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何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多了，但内心深处，我从来不曾把他看成老年人，总觉得还有很多的饭会一起吃，很多的茶会一起喝，很多话题会一起聊，很多坏人会一起骂。
　　
　　
　　晚上陆灏发短信给我，何振亚先生赴台湾开会途中，突然去世。
　　我把书桌上的灯关了，一个人在黑暗中坐了一会。懊悔。难过。认识何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多了，但内心深处，我从来不曾把他看成老年人，总觉得还有很多的饭会一起吃，很多的茶会一起喝，很多话题会一起聊，很多坏人会一起骂。他那么年轻，让人无法用您称呼他。那天，刘绍铭先生到上海，一桌人在静安寺的鹭鹭吃饭。
　　酒过一巡，门口响起嘹亮的声音，然后，李玉和似的一个亮相，何先生出场。他出场就问，还有比我更老的吗？当然是没有，因为德高望重的刘绍铭先生，也让他一句“那时你还年轻”给打回到青春时代。下半场就是何先生的talkshow，他先把个人隐私交代一番，酒是喜欢的，但被医生禁了，因为有癌症，然后就讲“老历八早”的事情，所谓白头宫女说玄宗，何先生的一头银发倒是切题。讲着讲着讲到张爱玲。
　　讲到张爱玲，子善老师的表情就活跃起来。慢着慢着，和张爱玲，你和张爱玲什么关系？何先生却是轻描淡写，她的《秧歌》，还有另外一本什么小说，都是我给出的。于是，陈老师就和何先生产生了化学反应，大家约好下个月再吃一顿饭。
　　下一次吃饭，何先生倾其所有地带来了他的张爱玲初版本，包括张爱玲翻译的海明威，然而，他却随随便便送给了我。子善老师看他所托非人，再听说他把几房间的书都捐给了不缺书的主儿，几乎是“奈何明月照沟渠”的表情，这样，又约了下一顿饭，大家都觉得有必要帮何先生提高对自己藏书的认识。
　　如此隔几个月，我们就同何先生吃一顿饭，不过，各忙各的，发起吃饭的，常常倒是何先生，他定好时间地点然后还买单，分别时还要谢谢我们赏光。有时，我想抢着买单，何先生会说，你想买单，自己组织吃饭，我辛辛苦苦叫来的人，怎么能让你享受买单乐趣。最后一次和何先生吃饭，是在吉士酒家，还是他买单，我记得当时自己信誓旦旦，下次我来组织。但我懒惰，终于被时间惩罚。夜色里，他哈哈笑着离开，我想到他说，李敖在台北监狱，流行感冒来的时候，就集体打针，“只换屁股不换针”，就一个人在淮海路上笑出声来。
　　那时我们还说，要找个年轻的学生，专门去录何先生“口供”。他早年拿了基辛格奖学金在美国游学，冠盖满天下，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文化人，没有他不“参股”的文化事业，尤其港台地区那些进入文学史的学生刊物，现代杂志，都有他的背影闪现。不过，不知道是他懒得说，还是他自己觉得当年做的那些事也就芝麻绿豆，他在饭桌上，不怎么谈自己创办的友联出版，经手的各类文库报刊，也不怎么谈后来做的实业，往事烟云，他只取其中最轻松最好笑的说。所以，我印象里的何先生，除了因为久坐，起来的时候，偶尔需要借点力，一直就是年轻就是开心。而这会儿，当我想为他写下点什么，纪念他不平凡的一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说不上来。就像那天，他送亨利·詹姆斯的《碧庐冤孽》给陆灏，两个译者其中一个叫方馨，经何先生解释，原来方馨就是张爱玲托付遗嘱的邝文美，而书外的故事，包括邝文美和张爱玲之间既深厚又微妙的关系，对于我们只知道方馨就是文美的人来说，那却是无从说起了。
　　有时会想，何先生只和我们嘻嘻哈哈说些开心事，是不是也就是邝文美在帮张爱玲守心愿？当然，何先生在为谁守，只能等子善老师慢慢考证。好在，躺在历史里的那些初版本，那些创刊号，对于我们今天纪念何先生，也绰绰有余了。至于这些初版本，当年是否有“密码本”的经历，他们的作者是否合于《潜伏》的剧情，就留給未来吧。
　　这两天，报纸上都在纪念舒芜先生，每篇文章都要提到胡风集团，好像因为舒芜先生的死，我们可以原谅他了。但问题是，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原谅他？比如，对于何振亚先生，我既无能力描述他，因为余生也晚，更没资格来定义他，因为只认识饭桌上的何先生，甚至，他在饭桌上讲过的那些事，我都记不确切了，而时间不过四五年。所以，发生在四五十年前的事情，让历史的因果自己说话吧。
　　谨此，纪念何振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