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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近日对欧盟进行了24小时的访问。中欧工商峰会上，欧洲商会主席于尔根·图曼向属马的总理送上了一个水晶制作的奔马，并用德国口音的中文祝愿中欧未来合作“马到成功”。然而，正如温家宝所坦言，对于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中国努力了很多年，仍然没有解决。而其后果之一，便是层出不穷的反倾销、反补贴官司。
根据欧盟最新发布的“双反”统计数据，欧盟2012年前7个月共发起9项新的贸易调查（7项反倾销，2项反补贴），其中针对中国的就有4项。另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今年１至７月，中国总体出口同比增长7.8%，而对欧盟出口却下降3.6%。今年8月，中国对欧盟出口下降4.9%，出口大幅下滑致使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9%。
欧盟是中国连续８年的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晴雨表，欧洲市场变脸折射出怎样的经济结构问题？出口放缓对于双方会各自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市场陡然变脸
9月6日上午11时，欧盟委员会总部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谢绝所有影像录制和新闻源引用。开场前一分钟，工作人员还拦下了中国一家电视台女记者架起的摄像机。欧盟在这一天宣布，将启动对中国出口至欧盟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范围包括光伏板、光伏电池和其他光伏组件。由于涉案金额超过210亿欧元，这项调查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单起涉案金额最高的贸易调查。那一天的发布会，世界顶级媒体悉数到场。
欧盟反倾销法规定，诉讼方年产量高于欧盟行业总量25%，方能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为此，欧洲光伏产业联盟（EU Prosun）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联合了分散在成员国的小企业，并对欧盟决策层开始游说。调查将持续15个月，但欧盟预计将在9个月后（2013年6月）作出初裁，届时可能对中国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欧盟对中国光伏反倾销调查、中国对欧盟红酒双反调查等等，只是中欧贸易的一个小切面。反倾销或反补贴，对于中欧贸易关系来说，并非新鲜事物；一旦经济不景气，此类贸易摩擦便进入高发期，这几成铁律。笔者4月采访到一位接近欧洲决策层的院外人士，他当时便透露欧盟可能对中国出口的货物出组合拳。
多家国际经济组织对今年的宏观经济大势并不看好，如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12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5%，而今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0.3%。自2009年10月欧债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以来，欧债已到3年关口。由于几个着火点复燃，欧元区近期再度面临考验，如西班牙10月份将有近300亿欧元的国债到期。虽然欧盟偶尔出台一项政策给市场打打鸡血，但是经济增长前景暗淡、债务及赤字居高不下、欧元的机制性缺陷等危机的基本面并未获根本改善。欧美等主要市场购买力疲软，危机对外传导，给中国经济带来外部挑战，其影响已不是蝴蝶振翅能说尽，风力堪比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美国版的欧洲？
就在欧盟宣布对光伏产品动刀的同一天，其实还有一条爆炸性新闻。欧洲央行公布名为“直接货币交易计划”的新国债购买计划，宣布“无限制购买”成员国国债，并收回由此带来的流动性，防止通胀。此前欧洲央行在是否承担“最后借款人”的问题上一直忸忸怩怩，这一表态传达出一个强烈信号：由于欧盟领略到了过度虚拟经济对经济基本面的凌厉攻势，认识到资本市场的介入将风险日益商品化，故开始仿效1995年墨西哥危机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政府干预行为。“欧盟总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甚至更进一步，呼吁推动欧洲建立由成员国组成的联邦制，集权治理，以打造“美国版的欧洲”。这就意味着，成员国需要让渡更多的主权，需要在目前已经扯皮的《里斯本条约》之外签订更多的协议。
欧盟其实已经着手经济监管体系改革，“巨人之手”一方面更多介入金融市场，呼吁成立“欧洲银行业联盟”；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领域伸展，对外统一行动。欧盟负责贸易事务的委员卡雷尔·德古特一直声称“中欧贸易存在严重不平衡现象，对世界经济造成损害”，认为欧盟应更多干预，采取强硬立场。中欧贸易摩擦，如果说在世界宏观经济下行之前主要发生在货物贸易领域，那么如今已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和知识产权、投资领域。
然而颇有深意的是，欧盟认为非关税壁垒，如资金、技术和环境标准是造成进出口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欧盟也将原因归结于中国政府的“巨人之手”上。欧盟自己想多管，又嫌别人管太多。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能分辨刀前与刀后的水有什么不同吗？写于1549年的《论公共福利》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我们从外国人那里购买的不要多于我们卖给他们的，这样会使我们贫穷而使他们富裕”。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把重商主义者这种为了“贸易平衡”而鼓励出口、阻止进口的做法讽刺为“两架重型机器”。不想欧债危机又带着这种复古思潮逆袭。
分流与转型
中国与欧盟处于不同发展模式的不同阶段，站在各地的立场，在洲际贸易中有不同的诉求并不奇怪。如果按照美国学者彭慕兰的说法，中欧在公元1500年左右，曾经处于类似的历史起跳点。他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从经济史角度做了细致比对，发现16世纪初的英格兰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有惊人相似之处。随着贸易量的增长与国际航运的扩张，从前孤立的地区和贸易被联系起来。随后两个地区出现戏剧性的大分流，分别走上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这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北大西洋世界选择了高消费、高能源利用、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发展模式，而中国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对资源的需求则带来劳动密集型的组织方式。正是西欧和东亚互补发展类型的结合，对世界GDP作出最大贡献。
对外贸易结构折射国际分工，也帮我们看清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分流之后的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如今都在寻求转型，争相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在出口结构中的比例。如果说5个世纪前，中国向欧洲出口的主要是高附加值的丁香和上等香料，糖、茶和烟草等“小奢侈品”的话，如今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产品结构则发生了很大改变。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对欧洲出口产品中，出口量最大的依次为工业产品中的半工业制成品、办公和通讯设备，电子和非电子能源设备，纺织品，服装，个人和家居用品等。虽然机械和交通工具大类在海关报表上显示比例最高，占49.1%，然而其中交通工具细项只占3.5%，经济附加值较低的办公及通讯设备则占出口总量的31.5%。目前，中国对欧洲的产品贸易是顺差，而服务贸易则是逆差。
另外，欧洲企业嫉妒中国同行从国有银行获得大量资金扶助，大呼不公平。欧洲企业申诉称，中国通过“低息甚至无息贷款促使产业迅速膨大，造成产能过剩，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所以得以低成本大量出口”。打嘴仗不能解决问题，平心而论，相比国家直补，欧洲产业扶持的做法倒是科学巧妙得多。比如比利时法语区瓦隆大区自2005年起推出一款自己的“马歇尔计划”：通过政府主导力量调整经济结构，对于那些应该扶持的产业，政府不是直接输血，而是着力于能力建设，对行业中的人员进行培训。这样即使一家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倒下，但人才仍能留在这个行业，贡献于经济发展。如果政府经常对投资者因盲目投资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加以补偿，那么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将无法得以改善。
中欧双方合作深化的背后除了无数次的外交努力，一定还有竞争、磨合与角力。新兴产业崛起，旧的衰落，集装箱中的内容不断变化，今天你愿不愿意从我这里买东西，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贸易的问题不在于货物交换本身。如果能从中欧贸易的新趋势中看出自身产业结构的问题，早下决心，则功力必不会唐捐。
根据欧盟最新发布的“双反”统计数据，欧盟2012年前7个月共发起9项新的贸易调查（7项反倾销，2项反补贴），其中针对中国的就有4项。另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今年１至７月，中国总体出口同比增长7.8%，而对欧盟出口却下降3.6%。今年8月，中国对欧盟出口下降4.9%，出口大幅下滑致使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9%。
欧盟是中国连续８年的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晴雨表，欧洲市场变脸折射出怎样的经济结构问题？出口放缓对于双方会各自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市场陡然变脸
9月6日上午11时，欧盟委员会总部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谢绝所有影像录制和新闻源引用。开场前一分钟，工作人员还拦下了中国一家电视台女记者架起的摄像机。欧盟在这一天宣布，将启动对中国出口至欧盟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范围包括光伏板、光伏电池和其他光伏组件。由于涉案金额超过210亿欧元，这项调查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单起涉案金额最高的贸易调查。那一天的发布会，世界顶级媒体悉数到场。
欧盟反倾销法规定，诉讼方年产量高于欧盟行业总量25%，方能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为此，欧洲光伏产业联盟（EU Prosun）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联合了分散在成员国的小企业，并对欧盟决策层开始游说。调查将持续15个月，但欧盟预计将在9个月后（2013年6月）作出初裁，届时可能对中国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欧盟对中国光伏反倾销调查、中国对欧盟红酒双反调查等等，只是中欧贸易的一个小切面。反倾销或反补贴，对于中欧贸易关系来说，并非新鲜事物；一旦经济不景气，此类贸易摩擦便进入高发期，这几成铁律。笔者4月采访到一位接近欧洲决策层的院外人士，他当时便透露欧盟可能对中国出口的货物出组合拳。
多家国际经济组织对今年的宏观经济大势并不看好，如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12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5%，而今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0.3%。自2009年10月欧债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以来，欧债已到3年关口。由于几个着火点复燃，欧元区近期再度面临考验，如西班牙10月份将有近300亿欧元的国债到期。虽然欧盟偶尔出台一项政策给市场打打鸡血，但是经济增长前景暗淡、债务及赤字居高不下、欧元的机制性缺陷等危机的基本面并未获根本改善。欧美等主要市场购买力疲软，危机对外传导，给中国经济带来外部挑战，其影响已不是蝴蝶振翅能说尽，风力堪比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美国版的欧洲？
就在欧盟宣布对光伏产品动刀的同一天，其实还有一条爆炸性新闻。欧洲央行公布名为“直接货币交易计划”的新国债购买计划，宣布“无限制购买”成员国国债，并收回由此带来的流动性，防止通胀。此前欧洲央行在是否承担“最后借款人”的问题上一直忸忸怩怩，这一表态传达出一个强烈信号：由于欧盟领略到了过度虚拟经济对经济基本面的凌厉攻势，认识到资本市场的介入将风险日益商品化，故开始仿效1995年墨西哥危机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政府干预行为。“欧盟总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甚至更进一步，呼吁推动欧洲建立由成员国组成的联邦制，集权治理，以打造“美国版的欧洲”。这就意味着，成员国需要让渡更多的主权，需要在目前已经扯皮的《里斯本条约》之外签订更多的协议。
欧盟其实已经着手经济监管体系改革，“巨人之手”一方面更多介入金融市场，呼吁成立“欧洲银行业联盟”；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领域伸展，对外统一行动。欧盟负责贸易事务的委员卡雷尔·德古特一直声称“中欧贸易存在严重不平衡现象，对世界经济造成损害”，认为欧盟应更多干预，采取强硬立场。中欧贸易摩擦，如果说在世界宏观经济下行之前主要发生在货物贸易领域，那么如今已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和知识产权、投资领域。
然而颇有深意的是，欧盟认为非关税壁垒，如资金、技术和环境标准是造成进出口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欧盟也将原因归结于中国政府的“巨人之手”上。欧盟自己想多管，又嫌别人管太多。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能分辨刀前与刀后的水有什么不同吗？写于1549年的《论公共福利》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我们从外国人那里购买的不要多于我们卖给他们的，这样会使我们贫穷而使他们富裕”。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把重商主义者这种为了“贸易平衡”而鼓励出口、阻止进口的做法讽刺为“两架重型机器”。不想欧债危机又带着这种复古思潮逆袭。
分流与转型
中国与欧盟处于不同发展模式的不同阶段，站在各地的立场，在洲际贸易中有不同的诉求并不奇怪。如果按照美国学者彭慕兰的说法，中欧在公元1500年左右，曾经处于类似的历史起跳点。他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从经济史角度做了细致比对，发现16世纪初的英格兰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有惊人相似之处。随着贸易量的增长与国际航运的扩张，从前孤立的地区和贸易被联系起来。随后两个地区出现戏剧性的大分流，分别走上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这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北大西洋世界选择了高消费、高能源利用、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发展模式，而中国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对资源的需求则带来劳动密集型的组织方式。正是西欧和东亚互补发展类型的结合，对世界GDP作出最大贡献。
对外贸易结构折射国际分工，也帮我们看清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分流之后的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如今都在寻求转型，争相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在出口结构中的比例。如果说5个世纪前，中国向欧洲出口的主要是高附加值的丁香和上等香料，糖、茶和烟草等“小奢侈品”的话，如今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产品结构则发生了很大改变。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对欧洲出口产品中，出口量最大的依次为工业产品中的半工业制成品、办公和通讯设备，电子和非电子能源设备，纺织品，服装，个人和家居用品等。虽然机械和交通工具大类在海关报表上显示比例最高，占49.1%，然而其中交通工具细项只占3.5%，经济附加值较低的办公及通讯设备则占出口总量的31.5%。目前，中国对欧洲的产品贸易是顺差，而服务贸易则是逆差。
另外，欧洲企业嫉妒中国同行从国有银行获得大量资金扶助，大呼不公平。欧洲企业申诉称，中国通过“低息甚至无息贷款促使产业迅速膨大，造成产能过剩，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所以得以低成本大量出口”。打嘴仗不能解决问题，平心而论，相比国家直补，欧洲产业扶持的做法倒是科学巧妙得多。比如比利时法语区瓦隆大区自2005年起推出一款自己的“马歇尔计划”：通过政府主导力量调整经济结构，对于那些应该扶持的产业，政府不是直接输血，而是着力于能力建设，对行业中的人员进行培训。这样即使一家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倒下，但人才仍能留在这个行业，贡献于经济发展。如果政府经常对投资者因盲目投资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加以补偿，那么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将无法得以改善。
中欧双方合作深化的背后除了无数次的外交努力，一定还有竞争、磨合与角力。新兴产业崛起，旧的衰落，集装箱中的内容不断变化，今天你愿不愿意从我这里买东西，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贸易的问题不在于货物交换本身。如果能从中欧贸易的新趋势中看出自身产业结构的问题，早下决心，则功力必不会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