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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衡量社会资源配置格局的一个重要指标，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心弦。然而，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即将迎来30周年的今天，当我们试图操用这个指标回过头来仔细地审视30年来发生在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上的变化时，却不无惊讶地发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数字所走出的基本轨迹，极具戏剧性。
在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为了加大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比重，我们曾将降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改革的目标加以追求，并且为此推出了一系列以“减税让利”、“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举措。在那些举措的交互作用下，伴随着财政收入的减少及其占GDP比重的下降，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从1978年的31.0％一路下滑。至1994年，在短短15年的区间内，这个比重数字已经退居到12.0％的低水平。下滑势头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面对着日渐削弱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日益严峻的财政运行困难，在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实现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目标下，便有了1994年的财税改革。作为那一次改革的重要成果，财政收入减少及其占GDP比重下降的势头得以扭转。并且以此为转折点，财政支出及其占GDP的比重数字开始呈现上升的势头：1994年，全国财政支出不过5792.62亿元，1998年突破10000亿元。此后，几乎每隔两年便跃上一个高台。2000年突破15000亿元，2002年突破20000亿元，2004年接近30000亿元，2006年达到41326.16亿元。13年间，年均增长19.94％。与之相对应，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也由1994年的12.0％和1996年的11.2％，一步步提升至2006年的19.73％。
从31.0％到12.0％、11.2％，再由12.0％、11.2％到19.73％。先一心追求下降，再转而致力于上升。以1994年划界，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在以往的近30年间，前15年和后13年分别走出了一条迥然相异的轨迹。若将这一轨迹统统收入视野，它恰似一个不完全对称的“V”字型。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同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形有所不同，准确地讲，现实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只是预算内的政府支出，并非是政府支出规模的全部。除了纳入预算内的政府支出之外，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支出并未进入上述的统计范围。倘若换一种口径，以实际发生的政府支出计算，那么在2006年，还要在41326.16亿元财政支出规模的基础上，至少加上当年未列入预算的偿还到期国债支出、统筹层次不一的社会保障支出、预算外支出和制度外支出等几个类别的支出项目。而一旦如此，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便可能由此叠加至30％以上。这个比重数字，已经相当于1978年的水平。到了这个时候，一个更具戏剧性的轨迹出现了：从1978年至2006年，在经过了近30年的市场化改革历程之后，以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口径而论，我们又回到了改革的起点。接着上面的话题，将前15年和后13年分别走出的迥然相异的轨迹统统收入视野，它已经恰似一个完全对称的“V”字型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往前看，在税收收入强劲增长特别是巨额财政“超收”的带动下，中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数字的提升势头，依旧十分强盛。也就是讲，我们仍在沿着这个“V”字型右半部的一方轨迹奔跑，并且仍旧在主观层面上致力于提升这个比重数字。
再进一步看，在新中国历史上，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数字的最高水平发生在1960年，为39.3％。这又告诉我们，在当前的中国，政府部门占用并处置的GDP份额，正处于由改革的起点向历史最高点的迈进过程中。
总结一下上面的分析，如下的判断可能是成立的：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而论并以其作为衡量社会资源配置格局的指标，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已经走出了一条极具戏剧性的“体制复归”轨迹。我们已经到了重新审视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并重新评估目标取向的时候。
注意到这一轨迹的形成，是以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财政预算制度的不规范为基础并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下发生的。可以得到的又一个重要判断是：除非拟议中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得以全面启动，并且除非财政预算制度得以步入规范化的轨道，否则反映在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上的这种“体制复归”势头，很可能继续蔓延下去，甚至带来与市场化改革初衷相悖的结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为了加大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比重，我们曾将降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改革的目标加以追求，并且为此推出了一系列以“减税让利”、“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举措。在那些举措的交互作用下，伴随着财政收入的减少及其占GDP比重的下降，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从1978年的31.0％一路下滑。至1994年，在短短15年的区间内，这个比重数字已经退居到12.0％的低水平。下滑势头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面对着日渐削弱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日益严峻的财政运行困难，在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实现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目标下，便有了1994年的财税改革。作为那一次改革的重要成果，财政收入减少及其占GDP比重下降的势头得以扭转。并且以此为转折点，财政支出及其占GDP的比重数字开始呈现上升的势头：1994年，全国财政支出不过5792.62亿元，1998年突破10000亿元。此后，几乎每隔两年便跃上一个高台。2000年突破15000亿元，2002年突破20000亿元，2004年接近30000亿元，2006年达到41326.16亿元。13年间，年均增长19.94％。与之相对应，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也由1994年的12.0％和1996年的11.2％，一步步提升至2006年的19.73％。
从31.0％到12.0％、11.2％，再由12.0％、11.2％到19.73％。先一心追求下降，再转而致力于上升。以1994年划界，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在以往的近30年间，前15年和后13年分别走出了一条迥然相异的轨迹。若将这一轨迹统统收入视野，它恰似一个不完全对称的“V”字型。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同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形有所不同，准确地讲，现实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只是预算内的政府支出，并非是政府支出规模的全部。除了纳入预算内的政府支出之外，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支出并未进入上述的统计范围。倘若换一种口径，以实际发生的政府支出计算，那么在2006年，还要在41326.16亿元财政支出规模的基础上，至少加上当年未列入预算的偿还到期国债支出、统筹层次不一的社会保障支出、预算外支出和制度外支出等几个类别的支出项目。而一旦如此，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便可能由此叠加至30％以上。这个比重数字，已经相当于1978年的水平。到了这个时候，一个更具戏剧性的轨迹出现了：从1978年至2006年，在经过了近30年的市场化改革历程之后，以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口径而论，我们又回到了改革的起点。接着上面的话题，将前15年和后13年分别走出的迥然相异的轨迹统统收入视野，它已经恰似一个完全对称的“V”字型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往前看，在税收收入强劲增长特别是巨额财政“超收”的带动下，中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数字的提升势头，依旧十分强盛。也就是讲，我们仍在沿着这个“V”字型右半部的一方轨迹奔跑，并且仍旧在主观层面上致力于提升这个比重数字。
再进一步看，在新中国历史上，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数字的最高水平发生在1960年，为39.3％。这又告诉我们，在当前的中国，政府部门占用并处置的GDP份额，正处于由改革的起点向历史最高点的迈进过程中。
总结一下上面的分析，如下的判断可能是成立的：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数字而论并以其作为衡量社会资源配置格局的指标，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已经走出了一条极具戏剧性的“体制复归”轨迹。我们已经到了重新审视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并重新评估目标取向的时候。
注意到这一轨迹的形成，是以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财政预算制度的不规范为基础并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下发生的。可以得到的又一个重要判断是：除非拟议中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得以全面启动，并且除非财政预算制度得以步入规范化的轨道，否则反映在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上的这种“体制复归”势头，很可能继续蔓延下去，甚至带来与市场化改革初衷相悖的结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