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瑟伯 （James Thurber，1894-1961）美国作家，漫画家。做过记者、编辑，晚年执教于耶鲁大学。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寓言、故事、回忆录等，他曾为自己的第一部书《性是必须的吗？》绘插画，还把城市人描绘成沉溺于幻想而逃避现实的芸芸众生。作品有《沃尔德·米蒂的秘密生活》《我的生活和艰難岁月》《当代寓言集》。他的《瑟伯嘉年华会》曾于1960年被改编为舞台剧。瑟伯的文体简洁，对人类弱点洞察入微，毫不留情，被公认为是继马克·吐温以后最有幽默感的作家。
　　查利·得时乐一宣布他要娶多啰喜，就有人预言他会在草率结婚不久精神失常。“不”，一个了解他们俩的聪明人说，“他会在发现上当之后精神失常。”多啰喜很小就开始接人话茬儿。有时，她接错了，这使说话者气恼；有时，她接对了，这使说话者更为气恼。
　　“当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在多啰喜家中做客的某人开始说。
　　“总统！”多啰喜就替人家说出来了。说话者也许是想说“总统”，或者想说“年轻时”，抑或是想说“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但无论如何，不管他要说什么，他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戴上帽子，告辞回家。像大多数家长一样，多啰喜的父母好像意识不到女儿的怪癖令人讨厌。他们很可能觉得那是伶牙俐齿，也可说是聪明智慧。甚至很可能有这样的事：母亲叫多啰喜：“喂，多啰喜，来吃——”多啰喜接下去说：“菠菜，亲爱的。”她母亲会给在办公室工作的丈夫打电话，把事情细说一遍。她父亲会把此事讲给他当天——第二天——第三天碰到的所有的人。
　　多啰喜长大成人，出落得非常漂亮，也越发变得“让人欢喜让人忧”。男士们对她始而兴趣盎然，既而依恋不已。感情上，她使他们激情澎湃，但精神上，她很快让他们筋疲力尽。她甚至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更正他们的“英语”。“不是单数的‘是’，阿瑟，”她更正道，“要用复数的‘是’，明白吗？”多数追求者的兴趣是在她这个小可人儿身上，开始还能忍受她这一习惯，时间一长，当发现多啰喜教育他们的兴趣更甚于对他们感情上的兴趣时，他们慢慢地离她而去，找些不那么叽叽喳喳、吹毛求疵的女子，即使沉默寡言的也无所谓。
　　而查利·得时乐这个急性子，有着不同凡响、激动人心的主见。他急匆匆地与多啰喜订婚，又很快与之成婚，对朋友们的忠告充耳不闻，并误以为他们仅仅是出于嫉妒。他其实对多啰喜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明眸粲粲，美丽动人，是个称心如意的姑娘。
　　既已嫁人，多啰喜理所当然着手改正丈夫的那些故事。查利游历丰富，是个真正的讲故事的高手。谈对象的时候，多啰喜确实是对他这个人或他的故事感兴趣。由于没有查利所讲的经历，她无从知道查利什么时候在时间、地点或身份上出错。除了偶尔给他改改动词的数，她对查利多少有点放任自流。查利的英语说得相当好，不管怎么说——他知道虚拟语气中何时用单数动词，何时用复数动词——这也是另一个他没能看清多啰喜真面目的原因。
　　他们结婚之后好长时间我都没去拜访他们，因为我喜欢查利·得时乐，我知道，看到查利从对多啰喜动人魅力的沉醉中醒来、开始为婚姻生活最初的不如意而烦恼时，我会心情沉重的。我去拜访时，事情的确就像我所担心的那样。晚饭时，查利开始讲他们两人驱车从甲城到乙城的旅游——我从没机会知道确切的城市名字，因为多啰喜把查利讲的一切都给否定了。“第二天”，他说，“我们早早出发，驾车200英里去费尔维岛——”“噫”，多啰喜会说，“我觉得那天不早，不如我们头一天出发早，头一天大约是7点。而且我们只开车走了180英里，出发时我看了标明路程的那玩意。”
　　“无论如何，我们到费尔维岛时——”查利接着说。但多啰喜会制止他。“那天去的是费尔维岛吗，宝贝儿？”她问。她经常打断查利，她不指出查利说错了，而是问他是否对，但那是一码事，因为如果查利回答：“是的，我肯定是费尔维岛。”她就会说：“但那不是，宝贝儿。”如此这般，她就自己把故事讲完（她把每一个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都称为“宝贝儿”）。
　　有一两次我去拜访他们或他们来看我时，多啰喜会让查利把一件有趣的事情讲到高潮，然后她像橄榄球前锋那样，就在查利要跨过决胜线的当儿，从后面把他摔倒在地。生活中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心神震惊的。有些男人——妻子打断他们时——会和和气气地，甚至像是颇为自豪地歇下来，让妻子把故事讲下去，但他们是被击败的丈夫。查利可没有被击败。但夫人的后抱式摔法也已把他的顽强傲气摔得无影无踪。他开始意识到他必须干点别的。他的所作所为堪称机智灵活。他们结婚快两年的时候，你再去拜访他们夫妇，查利会给你讲一个他做过的稀奇古怪的梦，因为他知道，多啰喜不可能改正他做过的梦。这成了生活中唯一属于他的东西。
　　“我感到我正开着一架飞机”，他讲起故事，“飞机是用电话线和一块块旧皮革做的。它从我的卧室起飞，我试图把它开到月球。可是，飞了大约一半路时，一个看起来像圣诞老人的男子——只是他穿着海关官员的制服——他招手让我停下，他也坐在一架电话线做的飞机里。我于是飞到一块云彩上。‘喏’，他对我说，‘如果你是发明这些喜饼的人，你不能到月球去。’然后，他让我看那喜饼，上面有男女结婚的图案——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牧师的小型肖像，是把面团紧紧贴在圆圆的、易碎的饼模子上做成的……”他会如此这般地讲下去。
　　神经病医生会告诉你，查利这样做最终会导致偏执狂。人不能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生活在虚幻的梦境中而保持精神正常。查利生活中实在的东西丧失殆尽，他开始完全生活在虚幻当中。这种偏执狂最终会导致重复诉说同一个故事。查利的创造力逐渐衰竭，最后他开始翻来覆去讲述他最初讲过的故事——那个他坐在电线飞机上去月球旅行的奇异的故事。那真是异常悲惨，让我们都伤心不已。
　　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查利只得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送他走时，我不在城里，但乔·佛斯写信告诉我了。“他似乎立刻喜欢上了那地方”，乔写道，“他安定些了，他的眼神看来也好多了（查利养成了一种被追逐的、狂乱的神情）。”“当然”，乔最后说，“他终于摆脱了那个女人。”
　　数周之后，我驾车去精神病院看望查利。他正躺在一个装有纱窗的大阳台上的吊床上，看起来苍白、消瘦。多啰喜正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还是明眸粲粲，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看到她在那儿，我怎么说也有点吃惊。我总觉得查利已经找到了躲开他夫人的避难所。他看起来很不正常。一见到我就立马讲起了他月球旅行的故事。他讲到了那个像圣诞老人的男子挥手要他停下。“他也坐在电话线做的飞机上，”查利讲道，“于是，我飞到一块马衔上——”
　　“不，你飞到一块云彩上”，多啰喜更正说，“天空中没有马衔，不可能有的。你飞到一块云彩上。”
　　查利叹了口气，在床上微微动了一下，看了看我。多啰喜也看看我，满脸美丽的微笑。
　　“他总把那个故事搞错。”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