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的一天，我在翻看旧时的日记本时，在1976年的日记中，把那年1月15日写在日记本上的一首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词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这首题为《沁园春·悼念周总理》的词是这样写的：“宇宙垂纱，环球肃穆，泪雨汪洋。忆光辉盖世，躯身马列；千秋一杰，火胆钢肠。并蓄刚柔，沧桑纹掌，叱咤中外美名扬。回头看，给东方古国，数增荣光。无私无畏革命，赞披荆斩棘永向阳。肯鞠躬尽瘁，一生奋战；创基建国，神州栋梁。四海周游，任凭风浪，谈笑声中为国忙。后继者，有中华儿女，八亿争当！”看着这首41年前写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词，使我想起了写这首词前后的一些往事。
　　1974年10月，已经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中学当了5年普通教师的我，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调到百里之外的县文教科去工作。我知道，突然“高升”是“借”了“批林批孔”的“光”。因为那年的9月中旬，我所在的学校接到了县文教科的通知，通知学校做好准备，说10月上旬县文教科要组织全县各中小学的革委会主任（即现在的校长）来参加“批林批孔”现场会。于是，学校马上着手准备“批林批孔”现场会。因为学校领导早就知道我平常爱写诗，所以就安排我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像当时“批林批孔”的典型小靳庄那样，组织一场“赛诗会”。接受“任务”后，我马上就布置全班每一个学生至少要写一首“批林批孔”的诗。可是过了5天后，当我要学生把自己写的诗交上来时，全班45名学生却只有4名学生交上来了自己写的“顺口溜”，其他的都说不会写。因为要想开好“赛诗会”，不但要有“好诗”，而且还不能“照稿念”，得“背”下來朗诵。连诗还没有呢，谈何背诵？情急之下，我只好把自己以前的习作本拿出来，把自己写的反映农村生活的诗让全班学生一人抄了一首，并让学生三天内一定要背下来，然后好排练。有了这些诗，加上我的指导，“赛诗会”受到了来参加“批林批孔”现场会的县文教科科长的好评。再加上我以学校后勤主任辗转100多里，用了两天时间找回了学校跑丢的一匹马的事迹为素材写的长篇通讯《铁脚追烈马红心为革命》，让学校革委会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走廊里，也被县文教科长看见了。因此，被我流畅优美的文笔和淋漓尽致的描写“征服”了的文教科长，就把我调到县文教科当了写材料的科员。
　　我被调到县文教科上班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各种批判大会的领导讲话材料及所谓的“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和成功经验。其实这些材料最好写，就是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拿来，这上抄一段，那上抄一段，一凑就是一篇文稿。有时也下乡去调查或蹲点。就这样，一年多的时间转眼之间就过去了。
　　1976年1月9日清晨，住在文教科宿舍的我起床后刚要洗漱，就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中播送的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的消息。我当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今天，我的心情是极其悲痛的。早上起来，收音机里传来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坐在收音机旁，掉下了眼泪。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上班后，我本以为科里要搞一些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但我却被派往县城附近的临城公社富乡大队去蹲点调查，写一篇调查材料，因为那个大队的政治夜校是全县的样板。
　　在富乡大队，我白天在大队部干待着，只是晚上到政治夜校去看看。问生产大队的领导为何不组织社员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得到的回答是上面有指示，不许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因为农村的报纸不是一天一送，有线广播只是早晨广播一会儿，所以有关周总理逝世的报道知道得实在太少。于是，1月15日我就在日记本上写了那首悼念周总理的词。尽管词中有的地方不符合“平仄”的规定，但却表达了我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和无限崇敬。10天后，我接到科里的电话通知，让我速回科里，赶写一篇农民参加政治夜校的经验，要上报到地区。回到县城后，听这些天没下乡的同事说，县城根本没有举行过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都在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了。
　　后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在追查“政治谣言”和收缴“悼念周总理的诗词”的日子里，因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工作不积极早已被“打回”原学校的我，一开始也是很紧张的，因为我从县文教科回到兴隆中学上班后，曾把自己写的那首悼念周总理的词拿出来给几个同事看过，还告诉他们说这是我自己写的，有两个同事还把那首词抄在了他们的抄有“周总理遗言”的本子上，同时，我的3个在别的单位工作的高中时代的老同学也抄去了那首词，也知道是我写的，所以生怕他们把那首悼念周总理的词交给“追查小组”，并把我供出来。过了一些天，我看“追查小组”没来找我，就知道我的同事和同学都没有“出卖”我，所以就把那本写有悼念周总理的词的日记本拿到我父亲家中藏了起来。粉碎“四人帮”后，我才把那本日记本拿回来并一直保存到现在。?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