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李白在《蜀道难》中近乎白描般地描绘了古蜀国的情景，但古蜀国究竟具体是什么样，这位有着酒酣草书吓蛮邦传说的奇男子也未必完全知晓。直到1929年2月四川广汉太平镇月亮湾的一处青铜器遗址的发掘才给我们揭开了古蜀国一角的面纱。在四川广汉南兴镇北，有一条称为马牧河的古河道，其北岸划过了如月亮一样美丽的弧线，故称月亮湾。在南岸，屹立着三个土包，美称之三星堆。但凡重要的发掘都是缘于小人物与大地之间偶然的、不经意的触碰，殷墟甲骨如是，三星堆古蜀国遗址如是，以致后来的秦始皇兵马俑也是这般的模式。正是燕青保父子在自家农田的次寻常的耕锄，使我们得以窥见古蜀国王蚕丛、鱼凫们的巍巍威严。但最初被燕氏父子发现的并非日后堪称“三星堆之魂”的青铜礼器和青铜神树，而是300余件的玉石器。也幸亏没有让燕氏父子发现大量的青铜重器，因为那300余件玉石器被贪心的父子陆续拿到市场渔利，至今难觅踪影。现在我们还能见到神秘诡谲的铜面具、神树，不知道是我们的福气，还是古蜀国的福祉。此后距三星堆蜀王陵正式面向世人，还长达半个世纪，其间尚有不少人等扣其门扉，如陶宗凯旅长，华西大学学者林铭钧、葛维汉、戴谦和以及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等。
　　古蜀国仿佛尚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直至公元1980年才使我们得见蚕丛、鱼凫的威仪，尽管历经漫长的等待，但其一出世就让我们惊艳，得见当时蜀国“秋月春风等闲度”的威严与鼎盛。或许能够从这威仪中得以重回当时的历史现场。1986年8月14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考古队员清理出长460厘米、宽348厘米、深160厘米的蜀人所留的祭祀坑。尔后，该坑命名为“三星堆1号祭祀坑”。众人尚未从惊喜中缓过神来，又于当天下午6时，在1号祭祀坑西北30米处发现2号祭祀坑。这来自大地和先民的厚赐，让我们能够轻揭一角面纱，目睹蜀王熟睡的真容。我们过于渺小和无知，也许无从分辨这是不是那位蜀王的神享之处，或许只能从在1号坑所出土的绘有鱼、鸟跃出水面图案的金权杖，多少妄自揣度这是鱼凫王的旧物。不可一世、俾倪万民的气度就蕴藏在这柄权杖中，更源自那凸出眼眶16厘米的青铜纵目神像的炯旷。似乎在说，来吧，你们这些愚民尽情地欺骗吧，但，我是太阳、我是王，我有着神鹰般的炯目，看多少谎言和罪愆能够藏匿。改过吧，只有我才能饶恕你的罪行，因为我是王，我可以跟神界通话。
　　古蜀国有着殷商的遗风，是一个神治的王国。只有商王才能卜灵龟、通达上庭，以临训万民，古蜀国也同样是只有王才能够具备沟通上天的神力，出于2号祭祀坑青铜神树就是确凿的物证。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座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山上亦有云气纹。树干接铸于山顶正中。树干上有三层树枝，每层为三枝桠，枝桠端部长有果实。在树桠和果实下分别铸有火轮。有学者称，蜀王就是援树而上，直至天界，带回上帝的旨意以训教万民。虽然神树在秦、汉时期流变成摇钱树，沾染些许阿堵俗气，但在三星堆的古蜀时期还是具有“不死”、“通天地”的神秘主义色彩，能够有着“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能力。
　　斯人远矣，可堪“两处茫茫皆不见”，尚留1、2号祭祀坑供人追想……有学者曾对三星堆祭祀坑报告作过统计，两个祭祀坑共出土“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人面像、兽面具等各类形象116件（包括残件）。其中一号坑出土16件。包括人头像13件，跪坐人像1件，人面具1件，人面像1件。二号坑出土100件。包括立人像3件（两件残），兽冠人像1件（残），人身乌爪形足人像1件（残），人身形饰牌2件（残），持璋小铜跪人1件（残），单体跪坐人像共4件，喇叭座顶跪坐人像1件，Ⅱ号大型铜神树座跪坐4人，残铜神坛上立小铜残人2件（推测总数4件），跪小铜人5件（推测总数12件），青铜人头共44件（4件戴黄金面罩，残2件，青铜面具共32件（人面具20件，纵目面具3件，青铜兽面具9件）。此外，还有黄金面罩5件（4件戴在人头上）。如此规模和数量，如此特定的地点和场面，这在世界青铜人像造型美术考古中尚属首次。在中国青铜文化发展史上，先秦时期关于铜像群像铸造的例子微乎其微”。可以说发现如此众多的人像或面具很令人惊诧，这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地域文化中极为罕见，“早期中国艺术中，人像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虽然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一些人形小雕像、塑像或者绘画残片，但这些人像经常是简单破碎，或者高度程式化，或者只是器物装饰的部分。它们所表现对象的社会地位，很多没法确定；能确定的，—般也都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刑徒、奴隶、仆役等，或者是异族的首领。总之，早期中国艺术中人像大多表现的是当时社会中的‘他者’（the sociol other）的形象”。尽管三星堆所出神像属于异族首领，但对于本身文化来说，其形象却是内向的，有着本我的意味。当然三星堆人像所表示的对象直接为巫祝之人，“两个器物坑所出土的跪坐人像和立人像，代表着三星堆方国众多的巫祝形象，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主持或参与三星堆方国诡秘的宗教祭祀礼仪和经常性的向神灵献祭”。巫祝是一种职业，但不代表其人的身份，如商王也有可能是卜人之一。“三星堆方国的巫祝的职责是担任祭祀仪式的神职人员，经常在神殿宗庙内主持献祭与祷告，他们或跪坐与站立在神坛上，或头顶着铜尊向神灵祭拜，或在山坳插上玉璋以祭祀山神和山上居住的神灵，或手握玉璋向神灵献祭，或手握玉琼以通天地，等等。他们献祭的对象是各种神灵，是以神灵观念为基础，所以他们是祭祀文化体系中的巫祝”。如此说来，这样的巫祝身份俨然就是古蜀的蜀王。
　　有学者进步观察古蜀立人像的制作痕迹，发现“三星堆许多青铜神像头顶部是平的，底部或做成钢笔形状，或做成圆桶状，或做成半圆状，我认为这些形状的青铜人头像就是为了要套在一个圆木形的柱子上。有的半圆状头像的两边耳朵上或头顶部还有小孔，可能是为了固定头像用的。也就是说，这些头像为了是要套在木柱上而制作的。特别是汉代汉白玉做成的大半身人像在四川省原博物馆里第二陈列室中，其典型特征是头像顶部像用刀子削去了一样，有的头顶部还凹陷下去，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有惊人的相似”。这样的做法部分地带有“尸”的形式，可能不会存留多少本来的使用细节。因为这并不是代表死者的图像，而是蜀王兼巫师的化身，“早期蜀人立人像是用木头做成的，可能就是用一块圆木做成的。” 　　三星堆所见的纵目像极为突出地反映出这种交感魔力。它带给人们的视觉感受是极度炫目，并在其中达到所期望的迷幻效果，有人将纵目与太阳联系起来，也是看到这样的魔力效力，“原始人类的表象、类比思维，充分运用了‘相似律’的法则，从中去把握和建构表象之间，事物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因果联系。也正是这种相似律，才在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在太阳与眼睛之间架起了一道联结的纽带和桥梁”。成都市北郊金沙遗址出土了木雕彩绘人头像，这是同期中原所罕见的，这件人头像高79厘米，宽199厘米，是由一块整木制成，木料通体前屈，表示人像向前弯曲。木雕分为上下两节，木人头像雕刻在上节，上面分别涂有暗黄色、红色（朱砂）、黄色、黑色四种颜色，而以暗黄色和朱砂为主。木质人头像表情狰狞，给人以威严、肃穆之感，其前屈是否也是在俯视众生？木雕的下节部分犹如把尖刀，它制作粗糙，很显然不可能暴露在外，应该是要插入到某个东西之内的，这与蜀地常见的尖底器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其靠上处有三个椭圆形小孔，也应是使其更加稳固地系孔。而反观中原图像文化，容器与人像也有一些勾连，这是“铜容器与青铜面饰使用的场合不同所造成的。青铜容器多用于祭祀祖先神灵等具有浓郁宗教神秘色彩的场合，而青铜面饰，确切地说是其所装饰的漆盾、马冠等则主要用于出征誓师、出行等世俗气氛较浓的场所。从这点看，商周青铜面饰拥有更多的世俗礼仪用具的性质”。
　　而神人、神树皆源自于巴蜀文化，但是“巴蜀文化”本身却是一个文化的复合体，对这个文化本身的研究，并不属于我们图像史的考察重点，但仍不能忽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现采取相关学者对其的概述，“早、中期的巴蜀文化的创造者是蜀族人。晚期的巴蜀文化，则是川东巴族人灭掉蜀族统治的国家（杜宇王朝后）建立的新王朝（开明氏蜀国）创造的。春秋战国前后，蜀国与巴国并存形成了晚期巴蜀两国文化基本相同又略有区别的新的文化共同体”。这种复合形态的文化使得它所产生的图像也带有“复合”的意味，既是本土的巴蜀怪味，又呈现出部落联盟的特殊性质。然而文化的交互性影响，并不限于巴蜀之间的互相影响，或是直接面对强大的商文化的影响力。而是呈现一种多元的态势，至少以城固青铜器群为代表的文化是早期蜀文化的来源之一，而稍北方向的国文化也是不可忽视的。
　　而金沙遗址出土的12尊石跪人像却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开始出现了被捆绑的男性裸体跪像的形象，他们是不是代表着人殉的俑偶尚待进一步考察，但这已然回归到了早期中国人像造像的主流情况中，即“中国早期艺术中的人像都是社会地位极为低贱的‘他者’：他们有的赤身裸体、有的扭曲残疾，还有的是犯人或俘虏的异族头领”。他们造型基本一致，脸形方正瘦削，颧骨高凸，鼻梁高直，大鼻头，大嘴巴涂有朱砂，耳朵上有穿孔，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发式奇特，头顶的头发从中间向左右分开，两侧修剪得极短并微微上翘，脑后的头发又被梳成两股长长的辫子，直垂腰间。这些石像虽然雕刻技术细腻，头顶的发丝甚至还清晰可见，亦能见诸传神的是表情，在凹凸明显的肌肉中突出了惊恐、茫然、无措的神情；然后此时的人物形象已由本体转变成他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