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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非常事件“躲猫猫”的传播过程中,公权出现了几种常见的失当行为:信息传播主体责任的缺失;刑事调查权与公众监督权的错位;舆论偏向与公权独立性的缺失;刻板成见与社会真实建构的失衡。其首要解决之道在于政府取信于民,其次在于要注重传播技巧。
【关键词】躲猫猫 知情权 调查权 刻板成见 社会真实
“躲猫猫”一夜间风靡互联网,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躲猫猫”使死亡的稀缺性具有高度的新闻价值阈限,因而造就了它极强的传播意义。更重要的是,其后“躲猫猫”从一桩非常事件演化为一桩社会风暴,它在注意力上的无限增值,其根本动因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权力传播行为失当。
一、知情权与公权信息传播主体责任的缺失
知情权不仅是人的自然权利之一,也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权利。据测算,政府部门掌握着全社会信息资源的80%以上,如果政府不承担起信息公开的主体责任,公民就无法享有与充分利用由全体公民创造提供的、并属于全民和全社会的信息源。1
遗憾的是,在政府掌控100%信息资源的“躲猫猫”中,公权并没有当好传播的“主角”。首先,对于公民的社会知情权,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得益于近年来公民媒介素养的提高,公民知情权的诉求变得越来越普遍,受众对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甄别。2007年开始的陕西“周老虎”事件与其说是对真相的寻觅,还不如说是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其次,“躲猫猫”是一件非常事件,所谓“非常”,就是发生的概率极低。有些巧合的是,在与“躲猫猫”几乎同时,国际上也发生了一桩“几百万分之一可能”的“英法战略核潜艇相撞事故”。先看看别人的做法:1、权威出场。披露此事后的较短时间内,权威人物如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班德上将、法国国防部长莫兰和法国海军发言人埃吕纳纷纷現身说法,安抚民心;2、抓住细节。相撞事故发生后,法国国防部的新闻通报以及一些军事专家的细节分析,如舰体伤痕、声纳系统、核武器和核政策……都很有实证性,于是公众将信将疑;3、科学论证。事故发生后,各国一批又一批的军事专家(也包括我国)对此事进行全方位立体扫描,“几百万之一的”偶然性与百分百的必然性基本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公众被说服。2
回望“躲猫猫”事件的过程,我们并没有强烈地体味到上述非常事件传播的“技巧”。或者可以这样说,由于公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角”角色的缺失,公众所造就的意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躲猫猫”引起一场舆论风暴。
二、公众监督权与刑事调查权的错位
当一起舆论事件形成之后,公权必须要及时面对,否则极易演变为社会事件从而导致社会骚乱,相信过去不久的“俯卧撑”及贵州瓮安骚乱事件还让许多人记忆犹新。面对社会强烈的质疑,云南省委宣传部勇于亡羊补牢,组织网友对“躲猫猫”事件进行调查,这种负责的态度首先是值得肯定的。不仅如此,对于这种“开国内先河”的做法,不少网友非常赞许。但它也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一种意见认为,网友调查团有“托”,一种意见认为政府在“走秀”。3
抛开情绪之争,从新闻传播学和法学的角度来看,让网友参加调查一事的确值得商榷。从权属来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管理条例》的规定,只有公检法工作人员和律师才可以进入看守所进行调查。而在实际中,“躲猫猫”网友团不但“合法”地迈进了看守所的大门,而且从容地进行了“调查”,这种行为实质上是公众监督权与刑事调查权之间的错位,它自然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
真正的危机公关必须建立在刑事调查的基础之上。美国传播学者恩特曼也认为,如果受众对某议题或事件缺乏丰富的直接经验,那么他们对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新闻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4换句话说,公众很少有“游戏中也能死人”的知识与经验,因而公众在突然面对“躲猫猫”这样的稀罕事件时会觉得不可思议,只有公权在媒体上不断地灌输说服性的知识与经验,公众才可以被劝服。至于公权怎样提供这些以知识和经验为主的“图式”?依据科学的调查,提供事件的真相,加以合理的传播方法才是唯一的途径。
三、舆论偏向与公权行为独立性的缺失
如果仅仅是一桩稀缺性的新闻事件,“躲猫猫”对社会的影响可能只限定在对新闻真相的追求上,但事实上,后来“躲猫猫”成为舆论的中心,其关键还是因为在事件的调查过程中,人们发现“躲猫猫”并非当事人死亡的真正主要因素。在社会心理上的意义就是促使整件事情从“可信的不可能之事”蜕变为 “不可信的可能之事”,在传播上的意义上就是它完成了从新闻传播到危机传播的演变,当真相被揭示,公权触发了全面的信任危机。
在危机传播中,公权威信的丧失是可怕的。“躲猫猫”中,这种“缺失”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舆论“完胜”,二是舆论“审判”。
早在“躲猫猫”发轫之际,公众就开始怀疑李荞明死亡的真实原因,网易有一条2734人支持的帖子这么写道:“很多监狱都有狱霸!”5除此之外,舆论另外创设的“议题”还有诸如隐瞒真相、民警渎职、管理混乱、监狱环境恶劣等等。我们惊异地发现,这些“议题”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都得到了证实。也可以这样说,纵然一波三折,但在与公权的PK中,舆论几乎取得“完胜”。作为“完胜”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舆论拥有了“审判”诸事的权力,它在现实中的照应是公权基本上按照大家的意思,该抓的就抓,该处分的就处分。
不管是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躲猫猫”中的公权行为几乎“总在舆论质疑后”,在传播上它极易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依附在舆论影子中的公权没有多少独立性,更谈不上什么权威。倘若这种印象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当舆论肆意妄为以至于擅自“指导”公权的时候,舆论监督就极易退化为言论暴力;当公权甘愿牺牲自己的独立来讨取公众的欢心时,它就成为法制社会的一个巨大反讽。公权必须挺起胸膛走自己的专业之路;在一个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基础的现代国家里,司法的独立精神必须得到体现。退一步来说,即使舆论“审判”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这仍然违反了司法审判程序,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也不利于公众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建立。
四、刻板成见与社会真实建构的失衡
随着云南省检察和公安机关2月27日新闻发布会的召开,一场“躲猫猫”的闹剧宣布告一段落,但它引起的社会余震却久久不能平息。6纵观“躲猫猫”短暂而又“辉煌”的历程,其实从一开始,网民头脑中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先入为主的设定——“政府在撒谎”,这在新闻传播学上属于典型的“刻板成见”。让人痛心的是,这种设定旋即再一次被事实所确证,“刻板成见”非但没被消除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刻板成见”带有很强的态度偏见和情绪,它对公权威信的树立是相当不利的。它的反效用在于把这种偏见和情绪推而广之而普适化。“躲猫猫”事件结束后不久,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胡克惠透露,最高检将在全国范围内对牢头狱霸进行严打。7虽然我们无比欢迎公权为实现社会正义所做的任何努力,但从当时的传播时机来看,这样的行为又操之过急,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无意中的潜台词是:全国存在着无数“躲猫猫”,情况很普遍,问题很严重,这更容易导致民愤。
还是以“躲猫猫”为例,从“周老虎”到“俯卧撑”,再到“躲猫猫”本身派生的湖南板“躲猫猫”和20年前武汉版“躲猫猫”等等,这些带有共性的网络流行词汇蔚然成为一道景观,它们众声喧哗一直在烘托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事实佐证的“刻板成见”:一切都是假的。在这样一个环境的烘托中,“沉默的螺旋”自然会愈滚愈大,社会真实的建构自然是愈来愈渺茫,形成良好的社会互动关系自然愈来愈成为一句空话。
破除对政府的“刻板成见”,防范社会真实建构的失衡,是信息时代舆论环境变化后的一项重要课题。要完成好这项课题,首先关键的是政府行为必须坚持民主和法治原则,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从而取信于民;其次在新闻传播上,一定要小心谨慎,“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刻板成见”是长期形成的,破除“刻板成见”也必须是一场长期的艰苦斗争。只有这样,积极的社会真实建构才得以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才能形成良好的互信互动关系。■
注释
1、王麦玲,《互动双赢:政府信息公开与媒体发展》[J],《传媒》,2008年,第9期
2、详情参阅惠晓霜《英法核潜艇大西洋底相撞——艇上均载有核导弹声呐外壳几乎撞烂》[N]《京华时报》2009年2月17日;徐超《可能关闭声呐行动没有沟通》[N]《京华时报》2009年2月18日)[N]
3、李晓明,《官方否认“躲猫猫”网友调查团有“托”》[N],《新闻晨报》, 2009年02月23日
4、Entman,R.M:Framing: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3(4), P53
5、《话题:云南男子死在看守所 民警称其玩“躲猫猫”撞到墙》,[N]《网易跟贴》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_shehui3_bbs/521OJOHR00011229.html
6、王研,《“躲猫猫”真相:“牢头狱霸”逞凶》,[N]《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3月28日
7、夏命群,《最高检将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牢头狱霸》,[N]《京华时报》,2009年3月16日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化与传播方向07级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师)
【关键词】躲猫猫 知情权 调查权 刻板成见 社会真实
“躲猫猫”一夜间风靡互联网,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躲猫猫”使死亡的稀缺性具有高度的新闻价值阈限,因而造就了它极强的传播意义。更重要的是,其后“躲猫猫”从一桩非常事件演化为一桩社会风暴,它在注意力上的无限增值,其根本动因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权力传播行为失当。
一、知情权与公权信息传播主体责任的缺失
知情权不仅是人的自然权利之一,也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权利。据测算,政府部门掌握着全社会信息资源的80%以上,如果政府不承担起信息公开的主体责任,公民就无法享有与充分利用由全体公民创造提供的、并属于全民和全社会的信息源。1
遗憾的是,在政府掌控100%信息资源的“躲猫猫”中,公权并没有当好传播的“主角”。首先,对于公民的社会知情权,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得益于近年来公民媒介素养的提高,公民知情权的诉求变得越来越普遍,受众对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甄别。2007年开始的陕西“周老虎”事件与其说是对真相的寻觅,还不如说是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其次,“躲猫猫”是一件非常事件,所谓“非常”,就是发生的概率极低。有些巧合的是,在与“躲猫猫”几乎同时,国际上也发生了一桩“几百万分之一可能”的“英法战略核潜艇相撞事故”。先看看别人的做法:1、权威出场。披露此事后的较短时间内,权威人物如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班德上将、法国国防部长莫兰和法国海军发言人埃吕纳纷纷現身说法,安抚民心;2、抓住细节。相撞事故发生后,法国国防部的新闻通报以及一些军事专家的细节分析,如舰体伤痕、声纳系统、核武器和核政策……都很有实证性,于是公众将信将疑;3、科学论证。事故发生后,各国一批又一批的军事专家(也包括我国)对此事进行全方位立体扫描,“几百万之一的”偶然性与百分百的必然性基本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公众被说服。2
回望“躲猫猫”事件的过程,我们并没有强烈地体味到上述非常事件传播的“技巧”。或者可以这样说,由于公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角”角色的缺失,公众所造就的意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躲猫猫”引起一场舆论风暴。
二、公众监督权与刑事调查权的错位
当一起舆论事件形成之后,公权必须要及时面对,否则极易演变为社会事件从而导致社会骚乱,相信过去不久的“俯卧撑”及贵州瓮安骚乱事件还让许多人记忆犹新。面对社会强烈的质疑,云南省委宣传部勇于亡羊补牢,组织网友对“躲猫猫”事件进行调查,这种负责的态度首先是值得肯定的。不仅如此,对于这种“开国内先河”的做法,不少网友非常赞许。但它也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一种意见认为,网友调查团有“托”,一种意见认为政府在“走秀”。3
抛开情绪之争,从新闻传播学和法学的角度来看,让网友参加调查一事的确值得商榷。从权属来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管理条例》的规定,只有公检法工作人员和律师才可以进入看守所进行调查。而在实际中,“躲猫猫”网友团不但“合法”地迈进了看守所的大门,而且从容地进行了“调查”,这种行为实质上是公众监督权与刑事调查权之间的错位,它自然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
真正的危机公关必须建立在刑事调查的基础之上。美国传播学者恩特曼也认为,如果受众对某议题或事件缺乏丰富的直接经验,那么他们对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新闻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4换句话说,公众很少有“游戏中也能死人”的知识与经验,因而公众在突然面对“躲猫猫”这样的稀罕事件时会觉得不可思议,只有公权在媒体上不断地灌输说服性的知识与经验,公众才可以被劝服。至于公权怎样提供这些以知识和经验为主的“图式”?依据科学的调查,提供事件的真相,加以合理的传播方法才是唯一的途径。
三、舆论偏向与公权行为独立性的缺失
如果仅仅是一桩稀缺性的新闻事件,“躲猫猫”对社会的影响可能只限定在对新闻真相的追求上,但事实上,后来“躲猫猫”成为舆论的中心,其关键还是因为在事件的调查过程中,人们发现“躲猫猫”并非当事人死亡的真正主要因素。在社会心理上的意义就是促使整件事情从“可信的不可能之事”蜕变为 “不可信的可能之事”,在传播上的意义上就是它完成了从新闻传播到危机传播的演变,当真相被揭示,公权触发了全面的信任危机。
在危机传播中,公权威信的丧失是可怕的。“躲猫猫”中,这种“缺失”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舆论“完胜”,二是舆论“审判”。
早在“躲猫猫”发轫之际,公众就开始怀疑李荞明死亡的真实原因,网易有一条2734人支持的帖子这么写道:“很多监狱都有狱霸!”5除此之外,舆论另外创设的“议题”还有诸如隐瞒真相、民警渎职、管理混乱、监狱环境恶劣等等。我们惊异地发现,这些“议题”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都得到了证实。也可以这样说,纵然一波三折,但在与公权的PK中,舆论几乎取得“完胜”。作为“完胜”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舆论拥有了“审判”诸事的权力,它在现实中的照应是公权基本上按照大家的意思,该抓的就抓,该处分的就处分。
不管是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躲猫猫”中的公权行为几乎“总在舆论质疑后”,在传播上它极易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依附在舆论影子中的公权没有多少独立性,更谈不上什么权威。倘若这种印象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当舆论肆意妄为以至于擅自“指导”公权的时候,舆论监督就极易退化为言论暴力;当公权甘愿牺牲自己的独立来讨取公众的欢心时,它就成为法制社会的一个巨大反讽。公权必须挺起胸膛走自己的专业之路;在一个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基础的现代国家里,司法的独立精神必须得到体现。退一步来说,即使舆论“审判”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这仍然违反了司法审判程序,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也不利于公众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建立。
四、刻板成见与社会真实建构的失衡
随着云南省检察和公安机关2月27日新闻发布会的召开,一场“躲猫猫”的闹剧宣布告一段落,但它引起的社会余震却久久不能平息。6纵观“躲猫猫”短暂而又“辉煌”的历程,其实从一开始,网民头脑中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先入为主的设定——“政府在撒谎”,这在新闻传播学上属于典型的“刻板成见”。让人痛心的是,这种设定旋即再一次被事实所确证,“刻板成见”非但没被消除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刻板成见”带有很强的态度偏见和情绪,它对公权威信的树立是相当不利的。它的反效用在于把这种偏见和情绪推而广之而普适化。“躲猫猫”事件结束后不久,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胡克惠透露,最高检将在全国范围内对牢头狱霸进行严打。7虽然我们无比欢迎公权为实现社会正义所做的任何努力,但从当时的传播时机来看,这样的行为又操之过急,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无意中的潜台词是:全国存在着无数“躲猫猫”,情况很普遍,问题很严重,这更容易导致民愤。
还是以“躲猫猫”为例,从“周老虎”到“俯卧撑”,再到“躲猫猫”本身派生的湖南板“躲猫猫”和20年前武汉版“躲猫猫”等等,这些带有共性的网络流行词汇蔚然成为一道景观,它们众声喧哗一直在烘托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事实佐证的“刻板成见”:一切都是假的。在这样一个环境的烘托中,“沉默的螺旋”自然会愈滚愈大,社会真实的建构自然是愈来愈渺茫,形成良好的社会互动关系自然愈来愈成为一句空话。
破除对政府的“刻板成见”,防范社会真实建构的失衡,是信息时代舆论环境变化后的一项重要课题。要完成好这项课题,首先关键的是政府行为必须坚持民主和法治原则,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从而取信于民;其次在新闻传播上,一定要小心谨慎,“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刻板成见”是长期形成的,破除“刻板成见”也必须是一场长期的艰苦斗争。只有这样,积极的社会真实建构才得以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才能形成良好的互信互动关系。■
注释
1、王麦玲,《互动双赢:政府信息公开与媒体发展》[J],《传媒》,2008年,第9期
2、详情参阅惠晓霜《英法核潜艇大西洋底相撞——艇上均载有核导弹声呐外壳几乎撞烂》[N]《京华时报》2009年2月17日;徐超《可能关闭声呐行动没有沟通》[N]《京华时报》2009年2月18日)[N]
3、李晓明,《官方否认“躲猫猫”网友调查团有“托”》[N],《新闻晨报》, 2009年02月23日
4、Entman,R.M:Framing: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3(4), P53
5、《话题:云南男子死在看守所 民警称其玩“躲猫猫”撞到墙》,[N]《网易跟贴》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_shehui3_bbs/521OJOHR00011229.html
6、王研,《“躲猫猫”真相:“牢头狱霸”逞凶》,[N]《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3月28日
7、夏命群,《最高检将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牢头狱霸》,[N]《京华时报》,2009年3月16日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化与传播方向07级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