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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期间中共中央的“理论三杰”之一
张闻天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在延安期间，他同毛泽东、刘少奇并称为中共中央的“理论三杰”，撰写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论著。其中，《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在当时的影响颇大，流传极广。“凡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年代过来而又能读书的人几乎可以说很少有人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这本书也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
据《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的考订，《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初编于1936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开设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课程。为了解决课本的需要，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了第一个铅印本。不久便在上海、武汉等地相继翻印，是当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用做干部学习及革命干部学校使用的教材，在延安更是多次再版。抗战胜利后，张闻天调到东北地区工作，《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经本人修订后，由牡丹江书店再版。
现在保存的最早版本是1937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解放后的修改版由张闻天本人保存了下来。这两个版本在整体框架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主要是对字词和语段的斟酌。
据笔者粗略统计，前、后版的修改有46处，主要是突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摆脱共产国际的指示。前版中直接引用的共产国际决议几乎全被删除，依据共产国际决议作为中共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章节，如“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i与意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大革命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训”、“大革命经验之历史的总结”更是被作者整节删掉。
作者还添减语句以突出党的正确决策，如对于三民主义，前版称“三民主义这一些革命内容的新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名义是密切关联了的”，后版则改为“三民主义这一革命内容的新发展，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帮助的结果”。又如，前版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诚然还有温和的成分存在。但无疑的，那宣言和政纲在大体上是成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而那宣言和政纲的革命内容，是留有当时共产党人的笔记的”。后版改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是国共合作的基础，而那宣言和政纲，是当时共产党人直接参加的结果”。
此外，对于前版中一些史实的不正确的叙述，后版中仍然存在，如作者以为光复会的首领是章太炎，实际上当时是由蔡元培领导的。又如作者以为中共二大是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但实际应为上海等。
“我党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这方面的教本”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版本作为底本，参照牡丹江书店出版的版本，将修改处以注释的形式标出，并在书后附录了1933年作者在江西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讲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第一讲以及莫文骅、胡华撰写的两篇回忆文章。
从张闻天的著述目录看，有关史学方面的著述并不多，因此，这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自重新出版以来，就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胡华、桑成之等都对此书写过专门书评。
胡华称这本书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这方面的教本”，“洛甫同志(即张闻天)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方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位开山祖”。桑成之等认为这本书具有以下特色：一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写得比较具体”；二是“在说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产生、发展时，特别注重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动情况”；三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成为书中最精彩的篇章”；四是体现了张闻天“先讲历史，然后讲经验教训，从历史事实中抽出若干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探讨，直抒自己的见解”的著述特点，“使读者能把感性知识提到理性的高度来理解和认识，对中国革命有更深切地了解”。
此外，在一些关于张闻天的研究综述中，对《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也有提及。如彭明在《十年来张闻天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这本书在中国现代史学上“具有开拓作用”。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和张静如、周一平编著的《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这两部介绍中共党史学史的专著，都对这本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开创之作”。
以上这些评论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此后则较少有人提及。近些年来，关于张闻天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考察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以及他对新中国外交的贡献等方面。
“暴动”如何转变为“起义”
通过对不同著作的比较阅读，笔者发现在一些问题的表述上不仅是国共双方发生混淆，甚至是共产党所著的论著中也存在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最明显的是在关于南昌起义的表述上。
笔者将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与他于1933年编著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了比照，发现两本书在关于南昌起义的表述上就存有分歧。《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使用的都是“暴动”一词，如“南昌暴动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军事行动是对的。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我们党与国民党左派的最后联合”。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暴动”改称“起义”，甚至出现以“起义”做标题的章节(如第七讲第二三节“南昌起义”)。
使用“暴动”的不仅是张闻天，蔡和森也称“南昌暴动之失败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因为前敌主要负责人之主观没有根本改变”。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说“南昌暴动精神与八七会议前的精神仍然是一贯的……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但在革命上有很大意义，对于国民党的反抗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共的文件、决议、电报中也都青睐使用这个词，如中共六大的会议决议称，“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军事行动是对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高潮中要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
那么，“暴动”是如何转变为“起义”的呢?张闻天的这两本著述前后仅隔两年左右，而且就在同一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共论著、文件、报告都完成了这个转变。
1936年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颁布关于富农政策的命令还称，“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之积极侵略，中国沦亡之危迫……全国农民均群起反抗与暴动”。6月12日，在对两广出师北上宣言中就改称：“全中国爱国同胞再接再厉，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以配合两广的起义，务使此次抗日的军事发动。扩大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西安事变后，为争取国共合作，取消暴动政策成为中共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大让步。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称，“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敌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五日后，又一次重申“我们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之目的，愿意向国民党及全国保证实行下列各条：(甲)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月，中共就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汇报，指出中共的政策是“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蒋介石的态度是“要我们检讨过去决定，并坚守新的政策……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二十年方能有效……他希望我们这次改变，要能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发生分裂，免得因而造乱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至7月15日，中共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再次重申“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1936年到1937年，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的首要任务，“取消一切暴动政策”是中共为此作出的巨大让步。恰在此时编著完成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其主旨似乎在“宣传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之外，又暗含着另一层政治意味。
自此，在中共的文件、报告、论著中，“起义”一词就成为了“流行语”。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史论著、教材等，都延续了这一用法。
张闻天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在延安期间，他同毛泽东、刘少奇并称为中共中央的“理论三杰”，撰写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论著。其中，《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在当时的影响颇大，流传极广。“凡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年代过来而又能读书的人几乎可以说很少有人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这本书也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
据《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的考订，《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初编于1936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开设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课程。为了解决课本的需要，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了第一个铅印本。不久便在上海、武汉等地相继翻印，是当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用做干部学习及革命干部学校使用的教材，在延安更是多次再版。抗战胜利后，张闻天调到东北地区工作，《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经本人修订后，由牡丹江书店再版。
现在保存的最早版本是1937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解放后的修改版由张闻天本人保存了下来。这两个版本在整体框架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主要是对字词和语段的斟酌。
据笔者粗略统计，前、后版的修改有46处，主要是突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摆脱共产国际的指示。前版中直接引用的共产国际决议几乎全被删除，依据共产国际决议作为中共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章节，如“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i与意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大革命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训”、“大革命经验之历史的总结”更是被作者整节删掉。
作者还添减语句以突出党的正确决策，如对于三民主义，前版称“三民主义这一些革命内容的新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名义是密切关联了的”，后版则改为“三民主义这一革命内容的新发展，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帮助的结果”。又如，前版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诚然还有温和的成分存在。但无疑的，那宣言和政纲在大体上是成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而那宣言和政纲的革命内容，是留有当时共产党人的笔记的”。后版改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是国共合作的基础，而那宣言和政纲，是当时共产党人直接参加的结果”。
此外，对于前版中一些史实的不正确的叙述，后版中仍然存在，如作者以为光复会的首领是章太炎，实际上当时是由蔡元培领导的。又如作者以为中共二大是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但实际应为上海等。
“我党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这方面的教本”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版本作为底本，参照牡丹江书店出版的版本，将修改处以注释的形式标出，并在书后附录了1933年作者在江西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讲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第一讲以及莫文骅、胡华撰写的两篇回忆文章。
从张闻天的著述目录看，有关史学方面的著述并不多，因此，这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自重新出版以来，就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胡华、桑成之等都对此书写过专门书评。
胡华称这本书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这方面的教本”，“洛甫同志(即张闻天)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方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位开山祖”。桑成之等认为这本书具有以下特色：一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写得比较具体”；二是“在说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产生、发展时，特别注重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动情况”；三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成为书中最精彩的篇章”；四是体现了张闻天“先讲历史，然后讲经验教训，从历史事实中抽出若干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探讨，直抒自己的见解”的著述特点，“使读者能把感性知识提到理性的高度来理解和认识，对中国革命有更深切地了解”。
此外，在一些关于张闻天的研究综述中，对《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也有提及。如彭明在《十年来张闻天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这本书在中国现代史学上“具有开拓作用”。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和张静如、周一平编著的《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这两部介绍中共党史学史的专著，都对这本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开创之作”。
以上这些评论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此后则较少有人提及。近些年来，关于张闻天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考察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以及他对新中国外交的贡献等方面。
“暴动”如何转变为“起义”
通过对不同著作的比较阅读，笔者发现在一些问题的表述上不仅是国共双方发生混淆，甚至是共产党所著的论著中也存在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最明显的是在关于南昌起义的表述上。
笔者将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与他于1933年编著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了比照，发现两本书在关于南昌起义的表述上就存有分歧。《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使用的都是“暴动”一词，如“南昌暴动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军事行动是对的。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我们党与国民党左派的最后联合”。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暴动”改称“起义”，甚至出现以“起义”做标题的章节(如第七讲第二三节“南昌起义”)。
使用“暴动”的不仅是张闻天，蔡和森也称“南昌暴动之失败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因为前敌主要负责人之主观没有根本改变”。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说“南昌暴动精神与八七会议前的精神仍然是一贯的……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但在革命上有很大意义，对于国民党的反抗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共的文件、决议、电报中也都青睐使用这个词，如中共六大的会议决议称，“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军事行动是对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高潮中要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
那么，“暴动”是如何转变为“起义”的呢?张闻天的这两本著述前后仅隔两年左右，而且就在同一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共论著、文件、报告都完成了这个转变。
1936年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颁布关于富农政策的命令还称，“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之积极侵略，中国沦亡之危迫……全国农民均群起反抗与暴动”。6月12日，在对两广出师北上宣言中就改称：“全中国爱国同胞再接再厉，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以配合两广的起义，务使此次抗日的军事发动。扩大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西安事变后，为争取国共合作，取消暴动政策成为中共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大让步。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称，“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敌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五日后，又一次重申“我们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之目的，愿意向国民党及全国保证实行下列各条：(甲)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月，中共就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汇报，指出中共的政策是“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蒋介石的态度是“要我们检讨过去决定，并坚守新的政策……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二十年方能有效……他希望我们这次改变，要能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发生分裂，免得因而造乱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至7月15日，中共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再次重申“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1936年到1937年，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的首要任务，“取消一切暴动政策”是中共为此作出的巨大让步。恰在此时编著完成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其主旨似乎在“宣传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之外，又暗含着另一层政治意味。
自此，在中共的文件、报告、论著中，“起义”一词就成为了“流行语”。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史论著、教材等，都延续了这一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