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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笔者偶翻《史记》，看见一段文章，不禁哑然失笑。但笑过之后，又感慨良多。这只是一段小故事，但以它为切割点剖析，就不只是某个帝王的一段奇闻轶事，更折射出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帝王的驭人管理之术。
功人还是功狗？
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要论功行赏，群臣争功，岁余未决。为何？高祖刘邦与武将之间意见相左。高祖以文臣萧何功劳最盛，武将认为自己披坚执锐，攻城略地，置生死于不顾，始有刘氏江山，而萧何未尝有汗马功劳，仅凭只言片语，文墨议论，便居于武将之上，这不是让众人寒心吗？
就笔者而言，那些武将的话确是义正辞严。别人将性命交付与你，开辟了这大汉江山，在功成之后，奖赏竟不如一个只会动嘴皮子、对王朝的建立毫无实质性建树的文臣，这确实说不过去。面对武将的指责，我们且听听高祖的怪论。
高祖只微微一笑，问道：“诸君可知打猎？”武将不知所云，只答道：“知道。”高祖又问：“诸君可知猎狗？”武将更不知所云，又答：“知道。”高祖看群臣都上了他的套，就笑着说：“打猎之时，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踪指示的却是人。你们这些武将，只是些追杀野兽的‘功狗’罢了，而萧何，却是发踪指示的‘功人’，‘功狗’又如何能与‘功人’争功？况且诸君追随于我，一个家族不过二三人，人家萧何全宗数十人都追随于我，忠心可鉴，功不可忘，在忠心方面，你们又如何与萧何相争？”群臣哑然，皆莫敢言。
高祖刘邦的言语并不高雅，然而比喻却是十分恰当，但笔者并不认为结论正确。其实，“功人”与“功狗”，文臣与武将，指示与行动，规划与实施，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功劳难分高下。而一个帝王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际的迫切需求，对一个已经平定的王朝而言，“功人”确实比“功狗”有用得多。
正所谓：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在战乱四起之时，英雄辈出，武力唯尚，武将的效忠对帝王而言，是振奋之药剂，救命之稻草，而文臣只是武将的陪衬，是帝王怀中的锦囊，相较而言，救命稻草比锦囊更实际可靠。但到了治世，特别是开国之初，由于王朝正处于草创阶段，武将手中的兵权已成为帝王的忌讳，曾经的救命稻草由于时局的变迁转化成威胁，武将也由曾经的兄弟变成帝王的眼中之刺。而同时，文臣对帝王的依附关系并未改变，文臣的权力，是帝王赋予的，也就是帝王权力的复制，离开了帝王这个权力之源，文臣一无是处。帝王正是估摸出文臣的依赖性，就极力支持或培养文臣，羁縻武将，崇文抑武，利用锦囊拔去自己的眼中刺。
崇文抑武的平衡之术
这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的一部分。纵观整个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帝王能够尽量容忍文臣在道德上与政治上的批评与进谏，却决不能忍受拥有实权的武将指手划脚，帝王的权威或许源于道德，但帝位的保持绝对在于兵权。但由于帝王一人分身乏术，兵权只能分派给诸将，因此，地方诸将势力成为帝王的一块难以治愈的心病，帝王使出浑身解数以控制兵权。
其一为笼络武将。帝王对武将的笼络，是在自己的容忍条件下给与武将名、位、利，同时还有表面上的信任。例如唐玄宗对安禄山的笼络，不仅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这是唐朝将帅封王之始），还在长安给安禄山建造府邸，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甚至在安史之乱前夕，有人言安禄山将反，玄宗就将此人缚送给安禄山，以示自己的信任。尽管唐玄宗的笼络由于历史的捉弄而失败，但他的笼络策略还是有借鉴意义的。而这种笼络手段，对帝王而言，是风险与利益并存的。
其次为降低武将身份。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武将的地位是低于文臣的。我们俗语有云：“好钉不打铁，好男不当兵。”在中国古时候，甚至在当今，都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当兵是可憎可怕的。其实，这不仅是民间的看法，在朝野中也根深蒂固。同样是一品大员，文臣实际地位要高，甚至有的武官要向官阶较低的文官磕头。与文臣相比，武将的前途较为暗淡，再加上民间传统的歧视，武将的集体素质就不高，素质不高，就加深民间的歧视与文臣的鄙视，如此循环，恶上加恶，武将在民间的威信倒台，在中央的势力式微，从而帝王能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便于驾驭。
再次是分化武将职权。在中央，帝王将兵权分散，各职一处，互不直辖，帝王作为总负责，隔岸观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武将之间，矛盾与利益的不协调，只有在帝王那儿调节，帝王从而掌握矛盾与冲突的焦点，适时通过权力的分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在地方上，帝王通过派遣文臣掣肘地方武将。从上文之中，我们分析出帝王由于对文臣依附性的了解，适当加以培植，使其成为自己安插于地方的棋子与眼线，而文臣也通过成为帝王的心腹，名利双收。这种文臣与帝王之间互利共赢的局面，是两者心照不宣、协调合作的结果。文官通过此控制地方军队的关键权力，如人事任免权等，对武将行动加以掣肘。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是武将一厢情愿的梦想，试观中国历史，“在外不受君命”的武将，又有几人能得善终？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中央控制力量强大的基础之上，不然，派遣的文臣只不过是一种摆设，一具架空权力的傀儡。
然而，每一种措施，受益与付出同时存在。在武将势力被帝王消磨殆尽之时，王朝也面临危机。最直接的影响是自身边防实力的衰退。就以北宋一朝而言，宋太祖将武将权力回收，虽有效地预防了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但北宋一朝军事实力的式微有目共睹，面对辽与西夏骑兵的攻击，北宋军事边防一溃千里，经过几十年的收拢兵权，北宋已形成“朝中无名将，帐下无勇兵”的尴尬局面。这种军事式微的局面，导致中国并不重视对外扩张，而着重于自身国内统治，中国的国风也由汉唐的张扬转变为两宋的内敛。
武将就这样与文人一样成为帝王的附庸，“功狗”与“功人”一样，成为帝王百年一统江山的棋子。
因此，高祖刘邦所谓的“功人”“功狗”之说，只是一种借口。作为一个帝王，他的一切赏罚只是一种姿态，表达自己的喜恶，让天下人揣摩，从而达到自己无需赘言，懂帝王心思的人已趋之若鹜，而不懂之人就会觉得帝王高深莫测。高祖以萧何为功首这一姿态，不仅是对萧何一人的重用与嘉奖，也是对以萧何为代表的整个文臣集团的抚慰与重视。这举措就是想要表达，在治世，武将要将优越地位让与文臣，指示者将居于寻猎者之上，劳心者将统治劳力者，在“功人”与“功狗”之间，帝王更喜欢“功人”。而那些武将并没有察觉由于时代的变迁，自己在帝王心目中的转变，也未察觉自己的功能在和平时期的萎缩，当他们不识时务，仍旧以功臣自居之时，就不免遭到高祖“功狗”的嘲笑。
其实，无论对“功狗”还是“功人”，这都是一场悲剧，一场在帝王思想浸淫之下中国人的悲剧。
对“功人”而言，他们一生最远大的抱负是科举入仕，为明君辅，他们将自己深深置于帝王的股掌之间，并怡然自得，洋洋得意。因此，他们的一切，如名誉、荣耀、地位、身份，都掌控于帝王手中，他们已不再是自己，已失去了自我。对于“功狗”而言，他们受帝王外表上的笼络与内心的排斥，却始终对帝王抱有一份期待，偶然一个明君，成为他们对自己愚昧的宽宥，就这样，一代又一代，他们抱着这份期待，走进了历史的坟墓，却死不瞑目。对帝王而言，时局是一盘围棋，“功人”“功狗”只是成就千秋帝业的棋子，无论黑子胜出，还是白子胜出，赢者总是独自下着这盘棋的帝王。
摘自《资治文摘》
功人还是功狗？
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要论功行赏，群臣争功，岁余未决。为何？高祖刘邦与武将之间意见相左。高祖以文臣萧何功劳最盛，武将认为自己披坚执锐，攻城略地，置生死于不顾，始有刘氏江山，而萧何未尝有汗马功劳，仅凭只言片语，文墨议论，便居于武将之上，这不是让众人寒心吗？
就笔者而言，那些武将的话确是义正辞严。别人将性命交付与你，开辟了这大汉江山，在功成之后，奖赏竟不如一个只会动嘴皮子、对王朝的建立毫无实质性建树的文臣，这确实说不过去。面对武将的指责，我们且听听高祖的怪论。
高祖只微微一笑，问道：“诸君可知打猎？”武将不知所云，只答道：“知道。”高祖又问：“诸君可知猎狗？”武将更不知所云，又答：“知道。”高祖看群臣都上了他的套，就笑着说：“打猎之时，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踪指示的却是人。你们这些武将，只是些追杀野兽的‘功狗’罢了，而萧何，却是发踪指示的‘功人’，‘功狗’又如何能与‘功人’争功？况且诸君追随于我，一个家族不过二三人，人家萧何全宗数十人都追随于我，忠心可鉴，功不可忘，在忠心方面，你们又如何与萧何相争？”群臣哑然，皆莫敢言。
高祖刘邦的言语并不高雅，然而比喻却是十分恰当，但笔者并不认为结论正确。其实，“功人”与“功狗”，文臣与武将，指示与行动，规划与实施，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功劳难分高下。而一个帝王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际的迫切需求，对一个已经平定的王朝而言，“功人”确实比“功狗”有用得多。
正所谓：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在战乱四起之时，英雄辈出，武力唯尚，武将的效忠对帝王而言，是振奋之药剂，救命之稻草，而文臣只是武将的陪衬，是帝王怀中的锦囊，相较而言，救命稻草比锦囊更实际可靠。但到了治世，特别是开国之初，由于王朝正处于草创阶段，武将手中的兵权已成为帝王的忌讳，曾经的救命稻草由于时局的变迁转化成威胁，武将也由曾经的兄弟变成帝王的眼中之刺。而同时，文臣对帝王的依附关系并未改变，文臣的权力，是帝王赋予的，也就是帝王权力的复制，离开了帝王这个权力之源，文臣一无是处。帝王正是估摸出文臣的依赖性，就极力支持或培养文臣，羁縻武将，崇文抑武，利用锦囊拔去自己的眼中刺。
崇文抑武的平衡之术
这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的一部分。纵观整个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帝王能够尽量容忍文臣在道德上与政治上的批评与进谏，却决不能忍受拥有实权的武将指手划脚，帝王的权威或许源于道德，但帝位的保持绝对在于兵权。但由于帝王一人分身乏术，兵权只能分派给诸将，因此，地方诸将势力成为帝王的一块难以治愈的心病，帝王使出浑身解数以控制兵权。
其一为笼络武将。帝王对武将的笼络，是在自己的容忍条件下给与武将名、位、利，同时还有表面上的信任。例如唐玄宗对安禄山的笼络，不仅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这是唐朝将帅封王之始），还在长安给安禄山建造府邸，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甚至在安史之乱前夕，有人言安禄山将反，玄宗就将此人缚送给安禄山，以示自己的信任。尽管唐玄宗的笼络由于历史的捉弄而失败，但他的笼络策略还是有借鉴意义的。而这种笼络手段，对帝王而言，是风险与利益并存的。
其次为降低武将身份。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武将的地位是低于文臣的。我们俗语有云：“好钉不打铁，好男不当兵。”在中国古时候，甚至在当今，都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当兵是可憎可怕的。其实，这不仅是民间的看法，在朝野中也根深蒂固。同样是一品大员，文臣实际地位要高，甚至有的武官要向官阶较低的文官磕头。与文臣相比，武将的前途较为暗淡，再加上民间传统的歧视，武将的集体素质就不高，素质不高，就加深民间的歧视与文臣的鄙视，如此循环，恶上加恶，武将在民间的威信倒台，在中央的势力式微，从而帝王能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便于驾驭。
再次是分化武将职权。在中央，帝王将兵权分散，各职一处，互不直辖，帝王作为总负责，隔岸观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武将之间，矛盾与利益的不协调，只有在帝王那儿调节，帝王从而掌握矛盾与冲突的焦点，适时通过权力的分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在地方上，帝王通过派遣文臣掣肘地方武将。从上文之中，我们分析出帝王由于对文臣依附性的了解，适当加以培植，使其成为自己安插于地方的棋子与眼线，而文臣也通过成为帝王的心腹，名利双收。这种文臣与帝王之间互利共赢的局面，是两者心照不宣、协调合作的结果。文官通过此控制地方军队的关键权力，如人事任免权等，对武将行动加以掣肘。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是武将一厢情愿的梦想，试观中国历史，“在外不受君命”的武将，又有几人能得善终？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中央控制力量强大的基础之上，不然，派遣的文臣只不过是一种摆设，一具架空权力的傀儡。
然而，每一种措施，受益与付出同时存在。在武将势力被帝王消磨殆尽之时，王朝也面临危机。最直接的影响是自身边防实力的衰退。就以北宋一朝而言，宋太祖将武将权力回收，虽有效地预防了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但北宋一朝军事实力的式微有目共睹，面对辽与西夏骑兵的攻击，北宋军事边防一溃千里，经过几十年的收拢兵权，北宋已形成“朝中无名将，帐下无勇兵”的尴尬局面。这种军事式微的局面，导致中国并不重视对外扩张，而着重于自身国内统治，中国的国风也由汉唐的张扬转变为两宋的内敛。
武将就这样与文人一样成为帝王的附庸，“功狗”与“功人”一样，成为帝王百年一统江山的棋子。
因此，高祖刘邦所谓的“功人”“功狗”之说，只是一种借口。作为一个帝王，他的一切赏罚只是一种姿态，表达自己的喜恶，让天下人揣摩，从而达到自己无需赘言，懂帝王心思的人已趋之若鹜，而不懂之人就会觉得帝王高深莫测。高祖以萧何为功首这一姿态，不仅是对萧何一人的重用与嘉奖，也是对以萧何为代表的整个文臣集团的抚慰与重视。这举措就是想要表达，在治世，武将要将优越地位让与文臣，指示者将居于寻猎者之上，劳心者将统治劳力者，在“功人”与“功狗”之间，帝王更喜欢“功人”。而那些武将并没有察觉由于时代的变迁，自己在帝王心目中的转变，也未察觉自己的功能在和平时期的萎缩，当他们不识时务，仍旧以功臣自居之时，就不免遭到高祖“功狗”的嘲笑。
其实，无论对“功狗”还是“功人”，这都是一场悲剧，一场在帝王思想浸淫之下中国人的悲剧。
对“功人”而言，他们一生最远大的抱负是科举入仕，为明君辅，他们将自己深深置于帝王的股掌之间，并怡然自得，洋洋得意。因此，他们的一切，如名誉、荣耀、地位、身份，都掌控于帝王手中，他们已不再是自己，已失去了自我。对于“功狗”而言，他们受帝王外表上的笼络与内心的排斥，却始终对帝王抱有一份期待，偶然一个明君，成为他们对自己愚昧的宽宥，就这样，一代又一代，他们抱着这份期待，走进了历史的坟墓，却死不瞑目。对帝王而言，时局是一盘围棋，“功人”“功狗”只是成就千秋帝业的棋子，无论黑子胜出，还是白子胜出，赢者总是独自下着这盘棋的帝王。
摘自《资治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