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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中央1号文件再度聚焦农业问题，这已是中央连续9年锁定“三农”，对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又用了将近两页的篇幅阐述“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一年，中国粮食总产实现历史罕见的“八连增”，并连续5年超过一万亿斤。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
在此次两会上，农业话题也引起了众多代表、委员们的热议。在为中国农业发展取得的成绩欣喜之余，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农业面临的潜在风险和现实问题。
靠天吃饭的农业
过去八年中国粮食丰收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寥寥9个字直白地道出丰收的原因，却也暗示着粮食生产仍未摆脱“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形象。
内蒙古旱作农业仍占全区60%以上，干旱是制约农业增产的最大因素。“全区去年粮食实现‘八连增’，‘天帮忙’仍是重要因素。”内蒙古人大代表王秀芝说。来自四川的杨娟代表则表示，“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欠账太多，水旱灾害频发，已危及粮食持续增产。”
正如农业部长韩长赋所说，粮食“八连增”为管理通胀预期、稳定物价总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支撑不够等挑战依然严峻。如何使粮食生产不再受制于天？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农业需持续增加投入，补上农业基础设施欠账，逐步扭转“靠天吃饭”的格局。
“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12287亿元。”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本届政府将始终把“三农”工作当作重中之重，要加大对良种繁育、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完善农业技术补贴制度等。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句话已成为代表、委员的共识。2011年，中国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3.5%，但与建设现代农业的新要求相比，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赵志海代表指出现行农业科技的“两大症结”：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农业研发体制，使成果很难与实际对接；以乡镇站（所）为脉络的推广体系又“线断网破”，导致粮食安全缺乏“科技支撑”。
与单纯的资金投入相比，理顺科技创新和推广体制更显重要。据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介绍，去年农业增长中，来自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占53.5%。这一数据较之以往有相当程度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美国先锋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335”，仅用4年时间就占据了吉林较大市场份额，依靠的便是“产量高、抗性强、品质好”的科技创新。来自吉林的人大代表岳德荣对此十分感慨，“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子市场，市场规模超500亿元，却没一家企业能与国外种业巨头叫板。”
有数据显示，全国种子企业多达8700余家，但却处于小、乱、散的竞争局面，90%以上的种子公司没有研发能力。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国内种业一个好品种培育出来，距离上已经相隔太远。”如果自己拿不出过硬的良种，就只能沦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上市公司甘肃敦煌种业每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给地方的纳税却只有几百万元，大部分利润要交给先锋公司。
“大农业、小种子”的局面折射出的是科技创新和推广体制不顺的尴尬现实。在今年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核心便是用信息化提升农业科研创新与推广能力。 民盟中央同样在相关提案中提出了为科技成果技术转移建立立法保障、加快科技商品市场体系的建立、提高农民吸收农业科技成果的能力、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等一系列建议。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林而达表示：“只要认识清醒，问题就有望解决。”
谁来保护农民权益
在连续增产的光环下，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依旧让人忧心。全国政协委员、70岁的河南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在两会上的“诉苦”令人印象深刻：农资价格猛涨，而粮价涨得太少，种田不划算，农民有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今年提交了《关于粮价的建议》的建议，他根据湖南省物价局的调查统计说，由于生产成本上升，2011年农民种一亩水稻收益仅有116.6元，除去109.1元的国家粮食补贴，农民每亩纯收益只有7.5元。因此，良田抛荒的现象在农业大省湖南普遍存在。
近年来，“一号文件”屡屡锁定“三农”问题以示重视，官方陆续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等一系列惠农富农政策，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离开土地进城务工，“谁来种地”成为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近日表示，当前“三农”问题中出现“三化”现象，即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突破2.5亿，全国有4000万留守老人，种田成了“副业”。
“386199”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成为如今对务农人员的形象描述。来自山东平邑县九间棚村的党委书记刘嘉坤代表说：“现在50岁以上甚至60多岁的老年人成了种地主力，少数留在农村中的年轻人，有些也不愿意种地或者不会种地。”对此，一些代表委员表示，种粮农民“老龄化”，农业成为青壮年农民的“副业”，这一现象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挑战，也制约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到“十一五”末，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已达2.42亿人。但这个庞大的群体至今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在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看来，农民工还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带来严重的社会隐患：夫妻聚少离多、留守长辈劳动和精神负担加重、留守儿童教育及安全问题突出。
如果依靠农业能过上好日子，谁会愿意背井离乡呢？“城乡收入比例一般统计为3.4：1，加上城市居民的各种补贴，实际将近5：1。”全国政协委员刘江警示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数字。“到了该补偿农民的时候了！”
刘江表示，尽管政府一直在加大支农力度，但仍然不够。他建议调整国家预算，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国有企业也应拿出部分纯利润给农民。而袁隆平的建议更具体：政府应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可以通过高价收购、平价销售的方式，稳住粮价，提高农民收入。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较长篇幅讲述如何在制度上补偿农民：更加注重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让农民无论进城还是留乡，都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维护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也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目前来看，如何从制度设计上保障农民权益显得日益紧迫。
农村环保困局
今年，浙江宁波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代表带来了12条建议，其中《关于农村土地污染防治立法的建议》和《关于修改〈环保法〉的建议》，既关乎“三农”，又与环境有关，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农村环境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村土地污染问题。农村的土地污染，影响的是生产力的根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户籍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一旦农村土地受到大面积污染，不仅对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害，对社会稳定也是一大隐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傅企平搬出厚厚的调研材料，如数家珍。
傅企平所在的滕头村以“生态立村”闻名，该村重点发展苗木培育，已在中国南方10多个省建有3万多亩苗圃基地。当年的穷村子，从生态环保中走出一条致富路，成为新农村绿色发展的典型代表。傅企平有个习惯，无论去哪出差都会到田野里转一转、看一看。这几年，看到一些地方农村土地污染严重，他深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责任重大。
从全国范围来看，尽管我国粮食连续9年实现增产，但农业存在的资源消耗大、污染加剧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不容回避的新问题。根据2011年环保部的一项研究，农业消费的水量大，水资源利用率低。与其它行业部门相比，农业是全国最大的耗水大户，在整个耗水结构中占60%—90%的比例。农业的水资源效率和利用率十分低下，其万元产值的水耗远高于钢铁、水泥等行业，同时真正被农作物吸收的灌溉水一般在10%—30%。
在两会上，九三学社在一项名为《关于推进面源污染防治的建议》的提案中直指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它造成水环境污染、耕地质量退化，“制约了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
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农田中的泥沙、营养盐、农药及其它污染物，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壤中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而形成的面源污染。
除了水资源利用率低下外，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造成的污染问题严重。“目前，我国化肥用量已经达到5000多万吨，超过世界总用量的30%，利用率仅为35%左右，农药使用量达到140多万吨，利用率也仅为30%左右。未被农作物吸收的部分导致我国至少1300万—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严重污染。”该建议指出。
根据农业部此前对全国污水灌溉区的调查，在约140万公顷的受调查污灌区中，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占污灌区面积的64.8%，其中轻度污染的占46.7%，中度污染的占9.7%，严重污染的占8.4%。
同时，农村的畜禽粪便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据九三学社调研组统计，我国仅猪、牛、鸡三大类畜禽粪便年总排放量约30亿吨，有相当一部分粪便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成为污染源。以江苏省为例，年养殖排粪量约2000万—3000万吨之间，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0%，其余都直接排放。
《建议》也指出，农作物秸秆浪费严重。我国每年产生约6.8亿吨的作物秸秆，有4成未能利用，堆放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有的甚至在田间付之一炬，既浪费了资源，又造成了环境污染。
农村污染涉及到认识误区、资金不足、机制不顺等多重问题，若想实现有效治理殊为不易。在提案中，九三学社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如国家应大力推广节肥节药、使用有机肥和低毒农药、畜禽生态养殖技术；国家应建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基金，通过中央财政拨款、发行生态公益彩票、接受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筹集基金，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提供资金保障；国家应全面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工作，由国家拨付专项资金，加强资金投入力度，尽快摸清农业面源污染底数，完善农村面源污染的基础数据建设，建立农村面源污染数据库，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一年，中国粮食总产实现历史罕见的“八连增”，并连续5年超过一万亿斤。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
在此次两会上，农业话题也引起了众多代表、委员们的热议。在为中国农业发展取得的成绩欣喜之余，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农业面临的潜在风险和现实问题。
靠天吃饭的农业
过去八年中国粮食丰收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寥寥9个字直白地道出丰收的原因，却也暗示着粮食生产仍未摆脱“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形象。
内蒙古旱作农业仍占全区60%以上，干旱是制约农业增产的最大因素。“全区去年粮食实现‘八连增’，‘天帮忙’仍是重要因素。”内蒙古人大代表王秀芝说。来自四川的杨娟代表则表示，“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欠账太多，水旱灾害频发，已危及粮食持续增产。”
正如农业部长韩长赋所说，粮食“八连增”为管理通胀预期、稳定物价总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支撑不够等挑战依然严峻。如何使粮食生产不再受制于天？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农业需持续增加投入，补上农业基础设施欠账，逐步扭转“靠天吃饭”的格局。
“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12287亿元。”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本届政府将始终把“三农”工作当作重中之重，要加大对良种繁育、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完善农业技术补贴制度等。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句话已成为代表、委员的共识。2011年，中国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3.5%，但与建设现代农业的新要求相比，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赵志海代表指出现行农业科技的“两大症结”：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农业研发体制，使成果很难与实际对接；以乡镇站（所）为脉络的推广体系又“线断网破”，导致粮食安全缺乏“科技支撑”。
与单纯的资金投入相比，理顺科技创新和推广体制更显重要。据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介绍，去年农业增长中，来自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占53.5%。这一数据较之以往有相当程度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美国先锋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335”，仅用4年时间就占据了吉林较大市场份额，依靠的便是“产量高、抗性强、品质好”的科技创新。来自吉林的人大代表岳德荣对此十分感慨，“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子市场，市场规模超500亿元，却没一家企业能与国外种业巨头叫板。”
有数据显示，全国种子企业多达8700余家，但却处于小、乱、散的竞争局面，90%以上的种子公司没有研发能力。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国内种业一个好品种培育出来，距离上已经相隔太远。”如果自己拿不出过硬的良种，就只能沦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上市公司甘肃敦煌种业每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给地方的纳税却只有几百万元，大部分利润要交给先锋公司。
“大农业、小种子”的局面折射出的是科技创新和推广体制不顺的尴尬现实。在今年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核心便是用信息化提升农业科研创新与推广能力。 民盟中央同样在相关提案中提出了为科技成果技术转移建立立法保障、加快科技商品市场体系的建立、提高农民吸收农业科技成果的能力、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等一系列建议。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林而达表示：“只要认识清醒，问题就有望解决。”
谁来保护农民权益
在连续增产的光环下，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依旧让人忧心。全国政协委员、70岁的河南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在两会上的“诉苦”令人印象深刻：农资价格猛涨，而粮价涨得太少，种田不划算，农民有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今年提交了《关于粮价的建议》的建议，他根据湖南省物价局的调查统计说，由于生产成本上升，2011年农民种一亩水稻收益仅有116.6元，除去109.1元的国家粮食补贴，农民每亩纯收益只有7.5元。因此，良田抛荒的现象在农业大省湖南普遍存在。
近年来，“一号文件”屡屡锁定“三农”问题以示重视，官方陆续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等一系列惠农富农政策，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离开土地进城务工，“谁来种地”成为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近日表示，当前“三农”问题中出现“三化”现象，即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突破2.5亿，全国有4000万留守老人，种田成了“副业”。
“386199”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成为如今对务农人员的形象描述。来自山东平邑县九间棚村的党委书记刘嘉坤代表说：“现在50岁以上甚至60多岁的老年人成了种地主力，少数留在农村中的年轻人，有些也不愿意种地或者不会种地。”对此，一些代表委员表示，种粮农民“老龄化”，农业成为青壮年农民的“副业”，这一现象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挑战，也制约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到“十一五”末，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已达2.42亿人。但这个庞大的群体至今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在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看来，农民工还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带来严重的社会隐患：夫妻聚少离多、留守长辈劳动和精神负担加重、留守儿童教育及安全问题突出。
如果依靠农业能过上好日子，谁会愿意背井离乡呢？“城乡收入比例一般统计为3.4：1，加上城市居民的各种补贴，实际将近5：1。”全国政协委员刘江警示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数字。“到了该补偿农民的时候了！”
刘江表示，尽管政府一直在加大支农力度，但仍然不够。他建议调整国家预算，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国有企业也应拿出部分纯利润给农民。而袁隆平的建议更具体：政府应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可以通过高价收购、平价销售的方式，稳住粮价，提高农民收入。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较长篇幅讲述如何在制度上补偿农民：更加注重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让农民无论进城还是留乡，都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维护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也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目前来看，如何从制度设计上保障农民权益显得日益紧迫。
农村环保困局
今年，浙江宁波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代表带来了12条建议，其中《关于农村土地污染防治立法的建议》和《关于修改〈环保法〉的建议》，既关乎“三农”，又与环境有关，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农村环境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村土地污染问题。农村的土地污染，影响的是生产力的根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户籍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一旦农村土地受到大面积污染，不仅对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害，对社会稳定也是一大隐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傅企平搬出厚厚的调研材料，如数家珍。
傅企平所在的滕头村以“生态立村”闻名，该村重点发展苗木培育，已在中国南方10多个省建有3万多亩苗圃基地。当年的穷村子，从生态环保中走出一条致富路，成为新农村绿色发展的典型代表。傅企平有个习惯，无论去哪出差都会到田野里转一转、看一看。这几年，看到一些地方农村土地污染严重，他深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责任重大。
从全国范围来看，尽管我国粮食连续9年实现增产，但农业存在的资源消耗大、污染加剧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不容回避的新问题。根据2011年环保部的一项研究，农业消费的水量大，水资源利用率低。与其它行业部门相比，农业是全国最大的耗水大户，在整个耗水结构中占60%—90%的比例。农业的水资源效率和利用率十分低下，其万元产值的水耗远高于钢铁、水泥等行业，同时真正被农作物吸收的灌溉水一般在10%—30%。
在两会上，九三学社在一项名为《关于推进面源污染防治的建议》的提案中直指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它造成水环境污染、耕地质量退化，“制约了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
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农田中的泥沙、营养盐、农药及其它污染物，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壤中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而形成的面源污染。
除了水资源利用率低下外，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造成的污染问题严重。“目前，我国化肥用量已经达到5000多万吨，超过世界总用量的30%，利用率仅为35%左右，农药使用量达到140多万吨，利用率也仅为30%左右。未被农作物吸收的部分导致我国至少1300万—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严重污染。”该建议指出。
根据农业部此前对全国污水灌溉区的调查，在约140万公顷的受调查污灌区中，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占污灌区面积的64.8%，其中轻度污染的占46.7%，中度污染的占9.7%，严重污染的占8.4%。
同时，农村的畜禽粪便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据九三学社调研组统计，我国仅猪、牛、鸡三大类畜禽粪便年总排放量约30亿吨，有相当一部分粪便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成为污染源。以江苏省为例，年养殖排粪量约2000万—3000万吨之间，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0%，其余都直接排放。
《建议》也指出，农作物秸秆浪费严重。我国每年产生约6.8亿吨的作物秸秆，有4成未能利用，堆放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有的甚至在田间付之一炬，既浪费了资源，又造成了环境污染。
农村污染涉及到认识误区、资金不足、机制不顺等多重问题，若想实现有效治理殊为不易。在提案中，九三学社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如国家应大力推广节肥节药、使用有机肥和低毒农药、畜禽生态养殖技术；国家应建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基金，通过中央财政拨款、发行生态公益彩票、接受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筹集基金，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提供资金保障；国家应全面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工作，由国家拨付专项资金，加强资金投入力度，尽快摸清农业面源污染底数，完善农村面源污染的基础数据建设，建立农村面源污染数据库，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