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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1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安徽凤阳小岗村改革惊动全国,然而,早于此的1976年,四川省广汉市的一村社生产队长莫诗富和几个委员,冒天下之大不韪,悄悄地把人民公社“大统一”的田分别承包到了3个生产作业组,这种做法,在当时简直是走钢丝,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然而多年后,莫诗富的事迹已被四川省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采写并作为史料收存。
当时的莫诗富是如何进行改革的,现在的他到底过得怎么样?近日,笔者走入田间,采访了莫诗富本人,忆起当时的“峥嵘”岁月,他仍感慨万千。
穷字憋得他喘不过气
1976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有些死气沉沉,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艰辛。广汉市西高镇金光村二组(原为广汉县西高公社5大队2队)的莫诗富35岁,正有股冲劲,但作为当时100多号人的队长,他被逼得焦头烂额,不为别的,只为个字——穷。穷的原因很简单:大集体制度。在制度面前,浑身一股牛劲的莫诗富无法使出,一向被人们戏称为“精灵棍儿”的莫队长也一筹莫展。
当时到底穷到什么程度呢?莫诗富回忆道,在1976年大春结算时,每个劳动日仅值8分钱,结果是,一年到头虽然农民舍不得耽误一天出勤,在田里辛辛苦苦干满365天,但仍然分不了几个现钱,甚至还有30%的农户要“倒贴”,因为所干活的劳动价值还买不回自己一年的基本口粮,全队90%的农民住的是茅草土砖房,仅有的几家瓦房也是解放时分地主的,更难受的是村民们常忍着饥饿干活,以苕菜尖、厚皮菜、玉米团等杂粮粗菜拌入稀饭将就过日子,大家平时所穿衣裤几乎没有不补疤的,有的疤重疤竞已找不着“主人”了。
这日子逼得莫队长心里很不是滋味——莫队长在夜里常常难以入眠,终于,在心里酝酿了好久的想法再也忍不住了。
包产到户粮产增长30%
1976年9月的一天晚上,莫诗富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当晚,他通知了队委领导:会计高美元(1981年迁移重庆)、副队长杨龙兴、蔡立兴、队委罗志国、鲁厚礼6人,召开了队委会。会上,他把“冒天下大不韪”的想法给大家讲了:
把生产队的354亩田和187个社员分成了3个生产作业组,同时也把耕牛、农器具等分到了各组,实行了成本包干,超产奖励的政策,奖励的比例为八二分成,即超产部分生产队集体得八成,各生产作业承包组得二成。
莫诗富不知道这“叛逆”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旧制度发出的挑战,是某种新制度的雏形,按他的说法,“没想那么多,只想大家都吃饱饭”。
莫队长的想法在会上一下子激起了几位委员的兴致,“他们议论纷纷,有的很激动,像已经有大把的钱到手了一样”。那天晚上,莫诗富激动难眠。
隨后,在具体划分的问题上,他们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队委会,然后在社员大会上通过并宣布了这项政策,会议还特别宣布了一条纪律:“悄悄干,不能对外面讲。”
包产到了组,实际上就是责任到了人,从大集体到作业组,与自己的利益直接挂钩了,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骤然升高,压抑的能量得到了释放,原来一个星期的活,包到组后两三天可以干完,原来干活马虎草率不顾质量,包到组后质量大大提高。
到1977年大春收获结算时,劳动日由原来的挣8分增到了1元2角,粮食总产量从32万斤增加到了44万斤。这个量的变化使大家震憾了,感到了前所未的高兴,开始感到庄稼人有奔头了。“那一年,从没见到大家脸上有那么多笑容,我也高兴得很啊!”回忆起当时的收成,莫诗富脸上洋溢着笑容。
虚惊一场后的富足生活
正当大伙干劲十足,形势大好的时候,一个小插曲让莫诗富和社员们虚惊了一场。1977年下半年,当时的县委书记常光南下农村巡视农业生产,无意间走到了这个队,看见田里的庄稼长得特别茂盛,便左问右问,费了很多周折,才慢慢问出了个“包地”原由,“当时干部和社员都为之捏了一把汗,”莫诗富说,“我还怕上面处分我啊!”谁知,没过几天,县上通知了莫队长到县里开农村工作会,没有批评,而说是包产到组的事上报了省上,省上还下发了《工作简报》,指出全县可以让一些乡镇搞试点,这下,“我们的心才踏实了”。
随后,包产到组的生产方式在广汉市金鱼镇开始了试点。
1978年12月,莫诗富和全国人民,迎来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莫诗富和村民们再不用悄悄干了。他们共同参与并见证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享受了农村改革带来的成果。
现在,年近七句的莫诗富是全镇唯一的老队长,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他自己“改革”的脚步也没有停止,先后引进过杂交水稻制种技术、蔬菜种植技术等,利用排洪河的优势引导群众养鸭、养鸡、育鸡等,使大多数农户有了农业经济项目,全队的农业经济发展走到了全镇前列。
莫诗富家庭生活也过得非常殷实,膝下有两男两女,其中大儿子莫书云创办了卫生纸厂,小儿子莫书庆跑运输,两女儿出嫁后生活过得幸福甜美,莫诗富和老伴身体结实,仍然舍不得相依大半辈子的田地,很乐意地种着5.5亩承包田,其中,自己2.2亩,租种3.3亩。
当年大着胆子搞包产到组改革的第一人,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土地改革好,农村改革好!
编辑 邱祥吉
当时的莫诗富是如何进行改革的,现在的他到底过得怎么样?近日,笔者走入田间,采访了莫诗富本人,忆起当时的“峥嵘”岁月,他仍感慨万千。
穷字憋得他喘不过气
1976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有些死气沉沉,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艰辛。广汉市西高镇金光村二组(原为广汉县西高公社5大队2队)的莫诗富35岁,正有股冲劲,但作为当时100多号人的队长,他被逼得焦头烂额,不为别的,只为个字——穷。穷的原因很简单:大集体制度。在制度面前,浑身一股牛劲的莫诗富无法使出,一向被人们戏称为“精灵棍儿”的莫队长也一筹莫展。
当时到底穷到什么程度呢?莫诗富回忆道,在1976年大春结算时,每个劳动日仅值8分钱,结果是,一年到头虽然农民舍不得耽误一天出勤,在田里辛辛苦苦干满365天,但仍然分不了几个现钱,甚至还有30%的农户要“倒贴”,因为所干活的劳动价值还买不回自己一年的基本口粮,全队90%的农民住的是茅草土砖房,仅有的几家瓦房也是解放时分地主的,更难受的是村民们常忍着饥饿干活,以苕菜尖、厚皮菜、玉米团等杂粮粗菜拌入稀饭将就过日子,大家平时所穿衣裤几乎没有不补疤的,有的疤重疤竞已找不着“主人”了。
这日子逼得莫队长心里很不是滋味——莫队长在夜里常常难以入眠,终于,在心里酝酿了好久的想法再也忍不住了。
包产到户粮产增长30%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zlw/lzlw200901/lzlw20090134-1-l.jpg)
1976年9月的一天晚上,莫诗富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当晚,他通知了队委领导:会计高美元(1981年迁移重庆)、副队长杨龙兴、蔡立兴、队委罗志国、鲁厚礼6人,召开了队委会。会上,他把“冒天下大不韪”的想法给大家讲了:
把生产队的354亩田和187个社员分成了3个生产作业组,同时也把耕牛、农器具等分到了各组,实行了成本包干,超产奖励的政策,奖励的比例为八二分成,即超产部分生产队集体得八成,各生产作业承包组得二成。
莫诗富不知道这“叛逆”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旧制度发出的挑战,是某种新制度的雏形,按他的说法,“没想那么多,只想大家都吃饱饭”。
莫队长的想法在会上一下子激起了几位委员的兴致,“他们议论纷纷,有的很激动,像已经有大把的钱到手了一样”。那天晚上,莫诗富激动难眠。
隨后,在具体划分的问题上,他们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队委会,然后在社员大会上通过并宣布了这项政策,会议还特别宣布了一条纪律:“悄悄干,不能对外面讲。”
包产到了组,实际上就是责任到了人,从大集体到作业组,与自己的利益直接挂钩了,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骤然升高,压抑的能量得到了释放,原来一个星期的活,包到组后两三天可以干完,原来干活马虎草率不顾质量,包到组后质量大大提高。
到1977年大春收获结算时,劳动日由原来的挣8分增到了1元2角,粮食总产量从32万斤增加到了44万斤。这个量的变化使大家震憾了,感到了前所未的高兴,开始感到庄稼人有奔头了。“那一年,从没见到大家脸上有那么多笑容,我也高兴得很啊!”回忆起当时的收成,莫诗富脸上洋溢着笑容。
虚惊一场后的富足生活
正当大伙干劲十足,形势大好的时候,一个小插曲让莫诗富和社员们虚惊了一场。1977年下半年,当时的县委书记常光南下农村巡视农业生产,无意间走到了这个队,看见田里的庄稼长得特别茂盛,便左问右问,费了很多周折,才慢慢问出了个“包地”原由,“当时干部和社员都为之捏了一把汗,”莫诗富说,“我还怕上面处分我啊!”谁知,没过几天,县上通知了莫队长到县里开农村工作会,没有批评,而说是包产到组的事上报了省上,省上还下发了《工作简报》,指出全县可以让一些乡镇搞试点,这下,“我们的心才踏实了”。
随后,包产到组的生产方式在广汉市金鱼镇开始了试点。
1978年12月,莫诗富和全国人民,迎来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莫诗富和村民们再不用悄悄干了。他们共同参与并见证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享受了农村改革带来的成果。
现在,年近七句的莫诗富是全镇唯一的老队长,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他自己“改革”的脚步也没有停止,先后引进过杂交水稻制种技术、蔬菜种植技术等,利用排洪河的优势引导群众养鸭、养鸡、育鸡等,使大多数农户有了农业经济项目,全队的农业经济发展走到了全镇前列。
莫诗富家庭生活也过得非常殷实,膝下有两男两女,其中大儿子莫书云创办了卫生纸厂,小儿子莫书庆跑运输,两女儿出嫁后生活过得幸福甜美,莫诗富和老伴身体结实,仍然舍不得相依大半辈子的田地,很乐意地种着5.5亩承包田,其中,自己2.2亩,租种3.3亩。
当年大着胆子搞包产到组改革的第一人,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土地改革好,农村改革好!
编辑 邱祥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