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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宁笑了，38岁的他开始迎接新的人生。这个曾经是湖北大悟县宣化镇玄武村“老大难”的单身汉，年底将迎娶来自镇上的自己的心上人，并开始着手实现自己“这辈子最大的人生理想”——将常年漏雨的平房小院拆掉，盖一栋两层四间的小楼房。
李燕宁个人命运的转折，缘于数月前一场全省范围的访民情活动，由湖北省政府投入到村里的120万元资金，在他家门口修了一条宽宽的马路和一池荷塘，并且建起了一个公共厕所和垃圾处理点。大山深处出现的这道风景，吸引了从镇上来办事的女友。
“三万”活动进村
在玄武村第5小组组长席明利的记忆中，村里的改变要从2011年3月2日那次“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深夜长谈说起。那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现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张昌尔。
当夜，她向张昌尔托出自己的梦想：在广州打工的丈夫能回家创业；把组里砂石路铺成水泥路、建一个公共厕所；组里每家建猪圈，把放养的猪圈养起来。这些在夜谈后不久即悉数成真，她家门口曾经一片狼藉的地方，还平添一块“荷塘”用以处理农用污水。
在3月至6月间，湖北省每个农户家里都上演了这样一次官民谈心。“今年只是电视连续剧拉开了序幕，主题是访民情、听民意。”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财经办（省农办）主任刘田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刘田喜所指的是由“三万”活动，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任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省长王国生任第一副组长、张昌尔任常务副组长，其全名为“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
不过，并不是所有官民谈心都如此美好。当时，另外一个村庄的一位村民把一盆“凉水”泼向“三万”活动工作组组员。“并非所有老百姓都领情。” 湖北省纪委督导组成员、省纪委宣教室处长李苏萍回忆了“三万”活动刚启动的情形。
类似村民都或多或少有过上访经历。在一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湖北省官员看来，由于传统观念所致，干部往往高高在上，自认为比老百姓高出一等，工作思路是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工作方法也比较僵化，最终导致干群关系冷漠。一旦一些农民利益受损且在地方得不到有效解决，他们就选择上访，并与地方官员形成敌对态度。
近年来，上访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地农村。“农村矛盾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农村和谐稳定”，由“三万”活动形成的《民情调查报告文集》直指该问题的严重性。而石首市委副书记涂勤学通过与村民谈心，在自己的民情日记里写道：“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之所以有上访等问题发生，大多是没有与群众及时沟通。”
据李苏萍了解，很多上访者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小，他们更多是需要被尊重和理解。上述工作人员被泼水后继续坚持与村民沟通，了解问题后写入访问记录表，最终通过工作组解决了她的问题。
湖北省委财经办秘书长章兴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工作组在各个农村访问中，遇到不少曾经的上访者，通过数次谈心，“他们的心被打开，把问题讲出来，工作组能帮助解决的会很快解决，不能当时解决的也会纳入汇报材料”。
防止形式主义
黄庆稳所在的玄武村村民起初之所以对“三万”毫无兴趣，在他看来，缘于几十年来干部下乡的形式主义。“以前干部到农村都是吃喝拿，只取不给，长此以往老百姓自然会反感”。但是，这次不同，所有的干部下乡住农户都需付租金，吃饭需付费，对于有需要的农户要给予物质帮助。
但是，舆论尤其是网民乍一听说“三万”，旋即将其批评为湖北省有史以来最大的形式主义。网民纷纷算账，省市县三级75000名干部下去，按三星级酒店住宿标准，一个月要多少钱；厅级干部带队，“厅老爷一个人一辆车要多少油钱，要多少工钱”都算了出来。然后还算时间：这些干部要访问1062万户农户，平均一户也就是二三十分钟，怎么访到，如何见效？
“形式主义”是“三万”活动尚未启动就考虑到的问题。张昌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特别强调活动要100%全覆盖地落实，不能漏掉一户。重点是访民情，为此，全省范围统一发放了民情记录表，将每户农民的忧虑、意见和盼望都做笔录，最后必须由农民亲手写意见和签名字。
湖北省委设计了两套制度，其一是群众监督制度，除了上述农户的签字，工作组还要对所访农户及结果在村委宣传栏公示，一旦有农户发现自己没有被走访，可按公示栏的举报电话举报；其二是成立督导组监督，由纪委牵头成立与工作组平行的督导组，实时进行暗访检查，一旦发现遗漏的农户，立即督促相应工作组回访整改。
“开始时督导组去检查，真的还有漏的，那就必须搞完。”张昌尔说，只有当工作组离开时每个村委会公示栏里明确对农户无一遗漏地访到了，这三个月的工作才算完成。
三个月的活动后，玄武村扛起锄头给工作组吃闭门羹的农户再看见工作组车辆，会守在家门口急切等待。“他们知道工作组要去，就赶紧通报‘来了，来了’。”章兴国描述。
但是，网民及评论人士依旧持保守观望态度。在他们看来，是否形式主义，首先要看其长久机制是否能够形成，否则会导致一套班子一套做法，没有可持续性；其次要看农村问题是否能真正解决；另外干部作风也有待观察，即便首次走访能够带着感情自付房租饭费，但是如何持续保持尚待检验。
11月11日的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第一项议题便是下一年度的“三万”活动主题。省委财经办提交了关于《2012年全省“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活动总体方案》，围绕今年“三万”活动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农田水利问题，集中力量挖20万口塘堰。
社会管理的民主实验
《民情调查报告文集》从农村社会管理角度分析总结“三万”活动，指出农村在这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问题；征地补偿等矛盾纠纷问题；交通管理问题；失地农民问题；打牌赌博问题，等等。
“社会管理很大程度是人口的管理，以人为基本要素。”张昌尔认为，从社会管理角度看，农村面临很多绕不开的新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它们，“我们现在的智慧还不够”。不过他表示在承认这些现实问题的同时，也要探索一些办法，其中之一便是接近并了解群众所思所忧所盼，这对开展任何工作都有用。
今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时强调，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十天后，张昌尔所在的农业大省湖北将视角聚焦于农村，启动“三万”活动。当“访民情、知民意”为人熟知，政府决策开始由民意基础为出发点时，他们实际上开启了一条民主路径的探索。张昌尔认为，群众工作首要的是情为民所系，而政治建设最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把人民群众当主人看，“摆正主仆关系，民主政治制度就进了一大步”。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此次实践也吸引了其他一些省市前来“取经”，但其是否可以复制，尚待观察。
（实习生王雨琦、孙超、祝小霖对本文亦有贡献）
李燕宁个人命运的转折，缘于数月前一场全省范围的访民情活动，由湖北省政府投入到村里的120万元资金，在他家门口修了一条宽宽的马路和一池荷塘，并且建起了一个公共厕所和垃圾处理点。大山深处出现的这道风景，吸引了从镇上来办事的女友。
“三万”活动进村
在玄武村第5小组组长席明利的记忆中，村里的改变要从2011年3月2日那次“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深夜长谈说起。那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现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张昌尔。
当夜，她向张昌尔托出自己的梦想：在广州打工的丈夫能回家创业；把组里砂石路铺成水泥路、建一个公共厕所；组里每家建猪圈，把放养的猪圈养起来。这些在夜谈后不久即悉数成真，她家门口曾经一片狼藉的地方，还平添一块“荷塘”用以处理农用污水。
在3月至6月间，湖北省每个农户家里都上演了这样一次官民谈心。“今年只是电视连续剧拉开了序幕，主题是访民情、听民意。”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财经办（省农办）主任刘田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刘田喜所指的是由“三万”活动，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任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省长王国生任第一副组长、张昌尔任常务副组长，其全名为“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
不过，并不是所有官民谈心都如此美好。当时，另外一个村庄的一位村民把一盆“凉水”泼向“三万”活动工作组组员。“并非所有老百姓都领情。” 湖北省纪委督导组成员、省纪委宣教室处长李苏萍回忆了“三万”活动刚启动的情形。
类似村民都或多或少有过上访经历。在一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湖北省官员看来，由于传统观念所致，干部往往高高在上，自认为比老百姓高出一等，工作思路是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工作方法也比较僵化，最终导致干群关系冷漠。一旦一些农民利益受损且在地方得不到有效解决，他们就选择上访，并与地方官员形成敌对态度。
近年来，上访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地农村。“农村矛盾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农村和谐稳定”，由“三万”活动形成的《民情调查报告文集》直指该问题的严重性。而石首市委副书记涂勤学通过与村民谈心，在自己的民情日记里写道：“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之所以有上访等问题发生，大多是没有与群众及时沟通。”
据李苏萍了解，很多上访者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小，他们更多是需要被尊重和理解。上述工作人员被泼水后继续坚持与村民沟通，了解问题后写入访问记录表，最终通过工作组解决了她的问题。
湖北省委财经办秘书长章兴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工作组在各个农村访问中，遇到不少曾经的上访者，通过数次谈心，“他们的心被打开，把问题讲出来，工作组能帮助解决的会很快解决，不能当时解决的也会纳入汇报材料”。
防止形式主义
黄庆稳所在的玄武村村民起初之所以对“三万”毫无兴趣，在他看来，缘于几十年来干部下乡的形式主义。“以前干部到农村都是吃喝拿，只取不给，长此以往老百姓自然会反感”。但是，这次不同，所有的干部下乡住农户都需付租金，吃饭需付费，对于有需要的农户要给予物质帮助。
但是，舆论尤其是网民乍一听说“三万”，旋即将其批评为湖北省有史以来最大的形式主义。网民纷纷算账，省市县三级75000名干部下去，按三星级酒店住宿标准，一个月要多少钱；厅级干部带队，“厅老爷一个人一辆车要多少油钱，要多少工钱”都算了出来。然后还算时间：这些干部要访问1062万户农户，平均一户也就是二三十分钟，怎么访到，如何见效？
“形式主义”是“三万”活动尚未启动就考虑到的问题。张昌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特别强调活动要100%全覆盖地落实，不能漏掉一户。重点是访民情，为此，全省范围统一发放了民情记录表，将每户农民的忧虑、意见和盼望都做笔录，最后必须由农民亲手写意见和签名字。
湖北省委设计了两套制度，其一是群众监督制度，除了上述农户的签字，工作组还要对所访农户及结果在村委宣传栏公示，一旦有农户发现自己没有被走访，可按公示栏的举报电话举报；其二是成立督导组监督，由纪委牵头成立与工作组平行的督导组，实时进行暗访检查，一旦发现遗漏的农户，立即督促相应工作组回访整改。
“开始时督导组去检查，真的还有漏的，那就必须搞完。”张昌尔说，只有当工作组离开时每个村委会公示栏里明确对农户无一遗漏地访到了，这三个月的工作才算完成。
三个月的活动后，玄武村扛起锄头给工作组吃闭门羹的农户再看见工作组车辆，会守在家门口急切等待。“他们知道工作组要去，就赶紧通报‘来了，来了’。”章兴国描述。
但是，网民及评论人士依旧持保守观望态度。在他们看来，是否形式主义，首先要看其长久机制是否能够形成，否则会导致一套班子一套做法，没有可持续性；其次要看农村问题是否能真正解决；另外干部作风也有待观察，即便首次走访能够带着感情自付房租饭费，但是如何持续保持尚待检验。
11月11日的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第一项议题便是下一年度的“三万”活动主题。省委财经办提交了关于《2012年全省“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活动总体方案》，围绕今年“三万”活动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农田水利问题，集中力量挖20万口塘堰。
社会管理的民主实验
《民情调查报告文集》从农村社会管理角度分析总结“三万”活动，指出农村在这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问题；征地补偿等矛盾纠纷问题；交通管理问题；失地农民问题；打牌赌博问题，等等。
“社会管理很大程度是人口的管理，以人为基本要素。”张昌尔认为，从社会管理角度看，农村面临很多绕不开的新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它们，“我们现在的智慧还不够”。不过他表示在承认这些现实问题的同时，也要探索一些办法，其中之一便是接近并了解群众所思所忧所盼，这对开展任何工作都有用。
今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时强调，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十天后，张昌尔所在的农业大省湖北将视角聚焦于农村，启动“三万”活动。当“访民情、知民意”为人熟知，政府决策开始由民意基础为出发点时，他们实际上开启了一条民主路径的探索。张昌尔认为，群众工作首要的是情为民所系，而政治建设最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把人民群众当主人看，“摆正主仆关系，民主政治制度就进了一大步”。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此次实践也吸引了其他一些省市前来“取经”，但其是否可以复制，尚待观察。
（实习生王雨琦、孙超、祝小霖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