠，不属于任何门派，没有任何团体在背后撑腰，就会举步维艰。
江湖的消失
《侠隐》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6年至1937年，正是乱世。作者张北海让“侠隐”出现在这个时期的民国，自然是为了符合这种“乱世出豪杰”的传统设定和历史需要。
更重要的是，民国社会和封建皇权时代的社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初步发展成型，各种国家形态机构和法律法规建立起来之后，过去江湖上“有仇必报”“杀人偿命”的原始逻辑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会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也只有在抗日时期的背景下，李天然的侠客行为、快意恩仇，才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即便这样，李天然的行动也已经不那么畅快淋漓了。他不能像過去的武林人士那样，和自己的对手坦然相对，光明磊落地大打出手、一比高低了。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化身“侠隐”，低调地复仇，低调地行侠仗义。
就是说，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能够容纳“侠客”的时代了。
和侠客一起消失的，还有江湖和武林。
在作家徐浩峰看来，民国时代的武馆，出现在特殊的时刻，有特殊的含义。在《逝去的武林》中，他说，开武馆这种形式，是从民国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民族危机、外国侵略，武术界提出“强国强种”的口号，希望能为国出力，训练部队上阵杀敌。武馆既是社团招募新鲜血液的地方，也是军队招募士兵的地方。
但是，开武馆这种广收门徒、量产弟子的形式，是没法传授真正的武功的。要学习真正的武艺，就必须是《侠隐》中所描写的，顾剑霜和李大寒这种“入室弟子”的师徒关系。徒弟最多三五人，衣食住行都在师父家里。师父不但传授技艺，也传递为人处世的方式，在朝夕相处、言传身教中，传递人生经验和价值观。但很明显，在那个“武术”成为“国术”的时代，武术逐渐成了服务国家、保卫家园、凝聚有志青年的工具。传统武林的人际关系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形势了，武林终于慢慢消失。
而我们也只能在电影里，去体会在熙熙攘攘的江湖中，仗剑走天涯的情景了。
（周扬摘自《读者·原创版》）
刚刚上映的姜文导演的电影《邪不压正》和原著小说《侠隐》，就涉及了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前夕，主人公李天然为了给师父一家人报仇，隐姓埋名，用各种职业和身份给自己打掩护，甚至用“燕子李三”的名号，扰乱官方的视线，才能比较安全地生存下去，完成自己复仇的目的。
而在我们读过的武侠小说里，古代侠客复仇也好，报恩也罢，都是光明正大，为什么到了民国时代，侠客就要遮遮掩掩呢？而在那个时代之后，为什么连这种遮遮掩掩、隐姓埋名的侠客都不复存在了呢？
江湖是什么？
电影《卧虎藏龙》里，玉娇龙特别向往江湖，一心想要出去闯，直到她遇到了俞秀莲。她向俞秀莲诉说了自己对江湖的热爱，希望像他们那样到处走，看不合眼就打。但俞秀莲的回答却不那么浪漫。
玉娇龙：“在江湖上走来走去的，是不是很好玩？”
俞秀莲：“走江湖，靠的是人熟、讲信、讲义，应下来的，就要做到；不讲信义，可就玩不长了。”
玉娇龙：“可我看书上说的都挺有意思的，到处都能去，遇上不服气的就打。”
俞秀莲：“写书的不那么写，书就没法子卖了。”
玉娇龙：“我看你就像书里的人。”
俞秀莲：“洗不上澡，虱子、跳蚤咬得睡不着觉，书里也写这个？”
这段对话，可以清晰地告诉我们，江湖在不同的人眼中，在不同的文化范畴里，意味着什么。
俞秀莲代表着传统意义上的江湖，这是一个由流动人口组成的世界；玉娇龙向往的是文学意义上的江湖，白衣飘飘的，和我们想象中的江湖没什么区别。
江湖都由什么人构成？
江湖中人，都是什么人？
江湖中人，大概就是广义上的侠客，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两汉和唐朝最盛。
这几个侠客最盛的年代，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民族大融合、社会开放、文化昌盛、出现过大规模的思想争论，这种社会形态和社会能量，让侠客的出现成为可能。他们的成分特别复杂，许多人出自富豪和名士之家，有些是军人，更多的则是市井无赖。
对侠客的定义也多有不同。有人指出，最早的侠客，其实是说客、门客和刺客，说穿了，他们都是门客。
而在《史记·刺客列传》里，侠客既有王公贵族、刺客，也有政治家，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意见领袖和“公知”。
其实，从这些定义上看，所谓侠客，有身份上的意味，也有精神上的意味。他们其实就是不服从主流社会生活形态，反抗权威，有轻度反社会意识的人。所以，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他们都不是主流社会里的人，始终被轻视。唐朝以后，儒家思想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就更难得到正面描绘。
侠，其实是一种精神存在。所以，当代武侠小说家梁羽生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要比“武”更加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而武是手段。
我们今天理解的侠，都是精神意义上的侠、文学意义上的侠。中国的侠客、侠义精神，其实不专指向武侠。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西方文化中的人物形象，其实也接近于我们的“侠”，侠盗罗宾汉就不说了，近一点的，例如“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大卫·米切尔的小说《云图》中那些反抗资本力量的人，都接近于广义上的侠客。
江湖的层级
《卧虎藏龙》里，碧眼狐狸要躲避江湖恩怨，选择了躲进九门提督玉大人的家里，藏身玉府当仆人，成了玉娇龙的师父。
李慕白准备归隐，退出江湖，托自己的红颜知己俞秀莲把青冥剑带到京城，作为礼物送给贝勒爷收藏，结果剑被玉娇龙盗走，引起了一场恩怨。
李慕白和俞秀莲明知盗走青冥剑的是玉娇龙，却始终不敢点破，也不曾大动干戈。
玉娇龙爱上了身为马贼的罗小虎，却不能光明正大地和他来往。事实上，她也不大看得起罗小虎，为了能让罗小虎被自己家接纳，她不断动员他去考取功名，弄个一官半职。罗小虎为此花了好多钱，托了好多人，还是没能成功。最后为了和他在一起，玉娇龙只好诈死离开北京。
所有这些，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江湖虽然是一个主流世界之外的世界，但它的权力结构和主流世界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金字塔的最下层，是各种流动人口，走江湖卖艺的、算命的、骗子、小偷、押镖的普通镖师等；再往上一层，就是略微成名的武林人士，比如摘星楼里那一群人；再上一层，是罗小虎这样的帮派首领；再往上，就是俞秀莲和李慕白——出身草根，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阶层流动的武林人士；而比他们更高一层的，就是玉娇龙了——官二代，带着玩票的心态，脱离体制，脱离轨道，出来行走江湖。
而笼罩在这个金字塔之外的，其实还是主流的权力金字塔。所以，李慕白把剑献给贝勒爷，是为了感谢，其实也是为了求庇护。
所以，从来就没有人世之外的江湖，江湖不过是另一个人世。
中国特色的江湖
在现代武侠小说里，我们会发现，江湖里到处都是帮派，都是由中年人主掌的社团。在这个世界里，渴望自由的年轻人几乎寸步难行。
这是中国特色江湖的最大特色。在欧美的文艺作品里，那些“类侠客”，多半是孤胆英雄或者枭雄。比如超级英雄，多半是独立行动，像“超人”“蝙蝠侠”“蜘蛛侠”等。《暮光之城》里的吸血鬼和狼人虽然独立行动，但也是以家族的面貌出现的，是比较隐蔽的权力团伙。
而我们的侠客往往来自社团、帮派。他们在江湖上的地位，和他们在帮派中的地位紧密相关，讲话有力量的，多半是社团和帮派的核心人物。
《流氓的历史》一书中曾这样说：“中国自古以来具有的农业生产经济结构和地域隔离状态，使其社会政治盛行山头主义、帮派思想和乡土观念。”即便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中的英雄，也得依附帮派势力才能具有震慑力和个人魅力。偶然出现一个独行侠，不属于任何门派，没有任何团体在背后撑腰，就会举步维艰。
江湖的消失
《侠隐》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6年至1937年，正是乱世。作者张北海让“侠隐”出现在这个时期的民国，自然是为了符合这种“乱世出豪杰”的传统设定和历史需要。
更重要的是，民国社会和封建皇权时代的社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初步发展成型，各种国家形态机构和法律法规建立起来之后，过去江湖上“有仇必报”“杀人偿命”的原始逻辑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会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也只有在抗日时期的背景下，李天然的侠客行为、快意恩仇，才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即便这样，李天然的行动也已经不那么畅快淋漓了。他不能像過去的武林人士那样，和自己的对手坦然相对，光明磊落地大打出手、一比高低了。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化身“侠隐”，低调地复仇，低调地行侠仗义。
就是说，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能够容纳“侠客”的时代了。
和侠客一起消失的，还有江湖和武林。
在作家徐浩峰看来，民国时代的武馆，出现在特殊的时刻，有特殊的含义。在《逝去的武林》中，他说，开武馆这种形式，是从民国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民族危机、外国侵略，武术界提出“强国强种”的口号，希望能为国出力，训练部队上阵杀敌。武馆既是社团招募新鲜血液的地方，也是军队招募士兵的地方。
但是，开武馆这种广收门徒、量产弟子的形式，是没法传授真正的武功的。要学习真正的武艺，就必须是《侠隐》中所描写的，顾剑霜和李大寒这种“入室弟子”的师徒关系。徒弟最多三五人，衣食住行都在师父家里。师父不但传授技艺，也传递为人处世的方式，在朝夕相处、言传身教中，传递人生经验和价值观。但很明显，在那个“武术”成为“国术”的时代，武术逐渐成了服务国家、保卫家园、凝聚有志青年的工具。传统武林的人际关系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形势了，武林终于慢慢消失。
而我们也只能在电影里，去体会在熙熙攘攘的江湖中，仗剑走天涯的情景了。
（周扬摘自《读者·原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