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刚刚过去的1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安徽凤阳小岗村改革惊动全国，然而，早于此的1976年，四川省广汉市的一村社生产队长莫诗富和几个委员，冒天下之大不韪，悄悄地把人民公社“大统一”的田分别承包到了3个生产作业组，这种做法，在当时简直是走钢丝，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然而多年后，莫诗富的事迹已被四川省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采写并作为史料收存。
当时的莫诗富是如何进行改革的，现在的他到底过得怎么样?近日，笔者走入田间，采访了莫诗富本人，忆起当时的“峥嵘”岁月，他仍感慨万千。
穷字憋得他喘不过气
1976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有些死气沉沉，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艰辛。广汉市西高镇金光村二组(原为广汉县西高公社5大队2队)的莫诗富35岁，正有股冲劲，但作为当时100多号人的队长，他被逼得焦头烂额，不为别的，只为个字——穷。穷的原因很简单：大集体制度。在制度面前，浑身一股牛劲的莫诗富无法使出，一向被人们戏称为“精灵棍儿”的莫队长也一筹莫展。
当时到底穷到什么程度呢?莫诗富回忆道，在1976年大春结算时，每个劳动日仅值8分钱，结果是，一年到头虽然农民舍不得耽误一天出勤，在田里辛辛苦苦干满365天，但仍然分不了几个现钱，甚至还有30％的农户要“倒贴”，因为所干活的劳动价值还买不回自己一年的基本口粮，全队90％的农民住的是茅草土砖房，仅有的几家瓦房也是解放时分地主的，更难受的是村民们常忍着饥饿干活，以苕菜尖、厚皮菜、玉米团等杂粮粗菜拌入稀饭将就过日子，大家平时所穿衣裤几乎没有不补疤的，有的疤重疤竞已找不着“主人”了。
这日子逼得莫队长心里很不是滋味——莫队长在夜里常常难以入眠，终于，在心里酝酿了好久的想法再也忍不住了。
包产到户粮产增长30％
1976年9月的一天晚上，莫诗富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当晚，他通知了队委领导：会计高美元(1981年迁移重庆)、副队长杨龙兴、蔡立兴、队委罗志国、鲁厚礼6人，召开了队委会。会上，他把“冒天下大不韪”的想法给大家讲了：
把生产队的354亩田和187个社员分成了3个生产作业组，同时也把耕牛、农器具等分到了各组，实行了成本包干，超产奖励的政策，奖励的比例为八二分成，即超产部分生产队集体得八成，各生产作业承包组得二成。
莫诗富不知道这“叛逆”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旧制度发出的挑战，是某种新制度的雏形，按他的说法，“没想那么多，只想大家都吃饱饭”。
莫队长的想法在会上一下子激起了几位委员的兴致，“他们议论纷纷，有的很激动，像已经有大把的钱到手了一样”。那天晚上，莫诗富激动难眠。
隨后，在具体划分的问题上，他们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队委会，然后在社员大会上通过并宣布了这项政策，会议还特别宣布了一条纪律：“悄悄干，不能对外面讲。”
包产到了组，实际上就是责任到了人，从大集体到作业组，与自己的利益直接挂钩了，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骤然升高，压抑的能量得到了释放，原来一个星期的活，包到组后两三天可以干完，原来干活马虎草率不顾质量，包到组后质量大大提高。
到1977年大春收获结算时，劳动日由原来的挣8分增到了1元2角，粮食总产量从32万斤增加到了44万斤。这个量的变化使大家震憾了，感到了前所未的高兴，开始感到庄稼人有奔头了。“那一年，从没见到大家脸上有那么多笑容，我也高兴得很啊!”回忆起当时的收成，莫诗富脸上洋溢着笑容。
虚惊一场后的富足生活
正当大伙干劲十足，形势大好的时候，一个小插曲让莫诗富和社员们虚惊了一场。1977年下半年，当时的县委书记常光南下农村巡视农业生产，无意间走到了这个队，看见田里的庄稼长得特别茂盛，便左问右问，费了很多周折，才慢慢问出了个“包地”原由，“当时干部和社员都为之捏了一把汗，”莫诗富说，“我还怕上面处分我啊!”谁知，没过几天，县上通知了莫队长到县里开农村工作会，没有批评，而说是包产到组的事上报了省上，省上还下发了《工作简报》，指出全县可以让一些乡镇搞试点，这下，“我们的心才踏实了”。
随后，包产到组的生产方式在广汉市金鱼镇开始了试点。
1978年12月，莫诗富和全国人民，迎来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莫诗富和村民们再不用悄悄干了。他们共同参与并见证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享受了农村改革带来的成果。
现在，年近七句的莫诗富是全镇唯一的老队长，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他自己“改革”的脚步也没有停止，先后引进过杂交水稻制种技术、蔬菜种植技术等，利用排洪河的优势引导群众养鸭、养鸡、育鸡等，使大多数农户有了农业经济项目，全队的农业经济发展走到了全镇前列。
莫诗富家庭生活也过得非常殷实，膝下有两男两女，其中大儿子莫书云创办了卫生纸厂，小儿子莫书庆跑运输，两女儿出嫁后生活过得幸福甜美，莫诗富和老伴身体结实，仍然舍不得相依大半辈子的田地，很乐意地种着5.5亩承包田，其中，自己2.2亩，租种3.3亩。
当年大着胆子搞包产到组改革的第一人，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土地改革好，农村改革好!
编辑 邱祥吉
当时的莫诗富是如何进行改革的，现在的他到底过得怎么样?近日，笔者走入田间，采访了莫诗富本人，忆起当时的“峥嵘”岁月，他仍感慨万千。
穷字憋得他喘不过气
1976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有些死气沉沉，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艰辛。广汉市西高镇金光村二组(原为广汉县西高公社5大队2队)的莫诗富35岁，正有股冲劲，但作为当时100多号人的队长，他被逼得焦头烂额，不为别的，只为个字——穷。穷的原因很简单：大集体制度。在制度面前，浑身一股牛劲的莫诗富无法使出，一向被人们戏称为“精灵棍儿”的莫队长也一筹莫展。
当时到底穷到什么程度呢?莫诗富回忆道，在1976年大春结算时，每个劳动日仅值8分钱，结果是，一年到头虽然农民舍不得耽误一天出勤，在田里辛辛苦苦干满365天，但仍然分不了几个现钱，甚至还有30％的农户要“倒贴”，因为所干活的劳动价值还买不回自己一年的基本口粮，全队90％的农民住的是茅草土砖房，仅有的几家瓦房也是解放时分地主的，更难受的是村民们常忍着饥饿干活，以苕菜尖、厚皮菜、玉米团等杂粮粗菜拌入稀饭将就过日子，大家平时所穿衣裤几乎没有不补疤的，有的疤重疤竞已找不着“主人”了。
这日子逼得莫队长心里很不是滋味——莫队长在夜里常常难以入眠，终于，在心里酝酿了好久的想法再也忍不住了。
包产到户粮产增长30％
1976年9月的一天晚上，莫诗富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当晚，他通知了队委领导：会计高美元(1981年迁移重庆)、副队长杨龙兴、蔡立兴、队委罗志国、鲁厚礼6人，召开了队委会。会上，他把“冒天下大不韪”的想法给大家讲了：
把生产队的354亩田和187个社员分成了3个生产作业组，同时也把耕牛、农器具等分到了各组，实行了成本包干，超产奖励的政策，奖励的比例为八二分成，即超产部分生产队集体得八成，各生产作业承包组得二成。
莫诗富不知道这“叛逆”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旧制度发出的挑战，是某种新制度的雏形，按他的说法，“没想那么多，只想大家都吃饱饭”。
莫队长的想法在会上一下子激起了几位委员的兴致，“他们议论纷纷，有的很激动，像已经有大把的钱到手了一样”。那天晚上，莫诗富激动难眠。
隨后，在具体划分的问题上，他们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队委会，然后在社员大会上通过并宣布了这项政策，会议还特别宣布了一条纪律：“悄悄干，不能对外面讲。”
包产到了组，实际上就是责任到了人，从大集体到作业组，与自己的利益直接挂钩了，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骤然升高，压抑的能量得到了释放，原来一个星期的活，包到组后两三天可以干完，原来干活马虎草率不顾质量，包到组后质量大大提高。
到1977年大春收获结算时，劳动日由原来的挣8分增到了1元2角，粮食总产量从32万斤增加到了44万斤。这个量的变化使大家震憾了，感到了前所未的高兴，开始感到庄稼人有奔头了。“那一年，从没见到大家脸上有那么多笑容，我也高兴得很啊!”回忆起当时的收成，莫诗富脸上洋溢着笑容。
虚惊一场后的富足生活
正当大伙干劲十足，形势大好的时候，一个小插曲让莫诗富和社员们虚惊了一场。1977年下半年，当时的县委书记常光南下农村巡视农业生产，无意间走到了这个队，看见田里的庄稼长得特别茂盛，便左问右问，费了很多周折，才慢慢问出了个“包地”原由，“当时干部和社员都为之捏了一把汗，”莫诗富说，“我还怕上面处分我啊!”谁知，没过几天，县上通知了莫队长到县里开农村工作会，没有批评，而说是包产到组的事上报了省上，省上还下发了《工作简报》，指出全县可以让一些乡镇搞试点，这下，“我们的心才踏实了”。
随后，包产到组的生产方式在广汉市金鱼镇开始了试点。
1978年12月，莫诗富和全国人民，迎来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莫诗富和村民们再不用悄悄干了。他们共同参与并见证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享受了农村改革带来的成果。
现在，年近七句的莫诗富是全镇唯一的老队长，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他自己“改革”的脚步也没有停止，先后引进过杂交水稻制种技术、蔬菜种植技术等，利用排洪河的优势引导群众养鸭、养鸡、育鸡等，使大多数农户有了农业经济项目，全队的农业经济发展走到了全镇前列。
莫诗富家庭生活也过得非常殷实，膝下有两男两女，其中大儿子莫书云创办了卫生纸厂，小儿子莫书庆跑运输，两女儿出嫁后生活过得幸福甜美，莫诗富和老伴身体结实，仍然舍不得相依大半辈子的田地，很乐意地种着5.5亩承包田，其中，自己2.2亩，租种3.3亩。
当年大着胆子搞包产到组改革的第一人，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土地改革好，农村改革好!
编辑 邱祥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