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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异化现象的产生可以被看作是资本异化现象在信息时代的衍生品。当前，数字异化现象对人类生产、生活甚至生存造成的影响日益凸显。探究数字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从资本统治到技术统治、从劳动异化到技术异化以及“数字鸿沟”背后的始源性因素。在信息时代，强大的技术统治对人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和新的成瘾性。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存在，劳动异化也尚未消除，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劳动异化反而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以技术异化为主要表现形式。虚拟实践中反映出来的人们的利益取向和利益纠纷，实际上反映和再现了现实实践中的利益矛盾。要破解数字异化现象，必须树立和坚持虚实共生与虚实和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正视新型异化现象，不要把它当作技术带来的危机，而要看到这是技术应用所处于的不平等制度环境带来的问题;要通过完善虚拟世界的法制建设来解决;新型异化现象不仅要在虚拟世界中解决，还需要在现实世界中进行解决。
[关键词]数字异化;虚拟实践;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1-0141-07
总的来说，这个时代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资本不仅统治着人，而且还统治着人类技术的前进方向。随着由虚拟现实、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共同形成的虚拟实践的蓬勃发展，一种新型异化现象——数字异化现象，登上了人类生存舞台。数字异化现象的产生可以被看作是资本异化现象在信息时代的衍生品。当前，数字异化现象对人类生产、生活甚至生存造成的影响正在日益凸显。探析数字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研究破解数字异化现象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数字异化现象的原因探析
数字异化现象随数字化虚拟世界的产生而产生，而数字化虚拟世界的产生也与科技的发展和资本对科技发展的助推作用密不可分。所以，对数字异化现象原因的分析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从资本统治到技术统治、从劳动异化到技术异化和“数字鸿沟”背后的始源性因素。
（一）从资本统治到技术统治
由于数字化虚拟世界的产生，人类进入了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生产的时代。雇佣劳动者可以身处不同的物理空间，通过在线的虚拟实践活动，直接登录并且在线控制生产系统，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也可以随时随地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和其他信息技术，进行精神生产活动。这就使得资本利用技术实现了“远程在线”，使“资本对劳动的远程控制和支配”[1]成为一种新的资本统治方式，这种资本统治方式以技术统治的形式体现出来。换句话说，无论是人，还是本属于人的物以及人的其他属性（劳动、知识、技术等），逐渐成为资本统治的工具。
在信息时代，这种统治以信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综合作用下的技术统治为主要表现特征。由于人们时时刻刻都处于人工技术物的包围之中，令技术对人的控制作用更加隐蔽、更加无形、更加难以觉察。譬如，当你在使用智能手机时，在你享受信息时代带来的巨大便利和精神愉悦的同时，网络服务器通过记录你的浏览内容、联系记录、操作方式，得到了你的大量隐私信息——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买过什么东西、想买什么东西、有什么爱好、有哪些朋友、住过哪儿、还想去哪，等等——通过记录数据和分析数据，它甚至比你最亲近的人还要了解你。有了这些数据作支撑，就可以轻易地计算出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技术手段来引导你、控制你，使你成为消费主义服务的一分子，为资本增殖作贡献的“常人”;与此同时，各大数据服务器和各种智能终端也就成为实现对你全方位监控的现实工具。最可悲的是，当你使用诸如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时，你非但没有感觉到被人监视，反而觉得自己乐在其中。如果让你放下手机，静静地待一会儿，你反而会坐立不安，总希望重新拿起手机，再度沉浸其中。这种强大的技术统治对人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和新的成瘾性。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技术统治让人深陷其中、欲罢不能，即使知道它在控制着我们，却仍然自愿地被它控制呢？
一是，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的产品的多变形式和丰富内容大大超越了传统产品。新型数字化产品集合了众多功能，以生动新颖的人机界面和简单便利的操作方式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我们必须承认，新型产品本身确实拥有超越传统产品的功能和体验。譬如，在最基本的移动电话功能基础上，智能手机集合了时钟、备忘录、天气、新闻、导航、交友、购票、约车、订房、购物、炒股、外卖、音乐、影视、游戏、AR、VR等极为丰富的功能，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使人们之间的沟通、互动与协作更容易实现，也给人们的业余时间提供了丰富的娱乐体验。先进科技产品的诞生和普及，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因为它是人类生产力的凝结物，是人类文明和人类智慧的结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提高工作效率、丰富精神生活。
二是，大多数人的自制力不够强大，缺乏自我警醒，容易被“物”所控制和奴役。这里的“物”既包括传统的物质产品，也包括新型的人工技术物。自古以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把握好使用“物”的度，或者也可以说，能够真正驾驭“物”的人并不多。这首先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能够真正享用“物”、能够获得相对丰富的“物”的一直都是少数人，一般只有属于统治阶级的人才能拥有。只有拥有“物”才有可能做到驾驭物，而占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物”，也就更称不上能够驾驭“物”了。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些人，甚至一些學派，崇尚以清心寡欲来驾驭“物”。比如，古希腊时代的伊壁鸠鲁，他所提倡的节制主义生活态度与后世的“伊壁鸠鲁主义”的纵欲主义正好相反，他提倡“要达到身体上的无痛苦，就要求我们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不要暴食暴饮，而是采取劳逸适度的生活态度”。[2]在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思想家，比如老子和庄子，他们都有无为、寡欲的思想，是能够自如驾驭“物”的典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今中外的大多数人是无法驾驭“物”，反而被“物”所控制和奴役。比如有沉迷于灯红酒绿、裘马声色等物质享受的人，也有沉迷于收藏、有特殊物癖的人，更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为了追求资本增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疯狂拜金的人。 三是，当人的物质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时，人的精神需求却又凸显了出来。换句话说，当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更高的需求。尤其是精神方面的需求，而这时，如果社会的精神产品供给相对缺乏，就会引起过度依赖仅有的精神产品的现象。人过度依赖于数字化产品，不仅是因为数字化产品本身很好，也不仅是因为人的自制力不够，还因为当今社会能够真正替代数字化产品，充分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产品太少。现代生活的节奏加快，不仅人们的饮食快餐化，连人们的精神享受过程也“快餐化”了。许多人更倾向于阅读和观看网上碎片化了的鸡汤文学和搞笑小视频。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短小精练，仿佛不必占用自己太多时间就能得到知识、获得娱乐，让自己的“玩”有了正在学习或不花太多时间的借口;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内容生动有趣，用生动活泼和吸人眼球的方式来取悦观众。因为操作简单、内容丰富，观众很容易被长时间吸引，得到精神快乐的便利程度大大提升，人得到精神快乐的成本相对降低。而一些传统的精神产品，比如图书、音乐会等，由于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和聆听，在这个“分秒必争”的时代，大家不愿付出那么多的时间成本。所以，传统的精神产品对现代人来说反而成了“奢侈品”。
总体说来，以上三点分别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以及人的需求规律在发挥作用。这三点的共同作用既使技术统治的作用力不断加强，也使人处于技术统治中而乐此不疲。
（二）从劳动异化到技术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揭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发生的四个不同层次的劳动异化现象。到了信息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存在，劳动异化其实也并未消除，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劳动异化反而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以技术异化为主要表现形式。
首先，“劳动者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156“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3]157这种异化现象在信息时代则表现为：劳动者无论是在线还是离线，都与自己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品相异化。换句话说，劳动者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虚拟世界中同样也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在虚拟世界中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比如，在现代软件制造业中，负责开发软件的程序员作为精神劳动者，被自己所属的企业组织起来，根据客户需求，通过自己的虚拟实践活动来开发软件，为企业生产出具有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再由公司进行售卖。虽然现代的程序员与彼时的体力劳动者所使用的劳动工具有天壤之别，但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劳动工具都是由企业提供的，所消耗的体力与精神都是属于劳动者的，而劳动者生产出的劳动产品最终都是归企业所有的，由企业进行出售和盈利，劳动者只得到一定的工资。劳动者的体力与精神付出实际远远大于他所得到的工资补偿。表面上看仿佛彼时的体力劳动者被剥削得很厉害，现代的程序员过得很舒服，但实际上程序员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要比彼时体力劳动者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所蕴含的价值量更大。换句话说，虽然表面上看现代程序员们享受着高工资和高福利，但实际上他们受剥削程度要远远大于彼时的体力劳动者。所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虚拟实践中仍然如此。
其次，“劳动者同自己劳动活动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3]159在虚拟实践中，劳动者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但是这种脑力活动本身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仍然与劳动者相异化。以三维动画师为例，动画师为其设计的虚拟动画人物注入了“生命”，但动画师所设计出的虚拟人物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动画设计公司（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在此基础上，动画师为之付出的整个脑力设计活动对于动画师自己来说，也成了异己的存在。这种异己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动画师赋予了自己设计创造的动画人物以“生命”，这种赋予“生命”或者说创造“生命”的活动，虽然创造出来的不是活生生的人类生命，但它也具有精神上的生命力，并且投注了动画师大量的心血和感情。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动画人物注定是要被卖掉的，动画人物设计出来之后必然要推向市场，否则动画企业就无法盈利，它的受欢迎与否和受欢迎程度决定着动画企业的盈利水平。动画人物在推向市场后，其接下来的“命运”就由不得动画师来决定了，他所付出的心血和情感很有可能并不被市场所认可，很可能该动画人物会永远湮灭在市场中，被企业抛弃、被人们遗忘。所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自己劳动活动相异化”在虚拟实践中仍然如此。
再次，“人同自己的本质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3]163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类生活——变成了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肉体生存。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最为宝贵的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创造出了人类文明，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降低为维持劳动者生存的手段。在信息时代也是如此，程序员、动画师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精神创造力，他们生产出的精神创造物是无价的，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凝聚着劳动者的智慧和想象，但他们得到的却是大大少于作品价值的工资。即使现在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比资本主义初期的条件要优越得多，但却并没有改变异化劳动的本质特征，人仍然与自己的本质相异化。
最后，“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3]163因为，“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3]164所以，“在異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3]164一方面，所有劳动者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无法逃脱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统治，都处于异化劳动之中。另一方面，在信息时代，由于人们长时间处于数字虚拟环境下，远离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逐渐将自己和他人也视作数字虚拟的客体存在物，模糊了无生命的虚拟客体与有生命的主体背后的人的区别，自己也成了片面的人和符号化了的人。信息时代的脑力劳动者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的时间要大于在现实世界中的时间，成为被符号世界异化了的人。他们可能会把虚拟世界的一些事物照搬到现实世界之中，造成与现实世界中的人逐渐疏远，可能表现为对一切无动于衷，正义感、道德感消失，从而造成人同人的深度异化现象。 通过对比分析从资本主义初期的劳动异化到当今信息时代的技术异化，我们会发现，只要社会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就不会改变劳动异化的状况，即使劳动异化在当代更多地以技术异化为特征，但却并没有彻底使劳动异化消失，反而使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和越来越隐蔽。“光速到达的远程在场并不因为一个贫穷者手持智能手机观望网上的虚拟世界而改变现实的苦难，远程在场的宗主政治只是以数字化的方式加深了一个不平等的现实世界。”[1]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然意识到信息时代的劳动者处于新的不平等境遇之中，但他们认为劳动者是被技术所奴役和异化的，纷纷将批判的枪口转向技术批判，其实他们仍然处于劳动异化之中，只不过更多的是以技术异化的特征表现出来而已。表面上看，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激进的革命者，但他们通过转移批判对象，实际上在无形中维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如同当年的劳动者总设法砸烂机器，以为可以逃避被机器奴役的命运，现在的劳动者（知识分子）批判技术，以为能够通过技术批判来扭转乾坤。无论是砸烂机器还是批判技术，都没有触及现实的社会关系，只有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有可能彻底改变劳动者被奴役的命运。
（三）“数字鸿沟”背后的始源性因素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一种新的不平等现象在数字化信息领域中随之出现，人们称之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它指的是“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随着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水平的不斷发展，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不平等现象，主要体现在不同年龄和地域的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上。可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既验证了18世纪卢梭提出的“人类每向前一步，不平等的程度就加深一步”[4]的观点，也证实了19世纪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了人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而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不平等的程度会随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加深，并不断产生新的不平等现象。
这种“数字鸿沟”现象主要体现为信息获取及其消化能力的差别，可细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由于数字化信息化新技术未完全普及而产生的，在应用新技术方面的地域性不平等现象，比如互联网、数字终端产品在各地的普及度并不均衡，虚拟现实技术也尚未完全普及开来，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而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却还未听说过，甚至连其前阶段技术都尚未普及，地域之间的新技术应用和普及水平参差不齐;二是在信息技术正在普及的地区，由于年龄和代际原因，不同年龄层的群体对新生事物和新技术产物的接受能力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比如老年人倾向被动接受的受众文化，而年轻人倾向主动参与的用户文化，二者对数字化新媒体的接受能力完全不同，在情感交流方式和社会联系沟通方面也产生代沟和隔阂，加大了双方信息不对等的程度;三是不同年龄群体之间运用数字化产品的使用方式和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二者之间的审美差异加剧了数字鸿沟。
从以上三种“数字鸿沟”现象的表现形式中可以发现，“数字鸿沟”是一种“实质性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现象”。[5]现如今，知识付费的做法又在加速着信息与阶层的分化：首先，知识付费的做法区分并扩大了知识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差别，能够有意愿、付得起和希望得到付费知识的群体，促使知识付费做法和阶层分化现象相互促进，知识付费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扩大了阶层分化，而阶层分化又使知识分层与付费趋势加剧，使得“数字鸿沟”现象更为严重;其次，不同群体的信息获取及其消化能力的差别加剧了“信息富有者”内部的分层，表面上看，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质似乎使得每个人都获得了在虚拟世界发表意见的权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那些能够接近独家信息、对复杂信息有着强大分析能力和处理能力的人，可以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等，聚集起自己的忠实粉丝群体，进而转型成为“知识生产者”——“网络大V”，而这些“网络大V”多数都是某一专业领域内最有话语权的人，换句话说，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拟世界中，话语权始终都是由少数精英把持着的，因为这些少数精英在信息获取及其消化能力方面比常人更具优势。
归根结底地说，“数字鸿沟”现象背后的始源性因素是发达国家对信息技术和信息内容的高度垄断和极端霸权，使生产力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和人才优势，在信息技术领域掌握着绝对的制高点和统治权。信息和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则只能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极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努力学习、奋力追赶，争取“弯道超车”的机会。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新的信息帝国主义已经形成，“数字鸿沟”现象背后的阶级分化已经产生。这种阶级分化本质还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根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会加深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性，资本家为了维持自身研发的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会想方设法地保护和垄断先进技术及其应用产品，并压制和阻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这种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想要解决“数字鸿沟”现象，自然需要国民整体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提高，但实际上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将先进技术普及化和人才培养全面化才能彻底解决这一不平等现象。
二、破解数字异化现象的路径
针对以上产生数字异化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须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破解：首先，必须树立和坚持虚实共生与虚实和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正视新型异化现象，不要把它当作技术带来的危机，而要看到这是技术应用所处于的不平等制度环境带来的问题;再次，虚拟世界产生的新型异化现象，需要通过完善虚拟世界的法制建设来解决;最后，新型异化现象不仅要在虚拟世界中解决，还需要在现实世界中解决。
（一）树立和坚持虚实共生与虚实和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虚拟世界是一种特殊的人化自然，来源于现实世界又平行于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都属于人化自然，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要破解新型的异化现象，解决虚实二元世界之间的矛盾，同样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但实践需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做引导，树立和坚持虚实共生与虚实和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思想引导。 首先，人们在虚拟实践中反映出来的利益取向和利益纠纷，实际上反映和再现了现实实践中的利益矛盾。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今时今日已经高度融合，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现实。在这种融合中，既有促进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有利因素，又存在阻碍人类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也是人类实践发展不可避免的重要过程。人们在虚拟实践中产生的各种问题，都离不开最基本的利益纠纷，即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经济矛盾引发了其他各种矛盾。在现实世界中如此，在虚拟世界中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属人社会中都成立。只不过需要注意和强调的是，在虚拟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的表现方式，要比现实世界中更为复杂，或者可以称之为矛盾表现方式的“变式”。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首先树立和坚持虚实共生与虚实和谐的世界论和方法论，使人类实践活动的各种因素之间和层次之间达到一种相对和谐平衡的状态，处理好主体与客体、虚拟主体与虚拟客体、主体与虚拟主体、主体与主体、主体与自我等诸多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保持社会系统各因素（如经济、政治、文化等）之间的协调。当然在这里强调和谐与平衡，并不是说一味地认同现状、妥协现状，因为无论是在现实世界中还是在虚拟世界中，不平等现象依旧存在，甚至越来越严重，二重世界中的秩序仍然处于动态重建的过程之中，人类的自我革命仍然在进行。强调虚实共生与虚实和谐，实际上强调的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共生与和谐，不要偏激地用现实世界来否定虚拟世界，也不要试图用虚拟世界来取消现实世界，二者可以和谐共生且必須和谐共生。
其次，现实世界对虚拟世界实现和发展所需的技术的创新是确保二重世界和谐共生的前提保障。虚拟世界存在和继续发展的一切前提都在于现实世界所提供的物质基础：无论是最基本的电力、互联网，还是所有服务器和终端设备，都来自于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发展起来后，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和更新工作可以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但软件的设计和更新也不能脱离硬件的支持。一是由于软件开发是基于硬件基础上的开发和适配;二是软件开发方面的突破和创新需要硬件与之配合，同步调整、同步更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虚拟世界的发展离不开现实世界的前提保障，只有现实世界中世界各国和平发展，经济社会秩序和谐良好，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备，才具有实现虚拟世界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才能保证虚拟世界有可能和谐发展。
再次，现实世界对虚拟世界的道德指引和法律约束是确保二重世界和谐共生的制度保障。虚拟世界的和谐发展不仅需要现实世界具备充足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社会条件，还需要现实世界对虚拟世界的发展提供道德指引和法律约束。这是因为，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是属人的世界，都是人生活和存在的境域和共同体。既然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自然就需要道德指引和法律约束，引导和约束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保证社会的秩序性和凝聚力。虚拟世界是充分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型领域，虚拟世界中发生的任何事件本质上都与现实世界相关，并反映和折射着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与和谐统一。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都需要有一整套健全合理的道德规则和科学完备的法律准则来指引和规范。这种道德规则和法律准则既要适应当代的主流价值观，还要围绕数字化生存环境的特点形成有针对性和独特性的内容，最后还要有能够促进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良性互动、彼此互补的价值指向。
最后，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精神反哺是确保二重世界和谐共生的永恒激励。虚拟世界绝不是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超脱的存在，而是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的、并对现实世界具有重要精神反哺作用的存在。虚拟世界为人类的精神创造力和交往能力提供了数字化平台，促进了人的创造力的更好激发和更快实现，为人类超越自我提供了无限可能，无论是对人类的生产还是生活都起到了巨大的变革作用。要充分发挥虚拟实践在解放思想和发明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新思维方法、新设计理念、新制造工艺和新测试平台，加强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精神反哺作用，做大做实现代制造业，发挥虚拟实践在科学前沿问题领域的研究优势，确保二重世界的和谐共生。
（二）破解数字异化现象的具体举措
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带来的生活层面的显著变化使人们渐渐地产生了一种对科学和技术的崇拜。经过众多现当代哲学家对科学和技术的反思，“科学的意义和必要性不能为它自身的结构所证明。科学不是自足的。科学的努力经常陷入无限循环”。[6]科学与技术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人类面对的所有问题和冲突。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新型异化现象，并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仍然是人的问题。具体说来，新型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些新现象的产生，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视野，但实际这些新现象只是过去的旧矛盾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变式。想要解决新型异化现象，就技术谈技术是解决不了的，而必须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深入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中，深入到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中，才能看到问题产生的根源，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现实路径。
首先，要正视新型异化现象，不要把它当作技术带来的矛盾，而要看到这是技术应用所处于的不平等制度环境带来的问题。由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产权制度的存在，不仅现实世界中的物的归属权是明确的，而且虚拟世界中数字化了的物的归属权也是明确的。这种明确体现在不管是虚拟物（信息）还是实体物（服务器），其归属权都十分明确，即使很多信息是提供给大家共享的，但这些共享信息仍然是有明确的权限约定的，可见，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资源不均衡方面是相对一致的。但其实资源不均衡本来就是正常现象，真正的不正常现象在于，极少数的人占有了社会上的大多数资源，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都被极少数的人占有着，虚拟世界中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的有效信息资源都被极少数大型互联网公司占据着。由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这极少数的人利用自己的各种优势，形成经济垄断和信息垄断，想方设法地谋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并且从经济上、政治上甚至意识形态上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关键词]数字异化;虚拟实践;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1-0141-07
总的来说，这个时代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资本不仅统治着人，而且还统治着人类技术的前进方向。随着由虚拟现实、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共同形成的虚拟实践的蓬勃发展，一种新型异化现象——数字异化现象，登上了人类生存舞台。数字异化现象的产生可以被看作是资本异化现象在信息时代的衍生品。当前，数字异化现象对人类生产、生活甚至生存造成的影响正在日益凸显。探析数字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研究破解数字异化现象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数字异化现象的原因探析
数字异化现象随数字化虚拟世界的产生而产生，而数字化虚拟世界的产生也与科技的发展和资本对科技发展的助推作用密不可分。所以，对数字异化现象原因的分析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从资本统治到技术统治、从劳动异化到技术异化和“数字鸿沟”背后的始源性因素。
（一）从资本统治到技术统治
由于数字化虚拟世界的产生，人类进入了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生产的时代。雇佣劳动者可以身处不同的物理空间，通过在线的虚拟实践活动，直接登录并且在线控制生产系统，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也可以随时随地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和其他信息技术，进行精神生产活动。这就使得资本利用技术实现了“远程在线”，使“资本对劳动的远程控制和支配”[1]成为一种新的资本统治方式，这种资本统治方式以技术统治的形式体现出来。换句话说，无论是人，还是本属于人的物以及人的其他属性（劳动、知识、技术等），逐渐成为资本统治的工具。
在信息时代，这种统治以信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综合作用下的技术统治为主要表现特征。由于人们时时刻刻都处于人工技术物的包围之中，令技术对人的控制作用更加隐蔽、更加无形、更加难以觉察。譬如，当你在使用智能手机时，在你享受信息时代带来的巨大便利和精神愉悦的同时，网络服务器通过记录你的浏览内容、联系记录、操作方式，得到了你的大量隐私信息——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买过什么东西、想买什么东西、有什么爱好、有哪些朋友、住过哪儿、还想去哪，等等——通过记录数据和分析数据，它甚至比你最亲近的人还要了解你。有了这些数据作支撑，就可以轻易地计算出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技术手段来引导你、控制你，使你成为消费主义服务的一分子，为资本增殖作贡献的“常人”;与此同时，各大数据服务器和各种智能终端也就成为实现对你全方位监控的现实工具。最可悲的是，当你使用诸如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时，你非但没有感觉到被人监视，反而觉得自己乐在其中。如果让你放下手机，静静地待一会儿，你反而会坐立不安，总希望重新拿起手机，再度沉浸其中。这种强大的技术统治对人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和新的成瘾性。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技术统治让人深陷其中、欲罢不能，即使知道它在控制着我们，却仍然自愿地被它控制呢？
一是，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的产品的多变形式和丰富内容大大超越了传统产品。新型数字化产品集合了众多功能，以生动新颖的人机界面和简单便利的操作方式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我们必须承认，新型产品本身确实拥有超越传统产品的功能和体验。譬如，在最基本的移动电话功能基础上，智能手机集合了时钟、备忘录、天气、新闻、导航、交友、购票、约车、订房、购物、炒股、外卖、音乐、影视、游戏、AR、VR等极为丰富的功能，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使人们之间的沟通、互动与协作更容易实现，也给人们的业余时间提供了丰富的娱乐体验。先进科技产品的诞生和普及，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因为它是人类生产力的凝结物，是人类文明和人类智慧的结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提高工作效率、丰富精神生活。
二是，大多数人的自制力不够强大，缺乏自我警醒，容易被“物”所控制和奴役。这里的“物”既包括传统的物质产品，也包括新型的人工技术物。自古以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把握好使用“物”的度，或者也可以说，能够真正驾驭“物”的人并不多。这首先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能够真正享用“物”、能够获得相对丰富的“物”的一直都是少数人，一般只有属于统治阶级的人才能拥有。只有拥有“物”才有可能做到驾驭物，而占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物”，也就更称不上能够驾驭“物”了。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些人，甚至一些學派，崇尚以清心寡欲来驾驭“物”。比如，古希腊时代的伊壁鸠鲁，他所提倡的节制主义生活态度与后世的“伊壁鸠鲁主义”的纵欲主义正好相反，他提倡“要达到身体上的无痛苦，就要求我们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不要暴食暴饮，而是采取劳逸适度的生活态度”。[2]在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思想家，比如老子和庄子，他们都有无为、寡欲的思想，是能够自如驾驭“物”的典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今中外的大多数人是无法驾驭“物”，反而被“物”所控制和奴役。比如有沉迷于灯红酒绿、裘马声色等物质享受的人，也有沉迷于收藏、有特殊物癖的人，更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为了追求资本增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疯狂拜金的人。 三是，当人的物质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时，人的精神需求却又凸显了出来。换句话说，当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更高的需求。尤其是精神方面的需求，而这时，如果社会的精神产品供给相对缺乏，就会引起过度依赖仅有的精神产品的现象。人过度依赖于数字化产品，不仅是因为数字化产品本身很好，也不仅是因为人的自制力不够，还因为当今社会能够真正替代数字化产品，充分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产品太少。现代生活的节奏加快，不仅人们的饮食快餐化，连人们的精神享受过程也“快餐化”了。许多人更倾向于阅读和观看网上碎片化了的鸡汤文学和搞笑小视频。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短小精练，仿佛不必占用自己太多时间就能得到知识、获得娱乐，让自己的“玩”有了正在学习或不花太多时间的借口;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内容生动有趣，用生动活泼和吸人眼球的方式来取悦观众。因为操作简单、内容丰富，观众很容易被长时间吸引，得到精神快乐的便利程度大大提升，人得到精神快乐的成本相对降低。而一些传统的精神产品，比如图书、音乐会等，由于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和聆听，在这个“分秒必争”的时代，大家不愿付出那么多的时间成本。所以，传统的精神产品对现代人来说反而成了“奢侈品”。
总体说来，以上三点分别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以及人的需求规律在发挥作用。这三点的共同作用既使技术统治的作用力不断加强，也使人处于技术统治中而乐此不疲。
（二）从劳动异化到技术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揭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发生的四个不同层次的劳动异化现象。到了信息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存在，劳动异化其实也并未消除，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劳动异化反而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以技术异化为主要表现形式。
首先，“劳动者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156“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3]157这种异化现象在信息时代则表现为：劳动者无论是在线还是离线，都与自己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品相异化。换句话说，劳动者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虚拟世界中同样也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在虚拟世界中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比如，在现代软件制造业中，负责开发软件的程序员作为精神劳动者，被自己所属的企业组织起来，根据客户需求，通过自己的虚拟实践活动来开发软件，为企业生产出具有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再由公司进行售卖。虽然现代的程序员与彼时的体力劳动者所使用的劳动工具有天壤之别，但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劳动工具都是由企业提供的，所消耗的体力与精神都是属于劳动者的，而劳动者生产出的劳动产品最终都是归企业所有的，由企业进行出售和盈利，劳动者只得到一定的工资。劳动者的体力与精神付出实际远远大于他所得到的工资补偿。表面上看仿佛彼时的体力劳动者被剥削得很厉害，现代的程序员过得很舒服，但实际上程序员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要比彼时体力劳动者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所蕴含的价值量更大。换句话说，虽然表面上看现代程序员们享受着高工资和高福利，但实际上他们受剥削程度要远远大于彼时的体力劳动者。所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虚拟实践中仍然如此。
其次，“劳动者同自己劳动活动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3]159在虚拟实践中，劳动者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但是这种脑力活动本身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仍然与劳动者相异化。以三维动画师为例，动画师为其设计的虚拟动画人物注入了“生命”，但动画师所设计出的虚拟人物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动画设计公司（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在此基础上，动画师为之付出的整个脑力设计活动对于动画师自己来说，也成了异己的存在。这种异己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动画师赋予了自己设计创造的动画人物以“生命”，这种赋予“生命”或者说创造“生命”的活动，虽然创造出来的不是活生生的人类生命，但它也具有精神上的生命力，并且投注了动画师大量的心血和感情。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动画人物注定是要被卖掉的，动画人物设计出来之后必然要推向市场，否则动画企业就无法盈利，它的受欢迎与否和受欢迎程度决定着动画企业的盈利水平。动画人物在推向市场后，其接下来的“命运”就由不得动画师来决定了，他所付出的心血和情感很有可能并不被市场所认可，很可能该动画人物会永远湮灭在市场中，被企业抛弃、被人们遗忘。所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自己劳动活动相异化”在虚拟实践中仍然如此。
再次，“人同自己的本质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3]163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类生活——变成了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肉体生存。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最为宝贵的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创造出了人类文明，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降低为维持劳动者生存的手段。在信息时代也是如此，程序员、动画师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精神创造力，他们生产出的精神创造物是无价的，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凝聚着劳动者的智慧和想象，但他们得到的却是大大少于作品价值的工资。即使现在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比资本主义初期的条件要优越得多，但却并没有改变异化劳动的本质特征，人仍然与自己的本质相异化。
最后，“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3]163因为，“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3]164所以，“在異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3]164一方面，所有劳动者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无法逃脱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统治，都处于异化劳动之中。另一方面，在信息时代，由于人们长时间处于数字虚拟环境下，远离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逐渐将自己和他人也视作数字虚拟的客体存在物，模糊了无生命的虚拟客体与有生命的主体背后的人的区别，自己也成了片面的人和符号化了的人。信息时代的脑力劳动者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的时间要大于在现实世界中的时间，成为被符号世界异化了的人。他们可能会把虚拟世界的一些事物照搬到现实世界之中，造成与现实世界中的人逐渐疏远，可能表现为对一切无动于衷，正义感、道德感消失，从而造成人同人的深度异化现象。 通过对比分析从资本主义初期的劳动异化到当今信息时代的技术异化，我们会发现，只要社会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就不会改变劳动异化的状况，即使劳动异化在当代更多地以技术异化为特征，但却并没有彻底使劳动异化消失，反而使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和越来越隐蔽。“光速到达的远程在场并不因为一个贫穷者手持智能手机观望网上的虚拟世界而改变现实的苦难，远程在场的宗主政治只是以数字化的方式加深了一个不平等的现实世界。”[1]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然意识到信息时代的劳动者处于新的不平等境遇之中，但他们认为劳动者是被技术所奴役和异化的，纷纷将批判的枪口转向技术批判，其实他们仍然处于劳动异化之中，只不过更多的是以技术异化的特征表现出来而已。表面上看，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激进的革命者，但他们通过转移批判对象，实际上在无形中维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如同当年的劳动者总设法砸烂机器，以为可以逃避被机器奴役的命运，现在的劳动者（知识分子）批判技术，以为能够通过技术批判来扭转乾坤。无论是砸烂机器还是批判技术，都没有触及现实的社会关系，只有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有可能彻底改变劳动者被奴役的命运。
（三）“数字鸿沟”背后的始源性因素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一种新的不平等现象在数字化信息领域中随之出现，人们称之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它指的是“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随着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水平的不斷发展，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不平等现象，主要体现在不同年龄和地域的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上。可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既验证了18世纪卢梭提出的“人类每向前一步，不平等的程度就加深一步”[4]的观点，也证实了19世纪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了人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而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不平等的程度会随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加深，并不断产生新的不平等现象。
这种“数字鸿沟”现象主要体现为信息获取及其消化能力的差别，可细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由于数字化信息化新技术未完全普及而产生的，在应用新技术方面的地域性不平等现象，比如互联网、数字终端产品在各地的普及度并不均衡，虚拟现实技术也尚未完全普及开来，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而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却还未听说过，甚至连其前阶段技术都尚未普及，地域之间的新技术应用和普及水平参差不齐;二是在信息技术正在普及的地区，由于年龄和代际原因，不同年龄层的群体对新生事物和新技术产物的接受能力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比如老年人倾向被动接受的受众文化，而年轻人倾向主动参与的用户文化，二者对数字化新媒体的接受能力完全不同，在情感交流方式和社会联系沟通方面也产生代沟和隔阂，加大了双方信息不对等的程度;三是不同年龄群体之间运用数字化产品的使用方式和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二者之间的审美差异加剧了数字鸿沟。
从以上三种“数字鸿沟”现象的表现形式中可以发现，“数字鸿沟”是一种“实质性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现象”。[5]现如今，知识付费的做法又在加速着信息与阶层的分化：首先，知识付费的做法区分并扩大了知识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差别，能够有意愿、付得起和希望得到付费知识的群体，促使知识付费做法和阶层分化现象相互促进，知识付费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扩大了阶层分化，而阶层分化又使知识分层与付费趋势加剧，使得“数字鸿沟”现象更为严重;其次，不同群体的信息获取及其消化能力的差别加剧了“信息富有者”内部的分层，表面上看，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质似乎使得每个人都获得了在虚拟世界发表意见的权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那些能够接近独家信息、对复杂信息有着强大分析能力和处理能力的人，可以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等，聚集起自己的忠实粉丝群体，进而转型成为“知识生产者”——“网络大V”，而这些“网络大V”多数都是某一专业领域内最有话语权的人，换句话说，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拟世界中，话语权始终都是由少数精英把持着的，因为这些少数精英在信息获取及其消化能力方面比常人更具优势。
归根结底地说，“数字鸿沟”现象背后的始源性因素是发达国家对信息技术和信息内容的高度垄断和极端霸权，使生产力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和人才优势，在信息技术领域掌握着绝对的制高点和统治权。信息和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则只能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极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努力学习、奋力追赶，争取“弯道超车”的机会。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新的信息帝国主义已经形成，“数字鸿沟”现象背后的阶级分化已经产生。这种阶级分化本质还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根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会加深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性，资本家为了维持自身研发的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会想方设法地保护和垄断先进技术及其应用产品，并压制和阻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这种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想要解决“数字鸿沟”现象，自然需要国民整体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提高，但实际上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将先进技术普及化和人才培养全面化才能彻底解决这一不平等现象。
二、破解数字异化现象的路径
针对以上产生数字异化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须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破解：首先，必须树立和坚持虚实共生与虚实和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正视新型异化现象，不要把它当作技术带来的危机，而要看到这是技术应用所处于的不平等制度环境带来的问题;再次，虚拟世界产生的新型异化现象，需要通过完善虚拟世界的法制建设来解决;最后，新型异化现象不仅要在虚拟世界中解决，还需要在现实世界中解决。
（一）树立和坚持虚实共生与虚实和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虚拟世界是一种特殊的人化自然，来源于现实世界又平行于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都属于人化自然，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要破解新型的异化现象，解决虚实二元世界之间的矛盾，同样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但实践需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做引导，树立和坚持虚实共生与虚实和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思想引导。 首先，人们在虚拟实践中反映出来的利益取向和利益纠纷，实际上反映和再现了现实实践中的利益矛盾。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今时今日已经高度融合，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现实。在这种融合中，既有促进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有利因素，又存在阻碍人类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也是人类实践发展不可避免的重要过程。人们在虚拟实践中产生的各种问题，都离不开最基本的利益纠纷，即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经济矛盾引发了其他各种矛盾。在现实世界中如此，在虚拟世界中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属人社会中都成立。只不过需要注意和强调的是，在虚拟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的表现方式，要比现实世界中更为复杂，或者可以称之为矛盾表现方式的“变式”。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首先树立和坚持虚实共生与虚实和谐的世界论和方法论，使人类实践活动的各种因素之间和层次之间达到一种相对和谐平衡的状态，处理好主体与客体、虚拟主体与虚拟客体、主体与虚拟主体、主体与主体、主体与自我等诸多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保持社会系统各因素（如经济、政治、文化等）之间的协调。当然在这里强调和谐与平衡，并不是说一味地认同现状、妥协现状，因为无论是在现实世界中还是在虚拟世界中，不平等现象依旧存在，甚至越来越严重，二重世界中的秩序仍然处于动态重建的过程之中，人类的自我革命仍然在进行。强调虚实共生与虚实和谐，实际上强调的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共生与和谐，不要偏激地用现实世界来否定虚拟世界，也不要试图用虚拟世界来取消现实世界，二者可以和谐共生且必須和谐共生。
其次，现实世界对虚拟世界实现和发展所需的技术的创新是确保二重世界和谐共生的前提保障。虚拟世界存在和继续发展的一切前提都在于现实世界所提供的物质基础：无论是最基本的电力、互联网，还是所有服务器和终端设备，都来自于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发展起来后，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和更新工作可以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但软件的设计和更新也不能脱离硬件的支持。一是由于软件开发是基于硬件基础上的开发和适配;二是软件开发方面的突破和创新需要硬件与之配合，同步调整、同步更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虚拟世界的发展离不开现实世界的前提保障，只有现实世界中世界各国和平发展，经济社会秩序和谐良好，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备，才具有实现虚拟世界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才能保证虚拟世界有可能和谐发展。
再次，现实世界对虚拟世界的道德指引和法律约束是确保二重世界和谐共生的制度保障。虚拟世界的和谐发展不仅需要现实世界具备充足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社会条件，还需要现实世界对虚拟世界的发展提供道德指引和法律约束。这是因为，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是属人的世界，都是人生活和存在的境域和共同体。既然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自然就需要道德指引和法律约束，引导和约束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保证社会的秩序性和凝聚力。虚拟世界是充分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型领域，虚拟世界中发生的任何事件本质上都与现实世界相关，并反映和折射着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与和谐统一。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都需要有一整套健全合理的道德规则和科学完备的法律准则来指引和规范。这种道德规则和法律准则既要适应当代的主流价值观，还要围绕数字化生存环境的特点形成有针对性和独特性的内容，最后还要有能够促进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良性互动、彼此互补的价值指向。
最后，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精神反哺是确保二重世界和谐共生的永恒激励。虚拟世界绝不是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超脱的存在，而是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的、并对现实世界具有重要精神反哺作用的存在。虚拟世界为人类的精神创造力和交往能力提供了数字化平台，促进了人的创造力的更好激发和更快实现，为人类超越自我提供了无限可能，无论是对人类的生产还是生活都起到了巨大的变革作用。要充分发挥虚拟实践在解放思想和发明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新思维方法、新设计理念、新制造工艺和新测试平台，加强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精神反哺作用，做大做实现代制造业，发挥虚拟实践在科学前沿问题领域的研究优势，确保二重世界的和谐共生。
（二）破解数字异化现象的具体举措
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带来的生活层面的显著变化使人们渐渐地产生了一种对科学和技术的崇拜。经过众多现当代哲学家对科学和技术的反思，“科学的意义和必要性不能为它自身的结构所证明。科学不是自足的。科学的努力经常陷入无限循环”。[6]科学与技术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人类面对的所有问题和冲突。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新型异化现象，并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仍然是人的问题。具体说来，新型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些新现象的产生，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视野，但实际这些新现象只是过去的旧矛盾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变式。想要解决新型异化现象，就技术谈技术是解决不了的，而必须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深入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中，深入到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中，才能看到问题产生的根源，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现实路径。
首先，要正视新型异化现象，不要把它当作技术带来的矛盾，而要看到这是技术应用所处于的不平等制度环境带来的问题。由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产权制度的存在，不仅现实世界中的物的归属权是明确的，而且虚拟世界中数字化了的物的归属权也是明确的。这种明确体现在不管是虚拟物（信息）还是实体物（服务器），其归属权都十分明确，即使很多信息是提供给大家共享的，但这些共享信息仍然是有明确的权限约定的，可见，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资源不均衡方面是相对一致的。但其实资源不均衡本来就是正常现象，真正的不正常现象在于，极少数的人占有了社会上的大多数资源，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都被极少数的人占有着，虚拟世界中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的有效信息资源都被极少数大型互联网公司占据着。由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这极少数的人利用自己的各种优势，形成经济垄断和信息垄断，想方设法地谋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并且从经济上、政治上甚至意识形态上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