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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朝鲜主体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特殊的历史背景及特殊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思潮密切相关。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思想深刻影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立制及其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影响了“主体思想”的形成。朝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照搬斯大林模式，建立起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尝试为突破传统体制束缚做出过本国前所未有的探索。这可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不同国别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主体思想；斯大林思想；过度集中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革；朝鲜
〔中图分类号〕D331.2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6-0059-06
朝鲜主体社会主义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受到特殊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思潮——斯大林思想的深刻影响。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运动。〔1〕历史弊端与现实困顿、国内境况与国际潮流共同促生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朝鲜改革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实践探索。尽管改革取得的成效不很明显，但这一尝试仍可为当代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不同国别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一、苏联与北朝鲜的建国立制及“主体思想”的起源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半岛自此受日本统治长达35年。朝鲜共产党成立于1925年4月，领导人为金永奉和朴宪永，1928年因党内宗派斗争被共产国际下令解散。1932年，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金日成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当时朝鲜半岛最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金日成率领的游击队曾在1937年攻下朝鲜北部的普天堡镇，而后在日本关东军打击下损失惨重，于1941年被迫退出朝鲜半岛，转移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1945年8月15日，苏联军队进驻北朝鲜，配合长期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迅速解放了朝鲜北部领土。由于苏军进入朝鲜半岛北部时原朝鲜共产党多数成员还在半岛南部从事地下活动，苏联方面委托金日成随苏军返回朝鲜并在北部重建朝鲜共产党。在金日成主持下，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于1945年10月10日在平壤成立，金日成任中央责任书记，1946年8月28日，与朝鲜新民党合并为朝鲜劳动党；1949年6月29日，南朝鲜劳动党也合并进来。有关苏联军队对北朝鲜民族光复的重要作用，金日成于1945年8月20日在对军事政治干部的讲话中曾说，“由于苏联军队的决定性作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被击溃了，我国人民实现了光复祖国的历史事业。”〔2〕1946年，金日成再次讲到：“一年以前，英雄的苏联军队帮助我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解放了祖国。”〔3〕
解放后，苏联军队为北朝鲜政权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帮助，苏联为北朝鲜恢复战争创伤、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援助。金日成在1946年指出，“解放朝鲜以后，苏联军队帮助了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和创造民主的新生活；并且为了北朝的国民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复兴和发展，正在继续向我们提供无私的援助。”〔4〕1948年8月15日，朝鲜半岛南部在美国支持下成立了大韩民国；9月9日，北朝鲜则在苏联支持下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劳动党为执政党。1948年10月苏联把半岛北部的行政权移交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在北朝鲜驻扎了三年多时间，于当年12月25日全部撤离。
“主体思想”起源于朝鲜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并在其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逐步成形。1930年6月30日至7月2日，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领导干部会议在中国东北卡伦地区举行，金日成在这一会议上作了题为《朝鲜革命前进的道路》的报告，指出“革命斗争的主人是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才能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5〕这一报告确立的基本思想标志着“主体思想”的初步萌芽。20世纪30年代，金日成还曾提出“朝鲜民族总动员起来，实现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统治，建立真正的朝鲜人民政府”〔6〕的奋争目标。1943年9月，金日成在朝鲜即将解放之际提出：“解放了祖国还不等于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在解放了的祖国建立人民的国家，建立起富强的自主独立国家。”〔7〕1955年12月，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宣传鼓动工作者会议上以“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为题发表讲话，这是其第一次提出要树立“主体思想”的问题。
“主体思想”形成过程中，朝鲜领导人对其基本内涵进行了概括，并将其置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地位。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是“主体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1956年12月，金日成提出“经济主体”的思想。1962年12月，朝鲜《劳动新闻》刊载文章第一次公开阐明：“主体思想是我们党在自己行动中牢固坚持的根本原则。”〔8〕1963年，金日成将“主体思想”进一步概括为：“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1965年4月，金日成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说，首次提出“思想上的主体，政治上的自主，经济上的自立，国际上的自卫，这就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立场。”〔9〕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主体思想”的内涵。此后不久，“主体思想”成为朝鲜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1970年11月，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规定：党的坚定不移的指导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体现于朝鲜现实的“主体思想”；会议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金日成同志的伟大的主体思想”作为朝鲜劳动党活动的唯一指针。
“主体思想”的形成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与朝鲜民族独立及建国前后的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综合来看，这些背景因素至少包括：朝鲜抗日战场的地缘位置、朝鲜民族尤其是领袖金日成的民族自主意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苏联社会主义范板的影响、苏联军队的作用、中国的影响（新中国在向苏联一边倒）等。朝鲜获得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之时，在国际上追随的是两个“老大哥”（苏联和中国）。1955年12月，金日成回忆道：在战争时期“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当时，党中央指出：苏联的好经验也要学，中国的好经验也要学，都要学来创造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政治工作方法。”〔10〕而当时的中国正完全倒向苏联、也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对朝鲜社会主义道路起步的影响甚大。20世纪50年代，“主体思想”中包含有浓厚的向苏联学习的倾向。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金日成就曾说：“先进国家苏联的技术人员到我国来，不仅是为了解决我们紧急的技术课题，而且是为了向我们传授技术”；“要不断地学习苏联等兄弟国家的经验。必须虚心地、谦逊地、老老实实地向苏联的学者、专家和技术人员学习”。〔11〕 可见，在朝鲜民族解放及其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过程中，苏联起到了重要作用；朝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主体思想”的形成背景中，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范板，斯大林作为大国政治强人，其思想主张深刻地影响了刚取得民族解放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二、斯大林思想与“主体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 实现民族解放后，在“主体思想”指导下，劳动党领导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解放之初，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朝鲜实行了产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1946年8月10日，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无偿没收日本国家、日本法人和日本私人以及朝鲜民族叛徒所有的一切工厂、矿山、发电站、铁路运输、邮电、银行、商业和文化机构，并实行国有化。国有化措施把生产资料掌控在国家手中，为自主开展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1946年3月，朝鲜开始在农村进行土改，“根据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的原则，彻底实行土地改革”〔12〕。土改作为深刻的农业革命得到了彻底贯彻，到1946年4月，半岛北部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和封锁，完全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集团，依靠这一经济体系发展国民经济。战争结束尤其是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后，朝鲜所进行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以及农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受到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斯大林“优先高速重工业化”思想的影响下，朝鲜也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行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金日成就反复强调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路径。1953年8月5日，他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战后恢复和发展工业的基本方向，是要从消除在战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工业的弱点和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的殖民统治的恶果——工业的殖民地畸形状态，奠定我国未来工业化的基础出发，优先恢复和扩大重工业……”；同时，朝鲜劳动党也将优先发展重工业看作“是有效地解决战后恢复建设的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13〕。从1953到1956年，朝鲜实行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该计划的基本方向是“首先有重点地发展重工业，与此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村经济”，“应当保障人民经济的基本骨干重工业的优先发展”。〔14〕受斯大林工业化思想影响，朝鲜也加大对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资金投入，不断强调高速度工业化的重要性。资料显示，1956年在朝鲜国民所得中就把79.3%投向工业部门，直到1966年仍达61.6%，表现出较高的投资势头。〔15〕1956年，朝鲜经济恢复的“三年计划”结束、大规模工业建设即将开始时，金日成再次强调速度的重要性：“我们决不能走慢步，要比别人快跑几倍、几十倍”。〔16〕1962年12月，朝鲜劳动党根据国内外严峻形势提出了“保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17〕的方针。这一决策导致的结果是，朝鲜国防费用在整个国家的财政预算中从1960年的3.10%猛增到1968年的32.4%，基本形成了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龙头的产业格局。朝鲜实现工业化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同斯大林在20—30年代提出的苏联工业化道路和实施方针差异不大，表现出现实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趋同性。〔18〕农业集体化运动及农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展迅速，在朝鲜战争停战后四五年内即迅速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短时间内完成。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朝鲜开始树立经济上的“主体思想”，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以及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1956年12月，金日成提出了“经济主体”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朝鲜开始形成既“大”又“公”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建立起过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统制一切经济要素，实行国家计划的“一元化和细部化”。〔19〕也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早在1953年8月，金日成就开始强调“在着手战后的恢复和建设时，首先要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正确地制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要制订出能够合理地、机动地使用我们的物资、劳动力及资金的国家计划”〔20〕。1956年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57年又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是朝鲜“完成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的计划”。朝鲜劳动党提出了要在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1961年，朝鲜又转而开始执行第一个“七年计划”（1961—1967年），预计在1967年完成，实际上用了十年，到1970年结束。“七年计划”期间的中心问题是：彻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现代技术装备国民经济所有部门。1971年，朝鲜又开始执行新的“六年计划”，到1976年完成。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朝鲜还通过广泛动员，开展群众运动发展生产。1958年9月，金日成在全国生产革新者大会上号召朝鲜人民争当英雄的千里马骑手，从此朝鲜全国开展了“千里马运动”。1959年朝鲜劳动党四大把“千里马运动”确定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个路线的实质在于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全体劳动人民，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高度地发挥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才能，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21〕。1959年，金日成还倡议发起被称为“机床生产机床运动”的生产运动，当年创造了增产13000多台国产机床的奇迹。〔22〕
可以看出，朝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深受斯大林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思想影响，基本照搬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做法，建立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朝鲜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也与苏联模式类似。其积极作用主要有：由于确立了优先发展工业、重工业的方针，朝鲜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大幅增加。在战后1954到1963年的十年间，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34.8%。1964年工业生产增长到战前1949年的11倍左右、解放前1944年的13倍以上；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64年由1946年的28%提高到75%。〔23〕重工业领域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65年4月已基本上能在国内生产国民经济所需的发电设备、化工设备、冶金设备、汽车、拖拉机、挖掘机等大型机器设备和其他机器设备，1964年机器制造工业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为25.8%，机器设备的国内自给率达到94.3%。〔24〕同时，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也起了重大成效。它在医治战争创伤、改变朝鲜经济落后面貌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975年朝鲜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60年分别增长了243%和126%，朝鲜为国民提供几乎等于免费的吃、穿、住所需的一切条件，并提供免费医疗、教育等。〔25〕这种体制的消极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优先高速发展工业、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导致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60年代重、轻工业投资比重为80%比20%，70年代重工业投资比重进一步提高，达到83%比17%；工农业比重也迅速由1964年的28%比72%转变为70年代的74%比26%。〔26〕同时，“把大批人力和物力资源投入国防部门。这不能不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带来一定的影响”〔27〕。其次，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转变时间过短、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来改变农村所有制结构、急速消灭富农阶层等弊端。再次，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使国民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等。 三、改革传统体制的实践探索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朝鲜也开始了体制改革探索，个中原因主要有国内、国际两方面。在国内方面，70年代末开始，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中与斯大林模式类似的诸多弊端日益显露，经济发展缺少生机与活力，面临诸多困难。国内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改变僵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朝鲜领导人主观上也认识到经济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1978年12月23日，金日成在全国财政银行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按照经济核算制的原则来经营管理工厂、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我们通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直到今天的实际体验，深切地体会到正确地实行经济核算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正确地实行经济核算制，就要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只有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才能降低单位产品消耗标准，才能提高职工每人平均产值，也才能提高产品的质量。目前，在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没有好好地利用价值规律，是主要缺点之一。”〔28〕从国际上来看，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间的矛盾有所缓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认识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掀起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开始了探索适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修改直至摆脱苏联单一模式，找出符合各自条件和需要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20世纪中期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达数十年的历史潮流”〔29〕。朝鲜突破传统斯大林模式的尝试、推动部分领域的改革也是在以上背景下开始的。
从80年代初开始，朝鲜迈出的改革步伐主要有：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部分引入市场经济的要素，有限放松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控，发展一定程度的私有制经济，开始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调整工业和农业发展政策等。
朝鲜的改革最早始于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经济主体”思想主要是立足于国内，发展自立经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开始强调国际市场的重要性。1981年，朝鲜主体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成运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自立经济虽是以国内经济为对象而发展，但是，自立经济不仅不排除对外市场，而且还要与之合作，自立经济的对外合作要通过对外市场而发展。〔30〕朝鲜以往一直实行与社会主义国家签订长期对等换货贸易与支付协定，而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仅以民间组织形式发展有限的经济关系。80年代初，朝鲜改变了这种对外经济政策，开始寻求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合作。1981年4月，朝鲜与日本对有关无烟煤开发、制革、制鞋、电池生产等领域的合作问题进行了三次洽谈。1982年5月，与西德、法国洽谈了开发锌矿和联合勘探石油等合作问题。同年6月，又与芬兰协商合资开发检德矿山问题。1984年，朝鲜又部分调整了外贸体制。朝鲜还通过制定和颁布有关涉外经济的法律、法规，出台优惠政策，来鼓励并规范国内外合资经营。此外，朝鲜还通过调整外贸体制，下放外贸管理权，拓展海外市场。1992年，朝鲜引入“新贸易体制”的概念。金日成曾就此指示：“为谋求外贸事业的发展，要使各部、委、道在直接从事外贸的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同年12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九届四次会议决定，将政务院的贸易部等有关对外积极部门统一合并为对外经济委员会，以下放外贸管理权限，减少中央政府的垄断与控制。〔31〕
在工业改革方面，针对工业化进程中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的问题，朝鲜有限扩大了国有企业自主权，并给地方适度放权。1985年2月，朝鲜修改国营企业独立核算制，有限地扩大了国营联合企业的自主权。同年6月，将道经济指导委员会改组为道行政经济指导委员会，适度加强了地方权限。针对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不大等问题，朝鲜也加大了对轻工业生产的重视。1984年8月3日，金正日视察全国轻工业制品展览会，发表讲话指示发展轻工业，提高人民生活。随后各地设立“8月3日人民消费品直卖店”。1989年1月，金日成在新年献辞中首次提出了“轻工业革命”的号召。同年6月，朝鲜劳动党六届十一次全会通过了“轻工业革命”的方针。1990年6月，金正日致信全国轻工业大会，号召彻底贯彻轻工业革命的方针。
在农业方面，朝鲜劳动党越来越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1984年2月16日，金日成在党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发表《关于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的讲话，指出：“在南北经济战中，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拿着空饭碗向人民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好，他们是不会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真正优越性的”。1993年，朝鲜劳动党召开第六届二十次全会，重新评估朝鲜经济形势和第三个“七年计划”执行情况，提出了旨在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以“三个第一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缓冲期新经济战略”，提出这一时期要执行农业第一主义、轻工业第一主义、贸易第一主义的“三个第一主义”方针。农业政策也由原来实行的“分组管理制”调整为“分组承包制”。1992年初，朝鲜把农业合作社改为合作农场，合作农场内实行“分组管理制”，即将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牛、农机具和劳动力等固定给不同的“组”，按照国家计划来制定“组”的生产计划，并以“组”为单位确定分配份额。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和配给，不允许私人参与。严格限制农贸市场，禁止私人进行农产品贸易。1997年初，朝鲜政府调整农业政策，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大幅度下调国家征粮指标；二是在农业经营组织上改变过去集体耕作方法，提倡搞小组承包制，即每10-15户为一组实行承包。〔32〕
朝鲜还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经验，设立经济特区。1991年12月28日，朝鲜政务院决定设立“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1992年10月5日，朝鲜又颁布了《外国人投资法》、《合作法》、《外国人企业法》等一系列有关自由贸易区法规。
尽管进行了改革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朝鲜改革取得的成效并不明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突变及其国内持续的自然灾害严重制约了改革的推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共运遭受巨挫，作为原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朝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1994至1996年，国内连续三年发生持续性自然灾害，对国内经济造成重创。从1990年起GNI连续9年负增长，人均GNI下降34%，工厂开工率仅20-30%，粮食及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财政负担过重，外贸迅速萎缩，外债总额激增，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33〕 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随着朝鲜劳动党两代领导人完成权力更替，90年代末朝鲜又在国家领导体制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1998年9月，朝鲜修改宪法，删除国家主席一节，将政务院改为内阁，最高人民会议改为常任委员会；突出了国防委员会的权力，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实质上的国家元首。在整个90年代，朝鲜的实践探索充满着社会主义改革时代的理想追求与国内外形势的现实困顿之间的矛盾。不能否认，朝鲜对改革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作出了有益尝试。
四、结语
从历史的维度考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立制、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可以看到，苏联的作用、斯大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思想深刻影响了朝鲜的解放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朝鲜照搬斯大林模式，建立起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社会生产的扩展，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日益显露。在国内外形势催动下，朝鲜开始了改革传统体制的尝试，为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的束缚做出了本国前所未有的有益探索。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形势的突变、国内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改革举措也存在不系统、不深入、不彻底的毛病，诸多客观条件的局限以及领导人的主观认知水平使其在艰困背景下难以推行全面、配套而又彻底的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朝鲜的实践探索可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运动提供以下启示：首先，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理应异彩纷呈、多种多样，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必须密切结合本国的国情，盲目照抄照搬他国模式势必出现严重弊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斯大林思想的束缚、冲破传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藩篱是推进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最基本前提。当今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应率领人民群众各自独立而又协作，坚持不懈探索、开拓有本国特色通往社会主义之路，未来必将是多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新世界。〔34〕其次，改革要把握历史机遇、顺应时代潮流，并且应是一个持续不断、向深广推进的过程。“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常态，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不仅仅是应对社会危机的非常手段”〔35〕；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通过常态的、科学的改革来推动，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进步，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模式的创新。再次，改革还要相互学习和借鉴，要善于总结学习其他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吸收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也要汲取当代史上改革失败或丧失改革机遇不改革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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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绍华】
〔关键词〕主体思想；斯大林思想；过度集中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革；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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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主体社会主义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受到特殊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思潮——斯大林思想的深刻影响。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运动。〔1〕历史弊端与现实困顿、国内境况与国际潮流共同促生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朝鲜改革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实践探索。尽管改革取得的成效不很明显，但这一尝试仍可为当代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不同国别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一、苏联与北朝鲜的建国立制及“主体思想”的起源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半岛自此受日本统治长达35年。朝鲜共产党成立于1925年4月，领导人为金永奉和朴宪永，1928年因党内宗派斗争被共产国际下令解散。1932年，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金日成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当时朝鲜半岛最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金日成率领的游击队曾在1937年攻下朝鲜北部的普天堡镇，而后在日本关东军打击下损失惨重，于1941年被迫退出朝鲜半岛，转移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1945年8月15日，苏联军队进驻北朝鲜，配合长期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迅速解放了朝鲜北部领土。由于苏军进入朝鲜半岛北部时原朝鲜共产党多数成员还在半岛南部从事地下活动，苏联方面委托金日成随苏军返回朝鲜并在北部重建朝鲜共产党。在金日成主持下，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于1945年10月10日在平壤成立，金日成任中央责任书记，1946年8月28日，与朝鲜新民党合并为朝鲜劳动党；1949年6月29日，南朝鲜劳动党也合并进来。有关苏联军队对北朝鲜民族光复的重要作用，金日成于1945年8月20日在对军事政治干部的讲话中曾说，“由于苏联军队的决定性作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被击溃了，我国人民实现了光复祖国的历史事业。”〔2〕1946年，金日成再次讲到：“一年以前，英雄的苏联军队帮助我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解放了祖国。”〔3〕
解放后，苏联军队为北朝鲜政权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帮助，苏联为北朝鲜恢复战争创伤、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援助。金日成在1946年指出，“解放朝鲜以后，苏联军队帮助了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和创造民主的新生活；并且为了北朝的国民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复兴和发展，正在继续向我们提供无私的援助。”〔4〕1948年8月15日，朝鲜半岛南部在美国支持下成立了大韩民国；9月9日，北朝鲜则在苏联支持下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劳动党为执政党。1948年10月苏联把半岛北部的行政权移交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在北朝鲜驻扎了三年多时间，于当年12月25日全部撤离。
“主体思想”起源于朝鲜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并在其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逐步成形。1930年6月30日至7月2日，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领导干部会议在中国东北卡伦地区举行，金日成在这一会议上作了题为《朝鲜革命前进的道路》的报告，指出“革命斗争的主人是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才能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5〕这一报告确立的基本思想标志着“主体思想”的初步萌芽。20世纪30年代，金日成还曾提出“朝鲜民族总动员起来，实现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统治，建立真正的朝鲜人民政府”〔6〕的奋争目标。1943年9月，金日成在朝鲜即将解放之际提出：“解放了祖国还不等于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在解放了的祖国建立人民的国家，建立起富强的自主独立国家。”〔7〕1955年12月，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宣传鼓动工作者会议上以“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为题发表讲话，这是其第一次提出要树立“主体思想”的问题。
“主体思想”形成过程中，朝鲜领导人对其基本内涵进行了概括，并将其置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地位。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是“主体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1956年12月，金日成提出“经济主体”的思想。1962年12月，朝鲜《劳动新闻》刊载文章第一次公开阐明：“主体思想是我们党在自己行动中牢固坚持的根本原则。”〔8〕1963年，金日成将“主体思想”进一步概括为：“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1965年4月，金日成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说，首次提出“思想上的主体，政治上的自主，经济上的自立，国际上的自卫，这就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立场。”〔9〕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主体思想”的内涵。此后不久，“主体思想”成为朝鲜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1970年11月，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规定：党的坚定不移的指导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体现于朝鲜现实的“主体思想”；会议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金日成同志的伟大的主体思想”作为朝鲜劳动党活动的唯一指针。
“主体思想”的形成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与朝鲜民族独立及建国前后的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综合来看，这些背景因素至少包括：朝鲜抗日战场的地缘位置、朝鲜民族尤其是领袖金日成的民族自主意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苏联社会主义范板的影响、苏联军队的作用、中国的影响（新中国在向苏联一边倒）等。朝鲜获得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之时，在国际上追随的是两个“老大哥”（苏联和中国）。1955年12月，金日成回忆道：在战争时期“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当时，党中央指出：苏联的好经验也要学，中国的好经验也要学，都要学来创造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政治工作方法。”〔10〕而当时的中国正完全倒向苏联、也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对朝鲜社会主义道路起步的影响甚大。20世纪50年代，“主体思想”中包含有浓厚的向苏联学习的倾向。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金日成就曾说：“先进国家苏联的技术人员到我国来，不仅是为了解决我们紧急的技术课题，而且是为了向我们传授技术”；“要不断地学习苏联等兄弟国家的经验。必须虚心地、谦逊地、老老实实地向苏联的学者、专家和技术人员学习”。〔11〕 可见，在朝鲜民族解放及其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过程中，苏联起到了重要作用；朝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主体思想”的形成背景中，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范板，斯大林作为大国政治强人，其思想主张深刻地影响了刚取得民族解放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二、斯大林思想与“主体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 实现民族解放后，在“主体思想”指导下，劳动党领导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解放之初，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朝鲜实行了产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1946年8月10日，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无偿没收日本国家、日本法人和日本私人以及朝鲜民族叛徒所有的一切工厂、矿山、发电站、铁路运输、邮电、银行、商业和文化机构，并实行国有化。国有化措施把生产资料掌控在国家手中，为自主开展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1946年3月，朝鲜开始在农村进行土改，“根据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的原则，彻底实行土地改革”〔12〕。土改作为深刻的农业革命得到了彻底贯彻，到1946年4月，半岛北部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和封锁，完全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集团，依靠这一经济体系发展国民经济。战争结束尤其是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后，朝鲜所进行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以及农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受到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斯大林“优先高速重工业化”思想的影响下，朝鲜也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行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金日成就反复强调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路径。1953年8月5日，他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战后恢复和发展工业的基本方向，是要从消除在战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工业的弱点和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的殖民统治的恶果——工业的殖民地畸形状态，奠定我国未来工业化的基础出发，优先恢复和扩大重工业……”；同时，朝鲜劳动党也将优先发展重工业看作“是有效地解决战后恢复建设的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13〕。从1953到1956年，朝鲜实行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该计划的基本方向是“首先有重点地发展重工业，与此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村经济”，“应当保障人民经济的基本骨干重工业的优先发展”。〔14〕受斯大林工业化思想影响，朝鲜也加大对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资金投入，不断强调高速度工业化的重要性。资料显示，1956年在朝鲜国民所得中就把79.3%投向工业部门，直到1966年仍达61.6%，表现出较高的投资势头。〔15〕1956年，朝鲜经济恢复的“三年计划”结束、大规模工业建设即将开始时，金日成再次强调速度的重要性：“我们决不能走慢步，要比别人快跑几倍、几十倍”。〔16〕1962年12月，朝鲜劳动党根据国内外严峻形势提出了“保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17〕的方针。这一决策导致的结果是，朝鲜国防费用在整个国家的财政预算中从1960年的3.10%猛增到1968年的32.4%，基本形成了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龙头的产业格局。朝鲜实现工业化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同斯大林在20—30年代提出的苏联工业化道路和实施方针差异不大，表现出现实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趋同性。〔18〕农业集体化运动及农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展迅速，在朝鲜战争停战后四五年内即迅速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短时间内完成。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朝鲜开始树立经济上的“主体思想”，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以及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1956年12月，金日成提出了“经济主体”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朝鲜开始形成既“大”又“公”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建立起过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统制一切经济要素，实行国家计划的“一元化和细部化”。〔19〕也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早在1953年8月，金日成就开始强调“在着手战后的恢复和建设时，首先要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正确地制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要制订出能够合理地、机动地使用我们的物资、劳动力及资金的国家计划”〔20〕。1956年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57年又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是朝鲜“完成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的计划”。朝鲜劳动党提出了要在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1961年，朝鲜又转而开始执行第一个“七年计划”（1961—1967年），预计在1967年完成，实际上用了十年，到1970年结束。“七年计划”期间的中心问题是：彻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现代技术装备国民经济所有部门。1971年，朝鲜又开始执行新的“六年计划”，到1976年完成。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朝鲜还通过广泛动员，开展群众运动发展生产。1958年9月，金日成在全国生产革新者大会上号召朝鲜人民争当英雄的千里马骑手，从此朝鲜全国开展了“千里马运动”。1959年朝鲜劳动党四大把“千里马运动”确定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个路线的实质在于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全体劳动人民，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高度地发挥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才能，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21〕。1959年，金日成还倡议发起被称为“机床生产机床运动”的生产运动，当年创造了增产13000多台国产机床的奇迹。〔22〕
可以看出，朝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深受斯大林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思想影响，基本照搬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做法，建立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朝鲜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也与苏联模式类似。其积极作用主要有：由于确立了优先发展工业、重工业的方针，朝鲜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大幅增加。在战后1954到1963年的十年间，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34.8%。1964年工业生产增长到战前1949年的11倍左右、解放前1944年的13倍以上；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64年由1946年的28%提高到75%。〔23〕重工业领域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65年4月已基本上能在国内生产国民经济所需的发电设备、化工设备、冶金设备、汽车、拖拉机、挖掘机等大型机器设备和其他机器设备，1964年机器制造工业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为25.8%，机器设备的国内自给率达到94.3%。〔24〕同时，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也起了重大成效。它在医治战争创伤、改变朝鲜经济落后面貌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975年朝鲜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60年分别增长了243%和126%，朝鲜为国民提供几乎等于免费的吃、穿、住所需的一切条件，并提供免费医疗、教育等。〔25〕这种体制的消极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优先高速发展工业、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导致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60年代重、轻工业投资比重为80%比20%，70年代重工业投资比重进一步提高，达到83%比17%；工农业比重也迅速由1964年的28%比72%转变为70年代的74%比26%。〔26〕同时，“把大批人力和物力资源投入国防部门。这不能不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带来一定的影响”〔27〕。其次，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转变时间过短、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来改变农村所有制结构、急速消灭富农阶层等弊端。再次，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使国民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等。 三、改革传统体制的实践探索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朝鲜也开始了体制改革探索，个中原因主要有国内、国际两方面。在国内方面，70年代末开始，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中与斯大林模式类似的诸多弊端日益显露，经济发展缺少生机与活力，面临诸多困难。国内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改变僵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朝鲜领导人主观上也认识到经济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1978年12月23日，金日成在全国财政银行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按照经济核算制的原则来经营管理工厂、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我们通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直到今天的实际体验，深切地体会到正确地实行经济核算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正确地实行经济核算制，就要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只有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才能降低单位产品消耗标准，才能提高职工每人平均产值，也才能提高产品的质量。目前，在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没有好好地利用价值规律，是主要缺点之一。”〔28〕从国际上来看，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间的矛盾有所缓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认识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掀起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开始了探索适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修改直至摆脱苏联单一模式，找出符合各自条件和需要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20世纪中期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达数十年的历史潮流”〔29〕。朝鲜突破传统斯大林模式的尝试、推动部分领域的改革也是在以上背景下开始的。
从80年代初开始，朝鲜迈出的改革步伐主要有：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部分引入市场经济的要素，有限放松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控，发展一定程度的私有制经济，开始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调整工业和农业发展政策等。
朝鲜的改革最早始于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经济主体”思想主要是立足于国内，发展自立经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开始强调国际市场的重要性。1981年，朝鲜主体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成运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自立经济虽是以国内经济为对象而发展，但是，自立经济不仅不排除对外市场，而且还要与之合作，自立经济的对外合作要通过对外市场而发展。〔30〕朝鲜以往一直实行与社会主义国家签订长期对等换货贸易与支付协定，而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仅以民间组织形式发展有限的经济关系。80年代初，朝鲜改变了这种对外经济政策，开始寻求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合作。1981年4月，朝鲜与日本对有关无烟煤开发、制革、制鞋、电池生产等领域的合作问题进行了三次洽谈。1982年5月，与西德、法国洽谈了开发锌矿和联合勘探石油等合作问题。同年6月，又与芬兰协商合资开发检德矿山问题。1984年，朝鲜又部分调整了外贸体制。朝鲜还通过制定和颁布有关涉外经济的法律、法规，出台优惠政策，来鼓励并规范国内外合资经营。此外，朝鲜还通过调整外贸体制，下放外贸管理权，拓展海外市场。1992年，朝鲜引入“新贸易体制”的概念。金日成曾就此指示：“为谋求外贸事业的发展，要使各部、委、道在直接从事外贸的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同年12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九届四次会议决定，将政务院的贸易部等有关对外积极部门统一合并为对外经济委员会，以下放外贸管理权限，减少中央政府的垄断与控制。〔31〕
在工业改革方面，针对工业化进程中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的问题，朝鲜有限扩大了国有企业自主权，并给地方适度放权。1985年2月，朝鲜修改国营企业独立核算制，有限地扩大了国营联合企业的自主权。同年6月，将道经济指导委员会改组为道行政经济指导委员会，适度加强了地方权限。针对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不大等问题，朝鲜也加大了对轻工业生产的重视。1984年8月3日，金正日视察全国轻工业制品展览会，发表讲话指示发展轻工业，提高人民生活。随后各地设立“8月3日人民消费品直卖店”。1989年1月，金日成在新年献辞中首次提出了“轻工业革命”的号召。同年6月，朝鲜劳动党六届十一次全会通过了“轻工业革命”的方针。1990年6月，金正日致信全国轻工业大会，号召彻底贯彻轻工业革命的方针。
在农业方面，朝鲜劳动党越来越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1984年2月16日，金日成在党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发表《关于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的讲话，指出：“在南北经济战中，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拿着空饭碗向人民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好，他们是不会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真正优越性的”。1993年，朝鲜劳动党召开第六届二十次全会，重新评估朝鲜经济形势和第三个“七年计划”执行情况，提出了旨在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以“三个第一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缓冲期新经济战略”，提出这一时期要执行农业第一主义、轻工业第一主义、贸易第一主义的“三个第一主义”方针。农业政策也由原来实行的“分组管理制”调整为“分组承包制”。1992年初，朝鲜把农业合作社改为合作农场，合作农场内实行“分组管理制”，即将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牛、农机具和劳动力等固定给不同的“组”，按照国家计划来制定“组”的生产计划，并以“组”为单位确定分配份额。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和配给，不允许私人参与。严格限制农贸市场，禁止私人进行农产品贸易。1997年初，朝鲜政府调整农业政策，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大幅度下调国家征粮指标；二是在农业经营组织上改变过去集体耕作方法，提倡搞小组承包制，即每10-15户为一组实行承包。〔32〕
朝鲜还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经验，设立经济特区。1991年12月28日，朝鲜政务院决定设立“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1992年10月5日，朝鲜又颁布了《外国人投资法》、《合作法》、《外国人企业法》等一系列有关自由贸易区法规。
尽管进行了改革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朝鲜改革取得的成效并不明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突变及其国内持续的自然灾害严重制约了改革的推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共运遭受巨挫，作为原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朝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1994至1996年，国内连续三年发生持续性自然灾害，对国内经济造成重创。从1990年起GNI连续9年负增长，人均GNI下降34%，工厂开工率仅20-30%，粮食及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财政负担过重，外贸迅速萎缩，外债总额激增，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33〕 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随着朝鲜劳动党两代领导人完成权力更替，90年代末朝鲜又在国家领导体制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1998年9月，朝鲜修改宪法，删除国家主席一节，将政务院改为内阁，最高人民会议改为常任委员会；突出了国防委员会的权力，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实质上的国家元首。在整个90年代，朝鲜的实践探索充满着社会主义改革时代的理想追求与国内外形势的现实困顿之间的矛盾。不能否认，朝鲜对改革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作出了有益尝试。
四、结语
从历史的维度考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立制、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可以看到，苏联的作用、斯大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思想深刻影响了朝鲜的解放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朝鲜照搬斯大林模式，建立起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社会生产的扩展，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日益显露。在国内外形势催动下，朝鲜开始了改革传统体制的尝试，为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的束缚做出了本国前所未有的有益探索。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形势的突变、国内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改革举措也存在不系统、不深入、不彻底的毛病，诸多客观条件的局限以及领导人的主观认知水平使其在艰困背景下难以推行全面、配套而又彻底的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朝鲜的实践探索可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运动提供以下启示：首先，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理应异彩纷呈、多种多样，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必须密切结合本国的国情，盲目照抄照搬他国模式势必出现严重弊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斯大林思想的束缚、冲破传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藩篱是推进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最基本前提。当今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应率领人民群众各自独立而又协作，坚持不懈探索、开拓有本国特色通往社会主义之路，未来必将是多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新世界。〔34〕其次，改革要把握历史机遇、顺应时代潮流，并且应是一个持续不断、向深广推进的过程。“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常态，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不仅仅是应对社会危机的非常手段”〔35〕；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通过常态的、科学的改革来推动，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进步，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模式的创新。再次，改革还要相互学习和借鉴，要善于总结学习其他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吸收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也要汲取当代史上改革失败或丧失改革机遇不改革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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