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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政治生态化是我国当前政治建设的最佳状态。我国的政治结构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纵向维度，以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为横向维度。将纵横维度的政治生态处理得当就能建立我国生态政治的框架。本文明确了中央与地方、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现状，并且提出了如何构建两维度的生态关系，希望我国的政治能如和谐社会一般生态循环，生生不息。
【关键词】政治生态；中央与地方；国家（政府）与社会
一 两维度的政治生态——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给出了政治生态学（生态政治学）的定义：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政治生态学是“研究政治行为环境的一系列方法。”生态政治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萌芽是绿党政治。它是在人类面临困境——人口爆炸、粮食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匮乏时产生的。面对人类生存的危机，人类不得不产生生态的政治思维，人们在反思政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孕育了政治生态学。戴维·伊斯顿的系统分析理论是政治生态理论的一个框架，它描述了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政治生态理论同时也提出了政治系统发展的应然状态，即与外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政治学与生态学交叉的一门新型学科，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进展还很缓慢，学界对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研究还有很多分歧，但是笔者相信，随着政治科学和生态科学的不断成熟，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将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大趋势。
中国的政治结构关系若以一个坐标系来表示的话，纵向的维度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横向的维度是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本文以一个二维的变化关系来讲述如何构建和谐的政治生态框架。
1．中央与地方的政治生态现状
权力关系的划分问题一直是困扰着中央与地方的难题。一方面，有人说中国的地方治理是党国体制的麻烦，有人说这是转型过程中的难题，还有人说这是中等收入的陷阱。地方治理总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宿命中产生了过多的问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燕继荣教授曾借用媒体的图片资料笑谈中国基层治理的十大困境：基层调研是伪调研、口号治国、开会落实、运动整治、以罚代管、吓唬百姓、围困堵截、驱赶穷人、黑帮政治、武力镇压、暴力执法。这其中不乏调侃之词，虽然有些夸大，但可见中国的地方治理困难重重，尤其是对基层民主的损害极大。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中，温家宝总理谈及自己九年来的总理生涯，坦言因为能力有限以及中国体制的原因，其工作仍有很多遗憾。许多媒体将这段话中的“体制原因”解读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地方是否能够坚决推动中央决策的执行，以及地方治理的效果与否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中央权力对地方权力的侵蚀也时常发生，当中央和地方发生利益冲突时，中央往往会实行行政集权保护自己的权益却使地方权力遭到了损害。
2．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生态关系现状
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政治学界曾是热议的话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就是社会；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吞噬了社会；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削弱了国家；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与社会是良性互动的关系。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笔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必然有其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笼统地说是社会各方面的供给，国家与社会可以进行良好循环并且只有在两者相互配合的情况下才能促进彼此的良好运转。
二 构建中央与地方间和谐的政治生态
构建中央与地方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既要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保持中央政府的凝聚力，又要大大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既需要中央的推动，也需要地方政府自身素质的提高。
1．中央适度放权
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中央在上，地方在下，中央处于决策的顶端享有最高的权力。中国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是对等的，中央与地方可以平等对话商议地方事务。2011年，日本出台了《关于中央与地方协议平台》的法案，这个法律规定中央政府的领导人与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坐在一个圆桌上共同商讨地方事务，双方处于对等的地位来制定法律法规。日本自治体（地方政府）国际化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田中敦人曾说过：“鉴于日本地方政府面临的困境，日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的措施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中国在面临特大危机时中央主导，地方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也是中国一直以来秉持的原则，同样也是日本应该借鉴的。”日本设置了总务省，它的机构使命是推动日本地方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国的地方与中央的紧张关系也同样需要一个起到衔接作用的部门的协调，在这一点上，中国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中央也应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加强监督确保地方政府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2．地方自主创新
笔者认为，我国不仅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对国内各级政府间的关系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并使之法律化，来进行具体的政策实施，同时，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不断的政策创新，提升地方自治的质量，使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有较大提升。但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在面对各阶段的具体问题时要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应对，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3．大众参与决策
笔者认为，大众参与政府决策是解决中国地方治理困境的出路。大众参与决策，能够降低中央和政府的决策风险，
切实反映人民的意愿。公共参与按效果划分可以分为优质的和劣质的公共参与。公共参与有两个维度，一是政府的制度供给与空间；二是公民的理性参与。政府应制定有益于大众参与的制度，给予其灵活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应倡导公民树立正确理性的参与意识，形成政府为主导、大众积极参与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 构建国家与社会间和谐的政治生态
1．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
市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兴起，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变为城市人口，由此发育出一个中产阶级组成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要求参与政治，从而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公民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随着经济、政治的日益发展而增强，市民社会发展不仅不会侵蚀国家的权威与影响力，反而会促进民主进程的发展。市民社会可以说是社会与国家衔接的有利桥梁。在西方，公民社会被称为社会的眼睛，它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公民社会能促进公民责任心和人文素质的提升。市民社会的有序发展是构建国家与社会良好生态环境的润滑剂
2．建设服务型政府
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四种：强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弱政府强社会；弱政府弱社会。以前的学术界和政治观念比较落后，认为当强强相遇即第二种情况的时候国家（政府）与社会就产生冲突，这时政府的职能涵盖了社会的大部分职能，社会的自治能力增强也威胁了政府的权威，但随着政治发展的不断完善，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社会的强力监控下，其滥用权力、侵权越权的行为会得到遏制，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也会得到政府的及时管理。笔者认为这种冲突和碰撞并非是毁灭性的，只有在碰撞摩擦中才能强化彼此的能力，但要注意的是这种碰撞是有限度的，不能超越和谐稳定这一范畴。政府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要充当积极主动的角色，建设服务型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服务型政府既是一种理想的政府形态，也是一种现实发展中的行政管理模式。建设一个以公民为中心、职能有限、行政行为有效、法治、负责任的政府并强调民主参与是服务型政府的原则，只有政府搭台，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一起唱戏才能唱出好戏。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A·科尔曼著.梅俊杰译.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汛出版社，2007
［3］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张友渔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5］〔英〕戴维·米勒.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6］〔德〕孙正甲.生态政治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关键词】政治生态；中央与地方；国家（政府）与社会
一 两维度的政治生态——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给出了政治生态学（生态政治学）的定义：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政治生态学是“研究政治行为环境的一系列方法。”生态政治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萌芽是绿党政治。它是在人类面临困境——人口爆炸、粮食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匮乏时产生的。面对人类生存的危机，人类不得不产生生态的政治思维，人们在反思政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孕育了政治生态学。戴维·伊斯顿的系统分析理论是政治生态理论的一个框架，它描述了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政治生态理论同时也提出了政治系统发展的应然状态，即与外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政治学与生态学交叉的一门新型学科，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进展还很缓慢，学界对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研究还有很多分歧，但是笔者相信，随着政治科学和生态科学的不断成熟，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将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大趋势。
中国的政治结构关系若以一个坐标系来表示的话，纵向的维度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横向的维度是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本文以一个二维的变化关系来讲述如何构建和谐的政治生态框架。
1．中央与地方的政治生态现状
权力关系的划分问题一直是困扰着中央与地方的难题。一方面，有人说中国的地方治理是党国体制的麻烦，有人说这是转型过程中的难题，还有人说这是中等收入的陷阱。地方治理总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宿命中产生了过多的问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燕继荣教授曾借用媒体的图片资料笑谈中国基层治理的十大困境：基层调研是伪调研、口号治国、开会落实、运动整治、以罚代管、吓唬百姓、围困堵截、驱赶穷人、黑帮政治、武力镇压、暴力执法。这其中不乏调侃之词，虽然有些夸大，但可见中国的地方治理困难重重，尤其是对基层民主的损害极大。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中，温家宝总理谈及自己九年来的总理生涯，坦言因为能力有限以及中国体制的原因，其工作仍有很多遗憾。许多媒体将这段话中的“体制原因”解读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地方是否能够坚决推动中央决策的执行，以及地方治理的效果与否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中央权力对地方权力的侵蚀也时常发生，当中央和地方发生利益冲突时，中央往往会实行行政集权保护自己的权益却使地方权力遭到了损害。
2．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生态关系现状
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政治学界曾是热议的话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就是社会；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吞噬了社会；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削弱了国家；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与社会是良性互动的关系。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笔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必然有其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笼统地说是社会各方面的供给，国家与社会可以进行良好循环并且只有在两者相互配合的情况下才能促进彼此的良好运转。
二 构建中央与地方间和谐的政治生态
构建中央与地方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既要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保持中央政府的凝聚力，又要大大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既需要中央的推动，也需要地方政府自身素质的提高。
1．中央适度放权
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中央在上，地方在下，中央处于决策的顶端享有最高的权力。中国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是对等的，中央与地方可以平等对话商议地方事务。2011年，日本出台了《关于中央与地方协议平台》的法案，这个法律规定中央政府的领导人与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坐在一个圆桌上共同商讨地方事务，双方处于对等的地位来制定法律法规。日本自治体（地方政府）国际化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田中敦人曾说过：“鉴于日本地方政府面临的困境，日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的措施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中国在面临特大危机时中央主导，地方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也是中国一直以来秉持的原则，同样也是日本应该借鉴的。”日本设置了总务省，它的机构使命是推动日本地方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国的地方与中央的紧张关系也同样需要一个起到衔接作用的部门的协调，在这一点上，中国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中央也应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加强监督确保地方政府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2．地方自主创新
笔者认为，我国不仅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对国内各级政府间的关系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并使之法律化，来进行具体的政策实施，同时，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不断的政策创新，提升地方自治的质量，使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有较大提升。但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在面对各阶段的具体问题时要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应对，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3．大众参与决策
笔者认为，大众参与政府决策是解决中国地方治理困境的出路。大众参与决策，能够降低中央和政府的决策风险，
切实反映人民的意愿。公共参与按效果划分可以分为优质的和劣质的公共参与。公共参与有两个维度，一是政府的制度供给与空间；二是公民的理性参与。政府应制定有益于大众参与的制度，给予其灵活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应倡导公民树立正确理性的参与意识，形成政府为主导、大众积极参与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 构建国家与社会间和谐的政治生态
1．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
市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兴起，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变为城市人口，由此发育出一个中产阶级组成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要求参与政治，从而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公民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随着经济、政治的日益发展而增强，市民社会发展不仅不会侵蚀国家的权威与影响力，反而会促进民主进程的发展。市民社会可以说是社会与国家衔接的有利桥梁。在西方，公民社会被称为社会的眼睛，它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公民社会能促进公民责任心和人文素质的提升。市民社会的有序发展是构建国家与社会良好生态环境的润滑剂
2．建设服务型政府
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四种：强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弱政府强社会；弱政府弱社会。以前的学术界和政治观念比较落后，认为当强强相遇即第二种情况的时候国家（政府）与社会就产生冲突，这时政府的职能涵盖了社会的大部分职能，社会的自治能力增强也威胁了政府的权威，但随着政治发展的不断完善，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社会的强力监控下，其滥用权力、侵权越权的行为会得到遏制，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也会得到政府的及时管理。笔者认为这种冲突和碰撞并非是毁灭性的，只有在碰撞摩擦中才能强化彼此的能力，但要注意的是这种碰撞是有限度的，不能超越和谐稳定这一范畴。政府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要充当积极主动的角色，建设服务型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服务型政府既是一种理想的政府形态，也是一种现实发展中的行政管理模式。建设一个以公民为中心、职能有限、行政行为有效、法治、负责任的政府并强调民主参与是服务型政府的原则，只有政府搭台，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一起唱戏才能唱出好戏。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A·科尔曼著.梅俊杰译.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汛出版社，2007
［3］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张友渔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5］〔英〕戴维·米勒.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6］〔德〕孙正甲.生态政治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