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太学生王咸奋然举幡,聚众千余,为援救司隶鲍宣发起了一场太学生运动,是为“我国历史上太学生干涉政治的最早记录”(毛礼锐等:《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184页)。去年《读书》第六期所刊王子今文《王咸举幡:舆论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态史的考察》,更从多方面解读了这一事件的象征性意义。
　　然而,王咸举幡还有后文,还有其精彩表现,王子今文却未说及,而且迄今有关此事的文章著作中也未见有人提起。如果将王咸前后表现相联系,王咸的历史形象更为丰满自不待言,就是对其先前的举幡壮举可能也会有别一番意义的理解。
　　王咸举幡、太学生闹事后,哀帝出面裁决,改判鲍宣为“髡钳”。鲍宣逃过一死,带罪迁徙上党长子,自此远离了宫廷政治。可王咸却不曾离开,没有随鲍宣而隐退。十余年之后,在王莽与匈奴的外交来往中,王咸的身影再次出现:
　　“单于咸既和亲,求其子登尸,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当诛侍子者故将军陈钦,以他罪系狱。钦曰:‘是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遂自杀。莽选儒生能颛对者济南王咸为大使,五威将琅邪伏黯等为帅,使送登尸。敕令掘单于知墓,棘鞭其尸。又令匈奴却塞于漠北,责单于马万匹,牛三万头,羊十万头,及稍所略边民生口在者皆还之。莽好为大言如此。咸到单于庭,陈莽威德,责单于背畔之罪,应敌从横,单于不能诎,遂致命而还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为伯,伏黯等皆为子。”(《汉书·王莽传》)
　　王咸此番出使的前因是:
　　公元十一年(始建国三年),王莽派人往匈奴封栾提咸为孝单于,又将栾提咸两个儿子栾提登、栾提助带回长安做人质。其他单于却不认可王莽新朝,开始侵入边塞烧杀抢掠。次年,王莽接报匈奴屡次侵犯均为栾提咸之子栾提角所为,于是在长安街市将栾提登公开斩首(栾提助先已在长安病亡)。公元十三年,栾提咸继位乌累若单于,十四年王莽派使者往匈奴祝贺其登上王位,赐其黄金及大量物品,并欺骗说栾提登仍在长安。栾提咸贪图厚礼,表面上维持和好,事实上仍不停止侵扰,在得知栾提登死讯后,更是心怀怨恨,不断对汉地侵袭劫掠。公元十五年,栾提咸向王莽索要栾提登尸体。
　　为了汉匈关系,尸体必须送去,为此王莽还做了一番铺垫,将提议处死栾提登的陈钦害死,王咸一行这才上路。
　　王咸能被王莽选中,显然与其十年前“举幡”不无关系。在王莽当道的政局中,可以推想,王咸肯定有所表现,如此才能延续其当年声名,表现也肯定出色,所以才能被王莽认可为“能颛对者”而选任出使匈奴的大使。可这是件难办的外交,杀栾提登理亏在汉,而且王莽还口出大言,不但要匈奴退至塞外,交还所掠汉民牲畜,还要上贡马牛羊若干。然而,王咸不辱使命,在匈奴王廷上舌战众人,慷慨陈说王莽威德且谴责匈奴背叛在先,弄得栾提咸理屈词穷,无以应对。也是在这次出使中,王咸传达了王莽改匈奴为恭奴、单于为善于的决定并颁发了新朝印信,栾提咸贪图汉朝送的财物,勉强接受了。勉强自然不能生效,结果就是,匈奴对汉朝的攻击掳掠依然如故。不过,单就王咸此番出使而言,是成功的。王咸完成使命凯旋而归,不幸的是却没能凯旋归家,病死在半途。要不然,其以后的腾达显赫应是意料中事。
　　联系十余年前的“举幡”,王咸在王莽政局中的表现,显然与孔光有别,与鲍宣更是大异其道。
　　孔光名儒老臣,王莽当道后对其甚为礼待,升其为太傅、太师,孔光忧惧,多次上书乞求还乡,获准后不久即去世。可以看出,孔光是退避不得勉强就位的。鲍宣官位不高名声却大,名声主要来自那篇著名的“七亡七死”书。正因为有鲍宣名声在前,才会有王咸举幡而应者云集在后。鲍宣虽已远离宫廷政治,王莽执政后却没有放过他,“诛诸豪桀及汉忠直臣不附己者”,何武、鲍宣皆遇害(《汉书·鲍宣传》)。鲍宣本非权臣,何况已远离京师,为何还会被害?因为鲍宣大儒,有门徒弟子,可影响舆论,又能通过弟子干预实际政治,这应该就是王莽不放过他的原因。
　　后世对孔光评价甚低,对鲍宣评价亦不高,《汉书》称鲍宣为“清节之士”,“能自治而不能治人”,不是经国治世之才;王夫之评价亦相似,指其为“一时气激之士,而未足以胜匡主庇民之任者”(《读通鉴论》卷五哀帝七,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版,131頁)。不过,无论当时、后世或今人对王莽评价怎样,对孔光、鲍宣评价又如何,但在对王莽新政新朝的态度上,王咸与鲍宣是决然不同的。在王莽看来,鲍宣属“汉忠直臣不附己者”,王咸则反之,是依附者,如此才可能被选任为外出大使,才会在匈奴朝廷上宣扬王莽威德,尽管王咸举幡、暴得大名却是因当年援救鲍宣而来。
　　顺及言之,王子今文指王咸举幡事件发生在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三年),是不确的。
　　王文根据的是荀悦《前汉记》。《前汉记》在建平四年四月条下记鲍宣上“七亡七死”书,哀帝“优容之,深纳其言。后征武等为三公,拜宣为司隶校尉。后丞相光行园陵……”不过,《前汉记》并未确指时间,只说明此事发生在鲍宣上书之后。《汉书·鲍宣传》也未写明时间,却比《前汉记》要详细,《汉书》记鲍宣上“七亡七死”书后,第二年又有过一次上书,哀帝这才征何武、彭宣为三公,拜鲍宣为司隶,此后才记述“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因此,王咸举幡至早发生在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或之后。
　　《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七孝哀皇帝下元寿元年(己未)”条下,将此事载于八月记事项内,比照《汉书》、《前汉记》,应该是不错的。因此,王咸举幡事发生在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八月。秦、西汉王莽前以十月为岁首,八月也就是农历的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