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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中国少年报》发行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1142万份，居全国报纸之首。而该报的“知心姐姐”栏目在全国小读者评选出的“我最喜欢的专栏”里，名列第一
姜达雅记得那是1956或1957年，她二十七八岁。在《中国少年报》当编辑的她去南京出差，在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像。照片上的她，辫子盘起来，微笑着。
1960年，12岁的北京小学生卢勤也到照相馆照了平生第一张标准像。怀揣着一个梦想的她，特意把短发留长，梳起了两根辫子，对着镜头微笑着。
那时的她们都没想到，日后她们的命运会跟大辫子的“知心姐姐”如此不可分割：她们分别成了“知心姐姐”的两代领军人物。
“知心姐姐”诞生
51年后，83岁的姜达雅回想起“知心姐姐”诞生的那次小组会，依然历历在目。
其时，姜达雅还是《中国少年报》“队的生活组”的一名普通编辑。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她，随着调到团中央工作的爱人来到北京，进入《中国少年报》。从那时起，“干了一辈子小儿科”。
《中国少年报》创刊于1951年，是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少先队队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除“队的生活组”外，还有时政组、知识组、文艺组等。“队的生活组”即新闻组，一二版内容大都由这个组提供。
那时，《中国少年报》上的内容基本都是从大报改写而来，被人笑谑是“小《人民日报》”。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曾在一次讲话中谈及：“你们是《中国少年报》，不是《中国老年报》，不要衣服是小孩的，面孔是老头子的。”
1960年的一天，“队的生活组”组长朱洪开会回来后传达说，胡耀邦提出要搞“少年政治”。该如何在版面和报道中贯彻领导意图呢？会上，大家献计献策，讨论得非常热烈。
姜达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是朱洪说，解放前，上海《新少年报》有个‘咪咪姐姐’，指导孩子生活，很受孩子的欢迎。有人说，那我们不也可以有个什么姐姐吗？有人说，叫‘大姐姐’吧。大家说，不好不好。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叫‘知心姐姐’吧。大家一致同意，太好了，就是她！”
“知心姐姐”的定位也讨论确定了：第一，她是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孩子们的小秘密、小烦恼都愿意和她说；第二，她要比孩子站得高一点，是孩子的辅导员。
1960年10月25日，“知心姐姐”在《中国少年报》上出现了。她梳着两根小辫子，清秀的面貌，温和的眼神，脸上永远挂着微笑。
从此，“知心姐姐的话”代替了过去的编者按——“编辑大同志说”。
作为组里跑思想品德这个口的编辑，姜达雅写了很多“知心姐姐的话”。不过，她已经记不清哪些是她写的了。因为，当时的报社社长左林提倡大家当“无名英雄”，都不署名。
她记得其中有一篇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时，“唯成分论”已开始大行其道，大量读者来信都提及“出身不好，抬不起头，没有前途”。姜达雅本人也“出身不好”，她的父亲姜伯彰曾任孙中山机要秘书，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院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去台。心有戚戚的姜达雅以此为题，写了这篇。
文章出来后，影响很大，以致“文革”中有人给她贴大字报，说她“为地富反坏右的孩子喊冤鸣屈”。“要不我怎么会对这篇记得这么清楚呢？”姜达雅笑着说。
在姜达雅的记忆里，“知心姐姐”栏目写得最多的是朱洪。朱洪曾就读于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是《中国少年报》的创办人之一，“中英文都呱呱叫，笔头又快”，可惜后来命运多舛，经历坎坷，如今又患有帕金森症，已无法接受采访。
“卢勤小友”的梦想
“知心姐姐”亮相时，卢勤正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五年级，是班里的少先队宣传委员。班里同学几乎人人订阅2分钱一份的《中国少年报》，收钱订报和收发报纸，正是她的工作。卢勤是《中国少年报》的铁杆读者，“知心姐姐”一出，更成了她的粉丝。每期报纸来，先看“知心姐姐”。
那时，《中国少年报》上经常有少先队中队活动的报道。卢勤悄悄给“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询问如何才能让自己中队的活动见报。
她没想到，她居然很快就收到了署名为“知心姐姐”的回信。信上称她为“卢勤小友”，告诉她，只要活动新鲜，报上没有登过，就可以投稿，一时没有发表，也不要泄气，“总有一天会成功”。
巨大的成就感让少年卢勤开始萌生了当知心姐姐的梦想。本来是短发的她，就是从那时开始，留起长发，梳起辫子。虽然活脱脱已是“知心妹妹”的模样，但她自己却不满意，反复对照报纸找差距，终于发现，原来知心姐姐的头发多，因而显得蓬松；她的头发少，就显得脑门光秃秃的。她用圆珠笔把照片上的辫子加粗，又发明了新的辫子梳法：先把额前的碎发编成小辫子，再编进大辫子中去，这样一来，头发就显得多了。她又跑去照了一张新的标准照，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不够像。
仔细研究后，她终于发现了“知心姐姐”的秘密：她的亲切的微笑。她开始对着镜子练微笑，练多了，还真的越笑越自然了。
她为自己勾勒出了蓝图：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中国少年报》，当“知心姐姐”。
他们中队的活动也终于成功见报了。那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们响应号召，搞了“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中队活动：搜集资料，演活报剧，给哈瓦那的孩子写信，等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终于如愿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
但是，她的梦想在1966年这年破碎了。那一年，她高中毕业，正赶上文革，大学的校门彻底关闭了。
《中国少年报》也在这一年停刊了。
卢勤下了乡，在吉林省白城地区插队，后来被抽调到白城地区知青办，一直干到了副主任的位子。
她在知青中当起了“知心大姐”，经常帮找对象的人把关，到后来，只要谈15分钟，就能判断出这一对是否合适，十拿九稳。
她在当地结了婚，生了子，“知心姐姐”梦似乎渐行渐远。直到1978年。
卢勤记得那是11月的一天，儿子才出生几个月，她正在做晚饭，一边收听着广播节目《星星火炬》。就在那时，她听到了《中国少年报》复刊的消息。
当选“我最喜欢的专栏”
停刊12年的《中国少年报》，于1978年11月1日复刊了。
文革开始后，姜达雅被打成历史反革命，3年后，因查无实据被解除专政，下放河南潢川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随着拨乱反正，“知心姐姐”的原工作人员先后分配工作，调到了别处，只有她，因为爱人的“反革命”问题还没有结论，仍然在干校等待分配。
因此，《中国少年报》复刊时，老一代的“知心姐姐”里头只剩下她了。
姜达雅成为了“队的生活组”的组长。她笑称，自己被推上这个位置，完全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第一批进入这个组里的，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教育专家的孙云晓。
1978年，20岁出头、只有初中学历的孙云晓，经过中央团校（后改名为中央青年政治学院）的短期进修后，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到团中央机关当干部，二是到《中国少年报》当编辑。
出生于山东青岛、少时家贫的孙云晓此前几乎没有看过这份报纸，但他喜欢孩子，也喜欢写作，因此，选择了去报社。
这个年轻编辑的到来，给“知心姐姐”带来了新的活力。多年后，姜达雅提起孙云晓，仍然赞不绝口，称他是“第二代知心姐姐里最得力的干将、主力军”。
少年报有个传统，每个编辑记者都有自己的对口联系学校，每周要有一天时间去学校里，和孩子们交朋友。“孙云晓每次带回来的故事都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都很佩服他，怎么孩子就愿意和他说那么多事呢。”姜达雅回忆，“孙云晓告诉我说，因为我也是淘气包啊。”
1981年，《中国少年报》创刊30年之际，发行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1142万份，居全国报纸之首。“那时候，最权威的《报纸摘要》和《新闻联播》里，经常能听到‘据《中国少年报》报道’。”孙云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经常有外国记者来采访，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一份针对少年儿童的报纸，发行量比《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还大？
姜达雅经常出面接待记者。她告诉记者，这份报纸贯彻的是“少年政治”，但注重儿童特色。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从大报改写，而是先调研，找出普遍性的问题，有一点理论色彩，但不是板着面孔讲大道理。“又要形象生动，又要入木三分，又要由浅入深，而且不能超过800字，你说难不难？”
“知心姐姐”逐渐达到了全盛。从知心姐姐的话，衍生到知心姐姐信箱、小言论、小小讨论台，几乎每个版面都有她的形象。《中国少年报》1985年曾搞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专栏”读者评选活动，收到7万张选票，“知心姐姐”超越“小灵通”“小虎子”“动脑筋爷爷”等26个专栏，名列第一。
该如何救助落水者的言论成为“知心姐姐”的代表作品之一。
1982年，孙云晓发现，在一个多月内，有来自14个省的34篇来稿，报道了17个少年儿童因救人身亡的事迹。其中，浙江永康县委报道组的一篇来稿写到，3个少先队员去救一位落水者，因不会游泳和方法不当，救人者和被救者全部身亡。
对这些牺牲的少年儿童，当地纷纷授予“优秀少先队员”和“少年英雄”等称号，并发出向他们学习的号召。一个地区在《小学生细则》中规定，哪怕不会游泳，在遇到有人落水时，“也要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抢救落水的人”。
孙云晓提出，知心姐姐要关心这个问题。“我是本能地觉得，儿童的生命是珍贵的，不应该让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
1982年8月18日，《中国少年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知心姐姐”的言论。这篇名为《遇到有人落水怎么办》的文章明确指出：“救人既要靠勇敢，还要靠机智和本领，在自己能力达不到的时候，还必须依靠大人的力量。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不会游泳的少先队员，在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应该立刻向大人呼救，或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设法抢救。”
“当时报社内部也有争论，也犹豫过，不过还是发了。”孙云晓说。
言论见报后，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楼道里的评报栏都贴满了。之后，类似的稿件大大减少了。
“小孩说话也管用”
1979年6月，卢勤也进入了《中国少年报》。
听到这份报纸复刊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未眠的她给报社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进报社工作的夙愿。她记得，她前后写过两三封信。因为她之前做的也是青年工作，或许还因为这份弥足珍贵的“童年的梦想”，她得以调进了报社。“老同志很在意这份感情。”卢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卢勤首先做了长达6年的读者通联工作。
有一段时间，报社规定，每信必复。每封来信都登记在案，贴有写有处理意见的信签。孙云晓记得，自己结婚时请婚假，有一封复信缺了个标签，就走不了。
写给“知心姐姐”的信每天以麻袋计。这些信件先汇集到群工组，经过拆阅、分类，或分发到各编辑组，或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编发，或者个别回复。
卢勤发现，80后孩子们的心理跟她当年做小读者时，很不一样。拿她自己来说，她有6个兄弟姐妹，小时候从来不缺朋友。但80年代之后，独生子女渐渐长大入学，“求友”成了他们最大的需求之一。他们把知心姐姐当成了最信任的朋友，这种信任甚至超过了对老师和父母的信任。
1983年，“六一”之后，报社收到了北京市马家堡六（二）中队几个小学生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学校组织他们去陶然亭电影院看《扶我上战马的人》。报上说六一儿童节小朋友看电影一律免费，但是，电影院还是收了他们每人一角的电影票钱。“知心姐姐，是电影院收错了钱，还是报上瞎说？”信末，有9个孩子的签名。
已是群工组组长的卢勤立刻带着两个刚来的大学生去了解情况。孩子们拿出票根和登有《北京市政府关于“六一”少年儿童看电影免费的通知》的那期《北京日报》给他们看，并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电影院赔礼道歉；第二，把钱退还给同学们；第三，如果不退钱，就免费再放一场电影。
卢勤带着同学们的意见，又去了陶然亭电影院。电影院非常重视，答应解决。
不久，报社收到孩子们写来的第二封信。信上说，开学第一天，电影院就来了两位叔叔，承认收错了钱，道了歉，还给他们免费放了一场电影：“真没想到，在我们国家，小孩说话也管用！”
这两封来信都在报上刊登出来，同时配发了“知心姐姐”的话：“凡是关系到国家、人民和少年儿童利益的事，就要敢想敢说，不要默不作声。”后来，在“全国好新闻奖”评选中，这两封信获得了“好来信”一等奖。
这件事，让卢勤深受触动，深感尊重孩子的重要性。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少年报》的宗旨，在“为孩子说话，说孩子话”两句外，后来又加上了一句“让孩子说话”。
1983年，孙云晓脱产就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专班，离开了“知心姐姐”。
1988年，姜达雅退休，离开了“知心姐姐”第一线。
卢勤成为“队的生活组”负责人，带领新一代的“知心姐姐”们，逐渐把它从一个报纸专栏，发展成包括热线、夏令营等各种形式在内的“知心姐姐”全系列。
不过，卢勤并不认同“知心姐姐”有三代的说法。她说，知心姐姐并不是像鞠萍姐姐那样的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这也是姜达雅和孙云晓反复向记者强调的。
退休后，每当被介绍是“知心姐姐”，姜达雅都会不厌其烦地解释：“知心姐姐是一个群体，是集体的智慧和爱心，不属于哪一个人。”
姜达雅记得那是1956或1957年，她二十七八岁。在《中国少年报》当编辑的她去南京出差，在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像。照片上的她，辫子盘起来，微笑着。
1960年，12岁的北京小学生卢勤也到照相馆照了平生第一张标准像。怀揣着一个梦想的她，特意把短发留长，梳起了两根辫子，对着镜头微笑着。
那时的她们都没想到，日后她们的命运会跟大辫子的“知心姐姐”如此不可分割：她们分别成了“知心姐姐”的两代领军人物。
“知心姐姐”诞生
51年后，83岁的姜达雅回想起“知心姐姐”诞生的那次小组会，依然历历在目。
其时，姜达雅还是《中国少年报》“队的生活组”的一名普通编辑。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她，随着调到团中央工作的爱人来到北京，进入《中国少年报》。从那时起，“干了一辈子小儿科”。
《中国少年报》创刊于1951年，是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少先队队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除“队的生活组”外，还有时政组、知识组、文艺组等。“队的生活组”即新闻组，一二版内容大都由这个组提供。
那时，《中国少年报》上的内容基本都是从大报改写而来，被人笑谑是“小《人民日报》”。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曾在一次讲话中谈及：“你们是《中国少年报》，不是《中国老年报》，不要衣服是小孩的，面孔是老头子的。”
1960年的一天，“队的生活组”组长朱洪开会回来后传达说，胡耀邦提出要搞“少年政治”。该如何在版面和报道中贯彻领导意图呢？会上，大家献计献策，讨论得非常热烈。
姜达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是朱洪说，解放前，上海《新少年报》有个‘咪咪姐姐’，指导孩子生活，很受孩子的欢迎。有人说，那我们不也可以有个什么姐姐吗？有人说，叫‘大姐姐’吧。大家说，不好不好。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叫‘知心姐姐’吧。大家一致同意，太好了，就是她！”
“知心姐姐”的定位也讨论确定了：第一，她是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孩子们的小秘密、小烦恼都愿意和她说；第二，她要比孩子站得高一点，是孩子的辅导员。
1960年10月25日，“知心姐姐”在《中国少年报》上出现了。她梳着两根小辫子，清秀的面貌，温和的眼神，脸上永远挂着微笑。
从此，“知心姐姐的话”代替了过去的编者按——“编辑大同志说”。
作为组里跑思想品德这个口的编辑，姜达雅写了很多“知心姐姐的话”。不过，她已经记不清哪些是她写的了。因为，当时的报社社长左林提倡大家当“无名英雄”，都不署名。
她记得其中有一篇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时，“唯成分论”已开始大行其道，大量读者来信都提及“出身不好，抬不起头，没有前途”。姜达雅本人也“出身不好”，她的父亲姜伯彰曾任孙中山机要秘书，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院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去台。心有戚戚的姜达雅以此为题，写了这篇。
文章出来后，影响很大，以致“文革”中有人给她贴大字报，说她“为地富反坏右的孩子喊冤鸣屈”。“要不我怎么会对这篇记得这么清楚呢？”姜达雅笑着说。
在姜达雅的记忆里，“知心姐姐”栏目写得最多的是朱洪。朱洪曾就读于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是《中国少年报》的创办人之一，“中英文都呱呱叫，笔头又快”，可惜后来命运多舛，经历坎坷，如今又患有帕金森症，已无法接受采访。
“卢勤小友”的梦想
“知心姐姐”亮相时，卢勤正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五年级，是班里的少先队宣传委员。班里同学几乎人人订阅2分钱一份的《中国少年报》，收钱订报和收发报纸，正是她的工作。卢勤是《中国少年报》的铁杆读者，“知心姐姐”一出，更成了她的粉丝。每期报纸来，先看“知心姐姐”。
那时，《中国少年报》上经常有少先队中队活动的报道。卢勤悄悄给“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询问如何才能让自己中队的活动见报。
她没想到，她居然很快就收到了署名为“知心姐姐”的回信。信上称她为“卢勤小友”，告诉她，只要活动新鲜，报上没有登过，就可以投稿，一时没有发表，也不要泄气，“总有一天会成功”。
巨大的成就感让少年卢勤开始萌生了当知心姐姐的梦想。本来是短发的她，就是从那时开始，留起长发，梳起辫子。虽然活脱脱已是“知心妹妹”的模样，但她自己却不满意，反复对照报纸找差距，终于发现，原来知心姐姐的头发多，因而显得蓬松；她的头发少，就显得脑门光秃秃的。她用圆珠笔把照片上的辫子加粗，又发明了新的辫子梳法：先把额前的碎发编成小辫子，再编进大辫子中去，这样一来，头发就显得多了。她又跑去照了一张新的标准照，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不够像。
仔细研究后，她终于发现了“知心姐姐”的秘密：她的亲切的微笑。她开始对着镜子练微笑，练多了，还真的越笑越自然了。
她为自己勾勒出了蓝图：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中国少年报》，当“知心姐姐”。
他们中队的活动也终于成功见报了。那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们响应号召，搞了“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中队活动：搜集资料，演活报剧，给哈瓦那的孩子写信，等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终于如愿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
但是，她的梦想在1966年这年破碎了。那一年，她高中毕业，正赶上文革，大学的校门彻底关闭了。
《中国少年报》也在这一年停刊了。
卢勤下了乡，在吉林省白城地区插队，后来被抽调到白城地区知青办，一直干到了副主任的位子。
她在知青中当起了“知心大姐”，经常帮找对象的人把关，到后来，只要谈15分钟，就能判断出这一对是否合适，十拿九稳。
她在当地结了婚，生了子，“知心姐姐”梦似乎渐行渐远。直到1978年。
卢勤记得那是11月的一天，儿子才出生几个月，她正在做晚饭，一边收听着广播节目《星星火炬》。就在那时，她听到了《中国少年报》复刊的消息。
当选“我最喜欢的专栏”
停刊12年的《中国少年报》，于1978年11月1日复刊了。
文革开始后，姜达雅被打成历史反革命，3年后，因查无实据被解除专政，下放河南潢川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随着拨乱反正，“知心姐姐”的原工作人员先后分配工作，调到了别处，只有她，因为爱人的“反革命”问题还没有结论，仍然在干校等待分配。
因此，《中国少年报》复刊时，老一代的“知心姐姐”里头只剩下她了。
姜达雅成为了“队的生活组”的组长。她笑称，自己被推上这个位置，完全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第一批进入这个组里的，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教育专家的孙云晓。
1978年，20岁出头、只有初中学历的孙云晓，经过中央团校（后改名为中央青年政治学院）的短期进修后，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到团中央机关当干部，二是到《中国少年报》当编辑。
出生于山东青岛、少时家贫的孙云晓此前几乎没有看过这份报纸，但他喜欢孩子，也喜欢写作，因此，选择了去报社。
这个年轻编辑的到来，给“知心姐姐”带来了新的活力。多年后，姜达雅提起孙云晓，仍然赞不绝口，称他是“第二代知心姐姐里最得力的干将、主力军”。
少年报有个传统，每个编辑记者都有自己的对口联系学校，每周要有一天时间去学校里，和孩子们交朋友。“孙云晓每次带回来的故事都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都很佩服他，怎么孩子就愿意和他说那么多事呢。”姜达雅回忆，“孙云晓告诉我说，因为我也是淘气包啊。”
1981年，《中国少年报》创刊30年之际，发行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1142万份，居全国报纸之首。“那时候，最权威的《报纸摘要》和《新闻联播》里，经常能听到‘据《中国少年报》报道’。”孙云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经常有外国记者来采访，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一份针对少年儿童的报纸，发行量比《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还大？
姜达雅经常出面接待记者。她告诉记者，这份报纸贯彻的是“少年政治”，但注重儿童特色。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从大报改写，而是先调研，找出普遍性的问题，有一点理论色彩，但不是板着面孔讲大道理。“又要形象生动，又要入木三分，又要由浅入深，而且不能超过800字，你说难不难？”
“知心姐姐”逐渐达到了全盛。从知心姐姐的话，衍生到知心姐姐信箱、小言论、小小讨论台，几乎每个版面都有她的形象。《中国少年报》1985年曾搞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专栏”读者评选活动，收到7万张选票，“知心姐姐”超越“小灵通”“小虎子”“动脑筋爷爷”等26个专栏，名列第一。
该如何救助落水者的言论成为“知心姐姐”的代表作品之一。
1982年，孙云晓发现，在一个多月内，有来自14个省的34篇来稿，报道了17个少年儿童因救人身亡的事迹。其中，浙江永康县委报道组的一篇来稿写到，3个少先队员去救一位落水者，因不会游泳和方法不当，救人者和被救者全部身亡。
对这些牺牲的少年儿童，当地纷纷授予“优秀少先队员”和“少年英雄”等称号，并发出向他们学习的号召。一个地区在《小学生细则》中规定，哪怕不会游泳，在遇到有人落水时，“也要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抢救落水的人”。
孙云晓提出，知心姐姐要关心这个问题。“我是本能地觉得，儿童的生命是珍贵的，不应该让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
1982年8月18日，《中国少年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知心姐姐”的言论。这篇名为《遇到有人落水怎么办》的文章明确指出：“救人既要靠勇敢，还要靠机智和本领，在自己能力达不到的时候，还必须依靠大人的力量。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不会游泳的少先队员，在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应该立刻向大人呼救，或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设法抢救。”
“当时报社内部也有争论，也犹豫过，不过还是发了。”孙云晓说。
言论见报后，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楼道里的评报栏都贴满了。之后，类似的稿件大大减少了。
“小孩说话也管用”
1979年6月，卢勤也进入了《中国少年报》。
听到这份报纸复刊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未眠的她给报社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进报社工作的夙愿。她记得，她前后写过两三封信。因为她之前做的也是青年工作，或许还因为这份弥足珍贵的“童年的梦想”，她得以调进了报社。“老同志很在意这份感情。”卢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卢勤首先做了长达6年的读者通联工作。
有一段时间，报社规定，每信必复。每封来信都登记在案，贴有写有处理意见的信签。孙云晓记得，自己结婚时请婚假，有一封复信缺了个标签，就走不了。
写给“知心姐姐”的信每天以麻袋计。这些信件先汇集到群工组，经过拆阅、分类，或分发到各编辑组，或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编发，或者个别回复。
卢勤发现，80后孩子们的心理跟她当年做小读者时，很不一样。拿她自己来说，她有6个兄弟姐妹，小时候从来不缺朋友。但80年代之后，独生子女渐渐长大入学，“求友”成了他们最大的需求之一。他们把知心姐姐当成了最信任的朋友，这种信任甚至超过了对老师和父母的信任。
1983年，“六一”之后，报社收到了北京市马家堡六（二）中队几个小学生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学校组织他们去陶然亭电影院看《扶我上战马的人》。报上说六一儿童节小朋友看电影一律免费，但是，电影院还是收了他们每人一角的电影票钱。“知心姐姐，是电影院收错了钱，还是报上瞎说？”信末，有9个孩子的签名。
已是群工组组长的卢勤立刻带着两个刚来的大学生去了解情况。孩子们拿出票根和登有《北京市政府关于“六一”少年儿童看电影免费的通知》的那期《北京日报》给他们看，并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电影院赔礼道歉；第二，把钱退还给同学们；第三，如果不退钱，就免费再放一场电影。
卢勤带着同学们的意见，又去了陶然亭电影院。电影院非常重视，答应解决。
不久，报社收到孩子们写来的第二封信。信上说，开学第一天，电影院就来了两位叔叔，承认收错了钱，道了歉，还给他们免费放了一场电影：“真没想到，在我们国家，小孩说话也管用！”
这两封来信都在报上刊登出来，同时配发了“知心姐姐”的话：“凡是关系到国家、人民和少年儿童利益的事，就要敢想敢说，不要默不作声。”后来，在“全国好新闻奖”评选中，这两封信获得了“好来信”一等奖。
这件事，让卢勤深受触动，深感尊重孩子的重要性。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少年报》的宗旨，在“为孩子说话，说孩子话”两句外，后来又加上了一句“让孩子说话”。
1983年，孙云晓脱产就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专班，离开了“知心姐姐”。
1988年，姜达雅退休，离开了“知心姐姐”第一线。
卢勤成为“队的生活组”负责人，带领新一代的“知心姐姐”们，逐渐把它从一个报纸专栏，发展成包括热线、夏令营等各种形式在内的“知心姐姐”全系列。
不过，卢勤并不认同“知心姐姐”有三代的说法。她说，知心姐姐并不是像鞠萍姐姐那样的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这也是姜达雅和孙云晓反复向记者强调的。
退休后，每当被介绍是“知心姐姐”，姜达雅都会不厌其烦地解释：“知心姐姐是一个群体，是集体的智慧和爱心，不属于哪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