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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紧急叫停平遥拆古城墙
早在1963年同济大学为了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我跟随董鉴泓先生到过山西省，进行过实地考察。我们从大同、太原等地，沿着同蒲铁路南下，不时见到山西的许多城镇像太谷、平遥、新绛、洪洞等都保持着完整的古城风貌，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少古城，乱拆了大批古色古香的民居，乱开了大马路，盖起了没有特色的方楼房，古城遭到很大的破坏，有的甚至基本上将古城拆光了。
1981年初，同济大学建筑系接受山西省建设委员会的委托，到山西榆次市做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当时全国各地建设高潮正在兴起，到处是沸腾的工地，许多古城的城墙被拆毁，原先的窄街旧巷被拓宽改造。平遥城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缓慢，建设活动较少，受到的破坏就轻些，算是这些古城中仅存的孤品。但是，改变古城风貌的冲动已经产生，改变城市面貌的“宏伟”打算已经出台。县里已经制定了一份“平遥城总体规划”，根据这份规划，古城中要纵横开拓出几条大马路，城市中心要开辟出广场，在原有的市楼周围要建造出环形的交叉口，还要建设新的商业大街。如果按照这个规划实施，平遥古城同样就要不复存在了，省建委建议我们顾问一下。我们立即赶到平遥去一看，情况果然如此。古城的西部已经在按此规划实施，城墙上已经扒开了一个大口子，正在拓宽马路，180米长的道路两旁的传统民居已经被拆除。平遥的文管所长告诉我们，拆除的全部都是明清时期的老民居。
在那里，我还见到了1962年我们搞调查考察时就见到的平遥古建文物队的队长李祖孝和李有华，他们看到我也还认识。他们就对我讲，这里要救一救，这么好的东西不要拆啊，太可惜了。我还找到了山西省建委的规划处处长赵晋甫，他是我们同济的学生，我教过他。他找到了他们的省建委主任，这个省建委主任同意我来做一个合理的规划，但是说要快，这个规划一个月一定要做出来，以后按不按照这个规划执行，也不知道，但是拆城墙的事可以叫它停一停，先不要拆，你赶快做个规划。
我们当时就立刻向平遥县政府建议，立即停止这种“建设性”的破坏，并和山西省建委商定，由我们来帮助平遥县重新做总体规划。我一想，正好学校放暑假了，有时间做这件事。我自己回到学校，就向系里主要领导汇报了平遥的工作，一个是建筑系主任董鉴泓，一个是古建筑专家陈从周教授。陈从周教授给了我很重要的启发，他说对于这些城市来讲，保护和建设就是两句话：“老城老到底，新城新到家”，他还专门给我一份关于平遥保护的设想计划，可见他对古城的保护和建设都是有深谋远虑的。
利用暑假带学生奔赴平遥重新编制规划
我就赶快回到学校挑选了12个优秀的学生。我告诉他们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任务，要求他们参加义务劳动，要能吃苦耐劳。他们都能画能写，会骑自行车。当时挑选的12个学生现在看来全是能干的人，以后都成为国内建筑界有影响的人物，或在其他领域有作为的人。他们分别是吴志强，后任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生李晓江，后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庭伟，当时的研究生，后在美国芝加哥任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苏功洲，后任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熊鲁霞，后任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史小予，后任广州市规划局总工程师；于一丁，后任武汉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吴晓勤，后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巡视员。还有后去加拿大的李卫利，旅居美国的张伟，以及效力于现代集团的沈毅、刘晓红。
我还马上向学校预支了3000块钱，用作路费和吃住开销费，我们做保护规划，平遥当地政府是一分钱也不出的。当年7月，我带了这12名研究生和大学生开赴平遥，利用暑期重新编制“平遥县城市总体规划”。董鉴泓先生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他亲临现场指导，就给了我们精神上的支持。我们在规划中都指出平遥古城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而且这种保护应该是整体性的。因为平遥古城从城镇到整个城市基本上保持了明清以来的格局和风貌，街道完整，巷里修齐，民宅多为瓦屋大院和窑洞式房舍，拱顶券门，装修精巧，古城里还留存许多处古建筑。那里民风淳朴，民间工艺丰富多彩，是汉民族北方古城的典型。
为满足古城内人们生活改善的需要，在不破坏古城格局的前提下，规划中设计了一条环形的车行道，也安排了给排水及电力、电信工程的管网等。更为重要的是在古城的西面和南面，规划开辟了一块新区，城市新的建设和发展，全部放在新区里，建设的方针是“新旧截然分开，确保老城，开发新区”。开始的时候县政府对这个规划抱着相当怀疑的态度。这也难怪他们，那时候人们满脑子的要发展经济。而我们却提出了要保护古城，似乎很不合时宜。所以一时古城的保护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当。
在现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当地条件很差，饮食卫生状况糟糕。中午10點多饭菜烧好端到饭桌上，不久饭菜上面一片都是黑黑的苍蝇。开始我们没有注意，所有的人员都染上了菌痢，12个人都病了，大便出血。后来我就派学生坐在那里专门赶苍蝇，看管好饭菜。为了争分夺秒，大家都带病坚持工作。工作的条件也很差，我们的设计要放大照片，但街上找不到一家照相馆会做。我只得到太原买了放大机、照相纸、药水，让设计人员自己放大资料照片。借不到自行车，我们只好步行，把好多时间都花在路上了。
我们日夜奋战了一个月，完成了现场资料的全部制作工作。先把这一保护古城的规划方案连同说明、古城风貌完整价值极高的全部资料（包括古建筑、古民居的测绘和照片图册），向当地县领导一一汇报，然后再向省里汇报。他们的反应都不强烈。在这种局面下，我拿出自己的公关本领，把全部资料直接送到北京，反映给国家建设部和文化部的领导。 从北京搬来重量级救兵
在平遥出发去北京的那天，我连自行车都没有借到。外面天还下着雨，我一个人既要背图纸资料，又要背行李，走了7里路到了火車站，弄得我一身泥浆。乘着当天的夜车坐到太原，从太原转程去北京。到了北京，我找到了建设部和文化部的有关负责人，向他们汇报了保护平遥古城的重要文化价值。当时北京的几位有影响力的老专家，如建设部的高级工程师、任全国政协城建组长的郑孝燮，文化部高级工程师、任全国政协文化组长的罗哲文都在。罗哲文见了我的时候，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阮老师，您赶快想办法去洗个澡吧！当时，我完全像个叫花子一样，一身的泥浆。我把规划和资料交给罗哲文、郑孝燮先生看了，他们都傻眼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保护，他们都被我汇报的具体情况所感动。我就说请你们到平遥那里去一趟。当时他们俩都已经是国内古城保护和古建筑保护的重量级专家，人也很热心，先前因工作接触我和他们已经熟悉了。不久他们都到平遥考察。他们都是全国政协常委，山西的省长就出来接待了。郑老跟山西省长说，这个规划是“刀下留城”的规划，是高水平的规划，你们应该认真执行。我就对他们说，赶快把它变成红头文件。当场就请他们把郑老这句话写下来，然后叫郑老签名。在会议记录上要写上这几句话：“这个规划是高水平的”。郑老在我们做的保护古城规划方案上写的评议是：“这个规划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既然北京的专家都肯定了我们的保护方案，山西省长也就马上批示“希望按照规划认真执行”。
除了我们的保护规划得到地方上的肯定，我还在北京说动了罗哲文拨专款用于修复已经受损的平遥古城墙。在罗哲文的斡旋下 ，文化部拨了一笔8万元的专款供平遥维修古城墙。平遥城墙建于后周时期，全长6157.7米，墙高10米。城墙每隔40至100米筑有马面，即墙上向外突出的墩台，可供瞭望和发挥侧射火力。马面上设窝铺，即在马面墙顶上建造的小屋，供士兵避风雨、藏兵器。平遥城墙共有马面、窝铺72个，城垛、垛口3000个，象征孔子七十二贤和三千弟子，这多有寓意啊！
当时的8万元是一笔巨大的拨款了，相当于现在的800万元。这笔专款直接拨到平遥，专款专用，维修城墙。我怕这笔款不落实，就专门让同济研究生李晓江要他负责给我盯着。先到北京去盯，先盯到文化部的财务处，看着这笔钱汇出北京。再追到山西平遥去盯，在平遥等了两天，钱终于到了，我要他再去找县长。县长开始不相信有这么多的钱，根本不相信有一笔8万的大款项从北京汇到他们的账上。后来李晓江盯到银行的行长，要他出具款项专票的抄件，拿着支票的抄件去找县长，还是个手抄件。因为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两个人一起找到了县长，县长一看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李晓江给我回电说：阮老师，我到了平遥也没有人理睬我，问起钱的事，都是翻白眼的，现在钱汇到了，我现在是关老爷了。我问他，你怎么变成关老爷了？他说现在他们待我如贵宾，原来住破旧的招待所，现在转到了专门接待领导的招待所，一人一间。吃饭顿顿有人陪，就像曹操优待关公一样。我就让李晓江在平遥建立古城墙保护的修缮委员会，成立一个古城墙修缮的工程队，把建筑工程师调过去修城墙，要他落实了这些工作再回来。这样平遥古城总算保存了下来。他在同济毕业后到北京工作，任过中国城市规划院的院长。跟我到平遥去的学生，现在回忆起在平遥那段工作经历，现在都会激动、兴奋。
在同济办专题培训班，培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骨干
一开始，我们做的平遥规划还不能很好地落实，我发现很多平遥的干部，包括他们的领导都不懂什么叫新旧分开，什么叫保护，什么叫留住古城另开新区，他们担心是这个古城留下来以后，连车都不通，那怎么办？
北方城市的道路还是宽的，都是5米6米宽，但是不符合现代的交通要求，现在的马路要求至少要7米，3.5米一根车道，两车道要7米。我说5米可以用单行道的方式来解决平遥城里的交通问题，一时他们每个人都听得目瞪口呆，他们从没有听说过单行道这个名称。从县长到技术人员没有人懂什么叫单行道，什么叫单循环都不懂，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因此我就在同济大学开办了培训班，请这些中国名城的领导干部都到我这里来学习。他们说到你们那里来学习，到上海来一趟是好的，但是没有钱。我说免费，我给你出个证明，路费你报销，学费你嫌贵我就不收。这样一来我就连办了3期培训班，以后这个培训班把他们平遥主要的城市领导干部，文物局的领导干部，城建科长，城建局长，建委主任，文物队长，都请到同济来学习。他们在我培训班不是只简单地上课，每次学期都超过3个月。我们除了开办课程外，还到附近的一些城市去参观。苏州、扬州做得比较好，请他们看人家到底是怎么保护、怎么修缮古城的，回去以后这些人都成了骨干。这就是我的方法，我跟人家不一样，我做成了文化遗产保护人员的具体培养工作。说句难听的话，这些人回去都成了阮仪三的卧底。他们那里常常会来一些领导首长，对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领导认为这些建筑留下没价值，表态要拆掉。这些经过文物保护培训的同志就会来告诉我。然后我就去，找那些要搞拆迁的市长、书记们直接联系，打交道，就很容易用道理说服他们。在当地，我也办讲座，给他们讲点道理。我专门买了幻灯机，我还有很多片子，我们用现代的手段，给他们看，他们也很要看。有国外的例子，有德国怎么保护下来的，波兰华沙怎么保护下来的例子，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
1986年我还自己整理了有关平遥的材料，竭力推荐平遥成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后，又邀请香港著名摄影家马元浩三次赴平遥摄影。1997年由台湾淑馨出版社出版了由我撰文的大型画册《平遥——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其间，我们又多次赴平遥考察、指导，也向国外作了多方面的介绍。
1986年以后，去平遥参观的人多了，古城里的县政府招待所要扩建，地方上要盖成四层楼的方楼房。设在文庙里的平遥中学要建新楼，省里已经拨下了经费，校长讲要盖得比金代的大成殿还漂亮，想造成有五层高的大屋顶楼房。我得到消息后赶到平遥去，及时阻止了这两起违反保护规划的错误做法。当时房子已经造了一半，硬是想法子降掉两层，才没有造成风貌的破坏。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们不具有保护古城、古建筑的意识，不是热心地去管这件事，没有国家相关部门和山西省领导认真的支持，没有拨款修古城墙，没有经过培训的人才，平遥古城也会和其他城市一样，在推土机和铁铲下被拆毁，现在见到的只能是千城一貌的宽马路、方楼房，一样的“旧城新貌”，留下的只能是一些单幢的文物建筑和令人懊伤的遗憾了。 平遥古城“申遗”成功
1992年，国家建设部和联合國人居中心在平遥举办了古城保护规划培训班，邀请专家巴克莱·琼斯（美）、卡尼·阿斯（加）和弗莱明·阿罗德（丹麦）等担纲主讲。当巴克莱·琼斯在授课中，就有学员提问：平遥可不可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琼斯说，按他的看法可以。学员又问：要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如何办理？琼斯回答，国家申报，专家考察，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全委会通过。从此，在平遥人头脑里不仅有了世界遗产这一概念，也产生了申报的意愿。以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的相关专家和国家建设部有关领导，就平遥“申遗”一事展开讨论，我也为平遥“申遗”一事做了汇报。时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的郑孝燮先生也极力主张：“这不是当地的事，这是我们国家对世界的贡献。”
1994年，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会议移师平遥召开。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提出，应争取将平遥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会议最后一天，与会者一致举手通过了《关于支持尽快向联合国申报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书》。由此，平遥的“申遗”准备正式拉开帷幕。
1997年，为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郑老、罗老和我又专程到平遥进行了考察调研，撰写了推荐报告。
同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正式表决，通过将平遥古城以及城外的双林寺、镇国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遗产项目。
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平遥是第一个。不同于此前长城、故宫等单体建筑申遗，平遥古城是以古代城墙、官衙、街市、民居、寺庙等作为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此平遥成为人们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发展的活标本，平遥是作为一个“大文物”来保护的。
2006年，我的学生、同济大学教授邵甬带队开始进行平遥古城新一轮的保护规划。 他们对平遥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平遥是中国最早提出进行整体保护的历史城市之一。它是一个城市遗产，不是一个大建筑遗产群。”所以除了要完整保存建筑古迹，更要关注它内在的肌理和血肉，也就是人居环境、空间关系、周边村落等。2007年，邵甬将8名学生的毕业设计放到了平遥，此后陆续有30多名同济学生参与到新一轮测绘调研中。大家以包干街区的形式，深入到城区的473处民居。经过走访，结合政府提供的户口信息以及同学们“蹲点”了解到的情况，他们提出“保留居住功能，降低人口密度，改善人居环境”的策略。疏解了一部分人口后，简化了一部分民居产权问题，这些老宅子的修缮工作被提上了日程。2012年，以邵甬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张鹏为核心的团队，在山西省住建厅、平遥县政府的支持下，编制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实用导则》。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颇为赞同《导则》的编写模式，组织人员将《导则》译成了英文版，推广到了其他世界遗产地。
除了民居修缮，近些年他们还建议在已经迁出的部分工业和仓储用地，调整为文化展览和创意产业功能，他们已经开始关注城外一些村落的发展状况，希望将来把这些有故事的村落一起纳入保护范围，进行整体的保护和发展。
现在，在我们这两代人的不断努力下，平遥的新区已经建成，而它的古城风姿依旧。通过联合国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审，平遥人民对古城的保护会越加认真与自觉。凡是到过平遥的人，无不为其卓绝的古城风采所倾倒。平遥的知名度已经大大提高，它已经是中国和世界的旅游热点。
（口述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撰稿人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早在1963年同济大学为了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我跟随董鉴泓先生到过山西省，进行过实地考察。我们从大同、太原等地，沿着同蒲铁路南下，不时见到山西的许多城镇像太谷、平遥、新绛、洪洞等都保持着完整的古城风貌，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少古城，乱拆了大批古色古香的民居，乱开了大马路，盖起了没有特色的方楼房，古城遭到很大的破坏，有的甚至基本上将古城拆光了。
1981年初，同济大学建筑系接受山西省建设委员会的委托，到山西榆次市做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当时全国各地建设高潮正在兴起，到处是沸腾的工地，许多古城的城墙被拆毁，原先的窄街旧巷被拓宽改造。平遥城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缓慢，建设活动较少，受到的破坏就轻些，算是这些古城中仅存的孤品。但是，改变古城风貌的冲动已经产生，改变城市面貌的“宏伟”打算已经出台。县里已经制定了一份“平遥城总体规划”，根据这份规划，古城中要纵横开拓出几条大马路，城市中心要开辟出广场，在原有的市楼周围要建造出环形的交叉口，还要建设新的商业大街。如果按照这个规划实施，平遥古城同样就要不复存在了，省建委建议我们顾问一下。我们立即赶到平遥去一看，情况果然如此。古城的西部已经在按此规划实施，城墙上已经扒开了一个大口子，正在拓宽马路，180米长的道路两旁的传统民居已经被拆除。平遥的文管所长告诉我们，拆除的全部都是明清时期的老民居。
在那里，我还见到了1962年我们搞调查考察时就见到的平遥古建文物队的队长李祖孝和李有华，他们看到我也还认识。他们就对我讲，这里要救一救，这么好的东西不要拆啊，太可惜了。我还找到了山西省建委的规划处处长赵晋甫，他是我们同济的学生，我教过他。他找到了他们的省建委主任，这个省建委主任同意我来做一个合理的规划，但是说要快，这个规划一个月一定要做出来，以后按不按照这个规划执行，也不知道，但是拆城墙的事可以叫它停一停，先不要拆，你赶快做个规划。
我们当时就立刻向平遥县政府建议，立即停止这种“建设性”的破坏，并和山西省建委商定，由我们来帮助平遥县重新做总体规划。我一想，正好学校放暑假了，有时间做这件事。我自己回到学校，就向系里主要领导汇报了平遥的工作，一个是建筑系主任董鉴泓，一个是古建筑专家陈从周教授。陈从周教授给了我很重要的启发，他说对于这些城市来讲，保护和建设就是两句话：“老城老到底，新城新到家”，他还专门给我一份关于平遥保护的设想计划，可见他对古城的保护和建设都是有深谋远虑的。
利用暑假带学生奔赴平遥重新编制规划
我就赶快回到学校挑选了12个优秀的学生。我告诉他们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任务，要求他们参加义务劳动，要能吃苦耐劳。他们都能画能写，会骑自行车。当时挑选的12个学生现在看来全是能干的人，以后都成为国内建筑界有影响的人物，或在其他领域有作为的人。他们分别是吴志强，后任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生李晓江，后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庭伟，当时的研究生，后在美国芝加哥任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苏功洲，后任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熊鲁霞，后任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史小予，后任广州市规划局总工程师；于一丁，后任武汉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吴晓勤，后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巡视员。还有后去加拿大的李卫利，旅居美国的张伟，以及效力于现代集团的沈毅、刘晓红。
我还马上向学校预支了3000块钱，用作路费和吃住开销费，我们做保护规划，平遥当地政府是一分钱也不出的。当年7月，我带了这12名研究生和大学生开赴平遥，利用暑期重新编制“平遥县城市总体规划”。董鉴泓先生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他亲临现场指导，就给了我们精神上的支持。我们在规划中都指出平遥古城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而且这种保护应该是整体性的。因为平遥古城从城镇到整个城市基本上保持了明清以来的格局和风貌，街道完整，巷里修齐，民宅多为瓦屋大院和窑洞式房舍，拱顶券门，装修精巧，古城里还留存许多处古建筑。那里民风淳朴，民间工艺丰富多彩，是汉民族北方古城的典型。
为满足古城内人们生活改善的需要，在不破坏古城格局的前提下，规划中设计了一条环形的车行道，也安排了给排水及电力、电信工程的管网等。更为重要的是在古城的西面和南面，规划开辟了一块新区，城市新的建设和发展，全部放在新区里，建设的方针是“新旧截然分开，确保老城，开发新区”。开始的时候县政府对这个规划抱着相当怀疑的态度。这也难怪他们，那时候人们满脑子的要发展经济。而我们却提出了要保护古城，似乎很不合时宜。所以一时古城的保护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当。
在现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当地条件很差，饮食卫生状况糟糕。中午10點多饭菜烧好端到饭桌上，不久饭菜上面一片都是黑黑的苍蝇。开始我们没有注意，所有的人员都染上了菌痢，12个人都病了，大便出血。后来我就派学生坐在那里专门赶苍蝇，看管好饭菜。为了争分夺秒，大家都带病坚持工作。工作的条件也很差，我们的设计要放大照片，但街上找不到一家照相馆会做。我只得到太原买了放大机、照相纸、药水，让设计人员自己放大资料照片。借不到自行车，我们只好步行，把好多时间都花在路上了。
我们日夜奋战了一个月，完成了现场资料的全部制作工作。先把这一保护古城的规划方案连同说明、古城风貌完整价值极高的全部资料（包括古建筑、古民居的测绘和照片图册），向当地县领导一一汇报，然后再向省里汇报。他们的反应都不强烈。在这种局面下，我拿出自己的公关本领，把全部资料直接送到北京，反映给国家建设部和文化部的领导。 从北京搬来重量级救兵
在平遥出发去北京的那天，我连自行车都没有借到。外面天还下着雨，我一个人既要背图纸资料，又要背行李，走了7里路到了火車站，弄得我一身泥浆。乘着当天的夜车坐到太原，从太原转程去北京。到了北京，我找到了建设部和文化部的有关负责人，向他们汇报了保护平遥古城的重要文化价值。当时北京的几位有影响力的老专家，如建设部的高级工程师、任全国政协城建组长的郑孝燮，文化部高级工程师、任全国政协文化组长的罗哲文都在。罗哲文见了我的时候，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阮老师，您赶快想办法去洗个澡吧！当时，我完全像个叫花子一样，一身的泥浆。我把规划和资料交给罗哲文、郑孝燮先生看了，他们都傻眼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保护，他们都被我汇报的具体情况所感动。我就说请你们到平遥那里去一趟。当时他们俩都已经是国内古城保护和古建筑保护的重量级专家，人也很热心，先前因工作接触我和他们已经熟悉了。不久他们都到平遥考察。他们都是全国政协常委，山西的省长就出来接待了。郑老跟山西省长说，这个规划是“刀下留城”的规划，是高水平的规划，你们应该认真执行。我就对他们说，赶快把它变成红头文件。当场就请他们把郑老这句话写下来，然后叫郑老签名。在会议记录上要写上这几句话：“这个规划是高水平的”。郑老在我们做的保护古城规划方案上写的评议是：“这个规划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既然北京的专家都肯定了我们的保护方案，山西省长也就马上批示“希望按照规划认真执行”。
除了我们的保护规划得到地方上的肯定，我还在北京说动了罗哲文拨专款用于修复已经受损的平遥古城墙。在罗哲文的斡旋下 ，文化部拨了一笔8万元的专款供平遥维修古城墙。平遥城墙建于后周时期，全长6157.7米，墙高10米。城墙每隔40至100米筑有马面，即墙上向外突出的墩台，可供瞭望和发挥侧射火力。马面上设窝铺，即在马面墙顶上建造的小屋，供士兵避风雨、藏兵器。平遥城墙共有马面、窝铺72个，城垛、垛口3000个，象征孔子七十二贤和三千弟子，这多有寓意啊！
当时的8万元是一笔巨大的拨款了，相当于现在的800万元。这笔专款直接拨到平遥，专款专用，维修城墙。我怕这笔款不落实，就专门让同济研究生李晓江要他负责给我盯着。先到北京去盯，先盯到文化部的财务处，看着这笔钱汇出北京。再追到山西平遥去盯，在平遥等了两天，钱终于到了，我要他再去找县长。县长开始不相信有这么多的钱，根本不相信有一笔8万的大款项从北京汇到他们的账上。后来李晓江盯到银行的行长，要他出具款项专票的抄件，拿着支票的抄件去找县长，还是个手抄件。因为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两个人一起找到了县长，县长一看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李晓江给我回电说：阮老师，我到了平遥也没有人理睬我，问起钱的事，都是翻白眼的，现在钱汇到了，我现在是关老爷了。我问他，你怎么变成关老爷了？他说现在他们待我如贵宾，原来住破旧的招待所，现在转到了专门接待领导的招待所，一人一间。吃饭顿顿有人陪，就像曹操优待关公一样。我就让李晓江在平遥建立古城墙保护的修缮委员会，成立一个古城墙修缮的工程队，把建筑工程师调过去修城墙，要他落实了这些工作再回来。这样平遥古城总算保存了下来。他在同济毕业后到北京工作，任过中国城市规划院的院长。跟我到平遥去的学生，现在回忆起在平遥那段工作经历，现在都会激动、兴奋。
在同济办专题培训班，培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骨干
一开始，我们做的平遥规划还不能很好地落实，我发现很多平遥的干部，包括他们的领导都不懂什么叫新旧分开，什么叫保护，什么叫留住古城另开新区，他们担心是这个古城留下来以后，连车都不通，那怎么办？
北方城市的道路还是宽的，都是5米6米宽，但是不符合现代的交通要求，现在的马路要求至少要7米，3.5米一根车道，两车道要7米。我说5米可以用单行道的方式来解决平遥城里的交通问题，一时他们每个人都听得目瞪口呆，他们从没有听说过单行道这个名称。从县长到技术人员没有人懂什么叫单行道，什么叫单循环都不懂，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因此我就在同济大学开办了培训班，请这些中国名城的领导干部都到我这里来学习。他们说到你们那里来学习，到上海来一趟是好的，但是没有钱。我说免费，我给你出个证明，路费你报销，学费你嫌贵我就不收。这样一来我就连办了3期培训班，以后这个培训班把他们平遥主要的城市领导干部，文物局的领导干部，城建科长，城建局长，建委主任，文物队长，都请到同济来学习。他们在我培训班不是只简单地上课，每次学期都超过3个月。我们除了开办课程外，还到附近的一些城市去参观。苏州、扬州做得比较好，请他们看人家到底是怎么保护、怎么修缮古城的，回去以后这些人都成了骨干。这就是我的方法，我跟人家不一样，我做成了文化遗产保护人员的具体培养工作。说句难听的话，这些人回去都成了阮仪三的卧底。他们那里常常会来一些领导首长，对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领导认为这些建筑留下没价值，表态要拆掉。这些经过文物保护培训的同志就会来告诉我。然后我就去，找那些要搞拆迁的市长、书记们直接联系，打交道，就很容易用道理说服他们。在当地，我也办讲座，给他们讲点道理。我专门买了幻灯机，我还有很多片子，我们用现代的手段，给他们看，他们也很要看。有国外的例子，有德国怎么保护下来的，波兰华沙怎么保护下来的例子，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
1986年我还自己整理了有关平遥的材料，竭力推荐平遥成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后，又邀请香港著名摄影家马元浩三次赴平遥摄影。1997年由台湾淑馨出版社出版了由我撰文的大型画册《平遥——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其间，我们又多次赴平遥考察、指导，也向国外作了多方面的介绍。
1986年以后，去平遥参观的人多了，古城里的县政府招待所要扩建，地方上要盖成四层楼的方楼房。设在文庙里的平遥中学要建新楼，省里已经拨下了经费，校长讲要盖得比金代的大成殿还漂亮，想造成有五层高的大屋顶楼房。我得到消息后赶到平遥去，及时阻止了这两起违反保护规划的错误做法。当时房子已经造了一半，硬是想法子降掉两层，才没有造成风貌的破坏。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们不具有保护古城、古建筑的意识，不是热心地去管这件事，没有国家相关部门和山西省领导认真的支持，没有拨款修古城墙，没有经过培训的人才，平遥古城也会和其他城市一样，在推土机和铁铲下被拆毁，现在见到的只能是千城一貌的宽马路、方楼房，一样的“旧城新貌”，留下的只能是一些单幢的文物建筑和令人懊伤的遗憾了。 平遥古城“申遗”成功
1992年，国家建设部和联合國人居中心在平遥举办了古城保护规划培训班，邀请专家巴克莱·琼斯（美）、卡尼·阿斯（加）和弗莱明·阿罗德（丹麦）等担纲主讲。当巴克莱·琼斯在授课中，就有学员提问：平遥可不可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琼斯说，按他的看法可以。学员又问：要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如何办理？琼斯回答，国家申报，专家考察，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全委会通过。从此，在平遥人头脑里不仅有了世界遗产这一概念，也产生了申报的意愿。以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的相关专家和国家建设部有关领导，就平遥“申遗”一事展开讨论，我也为平遥“申遗”一事做了汇报。时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的郑孝燮先生也极力主张：“这不是当地的事，这是我们国家对世界的贡献。”
1994年，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会议移师平遥召开。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提出，应争取将平遥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会议最后一天，与会者一致举手通过了《关于支持尽快向联合国申报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书》。由此，平遥的“申遗”准备正式拉开帷幕。
1997年，为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郑老、罗老和我又专程到平遥进行了考察调研，撰写了推荐报告。
同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正式表决，通过将平遥古城以及城外的双林寺、镇国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遗产项目。
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平遥是第一个。不同于此前长城、故宫等单体建筑申遗，平遥古城是以古代城墙、官衙、街市、民居、寺庙等作为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此平遥成为人们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发展的活标本，平遥是作为一个“大文物”来保护的。
2006年，我的学生、同济大学教授邵甬带队开始进行平遥古城新一轮的保护规划。 他们对平遥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平遥是中国最早提出进行整体保护的历史城市之一。它是一个城市遗产，不是一个大建筑遗产群。”所以除了要完整保存建筑古迹，更要关注它内在的肌理和血肉，也就是人居环境、空间关系、周边村落等。2007年，邵甬将8名学生的毕业设计放到了平遥，此后陆续有30多名同济学生参与到新一轮测绘调研中。大家以包干街区的形式，深入到城区的473处民居。经过走访，结合政府提供的户口信息以及同学们“蹲点”了解到的情况，他们提出“保留居住功能，降低人口密度，改善人居环境”的策略。疏解了一部分人口后，简化了一部分民居产权问题，这些老宅子的修缮工作被提上了日程。2012年，以邵甬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张鹏为核心的团队，在山西省住建厅、平遥县政府的支持下，编制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实用导则》。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颇为赞同《导则》的编写模式，组织人员将《导则》译成了英文版，推广到了其他世界遗产地。
除了民居修缮，近些年他们还建议在已经迁出的部分工业和仓储用地，调整为文化展览和创意产业功能，他们已经开始关注城外一些村落的发展状况，希望将来把这些有故事的村落一起纳入保护范围，进行整体的保护和发展。
现在，在我们这两代人的不断努力下，平遥的新区已经建成，而它的古城风姿依旧。通过联合国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审，平遥人民对古城的保护会越加认真与自觉。凡是到过平遥的人，无不为其卓绝的古城风采所倾倒。平遥的知名度已经大大提高，它已经是中国和世界的旅游热点。
（口述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撰稿人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