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德国哲学家荷尔德林所说：“诗歌把人统一到一起的方式与游戏不同；当它是真实的并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他把人们统一在一起，带着所有纷繁复杂的苦难、幸福、追求、希冀以及恐惧，带着他们所有的观点和谬误、全部的美德和理念，带着他们中的一切伟大与渺小，不断聚合成一个生动的、有千万个分支的、内在的整体，因为恰恰这个整体才是诗歌本身”。带着这样的观点来欣赏杜甫的《登高》，我们可以领会得更深刻更全面。
　　首联即成对偶，且精工妙配：“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让我们穿越时空，来到1200多年前的一个秋天，九月初九重阳节前后。夔州(以猿多风大水急著称)，长江边。大风凛冽地吹，吹得江边万木凋零。树叶在天空中飘飘洒洒，阳光一照，漫山遍地满是彤红金黄的树叶。江水滚滚翻腾，急剧地向前冲击。凄冷的风中，有几只孤鸟在盘旋：孤苦伶仃，形单影只，无所依傍。远处还不时传来几声猿的哀鸣。一一这时，一位老人朝山上走来。他衣衫褴褛，老眼浑浊，蓬头垢面。老人步履蹒跚，跌跌撞撞。他已经满身疾病，有肺病、疟疾、风痹。而且已经“右臂偏枯耳半聋”。重阳节，是登高祈求长寿的节日。可是，这位老人，一生坎坷，穷愁潦倒，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冬季。而且，此时，国家正处在战乱，他远离家乡，孤独地一个人在外漂泊。面对万里江天，面对孤独的飞鸟，面对衰败的枯树，老人百感干愁涌上心头。首联勾勒出一幅秋肃天下的动人图景：站在高台上看，天很高。高台上的感觉，风很猛。远处还传来猿猴悲惨的鸣叫声。小洲里的水清澈透明，岸上是白色的沙地，沙地的上空有几只孤鸟在盘旋飞转。猿声声传悲，鸟盘旋无依，风物惨淡气氛悲凉，感情复杂而深沉，映照万千流离者——此老杜之“沉郁”者也。
　　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陡起峰巅，一扫首联悲怆余韵，意境宏开，气象万千——此老杜之“顿挫”者也。亦其“沉郁”另一化身也。在此，诗人轻轻吟咏，即吐出万钧霹雳雷霆，挥动连天虹霓云锦。紧承上联的“风急”，上联中有点的“风急”，一下子活了：它化作了漫空弥望的落木，因为此时的落叶的颜色想必是红黄色的，所以整个视野就像火一般的热烈浓艳，以“萧萧”扫尽秋的悲凉冷瑟，而代之以春夏的艳艳滴红和盛秋的灿灿金黄，这两种人间最亮最暖的颜色此时成了主宰。且兼以“无边”，神韵大彰，氛围顿浓，囊括了所有物象，包容了无数心态，如一大熔炉，消尽一切，冶化一切，从而陶冶出艳艳滴红和灿灿金黄，陶冶出艳艳滴红的幸福与浓烈和灿灿金黄的圆美与刚健。
　　这风“刮”到了下联，由天上来到地下，就化作了一江惊涛骇浪，这一江浩浩荡荡挟风裹雷无坚不摧的水呀，朝着岸上的诗人涌来，朝着多少年后的无数读者涌来，朝着所有在此有所妙悟的心灵涌来。它让诗人挥笔成章，让读者心潮澎湃，让无数心灵生动起来激越起来。如果说上联的“无边落木萧萧下”已将一切腐朽的、垂死的、过去的灾难，一切的坎坎坷坷悲悲切切，统统地卷到天地之外，从我们的心中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么“不尽长江滚滚来”送来的则是全新的一切：所有的新生、所有前方的幸福与喜悦、所有的朝阳与坦途、所有的春花秋月良辰美事——正向我们走来。
　　这一江至柔至刚的水呀，在这最大的江里，最险的峡里，正演绎着中华民族的蓬勃的生命力和石破天惊的创造力……
　　如果说出句的“无边”是从空间落墨，那么对句的“不尽”则正好从时间着想：不知杜甫彼情彼景之下，是否有“逝者如斯”之慨，但“不尽长江滚滚来”却无疑更有豪壮，更有涵盖力，它一扫孔圣的无奈而更有气势更乐观，因为他面对的江水不是逝去的，而是奔来的——似乎永恒的宇宙之门被打开了，迎接诗圣和读者的将是永无止境的天国时光。诗歌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存在是人的生存世界的价值确证。诗人通过诗歌而追求无限，他因这种无限的追求从有限存在之中超越出来，而使这种追求本身变成了无限。
　　总的说来，此诗的颔联，纵横捭阖，对仗精工，意象宏阔，蕴玄含哲，色彩瑰丽，气象万千，开合吞吐，俯仰顿挫。真我华夏有文字以来最精粹语!
　　按律诗的惯例，颈联应该为“转”：“万里悲秋常作客”即由前面的景转而抒情。“万里”二字道尽长途跋涉颠沛流离之苦。由陕入川，又顺江漂泊，其中的“艰难苦恨”全在其中了。但作者似乎并不是我们的意思，他“悲”的是“秋”，这就使诗句从凡庸中跳脱出来，另辟天地，把我们带到了诗人浩瀚心灵的又一番世界：他“悲”的是“秋”——呀，“秋”本无悲喜之别，因为作者年老多病沦落他乡，再加上“安史之乱”后国运衰微，故生出无限的悲秋情绪，因而秋也显得悲凉，“悲秋”写得沉痛。它融入了作者一生的苦难，寄托了一生复杂而沉痛的感情。诗人毕竟是诗人，多么的超凡脱俗。让我们套用他的两句诗来表述他的无比真率坦诚纯粹圣洁的心：生活一何苦，心地一何殊。这个“殊”正是诗人之为诗人，诗圣之为诗圣的内在根据。在如此落魄之下，他仍然可以“悲秋”，但可以肯定，这里的“秋”断然不是，不仅仅是秋季之秋，更隐喻着时代之“秋”，盛唐开始转衰，诗人已经由其无比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察觉到了。这也许正是“万里”流离的最根本的感受。
　　“常作客”应是诗人一生的总结，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浪上浮萍风中叶”应是艰难国运中诗人身家生活的形象写照。另外，“常作客”也是诗人心灵上寻寻觅觅无家可归的喟叹和悲吟。出身书香门第、饱受儒教濡冶的杜甫，少有拿云心事凌霄壮志，孜孜以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梦想中的心灵家园。命定中的仕途不达身沉下僚，使他志不得伸，梦不能圆。于是心灵上的漂泊感由此而生，精神上的归宿难迪，外应生活上的到处流浪，就使得“常作客”显得格外的悲怆和响亮，因为它发自一个太过悲慨的心灵，又以如此的如椽巨笔挥出，能不有着直透心底的震撼力吗；也正因为它扣住了那么多同样是流离失所的心，所以千万年之下，它的共鸣又具有着如此彻心彻肺的力量。
　　对句“百年多病独登台”，一方面承应颔联中“不尽”二字，同时开启了又一个新意象：“百”、“多”与“独”三字竟如此奇妙地共存于一个句子中，经诗人点化出来一个永远的历史形象——人生不满百，而诗人偏偏要承揽百年之病，而且是多病，纯然是担荷普天下忧患的姿态。诗圣啊，诗圣，真应了“圣人多病”的古训。从尧舜到孔孟，从屈原到司马迁，千载之下，哪一个圣者不是心灵上的多病者。他们的病来源于天下苍生、国家社稷，他们独自支撑起整个时代的不幸，“登台”又是对“多病”的挑战和傲视，这“看似寻常最奇崛”的二字，写尽了诗人超然旷达的胸 怀；于是，“多病”在“登台”之下，统统地蛛网般被抹去了。
　　尾联“难艰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稳稳地暗合诗题，勾勒出登高者的内外形象：“艰难苦恨”是这一形象的内在心绪，“繁霜鬓”则是外在特征。“潦倒新停浊酒杯”又将无形的心态以有形出之：“新停”的“新”字显示着一种对酒的无奈和不甘，“浊酒”的“浊”字则流露着诗人对酒的执著和嗜好。这正吻合了古希腊的酒神精神，尽管杜甫绝对隶属于日神——酒神精神是对人生原始苦难(意志)的承担和体认，表现为沉醉；日神精神是在静观中把苦难的人生幻想为光辉明丽的形象，表现为梦感。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牺牲自我为黎民的圣者，但一个像他这样的大师，其无比丰富的内蕴绝对也会放射出酒神文化精神的光辉。颠沛流离，坎坎坷坷——几乎一直伴随着杜甫老人的一生。这里既有国家的艰难，又有个人的苦难，二者都有。他既忧国，忧民，又忧身。我特别强调杜甫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古代许多知识分子常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处世准则，而杜甫却是无论穷达，都是兼济天下。杜甫的个人遭遇和不幸以及他对待这一切的圣人的心志使我们在感受到人类自我渺小之后，会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在一阵恐惧之后，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觉；这样，个人悲剧给人的不单是纯粹的悲哀，更有一种鼓舞人心振奋意志的力量——崇高感：命运可以摧毁伟大崇高的人，但却无法摧毁人的伟大崇高。这正是他日神文化精神的表现。杜甫又特别爱喝酒，“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九日》)诗人喜也喝酒，忧也喝酒。但杜甫的嗜酒似乎有别于李白酒徒式的轻狂和及时享乐的颓靡，他却常常以酒表达对国家对苍生的忧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须纵酒”)。咱们中国似乎唯有酒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或喜或忧的感情。而且此时是重阳节呀，按习俗应该喝菊花酒。但是老人却不能喝酒了，因为他有肺病等多种疾病，他因病戒了酒，而且因为穷困，他也不一定能够有酒喝。但他对理想的执著，对君国的挂怀，对百姓的关注，都已经超越了一般化现实的层面，而上升到理想化浪漫的高度，所以从他的心灵到他的诗篇无不闪耀着日神和酒神文化精神的光辉。
　　同时，尾联也环衔咬合着首联：“难艰苦恨”与首联中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所表达的瑟瑟悲凉，“潦倒”与“渚清沙白鸟飞回”所表达的孤苦无依，恰恰是一内一外，亦人亦物，内外相应，天人合一。
　　正如德国哲学家荷尔德林评价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康德哲学超越性意义时说的：“康德是我们民族的摩西，他引导民众走出埃及的颓弱，进入其思辨的自由而孤寂的荒漠，并为他们带来圣山一样充满活力的法则。”如果说哲学是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超越性活动，对民族存在与思想自由这一极为深刻的问题加以解答的话，诗歌又何尝不是呢?而诗圣杜甫又何尝不是我们民族的摩西，引导我们走出精神的颓弱，进入心灵健朗的圣地，得以诗意的栖居!
　　总之，《登高》一诗是杜甫诗作的杰出代表，体现了他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无论是思想的深刻、情感的深广、意境的宏阔，还是语言的刚健有力、节奏的铿锵婉转、句式的灵活多变、章法上的严谨曼妙，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被推为古今七律第一，当之无愧。
　　
　　颜生民，语文教师，现居河北任县。本文编校：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