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1983年和1985年，李延国先后以反映“引滦入津”伟大工程的全景式中篇报告文学《在这片国土上》和反映胶东农村变革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再度问鼎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从而奠定了这位作家在报告文学领域的地位。《中国农民大趋势》，把胶东农民的伟大变迁，放到另一种历史的坐标中抒写。作家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生活表层，而是把胶东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放到“历史的结合部”的坐标上观察，这正是李延国报告文学独具的艺术美。
1976年，我执行军务路过故乡宁海镇，看到大路边的西关大队挂出一个古怪的招牌――一个锈蚀的自行车圈，里面焊着个“车”字，高高地挑在一根木杆上。旁边一座低矮的屋子里，两个社员身上油渍麻花的，在给人修理着自行车和独轮车。这是西关大队最早的工业。
啊，锈蚀的车圈！锈蚀的西关！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西关是个可怕的地方。因为那儿是个杀人场，每有刑杀，都推到西关的蛤蟆坑边，那里充满了血腥气，而生活在这里的西关人，也过着一半人间一半阴世的日子。100来户人家，40个姓，40多条职业要饭棍。另有扛长工的，打短工的，拉东洋车的，开大烟馆的，上驴蹄子的，推脚的，唱大戏的，当吹鼓手的，职业哭丧的，当兵痞的，卖血的等40多个行当。这里是旧中国的缩影！
文化是历史的代表。考古学家们以生产工具划分了人类的文化时期。在发达国家的农场主已经有机械化的犁铧翻耕着土地的时候，西关人还在用着样式和旧石器时代的石斧差不多的镢头一下一下啃着贫瘠的地皮！
锈蚀的车圈，你的轮辙将辗向何方？
西关公园和西关人——向旧文化告别
若是亲爱的读者对这漫长的旅行已感到了疲惫，我们不妨拐进中国农民兴建的第一座农村公园，稍事休憩，看一看“西关文化”。
假如你想知道自己的形象如何曾被扭曲，可以来照一照哈哈镜；假如你想洗涤一下人生的风尘，可以投身到游泳池里尽情沉浮；假如你想领略华夏正气，请来看一看暖房里五千棵叶如绿剑的君子兰；假如你想知道“四人帮”及其随从的结局，可以去花圃里看看正在谢落的昙花；假如你想知道某些官僚主义者如何对待工作，可以去动物园看一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假如你要知道守业者如何对待上级精神，可以去看看学舌的鹦鹉；假如你要知道骄傲者的丰姿，就去看看正在开屏的爪哇孔雀――后面露出了屁股眼……当然，这里少不了狗熊、猴子、锦鸡等等，最主要的是，你想知道西关人命运的变化，应该去看一看正在开花的“铁树”。
文明来到了西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公园里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农民舞会、农民歌咏会、农民运动会。1984年春节的运动会上，党支部书记李德海连拿200米田径冠军、象棋冠军、举重冠军。出奇的是观看运动会的社员也得奖品，“以资鼓励”，那是为了冲击一下“蹦蹦跳跳何不去抡镢头”的旧观念。
走出公园，穿过宽阔的“文化路”，绕过机声隆隆的“十大企业”，让我们再去看看西关大队的奶牛场，成群的奶牛每天挤出一桶桶的鲜奶，西关人提着暖瓶来把牛奶打回家去，代替以前的高粱糊糊。西關人在改变着饮食结构，讲究吃的文化。他们讲究的不是油水，而是口味。讲氨基酸、维生素、高蛋白。母亲和妻子不必在一个锅里做两样饭，把一家人的饭食分成等级，也不必偶尔吃一顿好饭而回避着街坊邻居，因之产生“好饭不怕晚”的俚语，更不会有老观念中的“偷嘴媳妇”。村中心的西关饭庄里有高级厨师和各种山珍海味，社员在家中只要拿起电话，红通通的烧对虾、亮晶晶的扒海参、白生生的芙蓉干贝、香喷喷的松鼠鱼，会按时给送上门。打开精制的酒柜，你会看到精装的茅台和罐装的青岛啤酒，餐室里配置有带转盘的餐桌，上面经常摆着北京烤鸭和火锅涮海参。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西关人居住的文化。第一代住房是茅草屋，那也许是人类从原始的进化期就有的——木窗棂，土打墙，又低又矮，这模式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还屡见不鲜。第二代住房是李德海就任大队支书后由大队统一规划的砖瓦平房，一户三间，对面锅台对面炕，独门小院，也颇觉幽静。第三代住房是三中全会后兴建起来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却有别于城市里的单元公寓——每家都有个小院，建筑面积110平方米。有带晒箱的洗澡间，有瓷砖壁的厨房，有宽敞明亮的客厅和餐室。厨房里用的是煤气炉——大队有自己的煤气站。现在不必再贴灶王爷——习惯和观念都是生活造成的，改造它也靠生活本身。如今富足的西关人也有闲情侧身于艺术，把漂亮的影星请到宽敞的家里来作客，她们有张瑜、陈冲、丛珊、刘晓庆、张金玲——当然，现在还仅限于她们的剧照，好客的主人等待着有一天她们能从银幕上走下来，坐到他们这布满红木家具的第三代“农舍”。不，等她们到来的时候，西关人的第四代住房已经竣工，那是别墅式的小楼，它的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其规格、样式、造价都足以和那些“将军楼”“专员楼”媲美。而在这楼房里生活的老人们，将和国家职工一样地享受退休金，每月60元，外加“工龄补贴”。西关人的“工龄”，是从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开始计算，这是耐人寻味的。
西关人在创造着崭新的西关文化，这是和物质文明相伴而来的精神文明。他们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整个儿变成了一个大花园。
“西关文化”的创造，不能不追溯到最初滚动起“锈蚀的车圈”的人——党支部书记李德海。当党中央在三中全会上和全党发出新的指令，许多人还在互相询问“什么？刚才喊的是什么”的时候，李德海已经迎着发令枪的啸音弹跳了出去，成为胶东改革“鱼肚白”时的一颗启明星！他利用巩固的集体经济，一下子转入了大工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胶东之最——最早达到人均分配1000元，最早实现电视村，最早在村里设了电话总机，最早修起农民公园，最早办起农民中等专科学校……现代化像个活蹦乱跳的怪物，猛烈地冲击着古朴的传统！
李德海语录——向老黄历告别
老黄历说：“正其义，不谋其利。君子谋道不谋食。”
李德海对经济学家薛暮桥说： “大锅饭”当社会主义，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不是“我要干”，而是“要我干”，离开干部的眼就耍熊。那时候都觉得干部难当，群众不好领导，但却找不到病根。三中全会以后，群众有了干劲。为什么？这是：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动一大片。
……
从分配制度上我们是自负盈亏，应当说这是个好饭碗，但不是铁的，不好好干，碗里就没有东西，干得好，收入还不少于国家职工干部。所以，我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服务态度可以比国营企业好。再一个，我们“船小掉头快”，办事自己说了算。官不论大小，说了算就好。不用“商议商议”“研究研究”，搞公文旅行，有了这两条，再好好地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需要什么，拾漏补缺，发挥自己的优势……
老黃历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李德海对某组织部长说：
诸葛亮活了五十六岁，就是不能用人，一个人干，累死了。用兵就是用人，企业管理的核心就是管人，所以我的责任就是管人。管好这个生产力的“最关键因素”……官僚主义不爱惜人才，他需要奴才！经营一个企业，必须能拿到利润。靠拼体力，顶多能使利润慢慢地增长，而人才是“核反应堆”，使利润成倍增长。
管好人首先要责任明确。这要有两条保证：政治权力务实；经济利益直接。共产主义时代人们以最高的觉悟代替责任制，到那时应干的，没人不让干，有人不让干，我也要干，不应该给的没人给，有人给我也不要。这就是共产主义觉悟。过去的政治工作，整天翻档案，现在的政治工作，要转向为经济工作服务……
礼治君子，法治小人，棒子治驴。前两句是孔子的，后一句是我的。
老黄历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李德海对新华社社长穆青说：
我不带头存款，我带头消费。消费可以刺激生产。低标准，低消费，自满自足的生活方式是小生产观念的反映。简朴是一种美德，但简朴不等于安贫。艰苦朴素是我们的传统，但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西关大队要有200万存款就不好领导了，坐着吃利息，导致社会经济瘫痪。猪肥了不动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是商品的总体过程。高分配必须伴随着高消费。外国人能享受的，我们中国人到时候也能享受！我们规定：凡购买14英寸彩电者，每台补贴零售价的25%；凡购买新式家具者，每件补贴购进价的10%，鼓励消费。现在全村彩电和新式家具已达到100%。……
“他那份骂词儿咱就没法听！……”
最后的结果是32名职工集体回公司，给西关人留下一座空城！
这是李德海预料到了的。他从外地回来，马上到县广播站打广告，招兵买马。3天之内，招募了43名农村姑娘，她们像揭竿而起的“红灯照”，穿上了红色的裙服，背上了红色的人造革挎包，胸前挂着“监督牌”，进驻了这座空城！
开业前，他们首先砸去了那黑糊糊的旧址，从烟道里清除了6拖拉机烟灰，刷新了房屋，请人画了国画，进行了紧张的“战前练兵”。西关的厂长、经理，被请进来扮演美妙的“蓝军”，尽情地吆五喝六、要酒要茶。厨师们锅勺叮当，“红灯照”川流不息。
深夜，坐镇的李德海做总结：
“这个水平不能开张，延期三天！吃饺子没有蒜，这叫开饭店吗？顾客点的酒菜缺三四种，这叫摆宴席吗？服务员也不行，像童养媳……”
他叨叨了一通，最后问总经理（那是他叔弟）：
“你有什么事没有？”
“没有。”
“你没有，你怎么没有？你说说，你弄这么个奶奶样，你没有责任吗？你当的什么经理？难道这是胡闹吗？这是改革！是向‘大锅饭’宣战；搞这么个奶奶样不是砸西关的牌子，是砸改革的牌子！延期三天开业，明天继续演练！”
“演练”在李德海的骂声中进行着。
第二天，李德海亲自当堂倌示范。他穿上洁白的硬领衬衫，双手托着木盘，一溜小跑，高声喝道：
“借光借光，菜来了！火候菜，糖醋黄鱼，葱扒海参，趁热乎……”
那些平日不时遭受李德海痛骂的车间主任们，扮演顾客，生怕筷子和酒盅上有什么失误，都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敬酒：
“李书记……请干一杯。”
李德海笑得出乎意料得好看：
“别叫我书记。我是跑堂的。今天客人较多，小店刚刚开办，照顾不周，请各位多多包涵，并留下宝贵意见！”
几十名“红灯照”站在一边看着。天，他一个人伺候一百多名顾客！
李德海热汗腾腾地对那些手脖子发软的姑娘进行战斗动员：“刽子手不论见了谁，先打量你刀口在哪里。我们做买卖就是端量怎样把顾客的钱赚下来！而且让他们欢天喜地！”
7月9日，改名为“西关二饭店”的原国营三饭店正式开业，县委书记姜成玺和副县长张济东亲临剪彩。成挂的大鞭炮在人山人海中炸响，那是西关人正式发起攻击时大作的枪声！
这是最先在改革的旗帜下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向产生了惰性的国营职工的“宣战”！这是中国改革史上的惊人之笔！
这现实使我们欢欣，也使我们痛苦！
从农民演化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近代革命的进程中起到了先锋和主导作用，可是，建国以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病，磨损了他们的无私和坚强，他们血统里农民的弱点逐渐暴露了出来……而被极“左”路线逼得走投无路的中国农民，在三中全会旗帜的召唤下，一跃成为中国大地上目前非常有生气的阶级，他们最迅速地挣脱束缚自己的旧模式，最迅速地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迅速地更新了旧观念！他们接过了本来应该由工人阶级来操纵的车床和电机，生产着共和国急需的零件！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不是揭示了一个严酷的历史真谛吗？
李德海正是中国大地上这个今天非常有生气的阶级的代表人物！ 三饭店的被农民承包，在本县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许多神圣和凝固的东西开始动摇和瓦解。毛泽东同志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工农联盟”，今天竟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我去访问了在那场“战斗”中撤下来的几位女职工。她们在痛苦中寻觅着，结伙承包了一个饺子馆。我见到她们时，她们像刚恢复了情智，向我叙说着昨天发生的事情（若干年后她們还会向孙儿们叙说）。
“到处都在改革，俺让潮流卷进去了！”
这句话道出了她们的被动。现在她们也学西关，不，是她们自己想的——每个人胸前都戴上“监督牌”；把房子刷洗一新，请来县里书法家写了门市牌；来有迎声，走有送声，凡有顾客就不关门。除了饺子，还增添了啤酒、凉盘、熟肉，还有先吃饭，后算账……
啊，那曾是多么可贵而必要的痛哭！
她们哭醒来了，给饺子铺起了个名字叫“兴华”！
大洋彼岸的惊讶——向“农民”告别
那时候，弟弟妹妹们难得进城来，从牟平来济南将近一千里路呢。有一次，结结巴巴的三弟进城来看我，带来一些花生、地瓜干，还有一份“高档”的：二斤青豆。那是他在自留地边种的，自己舍不得吃，捎给我的。不，当时应该说“我们”，因为那时候我已结了婚，尽管和妻子闹着一点小小的纠纷，毕竟还在一个锅里摸勺子。
我把二斤青豆交给妻子：“带给爸爸、妈妈吧，这是稀罕！”
妻子顺从地把盛着青豆的蓝布小包带回家去了。谁知，第二天她又夹着那个蓝布小包回来了：“家里有半麻袋呢，妈妈说这些留给我们吃吧！”
妻子的神情是率真的，她没有注意到三弟水汪汪的眼睛……
曾几何时，农民还是“乡巴佬”“庄户人”“土包子”“泥腿子”的别名词。这名字联着贫穷、愚昧、无知、粗鲁、偏狭。
1984年春暖花开的3月，李德海顶着玻璃一样明净的天空，披着早春的霞光，站立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向聚在灯光球场上的1000多名西关人宣布：
“从今天起，我们大队改名为‘明珠总行’，‘明珠’取之于咱们宁海湖上的明珠阁，‘总行’，就是包括各种行当……去年我们已经实现了700万的计划，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大队’已不足反映我们的全貌，我们永远和传统的农民决裂了……”
掌声，久久在会场上回荡，这是古老土地上滚动的春雷！
这春雷震撼着亚洲，震撼着欧洲，震撼着美洲……
1976年，我执行军务路过故乡宁海镇，看到大路边的西关大队挂出一个古怪的招牌――一个锈蚀的自行车圈，里面焊着个“车”字，高高地挑在一根木杆上。旁边一座低矮的屋子里，两个社员身上油渍麻花的，在给人修理着自行车和独轮车。这是西关大队最早的工业。
啊，锈蚀的车圈！锈蚀的西关！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西关是个可怕的地方。因为那儿是个杀人场，每有刑杀，都推到西关的蛤蟆坑边，那里充满了血腥气，而生活在这里的西关人，也过着一半人间一半阴世的日子。100来户人家，40个姓，40多条职业要饭棍。另有扛长工的，打短工的，拉东洋车的，开大烟馆的，上驴蹄子的，推脚的，唱大戏的，当吹鼓手的，职业哭丧的，当兵痞的，卖血的等40多个行当。这里是旧中国的缩影！
文化是历史的代表。考古学家们以生产工具划分了人类的文化时期。在发达国家的农场主已经有机械化的犁铧翻耕着土地的时候，西关人还在用着样式和旧石器时代的石斧差不多的镢头一下一下啃着贫瘠的地皮！
锈蚀的车圈，你的轮辙将辗向何方？
西关公园和西关人——向旧文化告别
若是亲爱的读者对这漫长的旅行已感到了疲惫，我们不妨拐进中国农民兴建的第一座农村公园，稍事休憩，看一看“西关文化”。
假如你想知道自己的形象如何曾被扭曲，可以来照一照哈哈镜；假如你想洗涤一下人生的风尘，可以投身到游泳池里尽情沉浮；假如你想领略华夏正气，请来看一看暖房里五千棵叶如绿剑的君子兰；假如你想知道“四人帮”及其随从的结局，可以去花圃里看看正在谢落的昙花；假如你想知道某些官僚主义者如何对待工作，可以去动物园看一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假如你要知道守业者如何对待上级精神，可以去看看学舌的鹦鹉；假如你要知道骄傲者的丰姿，就去看看正在开屏的爪哇孔雀――后面露出了屁股眼……当然，这里少不了狗熊、猴子、锦鸡等等，最主要的是，你想知道西关人命运的变化，应该去看一看正在开花的“铁树”。
文明来到了西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公园里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农民舞会、农民歌咏会、农民运动会。1984年春节的运动会上，党支部书记李德海连拿200米田径冠军、象棋冠军、举重冠军。出奇的是观看运动会的社员也得奖品，“以资鼓励”，那是为了冲击一下“蹦蹦跳跳何不去抡镢头”的旧观念。
走出公园，穿过宽阔的“文化路”，绕过机声隆隆的“十大企业”，让我们再去看看西关大队的奶牛场，成群的奶牛每天挤出一桶桶的鲜奶，西关人提着暖瓶来把牛奶打回家去，代替以前的高粱糊糊。西關人在改变着饮食结构，讲究吃的文化。他们讲究的不是油水，而是口味。讲氨基酸、维生素、高蛋白。母亲和妻子不必在一个锅里做两样饭，把一家人的饭食分成等级，也不必偶尔吃一顿好饭而回避着街坊邻居，因之产生“好饭不怕晚”的俚语，更不会有老观念中的“偷嘴媳妇”。村中心的西关饭庄里有高级厨师和各种山珍海味，社员在家中只要拿起电话，红通通的烧对虾、亮晶晶的扒海参、白生生的芙蓉干贝、香喷喷的松鼠鱼，会按时给送上门。打开精制的酒柜，你会看到精装的茅台和罐装的青岛啤酒，餐室里配置有带转盘的餐桌，上面经常摆着北京烤鸭和火锅涮海参。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西关人居住的文化。第一代住房是茅草屋，那也许是人类从原始的进化期就有的——木窗棂，土打墙，又低又矮，这模式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还屡见不鲜。第二代住房是李德海就任大队支书后由大队统一规划的砖瓦平房，一户三间，对面锅台对面炕，独门小院，也颇觉幽静。第三代住房是三中全会后兴建起来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却有别于城市里的单元公寓——每家都有个小院，建筑面积110平方米。有带晒箱的洗澡间，有瓷砖壁的厨房，有宽敞明亮的客厅和餐室。厨房里用的是煤气炉——大队有自己的煤气站。现在不必再贴灶王爷——习惯和观念都是生活造成的，改造它也靠生活本身。如今富足的西关人也有闲情侧身于艺术，把漂亮的影星请到宽敞的家里来作客，她们有张瑜、陈冲、丛珊、刘晓庆、张金玲——当然，现在还仅限于她们的剧照，好客的主人等待着有一天她们能从银幕上走下来，坐到他们这布满红木家具的第三代“农舍”。不，等她们到来的时候，西关人的第四代住房已经竣工，那是别墅式的小楼，它的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其规格、样式、造价都足以和那些“将军楼”“专员楼”媲美。而在这楼房里生活的老人们，将和国家职工一样地享受退休金，每月60元，外加“工龄补贴”。西关人的“工龄”，是从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开始计算，这是耐人寻味的。
西关人在创造着崭新的西关文化，这是和物质文明相伴而来的精神文明。他们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整个儿变成了一个大花园。
“西关文化”的创造，不能不追溯到最初滚动起“锈蚀的车圈”的人——党支部书记李德海。当党中央在三中全会上和全党发出新的指令，许多人还在互相询问“什么？刚才喊的是什么”的时候，李德海已经迎着发令枪的啸音弹跳了出去，成为胶东改革“鱼肚白”时的一颗启明星！他利用巩固的集体经济，一下子转入了大工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胶东之最——最早达到人均分配1000元，最早实现电视村，最早在村里设了电话总机，最早修起农民公园，最早办起农民中等专科学校……现代化像个活蹦乱跳的怪物，猛烈地冲击着古朴的传统！
李德海语录——向老黄历告别
老黄历说：“正其义，不谋其利。君子谋道不谋食。”
李德海对经济学家薛暮桥说： “大锅饭”当社会主义，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不是“我要干”，而是“要我干”，离开干部的眼就耍熊。那时候都觉得干部难当，群众不好领导，但却找不到病根。三中全会以后，群众有了干劲。为什么？这是：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动一大片。
……
从分配制度上我们是自负盈亏，应当说这是个好饭碗，但不是铁的，不好好干，碗里就没有东西，干得好，收入还不少于国家职工干部。所以，我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服务态度可以比国营企业好。再一个，我们“船小掉头快”，办事自己说了算。官不论大小，说了算就好。不用“商议商议”“研究研究”，搞公文旅行，有了这两条，再好好地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需要什么，拾漏补缺，发挥自己的优势……
老黃历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李德海对某组织部长说：
诸葛亮活了五十六岁，就是不能用人，一个人干，累死了。用兵就是用人，企业管理的核心就是管人，所以我的责任就是管人。管好这个生产力的“最关键因素”……官僚主义不爱惜人才，他需要奴才！经营一个企业，必须能拿到利润。靠拼体力，顶多能使利润慢慢地增长，而人才是“核反应堆”，使利润成倍增长。
管好人首先要责任明确。这要有两条保证：政治权力务实；经济利益直接。共产主义时代人们以最高的觉悟代替责任制，到那时应干的，没人不让干，有人不让干，我也要干，不应该给的没人给，有人给我也不要。这就是共产主义觉悟。过去的政治工作，整天翻档案，现在的政治工作，要转向为经济工作服务……
礼治君子，法治小人，棒子治驴。前两句是孔子的，后一句是我的。
老黄历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李德海对新华社社长穆青说：
我不带头存款，我带头消费。消费可以刺激生产。低标准，低消费，自满自足的生活方式是小生产观念的反映。简朴是一种美德，但简朴不等于安贫。艰苦朴素是我们的传统，但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西关大队要有200万存款就不好领导了，坐着吃利息，导致社会经济瘫痪。猪肥了不动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是商品的总体过程。高分配必须伴随着高消费。外国人能享受的，我们中国人到时候也能享受！我们规定：凡购买14英寸彩电者，每台补贴零售价的25%；凡购买新式家具者，每件补贴购进价的10%，鼓励消费。现在全村彩电和新式家具已达到100%。……
“他那份骂词儿咱就没法听！……”
最后的结果是32名职工集体回公司，给西关人留下一座空城！
这是李德海预料到了的。他从外地回来，马上到县广播站打广告，招兵买马。3天之内，招募了43名农村姑娘，她们像揭竿而起的“红灯照”，穿上了红色的裙服，背上了红色的人造革挎包，胸前挂着“监督牌”，进驻了这座空城！
开业前，他们首先砸去了那黑糊糊的旧址，从烟道里清除了6拖拉机烟灰，刷新了房屋，请人画了国画，进行了紧张的“战前练兵”。西关的厂长、经理，被请进来扮演美妙的“蓝军”，尽情地吆五喝六、要酒要茶。厨师们锅勺叮当，“红灯照”川流不息。
深夜，坐镇的李德海做总结：
“这个水平不能开张，延期三天！吃饺子没有蒜，这叫开饭店吗？顾客点的酒菜缺三四种，这叫摆宴席吗？服务员也不行，像童养媳……”
他叨叨了一通，最后问总经理（那是他叔弟）：
“你有什么事没有？”
“没有。”
“你没有，你怎么没有？你说说，你弄这么个奶奶样，你没有责任吗？你当的什么经理？难道这是胡闹吗？这是改革！是向‘大锅饭’宣战；搞这么个奶奶样不是砸西关的牌子，是砸改革的牌子！延期三天开业，明天继续演练！”
“演练”在李德海的骂声中进行着。
第二天，李德海亲自当堂倌示范。他穿上洁白的硬领衬衫，双手托着木盘，一溜小跑，高声喝道：
“借光借光，菜来了！火候菜，糖醋黄鱼，葱扒海参，趁热乎……”
那些平日不时遭受李德海痛骂的车间主任们，扮演顾客，生怕筷子和酒盅上有什么失误，都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敬酒：
“李书记……请干一杯。”
李德海笑得出乎意料得好看：
“别叫我书记。我是跑堂的。今天客人较多，小店刚刚开办，照顾不周，请各位多多包涵，并留下宝贵意见！”
几十名“红灯照”站在一边看着。天，他一个人伺候一百多名顾客！
李德海热汗腾腾地对那些手脖子发软的姑娘进行战斗动员：“刽子手不论见了谁，先打量你刀口在哪里。我们做买卖就是端量怎样把顾客的钱赚下来！而且让他们欢天喜地！”
7月9日，改名为“西关二饭店”的原国营三饭店正式开业，县委书记姜成玺和副县长张济东亲临剪彩。成挂的大鞭炮在人山人海中炸响，那是西关人正式发起攻击时大作的枪声！
这是最先在改革的旗帜下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向产生了惰性的国营职工的“宣战”！这是中国改革史上的惊人之笔！
这现实使我们欢欣，也使我们痛苦！
从农民演化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近代革命的进程中起到了先锋和主导作用，可是，建国以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病，磨损了他们的无私和坚强，他们血统里农民的弱点逐渐暴露了出来……而被极“左”路线逼得走投无路的中国农民，在三中全会旗帜的召唤下，一跃成为中国大地上目前非常有生气的阶级，他们最迅速地挣脱束缚自己的旧模式，最迅速地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迅速地更新了旧观念！他们接过了本来应该由工人阶级来操纵的车床和电机，生产着共和国急需的零件！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不是揭示了一个严酷的历史真谛吗？
李德海正是中国大地上这个今天非常有生气的阶级的代表人物！ 三饭店的被农民承包，在本县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许多神圣和凝固的东西开始动摇和瓦解。毛泽东同志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工农联盟”，今天竟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我去访问了在那场“战斗”中撤下来的几位女职工。她们在痛苦中寻觅着，结伙承包了一个饺子馆。我见到她们时，她们像刚恢复了情智，向我叙说着昨天发生的事情（若干年后她們还会向孙儿们叙说）。
“到处都在改革，俺让潮流卷进去了！”
这句话道出了她们的被动。现在她们也学西关，不，是她们自己想的——每个人胸前都戴上“监督牌”；把房子刷洗一新，请来县里书法家写了门市牌；来有迎声，走有送声，凡有顾客就不关门。除了饺子，还增添了啤酒、凉盘、熟肉，还有先吃饭，后算账……
啊，那曾是多么可贵而必要的痛哭！
她们哭醒来了，给饺子铺起了个名字叫“兴华”！
大洋彼岸的惊讶——向“农民”告别
那时候，弟弟妹妹们难得进城来，从牟平来济南将近一千里路呢。有一次，结结巴巴的三弟进城来看我，带来一些花生、地瓜干，还有一份“高档”的：二斤青豆。那是他在自留地边种的，自己舍不得吃，捎给我的。不，当时应该说“我们”，因为那时候我已结了婚，尽管和妻子闹着一点小小的纠纷，毕竟还在一个锅里摸勺子。
我把二斤青豆交给妻子：“带给爸爸、妈妈吧，这是稀罕！”
妻子顺从地把盛着青豆的蓝布小包带回家去了。谁知，第二天她又夹着那个蓝布小包回来了：“家里有半麻袋呢，妈妈说这些留给我们吃吧！”
妻子的神情是率真的，她没有注意到三弟水汪汪的眼睛……
曾几何时，农民还是“乡巴佬”“庄户人”“土包子”“泥腿子”的别名词。这名字联着贫穷、愚昧、无知、粗鲁、偏狭。
1984年春暖花开的3月，李德海顶着玻璃一样明净的天空，披着早春的霞光，站立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向聚在灯光球场上的1000多名西关人宣布：
“从今天起，我们大队改名为‘明珠总行’，‘明珠’取之于咱们宁海湖上的明珠阁，‘总行’，就是包括各种行当……去年我们已经实现了700万的计划，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大队’已不足反映我们的全貌，我们永远和传统的农民决裂了……”
掌声，久久在会场上回荡，这是古老土地上滚动的春雷！
这春雷震撼着亚洲，震撼着欧洲，震撼着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