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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是用文学来济世的。学者王德威曾把他比作“台湾的鲁迅”。不仅因为他的作品中看得见鲁迅的影子，更因为他如鲁迅一样敢于冲破社会禁忌。
提起陈映真，人们眼前浮现的是一个绝不妥协，然而又有些孤独的身影，他是台湾文学的一个异数，同时又是无法忽视的经典。2016年11月22日，卧病长达10年的陈映真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消息在两岸传开，台湾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都发布了陈映真离世的消息，而大陆媒体也发表了很多纪念陈映真的文章。学者王德威曾把他比做“台湾的鲁迅”，回顾陈映真的一生，实在是极为贴切的比喻。
用文学悬壶济世
陈映真身上有着多种不同的身份：台湾小说家、台湾社会运动参与者、保钓人士和中国统一促进人士等等。不过陈映真最为人熟知的身份还是作家，他的作品深深影响了当时台湾的一代人，包括舞蹈家林怀民在内的许多台湾知名人士都以陈映真为偶像。
与李敖、龙应台、余光中这样的台湾作家不同，陈映真在大陆的年轻一代中似乎并没有太高知名度，他的作品比较少出现在畅销小说的排行榜上。由于身体原因，陈映真多年在北京养病而未能出现在公开的活动中，不过这并不影响陈映真这个名字在两岸许多人心中的分量。
陈映真1937年生于台湾苗栗竹南镇，本名陈永善。小学时，他从父亲书房里找到一本鲁迅的《呐喊》。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这本暗红色封皮的小说集如暗夜中的一道光，陪伴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并影响深远。
1959年，还在上大学的陈永善以陈映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面摊》，此后他又陆续发表《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将军族》等。这些早期作品略显青涩，但已经显露出陈映真的文学路一开始就超越种族、宗教等藩篱，立足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上。以《将军族》为例，讲述的是发生在来自大陆底层老兵和台湾雏妓之间的感情故事，两人虽相惜相扶却抵不过残酷现实，最终双双选择自杀。
左翼倾向和浓厚的人文关怀，不仅呈现在陈映真的作品中，也贯穿了他的一生。1968年7月，陈映真被以“组织聚读马列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等罪名逮捕。7年牢狱生活没有磨灭他的理想，反而因为与20世纪50年代被捕的台湾政治犯同监，结识了这些为了理想而舍生忘死的人，让他知道“曾经有一代人抱着高洁的灵魂，为了理想事业而家破人亡的故事”。
1985年，陈映真抵押了房子创办《人间》杂志。这本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故事便是“在内湖垃圾山上讨生活的人们”。镜头下那些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社会边缘人的辛酸故事，震撼和影响了台湾整个时代。
当时台湾的杂志市场蓬勃发展，《人间》透过纪实摄影和报道文学控诉当时台湾的社会问题，揭露贫苦的底层角落；更以占版面2/3的黑白照片记录台湾社会的真实，令读者“眼见为凭”。《人间》杂志的读者众多，以至于内地的许多作家提及陈映真时也会谈到他的《人间》杂志。如大陆作家阿城回忆的：“（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美国见到陈映真，他那时在台湾编《人间》。《人间》杂志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过了10年，大陆才开始有很多人拍类似的照片”。
尽管仅仅存活4年、发行47期，《人间》就因财务困难而停刊，但有媒体评价说，它“在台湾杂志史的地位宛如圣典”。
探索陈映真的精神世界，他的作品主要以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绪为主，前期作品充满忧郁与苦闷的色调以及人道主义关怀；后期作品焦点转变为批判跨国企业对第三世界经济、文化与心灵的侵略。在其因“白色恐怖”被囚绿岛岁月里，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指出，陈映真是第一个以小说形式表现台湾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革命者的斗争与牺牲的作家，也是第一个表现反“文化台独”的作家。
作家白先勇称赞陈映真是个极端浪漫的人，“唯有他能直直写到人心中相当创痛的地方”。固然，陈映真温和、细腻、不疾不徐的文字具有感染力，但更打动人的是他自省、谦卑、真挚乃至善良、正直的内心。
对于文学，陈映真的态度从来都是鲜明的。20世纪70年代，台湾曾发生一场乡土文学论战。作为论战中的重要角色，陈映真主张文学要来自社会反映社会。2004年他在香港接受访谈时更明言：“写小说目的很简单，就是宣传，宣传一整代足以谴责眼前犬儒主义世界的一代人。”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意念先行的作家，是一个文学艺术的功利主义者，甚至公开认为文学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宣传，“我并不以此为耻，问题是你写得好不好”。陈映真的功利主义是什么呢？他曾自言：“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着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1983年，陈映真应邀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结识了中国作家王安忆。从此，王安忆把陈映真视为写作、人生上的偶像、前辈。她以对一个人的怀念写下了《乌托邦诗篇》，用散文的笔调记录与陈映真之间交往的点点滴滴、对现实的思考等，如同一次精神上的对话。
王安忆曾经写道：“1983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公寓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陈映真是用文学来济世的。学者王德威曾把他比作“台湾的鲁迅”。不仅因为他的作品中看得见鲁迅的影子，更因为他如鲁迅一样敢于冲破社会禁忌。20世纪80年代，陈映真相继发表《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大胆涉及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在戒严时期的台湾，说错话是要坐牢的。曾经坐过7年牢、并仍常被某部门叫去问话的陈映真勇敢地挑战黑幕，以温和、稳健、真挚的叙述，撼动了尚未解禁的台湾。 2004年秋，林怀民“云门舞集”公演了《陈映真·风景》，向陈映真致敬。林怀民说：“在那个时代里面，陈映真的声音是重要的声音。”
坚持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不只勤于伏案笔耕，陈映真同样站在台湾街头运动的最前线。徐复观先生称他为“海峡两岸第一人”；他也参加胡秋原先生的《中华杂志》，为其撰稿。
鲁迅对陈映真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陈映真曾说，鲁迅给了他一个祖国。“从鲁迅的作品中，读到他对中国深切的关怀和热爱，让我从小就认定中国是自己的祖国。”陈映真主张台湾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他还撰写一系列文章揭露“文学台独”的荒谬和危害。
陈映真始终坚持中国统一，1988年，他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而不懈地工作。
那正是李登辉上台之后，台湾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之时。看到海外“台独”组织纷纷回台，陈映真敏锐的洞察力促使他放下手中的笔，走到反对“台独”的第一线—“中国统一联盟”的宗旨就是促进民族的团结与和平，建立统一的国家，消除两岸敌对意识，促进两岸交流。
在统一运动陷入低迷之际，1990年2月15日，台湾“统联”应全国政协的邀请，由陈映真组织访问团，到大陆进行为期两周的参观访问。陈映真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当时他抽空回到祖籍地福建安溪县石盘头探亲谒祖，受到家乡亲人的热情欢迎。陈映真十分感动，他激动地说：“我到过几十个国家，只有在自己的故乡，才能听到这么多亲切的呼唤，乡亲们的乡谊乡情溢于言表，我听了眼泪一直要往外流。这种意境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到。”
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说，20世纪60-80年代，陈映真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陈映真要把所写的文字，绕很多弯，涂很多层，像古典油画一样，一种精神会暖暖地穿透层层形式透露出来。
“形式是盖不住的，反而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和美感。”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陈映真就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被“遗忘”了，被社会甩在了后面，“我们没有意识到他走在我们前面，他思考过很多我们思考的问题，他的困境也是我们的困境，我们和他缺少一种联系意识。”
台湾作家蓝博洲说，当历史走到陈映真面前时，他选择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这是陈映真用一生去实践的誓言。作为理想主义者，孤独是必修课。坚守左派立场，陈映真是孤独的；作为“死不悔改的统一派”，陈映真更是被台湾某些人批判乃至选择性遗忘。然而，他的光辉并不因此而减损。
在当前的两岸文学界，陈映真是独一无二的。他为绝食工人写下感人诗篇、对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关爱、积极推动祖国统一事业，他的光辉早已超越文学，光照人间。
2010年初，陈映真提出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当年中国作协决定吸收他为首批台湾会员。同年8月19日，在中国作协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团第十次会议上，32名主席团成员一致通过决定，聘请陈映真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当时陈映真郑重地表示：“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支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
蓝博洲表示，陈映真病了10年，但他已经把他该做的、能做的事都做了，因为付出太大，所以身体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陈先生不仅影响了与他同时代的人，还影响了年轻一代，包括底层人民。陈先生认为台湾还是在帝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下，所以他长期追求国家统一，结束内战的状态，这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志愿。我们以后只有在不同的阵地，继续完成陈先生所开拓的战场、所未竟的事业，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陈先生。”蓝博洲认为，陈映真开拓的台湾左翼文学并不会终结，“我相信这条路会越走越宽，陈先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不可能是最后的人，因为台湾问题没解决，台湾社会公平的矛盾没解决，继承陈映真先生理想的年轻人会源源不断。”
现任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的戚嘉林回忆起陈映真当初组织群众活动的点滴，他说自己当初在研究台湾通史时受到陈映真的主动邀约，“大家只知道陈映真先生是一个文学作家，不知道他对两岸的历史非常关注。那时候我很年轻，他再三鼓励我，台湾史要有人研究，鼓励我如何将台湾历史真相还原，写一个真正的台湾历史，和台湾两岸相关的历史。”
戚嘉林表示，陈映真高风亮节值得尊敬，他不仅是造诣高深的作家，他的统一理论更是引领了台湾岛内统派人士的前进方向，他的各种事迹“点滴在心头”，令人无比感念他为两岸统一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提起陈映真，人们眼前浮现的是一个绝不妥协，然而又有些孤独的身影，他是台湾文学的一个异数，同时又是无法忽视的经典。2016年11月22日，卧病长达10年的陈映真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消息在两岸传开，台湾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都发布了陈映真离世的消息，而大陆媒体也发表了很多纪念陈映真的文章。学者王德威曾把他比做“台湾的鲁迅”，回顾陈映真的一生，实在是极为贴切的比喻。
用文学悬壶济世
陈映真身上有着多种不同的身份：台湾小说家、台湾社会运动参与者、保钓人士和中国统一促进人士等等。不过陈映真最为人熟知的身份还是作家，他的作品深深影响了当时台湾的一代人，包括舞蹈家林怀民在内的许多台湾知名人士都以陈映真为偶像。
与李敖、龙应台、余光中这样的台湾作家不同，陈映真在大陆的年轻一代中似乎并没有太高知名度，他的作品比较少出现在畅销小说的排行榜上。由于身体原因，陈映真多年在北京养病而未能出现在公开的活动中，不过这并不影响陈映真这个名字在两岸许多人心中的分量。
陈映真1937年生于台湾苗栗竹南镇，本名陈永善。小学时，他从父亲书房里找到一本鲁迅的《呐喊》。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这本暗红色封皮的小说集如暗夜中的一道光，陪伴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并影响深远。
1959年，还在上大学的陈永善以陈映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面摊》，此后他又陆续发表《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将军族》等。这些早期作品略显青涩，但已经显露出陈映真的文学路一开始就超越种族、宗教等藩篱，立足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上。以《将军族》为例，讲述的是发生在来自大陆底层老兵和台湾雏妓之间的感情故事，两人虽相惜相扶却抵不过残酷现实，最终双双选择自杀。
左翼倾向和浓厚的人文关怀，不仅呈现在陈映真的作品中，也贯穿了他的一生。1968年7月，陈映真被以“组织聚读马列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等罪名逮捕。7年牢狱生活没有磨灭他的理想，反而因为与20世纪50年代被捕的台湾政治犯同监，结识了这些为了理想而舍生忘死的人，让他知道“曾经有一代人抱着高洁的灵魂，为了理想事业而家破人亡的故事”。
1985年，陈映真抵押了房子创办《人间》杂志。这本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故事便是“在内湖垃圾山上讨生活的人们”。镜头下那些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社会边缘人的辛酸故事，震撼和影响了台湾整个时代。
当时台湾的杂志市场蓬勃发展，《人间》透过纪实摄影和报道文学控诉当时台湾的社会问题，揭露贫苦的底层角落；更以占版面2/3的黑白照片记录台湾社会的真实，令读者“眼见为凭”。《人间》杂志的读者众多，以至于内地的许多作家提及陈映真时也会谈到他的《人间》杂志。如大陆作家阿城回忆的：“（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美国见到陈映真，他那时在台湾编《人间》。《人间》杂志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过了10年，大陆才开始有很多人拍类似的照片”。
尽管仅仅存活4年、发行47期，《人间》就因财务困难而停刊，但有媒体评价说，它“在台湾杂志史的地位宛如圣典”。
探索陈映真的精神世界，他的作品主要以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绪为主，前期作品充满忧郁与苦闷的色调以及人道主义关怀；后期作品焦点转变为批判跨国企业对第三世界经济、文化与心灵的侵略。在其因“白色恐怖”被囚绿岛岁月里，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指出，陈映真是第一个以小说形式表现台湾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革命者的斗争与牺牲的作家，也是第一个表现反“文化台独”的作家。
作家白先勇称赞陈映真是个极端浪漫的人，“唯有他能直直写到人心中相当创痛的地方”。固然，陈映真温和、细腻、不疾不徐的文字具有感染力，但更打动人的是他自省、谦卑、真挚乃至善良、正直的内心。
对于文学，陈映真的态度从来都是鲜明的。20世纪70年代，台湾曾发生一场乡土文学论战。作为论战中的重要角色，陈映真主张文学要来自社会反映社会。2004年他在香港接受访谈时更明言：“写小说目的很简单，就是宣传，宣传一整代足以谴责眼前犬儒主义世界的一代人。”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意念先行的作家，是一个文学艺术的功利主义者，甚至公开认为文学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宣传，“我并不以此为耻，问题是你写得好不好”。陈映真的功利主义是什么呢？他曾自言：“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着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1983年，陈映真应邀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结识了中国作家王安忆。从此，王安忆把陈映真视为写作、人生上的偶像、前辈。她以对一个人的怀念写下了《乌托邦诗篇》，用散文的笔调记录与陈映真之间交往的点点滴滴、对现实的思考等，如同一次精神上的对话。
王安忆曾经写道：“1983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公寓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陈映真是用文学来济世的。学者王德威曾把他比作“台湾的鲁迅”。不仅因为他的作品中看得见鲁迅的影子，更因为他如鲁迅一样敢于冲破社会禁忌。20世纪80年代，陈映真相继发表《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大胆涉及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在戒严时期的台湾，说错话是要坐牢的。曾经坐过7年牢、并仍常被某部门叫去问话的陈映真勇敢地挑战黑幕，以温和、稳健、真挚的叙述，撼动了尚未解禁的台湾。 2004年秋，林怀民“云门舞集”公演了《陈映真·风景》，向陈映真致敬。林怀民说：“在那个时代里面，陈映真的声音是重要的声音。”
坚持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不只勤于伏案笔耕，陈映真同样站在台湾街头运动的最前线。徐复观先生称他为“海峡两岸第一人”；他也参加胡秋原先生的《中华杂志》，为其撰稿。
鲁迅对陈映真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陈映真曾说，鲁迅给了他一个祖国。“从鲁迅的作品中，读到他对中国深切的关怀和热爱，让我从小就认定中国是自己的祖国。”陈映真主张台湾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他还撰写一系列文章揭露“文学台独”的荒谬和危害。
陈映真始终坚持中国统一，1988年，他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而不懈地工作。
那正是李登辉上台之后，台湾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之时。看到海外“台独”组织纷纷回台，陈映真敏锐的洞察力促使他放下手中的笔，走到反对“台独”的第一线—“中国统一联盟”的宗旨就是促进民族的团结与和平，建立统一的国家，消除两岸敌对意识，促进两岸交流。
在统一运动陷入低迷之际，1990年2月15日，台湾“统联”应全国政协的邀请，由陈映真组织访问团，到大陆进行为期两周的参观访问。陈映真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当时他抽空回到祖籍地福建安溪县石盘头探亲谒祖，受到家乡亲人的热情欢迎。陈映真十分感动，他激动地说：“我到过几十个国家，只有在自己的故乡，才能听到这么多亲切的呼唤，乡亲们的乡谊乡情溢于言表，我听了眼泪一直要往外流。这种意境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到。”
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说，20世纪60-80年代，陈映真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陈映真要把所写的文字，绕很多弯，涂很多层，像古典油画一样，一种精神会暖暖地穿透层层形式透露出来。
“形式是盖不住的，反而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和美感。”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陈映真就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被“遗忘”了，被社会甩在了后面，“我们没有意识到他走在我们前面，他思考过很多我们思考的问题，他的困境也是我们的困境，我们和他缺少一种联系意识。”
台湾作家蓝博洲说，当历史走到陈映真面前时，他选择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这是陈映真用一生去实践的誓言。作为理想主义者，孤独是必修课。坚守左派立场，陈映真是孤独的；作为“死不悔改的统一派”，陈映真更是被台湾某些人批判乃至选择性遗忘。然而，他的光辉并不因此而减损。
在当前的两岸文学界，陈映真是独一无二的。他为绝食工人写下感人诗篇、对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关爱、积极推动祖国统一事业，他的光辉早已超越文学，光照人间。
2010年初，陈映真提出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当年中国作协决定吸收他为首批台湾会员。同年8月19日，在中国作协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团第十次会议上，32名主席团成员一致通过决定，聘请陈映真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当时陈映真郑重地表示：“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支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
蓝博洲表示，陈映真病了10年，但他已经把他该做的、能做的事都做了，因为付出太大，所以身体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陈先生不仅影响了与他同时代的人，还影响了年轻一代，包括底层人民。陈先生认为台湾还是在帝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下，所以他长期追求国家统一，结束内战的状态，这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志愿。我们以后只有在不同的阵地，继续完成陈先生所开拓的战场、所未竟的事业，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陈先生。”蓝博洲认为，陈映真开拓的台湾左翼文学并不会终结，“我相信这条路会越走越宽，陈先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不可能是最后的人，因为台湾问题没解决，台湾社会公平的矛盾没解决，继承陈映真先生理想的年轻人会源源不断。”
现任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的戚嘉林回忆起陈映真当初组织群众活动的点滴，他说自己当初在研究台湾通史时受到陈映真的主动邀约，“大家只知道陈映真先生是一个文学作家，不知道他对两岸的历史非常关注。那时候我很年轻，他再三鼓励我，台湾史要有人研究，鼓励我如何将台湾历史真相还原，写一个真正的台湾历史，和台湾两岸相关的历史。”
戚嘉林表示，陈映真高风亮节值得尊敬，他不仅是造诣高深的作家，他的统一理论更是引领了台湾岛内统派人士的前进方向，他的各种事迹“点滴在心头”，令人无比感念他为两岸统一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