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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公众考古学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成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并于21世纪初传入中国。中国考古学者对公众考古学理念进行了探索，并大胆进行实践，然而存在较多问题。文章尝试对公众考古学的诞生、传播、现状进行分析，并总结中国公众考古学目前存在的问题，以探索公众考古学在中国的可行之路。
关键词：中国;公众考古学;现状;问题
公众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新的分支，在21世纪初由西方引入中国，在中国发展时间并不长，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在其诞生之初，公众考古就一直是毁誉参半，部分学者认为考古的公众化就是考古的通俗化，会破坏考古的纯洁性，部分学者认为公众考古能实现公众对考古学科的广泛认识，能更好地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另一方面，考古学界内普遍缺乏对公众考古的认识、讨论和实践，认为它是不务正业的。笔者深感公众考古作为一门考古与社会连接的社会公众服务学科，意义重大，有鉴于国内发展现状，现尝试对中国公众考古理论的发展、实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析。
1 公众考古学在西方的兴起
20世纪初期至70年代，美国历史遗址的毁灭性盗掘日益猖獗，达到了一种空前的、令人担忧的程度。为了应对这种挑战，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考古学界提议制定一个全方位的保护计划来保护文化遗产。此时，考古学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逐渐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考古学者将考古成果向社会宣告为初级阐释，而以普及为目的，将考古知识以通俗易懂、喜聞乐见的方式再传递给广大公众是二级阐释。二级阐释也是公众考古学应该取用的阐释方式，要关注公众从考古学的传播中获得了多少对自身有益的知识。目前，西方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更多地考虑公众先前的知识储备和公众的价值认可，看重的是人们可以通过将考古资料与他们自身的生活相联系而有所启发，而与公众所获的思想、观念是否符合现在的考古主流知识、观点无关。
在以上理论的指导下，欧美国家对公众考古报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开展各项活动：针对不同群体出版科普图书、杂志，针对学生进行考古教育，开辟考古教育网站，开展各种考古实践活动以及志愿者服务等。而最体现公众考古精神的则是在遗址的保护、发掘、建设中征求当地社区的意见，并邀请他们参与其中。由此可见，西方公众考古的理念及实践极其关注公众的参与及主人翁意识的树立，并以此来促进公众对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认可和保护。
2 公众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
公众考古应在21世纪初在中国落地生根。①中国考古学者在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认识到“Public Archaeology”这一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并将其译作“公众考古学”引进中国，后又有学者将其译作“公共考古学”。学界内部分学者认为“公众”和“公共”不可一概而论，“公众”强调由个人所组成的多样化的集体，“公共”则与国家及公共机构的概念相联系。还有学者认为“公众考古”实际上包含了“公众”和“公共”双重含义②。更有学者认为，两个术语有不同的含义，允许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背景中持不同的理解③。可见，公众考古学概念在中国仍缺乏定论。本文对“公众考古学”不进行概念界定，采用广义的“公众考古学”代指研究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的学科。
高蒙河先生曾经指出，公众考古学不是西方的舶来品。他认为中国的公众考古是伴随着考古学的出现而渐次发生的。④其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报纸、杂志，即适时起到了向社会公众开蒙考古工作、阐释和普及考古学的作用。1950年出版的《大众考古学》①一书已蕴含了公众考古的思想，书中认为我们要将考古学普遍一些，让多数人知道祖先的文化遗产是人们共同所有，并和人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作者更进一步指出，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多次发文声明其“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观点。
笔者在此并不认同高蒙河先生的观点。中国确实很早就有将考古学向公众宣传的意识，但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所要求的，考古学要顺应时代潮流，朝着人民、大众化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考古学由于其特殊性，所涉及的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共同文化遗产，不可能脱离公众和社会而存在。但具体实践中，鲜见公众的参与，这只能说是考古学公众化意识的萌发，并没有将其上升到理论及学科，因此，并不能称之为公众考古学。
3 我国公众考古学实践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沈辰先生认为，公众考古要做到提供公众对考古的参与、增加公众对考古的体验、提高公众对考古的认识。②在公众考古学理念传入中国后，部分国内学者、考古单位即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举办了各式的实践活动以使考古走向公众，主要集中在田野考古展示、模拟考古发掘、科普考古书籍、考古媒体宣传等方式。
3.1 田野考古展示
田野考古工地在公众的心目中一直是神秘的场所。田野考古现场的开放，可以让公众近距离地接触考古，了解考古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并提高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2007年的文化遗产日，国家文物局即向社会宣布“将开放有条件的考古发掘工地供公众参观”。
圆明园西洋楼遗址的发掘即面向公众开放，公众可在围挡外观摩考古工作人员的清理工作。邀请公众见证考古发掘过程，可以让观众对文化遗产产生更直观、感性、深刻的认知。但整体而言，考古工作人员在进行发掘的同时策划、组织大型公众参观活动，仍实践较少且影响范围小。同时，有学者指出，田野考古展示应该成为工作的常态，而不仅仅是轰动效应、特殊需求下的展示。田野考古展示应成为其自身发展的需要。③
3.2 模拟考古发掘
模拟考古发掘是公众考古的拓展形式，其方法为将文物复制品埋藏在已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内，然后公众在专业考古人士的指导下进行模拟发掘。通过这项活动，参与者可以自己动手并进行良性互动，在参与中了解考古常识，感受深刻，进而提高自己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技能。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便引进模拟考古的形式，向公众推出一系列参与活动。其按照田野考古学的方法设置探方和文化层，并“埋藏”了先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然后组织公众进行科学发掘，深受观众的欢迎。在模拟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深奥的考古学专业知识以及神秘的考古工作化作一种快乐的体验，引人入胜。这项活动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模拟考古发掘本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活动，然而由于规则不严格，容易变成纯粹的游玩活动，这就违背了活动的本意了。
3.3 科普考古书籍
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考古是一门冷门学科，其文章晦涩难懂，云里雾里。考古学要走向公众，势必要改变其一贯的象牙塔里的学问的形象。科普性考古书籍是考古学的一项有益尝试，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精美的插图、扣人心弦的故事来吸引和打动读者，无形中起到了广泛传播文化遗产知识、教育公众的目的。近年来我国普及性的考古书籍开始增多，代表作品有《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考古探秘》《发现海昏侯》等书籍，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3.4 考古媒体宣传
考古与媒体的结合给考古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通过感性、快捷、趣味的媒体，晦涩的考古知识可以普及化地向公众传播。在这一方法上取得重大成绩的实践是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它不断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对最新发现进行报道宣传，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兴趣，且编辑出版了数部通俗书籍，以飨大众。其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成果展，得到了数百万公众的热情参观，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关注的氛围。
然而，这种手段过于激进冒险。首先，出于文物安全等角度考虑，考古工作应该低调一些，过早公开所发掘的文物，势必会引起投机取巧分子的注意。其次，新闻媒体追求的是大噱头，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考古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我们要谨防为哗众取宠而捏造违背事实的言论。最后，媒体追求的是发掘出来了多少宝贝，可是考古更注重的是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科学、文化信息。两者的不甚协调要求两者在相互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媒体要全面、深入、客观、真实、准确地呈现考古，考古工作人员则应主动挖掘考古新闻，全面呈现考古，将高深莫测的考古浅显易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4 我国公众考古存在的问题
拉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说，只有通过公民参与，“人们的情感和见识才会进步，心胸才会开阔，思想才能丰富”①。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其保护、展示乃至利用都应面向公共利益。②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载体，也是公众在该价值基础上表达、沟通、维护自身利益需求的平台，所以它的保护需要公众的理解、配合与参与。
虽然我国的公众考古学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表现在，国内对公众考古概念的理解并不深入，单纯认为公众考古即是考古的大众化，认为将考古知识向公众宣扬并允许他们参观考古工作，使他们能够了解何为考古即可。然而，首先，一方面这些或许只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一种实践;另一方面，其仍然是考古学的曲高和寡、自娱自乐，并沒有意识到考古工作是考古学者的工作，但考古成果应是人们共享的成果，考古工作应真正走入人们的生活，并获取公众的广泛支持和理解。其次，目前国内进行的大多数实践活动只是“事后参与”，遗址的发掘、再规划和建设鲜有公众的意见和需求被考虑在内。而真正的公众参与，并不只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以公众利益为服务目标，以专业知识为支撑，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广泛的公众参与，而不是简单的“活动式”参与。最后，公众考古在中国困难重重的一大原因在于，目前很多考古学者并不理解公众考古，认为是不务正业。公众考古的进行，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而这与学者的职称评奖并无关联，更多的是一种无私的奉献，这种奉献在社会中受到广泛欢迎，但在学界内部远远没有得到认可和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先生在提及这一问题时指出，考古学者应转变观念，不要认为考古就是阳春白雪，或听不懂是正常的。他回忆自己25年前留学日本，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考古的大家、大学者从事普及读物以及面向公众的演讲、电视宣传，深入浅出。③然而国内考古学者多潜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只注重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界内的传播，不关注对公众的启发。学者不屑于撰写科普读物，这类作品也不被视为学术成果。
总之，公众考古对于中国考古学发展来说尚属一个新的分支。目前，公众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了一丝突破，但仍然问题颇多。我们更多的是着重于表面的活动的公众参与，而并未树立起“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文化遗产是人们的共同财富的社会公共意识，未认识到没有高素质的公众，遗产保护将只是一句空话。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考古学者要有为公众服务的意识，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机制，鼓励、肯定公众考古的实践，把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能理解的话语和其他学科可以利用的知识，将考古知识回报社会，让公众能共享考古成果，应当成为公众考古工作坚定不移的目标。
关键词：中国;公众考古学;现状;问题
公众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新的分支，在21世纪初由西方引入中国，在中国发展时间并不长，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在其诞生之初，公众考古就一直是毁誉参半，部分学者认为考古的公众化就是考古的通俗化，会破坏考古的纯洁性，部分学者认为公众考古能实现公众对考古学科的广泛认识，能更好地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另一方面，考古学界内普遍缺乏对公众考古的认识、讨论和实践，认为它是不务正业的。笔者深感公众考古作为一门考古与社会连接的社会公众服务学科，意义重大，有鉴于国内发展现状，现尝试对中国公众考古理论的发展、实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析。
1 公众考古学在西方的兴起
20世纪初期至70年代，美国历史遗址的毁灭性盗掘日益猖獗，达到了一种空前的、令人担忧的程度。为了应对这种挑战，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考古学界提议制定一个全方位的保护计划来保护文化遗产。此时，考古学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逐渐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考古学者将考古成果向社会宣告为初级阐释，而以普及为目的，将考古知识以通俗易懂、喜聞乐见的方式再传递给广大公众是二级阐释。二级阐释也是公众考古学应该取用的阐释方式，要关注公众从考古学的传播中获得了多少对自身有益的知识。目前，西方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更多地考虑公众先前的知识储备和公众的价值认可，看重的是人们可以通过将考古资料与他们自身的生活相联系而有所启发，而与公众所获的思想、观念是否符合现在的考古主流知识、观点无关。
在以上理论的指导下，欧美国家对公众考古报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开展各项活动：针对不同群体出版科普图书、杂志，针对学生进行考古教育，开辟考古教育网站，开展各种考古实践活动以及志愿者服务等。而最体现公众考古精神的则是在遗址的保护、发掘、建设中征求当地社区的意见，并邀请他们参与其中。由此可见，西方公众考古的理念及实践极其关注公众的参与及主人翁意识的树立，并以此来促进公众对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认可和保护。
2 公众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
公众考古应在21世纪初在中国落地生根。①中国考古学者在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认识到“Public Archaeology”这一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并将其译作“公众考古学”引进中国，后又有学者将其译作“公共考古学”。学界内部分学者认为“公众”和“公共”不可一概而论，“公众”强调由个人所组成的多样化的集体，“公共”则与国家及公共机构的概念相联系。还有学者认为“公众考古”实际上包含了“公众”和“公共”双重含义②。更有学者认为，两个术语有不同的含义，允许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背景中持不同的理解③。可见，公众考古学概念在中国仍缺乏定论。本文对“公众考古学”不进行概念界定，采用广义的“公众考古学”代指研究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的学科。
高蒙河先生曾经指出，公众考古学不是西方的舶来品。他认为中国的公众考古是伴随着考古学的出现而渐次发生的。④其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报纸、杂志，即适时起到了向社会公众开蒙考古工作、阐释和普及考古学的作用。1950年出版的《大众考古学》①一书已蕴含了公众考古的思想，书中认为我们要将考古学普遍一些，让多数人知道祖先的文化遗产是人们共同所有，并和人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作者更进一步指出，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多次发文声明其“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观点。
笔者在此并不认同高蒙河先生的观点。中国确实很早就有将考古学向公众宣传的意识，但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所要求的，考古学要顺应时代潮流，朝着人民、大众化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考古学由于其特殊性，所涉及的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共同文化遗产，不可能脱离公众和社会而存在。但具体实践中，鲜见公众的参与，这只能说是考古学公众化意识的萌发，并没有将其上升到理论及学科，因此，并不能称之为公众考古学。
3 我国公众考古学实践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沈辰先生认为，公众考古要做到提供公众对考古的参与、增加公众对考古的体验、提高公众对考古的认识。②在公众考古学理念传入中国后，部分国内学者、考古单位即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举办了各式的实践活动以使考古走向公众，主要集中在田野考古展示、模拟考古发掘、科普考古书籍、考古媒体宣传等方式。
3.1 田野考古展示
田野考古工地在公众的心目中一直是神秘的场所。田野考古现场的开放，可以让公众近距离地接触考古，了解考古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并提高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2007年的文化遗产日，国家文物局即向社会宣布“将开放有条件的考古发掘工地供公众参观”。
圆明园西洋楼遗址的发掘即面向公众开放，公众可在围挡外观摩考古工作人员的清理工作。邀请公众见证考古发掘过程，可以让观众对文化遗产产生更直观、感性、深刻的认知。但整体而言，考古工作人员在进行发掘的同时策划、组织大型公众参观活动，仍实践较少且影响范围小。同时，有学者指出，田野考古展示应该成为工作的常态，而不仅仅是轰动效应、特殊需求下的展示。田野考古展示应成为其自身发展的需要。③
3.2 模拟考古发掘
模拟考古发掘是公众考古的拓展形式，其方法为将文物复制品埋藏在已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内，然后公众在专业考古人士的指导下进行模拟发掘。通过这项活动，参与者可以自己动手并进行良性互动，在参与中了解考古常识，感受深刻，进而提高自己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技能。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便引进模拟考古的形式，向公众推出一系列参与活动。其按照田野考古学的方法设置探方和文化层，并“埋藏”了先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然后组织公众进行科学发掘，深受观众的欢迎。在模拟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深奥的考古学专业知识以及神秘的考古工作化作一种快乐的体验，引人入胜。这项活动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模拟考古发掘本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活动，然而由于规则不严格，容易变成纯粹的游玩活动，这就违背了活动的本意了。
3.3 科普考古书籍
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考古是一门冷门学科，其文章晦涩难懂，云里雾里。考古学要走向公众，势必要改变其一贯的象牙塔里的学问的形象。科普性考古书籍是考古学的一项有益尝试，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精美的插图、扣人心弦的故事来吸引和打动读者，无形中起到了广泛传播文化遗产知识、教育公众的目的。近年来我国普及性的考古书籍开始增多，代表作品有《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考古探秘》《发现海昏侯》等书籍，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3.4 考古媒体宣传
考古与媒体的结合给考古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通过感性、快捷、趣味的媒体，晦涩的考古知识可以普及化地向公众传播。在这一方法上取得重大成绩的实践是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它不断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对最新发现进行报道宣传，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兴趣，且编辑出版了数部通俗书籍，以飨大众。其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成果展，得到了数百万公众的热情参观，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关注的氛围。
然而，这种手段过于激进冒险。首先，出于文物安全等角度考虑，考古工作应该低调一些，过早公开所发掘的文物，势必会引起投机取巧分子的注意。其次，新闻媒体追求的是大噱头，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考古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我们要谨防为哗众取宠而捏造违背事实的言论。最后，媒体追求的是发掘出来了多少宝贝，可是考古更注重的是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科学、文化信息。两者的不甚协调要求两者在相互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媒体要全面、深入、客观、真实、准确地呈现考古，考古工作人员则应主动挖掘考古新闻，全面呈现考古，将高深莫测的考古浅显易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4 我国公众考古存在的问题
拉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说，只有通过公民参与，“人们的情感和见识才会进步，心胸才会开阔，思想才能丰富”①。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其保护、展示乃至利用都应面向公共利益。②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载体，也是公众在该价值基础上表达、沟通、维护自身利益需求的平台，所以它的保护需要公众的理解、配合与参与。
虽然我国的公众考古学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表现在，国内对公众考古概念的理解并不深入，单纯认为公众考古即是考古的大众化，认为将考古知识向公众宣扬并允许他们参观考古工作，使他们能够了解何为考古即可。然而，首先，一方面这些或许只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一种实践;另一方面，其仍然是考古学的曲高和寡、自娱自乐，并沒有意识到考古工作是考古学者的工作，但考古成果应是人们共享的成果，考古工作应真正走入人们的生活，并获取公众的广泛支持和理解。其次，目前国内进行的大多数实践活动只是“事后参与”，遗址的发掘、再规划和建设鲜有公众的意见和需求被考虑在内。而真正的公众参与，并不只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以公众利益为服务目标，以专业知识为支撑，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广泛的公众参与，而不是简单的“活动式”参与。最后，公众考古在中国困难重重的一大原因在于，目前很多考古学者并不理解公众考古，认为是不务正业。公众考古的进行，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而这与学者的职称评奖并无关联，更多的是一种无私的奉献，这种奉献在社会中受到广泛欢迎，但在学界内部远远没有得到认可和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先生在提及这一问题时指出，考古学者应转变观念，不要认为考古就是阳春白雪，或听不懂是正常的。他回忆自己25年前留学日本，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考古的大家、大学者从事普及读物以及面向公众的演讲、电视宣传，深入浅出。③然而国内考古学者多潜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只注重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界内的传播，不关注对公众的启发。学者不屑于撰写科普读物，这类作品也不被视为学术成果。
总之，公众考古对于中国考古学发展来说尚属一个新的分支。目前，公众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了一丝突破，但仍然问题颇多。我们更多的是着重于表面的活动的公众参与，而并未树立起“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文化遗产是人们的共同财富的社会公共意识，未认识到没有高素质的公众，遗产保护将只是一句空话。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考古学者要有为公众服务的意识，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机制，鼓励、肯定公众考古的实践，把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能理解的话语和其他学科可以利用的知识，将考古知识回报社会，让公众能共享考古成果，应当成为公众考古工作坚定不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