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档案尚未解密而当代史研究又格禁甚多，“叶剑英与‘文革’”目前还不能成为学术论题。包括范硕所著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在1976》、《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等在内的有关论著，基本上都还是在一定的框架中作细节性叙述。其中一些还明显有误。
　　但是，参照现有公开论著，对叶剑英的“文革”岁月作一尽量客观的概括性描述却也并非全无可能。
　　
　　叶氏晚年的两起两落
　　
　　叶剑英不是井冈山下来的将领，1931年4月进入江西苏区后才与毛泽东共事。在毛与张国焘的较量中，叶获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由彭德怀任司令、毛任政委的陕甘支队的参谋长，一度成为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1947年撤离延安后，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等人留在陕北，刘少奇等人去西柏坡，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在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据说，“行前，毛泽东与他们约定，一旦他这一部分发生意外，由刘少奇部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如万一刘少奇等也发生意外，由叶剑英领导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担任领导全党的责任。”而1955年评定的元帅中，也只有叶剑英X没有担任过方面军或战略区的主要领导。
　　不过，毛叶之间，并不总是如此的信任和亲密，疏离与警觉更多。延安整风时，叶因其有留苏、与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被认为既与“教条主义”又与“经验主义”沾边，两次被剥夺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叶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成疯。1952年6月，主政广东的叶剑英因土改中的所谓“右倾”及“地方主义”错误受到批评，在陶铸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反地方主义”已近于“敌我斗争”。1953年10月，叶进京任军委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不属于受到重用的人物。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进野炊，郊游。可见已不再工作繁忙了”不忙不代表没事，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叶被点名批评，作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监部也被撤销。1959年后，由于叶只是分管科研和教育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其报告有时还须先送给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总之，直到1965年，资历很老、地位很高的叶剑英仍不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人物。
　　“文革”一声惊雷，权力格局和个人命运由此丕变。
　　1966年1月，叶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务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并参与党和国家的其他重要事务，1973年成为党的副主席。
　　1976年10月，叶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声望达于顶峰。
　　正像毛泽东时代主持军委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往往都被打倒一样，叶在“文革”中也风险两度。一次是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屡遭地方官员冷落。在广州，他想到留园五号看电影，一个小小的门卫就可以把他挡在外面。第二次是1976年2月，中央决定在“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毛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不是毛在当年9月逝世，叶的命运很难预料。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但叶剑英的政治命运无疑直接取决于毛的态度。
　　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据张耀祠回忆，当毛泽东在杭州决定清罗时，除周恩来、林彪外，还有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知道。1966年3月批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据范硕说，叶在会上采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
　　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于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的8月30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他俩能支持他。……叶剑英表态，服从命令听指挥。”会后，叶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九一三”期间，叶配合周恩来拟定了“紧急战备指示”。事后，叶赋诗一首：“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叶剑英的晚年崛起实有其现实的必然性。
　　
　　崛起势所必然
　　
　　“文革”是毛泽东一生最为看重的两件大事之一，选人用人特别慎重。时至1966年，彭德怀已倒，贺龙将倒，罗荣桓逝世，朱德年高，刘伯承养病，陈毅转业，要在林彪之下再设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只有叶剑英与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从历史渊源看，同为一方面军出身的叶、聂的可能性要大于原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尽管由于四方面军系统的高级将领甚多，徐的象征性地位必须充分考虑。
　　而在叶、聂之间，聂的地位长期高于叶，在1959年的军委领导人中，聂是排在林彪、贺龙之后的第三副主席，叶只是常委。但叶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在长征中的向毛泽东“报信”。二是叶长期没有直接指挥军队，没有“山头”嫌疑。’这一点很重要，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徐向前被认为是陈再道“黑后台”；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聂荣臻被认为是杨，博的“黑后台”，只有对叶剑英，毛基本上可以省却敲山震虎的麻烦。三是叶不是“文革”前军委的主要领导，与刘少奇等人较少工作合作。毛对聂评价不差，1967年夏说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并不一定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他提议增加的人员中有叶剑英和徐向前，却明确把陈云、朱德、聂荣臻排除在外。此后聂一直排在徐向前之后，现在还不清楚毛何以对聂不满，但聂既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而新形势下又需要一次大换班，那么以叶代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后发优势”。五年后林彪垮台，幸存的各位元帅的状况与1966年一样，叶再度主持军委既顺乎时势也合乎人情。1975年，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为常委。
　　刘少奇有党的基础，林彪有军队的实力，所以威严无比的毛泽东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支持者。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历史经验相当重要。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毛叶关系的真正起点就在此一“电报”。
　　“吕端大事不糊涂”并不意味着事事都满意。终“文革”十年，毛对叶的态度是基本信用也略有防 范。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日，毛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在“意识到军队中潜在的危险”后，毛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领导干部，一再声明不能冲击军事机关，并对一些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晚，叶向毛汇报白天的争论，毛表态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做)的对。”似乎对此并不在意。2月16日，叶等再一次重拳出击，其中以陈毅的一段话最为深刻有力：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对“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在场的周恩来所以缓冲地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但毛泽东可以容许老同志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决不能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大发雷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相对而言，叶在“逆流”中的表现较能为毛所容忍，江青当时就发现：“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在毛批准的张春桥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没有被点名。叶还于1969年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严厉批判“二月逆流”期间，毛也留有余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陈毅；4月30日晚又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家中开“团结会”，并允许他们于“五一”上天安门城楼。在次年召开的以批判“二月逆流”为中心议题之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也说得比较温和：“他们有意见嘛，不同嘛，他要说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当然，这既不是真心话，也不是给浓烈的批判气氛降温，而是毛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策略。三年之后的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鉴于叶已回到军委领导岗位的现状，再一次重复：“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用语重复意在表明：我从来就是保护老同志的，68年我就是这么说的嘛!
　　
　　叶毛关系实质再考辩
　　
　　“文革”中军委三次改组，叶的命运也起伏跌宕：两次重用奠定了他作为军方领袖的地位，而两次“靠边”都没有使他失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使叶可以在改变历史的1976年发挥作用。
　　正因此，叶对毛表现出来的态度首先是敬。1974年，当张爱萍提出“文化大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时，叶说：这也许不是毛主席的本意。“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
　　其次是畏。1976年，当王震提出“把他们(四人帮)弄起来”时，叶做了一个手势：先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意思是说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后再说。严厉的党文化氟围使任何高级干部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王震也只有在毛泽东病重时才敢出此大言。终毛时代，叶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敢与毛有正面的对立，而且不断以“违心的话”和“违心的事”来表达自己的忠诚。他非常清楚，只要毛泽东在，一切非毛行动都是死路一条。
　　第三则是怨，从50年代开始，叶对毛就有隐隐的怨气。1967年夏，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对叶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啊?叶叹了口气说：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文革”结束后，叶对毛也有相当批评。其中最有意义、也最被忽视的，是叶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尽管其“民主”主要是指领导要听取意见、接受批评等作风、方法的范围，但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在当时无疑是“思想解放”之论，其中当然包含了叶对毛泽东专行作风的反思。所以，于光远说，“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许多老干部一样，敬畏与疏离是叶对毛的基本态度。
　　没有毛的信任，叶不可能获得左右政局的权力，没有后来参与结束“文革”的资本和力量；而没有与毛的疏离，叶就不会有后来参与改变毛泽东末期政治安排的动力和计划。“吕端”与“刘亭长”有分有合，毛之所以两度让叶靠边，就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分、合都与“文革”的命运紧密相关，而支持这一分、合的，是军队与“文革”的特殊关系。在党内斗争中，军队支持毛泽东，并因此而支持“文革”，但当“文革”危及军队既有的权力秩序时。军队就转而成为“文革”的对立面。所以尽管军队的地位赖“文革”而提升，但它与“文革”又有不同要求。“文革”在依靠军队时又要改造军队，军队在为“文革”保驾护航时又抵制和反对“文革”。
　　
　　军队与运动晚期的主要矛盾
　　
　　党领导一切，但“文革”的目的却是清洗党、改造党。如林彪所说，“文革”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党既不可信任，则“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军的力量。”
　　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是最大的政治力量。毛泽东需要一支忠于自己而又随时可以调用的力量，他在打倒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动用了军队。军委领导人，在打倒彭、罗、陆、扬，发动“文革”等问题上是紧跟毛的；对打倒刘少奇也基本没有异议。但当军队受到冲击、军方将领也受到清洗时，军方的态度就比较谨慎。“林彪身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仅次于毛泽东的军事领导人，他并不希望军队大乱，乱到足以否定自己 ‘权威’的地步，只希望以‘乱’为筹码，以遏制反对力量，使各级领导都听从他的指挥。”叶剑英等人的观点是：“社会上乱一下不要紧，就靠军队不能乱”。林彪倒台后，叶成为维护军方利益的主要代表。“文革”十年，叶剑英殚精竭虑而目标始终明确：在前期，是维持军队稳定；在后期，是控制军队权力。
　　以1967年“一月风暴”为转折点，“文革”前期的主要内容一是造反，二是夺权。叶剑英在此阶段为稳定军队而做的努力，一是控制运动，二是保护军队，前者主要就军队如何开展“文革”而言，后者则涉及到军队与地方造反派的关系。由于这两点都不符合毛泽东全面发动“文革”的需要，叶剑英等人没有实现预想的目标，并因此丧失了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动群众造反后，没有任何一级组织或任何一个当权者愿意放弃领导权。叶剑英等人以党领导军队、军队要准备打仗为由，不断发出“通知”、“指示”、“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1966年6月25日下发的《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主题都是“按兵不动”，即使不得已而“动”，也要加强领导，控制范围。
　　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军队成为运动的阻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进一步为“文革”加温之后，中央反复要求军队支持红卫兵运动，叶等试图缩小运动对军队的影响的各种设想得不到毛的批准，1966年10月2日，《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否定军队特殊化的观点，军队运动从此全面展开，直至冲击国防部。叶剑英尽力抵制，1966年11月两次在军队院校“十万人大会”上公开批评“文革”，1967年1月又以《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的形式保护军事机关和军方将领。他的努力再次被否定，不但“中央文革”提出“彻底揭穿军内走资派”、“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毛泽东也要求他就“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检讨”。当叶与其他军委领导人一起发起被称为“二月逆流”的抗争后，又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对于毛泽东来说，军方将领的可信用度，与其对“文革”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程度成正比。
　　按照叶剑英等人原来的设想，军队不介入地方运动。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从来就未完全独立，地方党的主要领导一般都有“政委”身份，党政官员也多军人出身，权力关系盘根错节，军队不可能袖手旁观。基于维持秩序的现实要求和维护党的利益的惯性思维，军队实际上支持了原有的权力格局和造反派中的保守的一派。
　　比如1966年9月，军委和总政治部就明确指示各军区，可以保护地方主要领导和档案文件。“中央文革”认为“军队已经成了走资派的防空洞”，地方造反派的激进行动因此也连带地冲击到军队。进入1967年后，一方面由于曾经是权力与秩序的中心的党已经停止行使其职能，社会混乱日益加剧；另—方面也由于各级“走资派”并不甘心交出自己的权力，夺权斗争困难重重，毛泽东于1967年1月21日要求军队“支左”，以保证“文革”目标的实现。但“左”“右”并无客观标准，几乎所有的大军区都公开支持“保守组织”，造反派激烈反弹，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叶剑英在此阶段的重要行动，一是积极推动制定旨在保护军队的《军委八条命令》，其中规定了许多“不允许”、“不准”、“不得”，禁止造反派对军队的冲击。二是坚决支持军队据此“命令”对造反派进行“镇压”。以“青海事件”为例，在占据报社的造反派向包围他们的军队开枪后，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下令开枪，一些造反派当场被击毙。叶剑英在电话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当毛泽东意识到军队的行为可能导致“复辟”的危险后，1967年4月6日的《中央军委命令》又反过来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多数军区的领导人因此受批或挨整，数百位将军下台。一年后周恩来曾说这时的情形：“中国有句古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倒过来了，军队碰到秀才，有理说不清。”军队的行动一旦受到限制，则汹涌膨湃的造反运动以及与之相应的相互对立的派别之争便演变为“全面内战”，酿成7、8、9三个月的失控。
　　围绕着军队内部的“文革”是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还是像地方一样放手发动群众；军队是全力支持激进造反还是有所限制；面对造反派的冲击军队是消极退让还是坚决制止等问题，叶等人多次与“中央文革”发生冲突。这些行为不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文革”狂潮，也提示并强化了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尖锐对立。事后看来，1967年2月以后，“文革”的依靠力量(军队)与“文革”的推动力量(“中央文革”)之间已经开始对立；而在打倒刘少奇已成定局的背景下，这一对立将成为“文革”的主要矛盾之一。
　　
　　叶林“合作”稳定军队
　　
　　叶剑英的所作所为显然不敢与毛泽东对着干，军队的稳定为“文革”顺利进行所必需。没有毛的同意和批准，叶不可能发出任何一份文件和命令。在不妨碍运动“大方向”的前提下，毛愿意对军队的要求作出让步和妥协，包括对“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陈再道，毛实际上也没有揪住不放。但运动迅猛展开，全国全军形势急剧动荡，其范围和程度，是毛泽东也不能事先预料的。“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毛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有其随机性和应变性，军队参与“文革”的具体方式也必须随时调整。为了把“文革”搞深搞透，他不得不付出开罪军队的代价。
　　事实上，军队也山头林立，诸种矛盾日久月深，也有权力重新洗牌的内在需要。在此多种因素的结构中，稳定军队的努力不可能按照叶剑英等人设想的方式进行。在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失控”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能够控制局势的只有军队，但军队必须能够保护造反派的积极性。所以军队的保守派如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必须撤职，而与“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有关的王力等人也必须关起来。从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开始，林彪系统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掌握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消灭了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对立派后，逐渐稳定了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对全国局势发挥了影响。吴等既为功臣，则由他们组成的“军委办事组”不久也就取代了叶主持的“军委常委会”领导全军。在经历了内部权力转移之后，军队暂时实现了符合“文革”要求的稳定。
　　这是叶剑英始料未及的。由于相对于军队与“中央文革”这一主导性矛盾而言，军队内部的矛盾相对次要，林彪也一直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军队领导人，所以权力更替没有导致军队的分裂。叶、林虽然有别，但在维持军队稳定、对抗“中央文革”方面却有一定配合。
　　1966年，与江青一个战壕的陈伯达在一次会议上说：“军队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林彪知道后颇为不满：“怎么，军队也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不知道呀?”害得江青忙去帅府道歉。据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介绍，1966年11月，叶剑英等人在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发表批评“文革”的讲话。会上有人递 条子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告诉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林彪看过军委集体讨论过的。范著在此加了一个括号：
　　笔者注：此讲话是否有林彪“同意”一说不确定。据后来总政一位负责人1968年11月26日写的一份“检讨”材料上说：“当别人当场提出质问时，他宣布他讲的话是得到林总军委同意的，接见也是军委批准的。这是公开欺骗群众嫁祸于军委林总的。”
　　事情的真相迄今仍不得而知。如确如这位“总政负责人”所说，那么叶之所谓“嫁祸”于林彪，肯定是有借林的权威对抗“中央文革”的考虑。而林彪看了会议记录后，除了对叶在会上的讲话哈哈大笑之外，没有对“嫁祸”进行过任何报复性反应。这也许就是叶群说的：“首长(指林彪)对毛主席是紧跟的，对‘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些老帅也有感情。”维护军队权益的《军委八条》，其实是由林彪主持制定的。
　　叶剑英等人“靠边站”以后，军队反抗“中央文革”的斗争以支持林彪方式继续。以福州军区为例，司令韩先楚针对江青等人的行为，曾在给林彪的电话中说“朝里有坏人”，就这么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击，跟他们干到底。林没有把韩的话作为礼物送给江青。“九大”以后，林、江矛盾激化。1970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讲话，“曾让韩先楚兴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了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而“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会议期间，韩先楚、许世友等人都签发了支持林彪的“表态信”，他们都想利用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江青集团，1970年底韩在福州布置下一年工作时，就提出要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韩一度是林的部下，但许世友与林却从无渊源关系。
　　毛泽东对林彪是有警觉的。无论是“文革”初期给江青的那封略带神秘色彩的信，还是“九大”前夕拒绝由陈伯达起草的含有结束“文革”以发展生产力等内容的“政治报告”初稿，都表明毛并不完全信任林彪。尽管毛在1968年3月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会可以不开了。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林也没有掌握军队的全部领导权。“九大”政治局穿军装的委员中，除林彪集团外，既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元帅，也有陈锡联、许世友、谢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军队任职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军将领，这是1971年毛泽东可以轻易收拾林彪的原因之一。
　　林彪系统掌管军队日常工作时，一批将领已经倒下；林彪垮台后，又一批将领随之而去。所以林彪之后，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冲突仍很激烈。在相对平静的全国形势下，上层斗争的阵线和目标却更为明晰。
　　
　　天下安危系于一身
　　
　　“前度刘朗今又来”。叶剑英与江青等人早就对立严重，毛泽东年事日高，双方都明白在即将到来的最后一搏中，胜负取决于对军队的掌握。这就是叶剑英说的：“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们手中!”如果说叶在“文革”前期还可以借重一下林彪力量的话，那么此时则要直接面对江青集团的挑衅。江青当然善于拉大皮作虎皮，不过正如韩先楚当时就感觉到的，这虎皮也并不都是江青生拉硬扯自己披到身上的。在她的背后，是“文革”的动力之源毛泽东。毛既然对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都没有完全放心，对叶就更不会完全放手了。他不能没有军队，但军队必须听话；他不能不用叶剑英，但叶须记取“二月逆流”的教训。
　　1972年11月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右倾错误”。1973年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发觉军队对他的路线紧跟不够，同年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1974年江青十分活跃，以送批林批孔材料为由插手军队，宣称军队是“军阀管制”，要“放火烧荒”、“夺权”，并以“批走后门”的方式点名批评叶的女儿在福建参军。还直接写信给叶等军委领导人，对军队各大单位横加指责，俨然凌驾于军委之上。中央也于74年11月两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江青的材料，以示支持。1976年“批邓”后，叶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受到批判。
　　叶剑英的优势是拥有主持军委工作的合法权力。他当然清楚，他与江青等人的斗争不符合毛的政治安排，但毛不能不考虑军队自身的利益及其承受力。因此叶的斗争策略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都是区分毛、江，在与江青对立的同时更加小心翼翼地争取毛的信任和支持。
　　1974年10月，将要决定今后数年国家领导人的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周恩来准备抱病去长沙以争取有利的人事安排。此时“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治疗。叶剑英经过慎重考虑，感到目前中央正面临着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人帮’乘机作乱……坚持总理依期南行。”周是叶的支持者，但叶仍然冒险坚持周抱病南行，终于赢得了基本令他们满意的结果，1975年，江青集团明显居下风。
　　叶的另一个策略抢占先机，尽快在一定范围内把“路线斗争”主题明确化，提前进入“战斗状态”。1974年年底，周恩来传达了毛批评江青等人的消息后，叶“利用一次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京开会机会，一个一个交谈，并给他们看记录。要他们表态听军委招呼。”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虽然没有点名，却又非常明确地批评江青“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他还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稳定部队。军政大学党委改组时，他一一了解党委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严格把关，绝不让与江青集团有丝毫联系的人进去。
　　李德生回顾当时的斗争，说叶“特别重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反复强调军队的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王平上将1975年出任武汉军区政委，行前叶剑英亲自进行路线交底：“武汉军区很复杂，‘四人帮’及其伸向某省的黑手，通过各种渠道插手某省军区，大搞反党乱军活动。某独立师参谋长，在四届人大前写大字报，要周总理下台，要张春桥当总理；某军陷得很深，唯‘四人帮’是从，防化连是江青的试点单位。”王平依计而行，确保叶对军队的领导。
　　“诸葛一生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部分拂逆毛泽东的意愿并取得成功，除了“文革”进行到此时已是天怨人怒外，主要原因是风烛残年的毛虽雄心不减却也力有不逮。1976年2月毛再次让叶剑英“靠边”，但为时已晚，“叶剑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于‘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于‘半打倒’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甚至代理其职务的陈锡联也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可能是意识到这一点，毛在临终前的1976年9月8日又把叶叫到面前：“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他在床边伫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叶后来说：“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济，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去扶助他。”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和技术来调控和平衡叶剑英与江青的对峙。但在毛之后，对立统一只能展现为一分为二，最终导向你死我活的斗争。每次革命都随之以“热月”，但在“文革”中崛起的叶剑荚也是结束“文革”的领导人，这却不是革命的反动而是“文革”的自我分裂：没有军队和“中央文革”，毛泽东不能发动“文革”；但毛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军队)和“文革”的推动者(中央文革)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它们的对立直接导致“文革”失败。
　　放大来看，此一过程是1949年以后权力结构的必然结局。要抑制党政系统只能依靠军队，但党政权力都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军队是党政系统之母，“文革”越是彻底，军队就越要受到冲击，就越是成为“文革”的对立面。所以尽管“文革”不以军队以清理对象，毛泽东也尽量考虑军方权益，但军队在“文革”期间仍然不能不感到委屈并受到抑制。
　　使军队得以埋葬“文革”关键因素是，“文革”毕竟不是全部推翻现有权力秩序的“革命”，造反派只是“领旨造反”。在党政系统一度摧毁之后，毛泽东更加依赖军队以维持秩序并确保其权力的运行，“反党”“反政”但不能“反军”。从而，无论怎样彻底深入，“文革”对作为“国中之国”的军队的破坏毕竟很小，被毛泽东认为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理念、制度、权力关系等等仍然在军队顽强持续下来。只要军队存在，原有的权力格局和政治结构就可以轻易地“复辟”。因为“文革”不彻底，所以“文革”必然失败。这里所提供的道理是：不可能有从上而下的革命，包括雄才大略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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