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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表现的是在物理方面的超前，在人的方面的落后。
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6％，落后于全世界50％的水平，也落后于多数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的城市化表现的是在物理方面的超前，在人的方面的落后。
光辉的城市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形成鲜明的对照，即使是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贵州，其省城贵阳也是高楼林立，高架桥纵横，按一个外国朋友的话说，贵阳“也是拿得出手的”。在发达国家，乡村和城市一样好；在不发达国家，城市和乡村一样糟糕。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户口限制。在穷国，农村人进了城，找块儿空地搭个窝棚把家安上，久而久之使形成了贫民窟。贫民窟的学名叫“非正规居住地”，就是“三元”居住地：无水、无电、无厕。中国的城市当然容不得这样恶劣的环境，那些窝棚肯定要被当作违章建筑给拆了。这无可厚非，因为贫民窟都是侵占公共或私人土地建立起来的，这在土地资源丰富的拉美和非洲或无地农民很多的南亚还可以容忍，但在中国这样土地极度稀缺的国家，允许贫民窟蔓延就要造成大量的损失。然而，不能容忍贫民窟，不等于我们就要把城市都建成花园似的，让新进城的农民无处安身。
现代建筑的最杰出设计师柯布西埃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了“光辉城市”的设想。在“‘现代城市’设想”词条下，百度对“光辉城市”这个概念的解释是：“提供了一个300万人口的规划图，中央为中心区，除了必要的各种机关、商业和公共设施、文化和生活服务设施外，有将近40万人居住在24栋60层高的大楼中，高楼周围有大片的绿地，建筑仅占地5％。再外围是环形居住带，有60万居民住在多层连续的板式住宅内。最外围的是容纳200万居民的花园住宅。平面是严格的几何形构图，矩形的和对角线的道路交织在一起。规划的中心思想是提高市中心的密度，改善交通，全面改造城市旧区，形成新的城市概念，提供充足的绿地、空间和阳光。”
这完全是当代中国城市的写照。走遍我们的城市，你会发现新建筑都千人一面，是柯布西埃设想的“板式”结构。每座城市都在拓宽道路，裁弯取直，让城市结构直逼柯布西埃设想的“几何形构图”，哪怕要让成千上万人搬迁。为了向北京看齐，每座城市都要修环路，一环、二环、三环……可是，要赶上北京还是困难，因为那里已经修到六环了!为了让城市显得“大气”，每座城市都要照着天安门广场的标准修一座广场，哪怕那里的地价已经直逼纽约：每座城市都要照着人民大会堂的标准修一座政府大楼，哪怕人均面积几十平方米。可是，要赶上北京还是困难，因为那里有首都机场巨大无比的T3航站楼。据说，设计者把T3航站楼设计成凤凰的形状，火红的颜色也是契合这个构想。可是，不是飞到天上，谁能看出来那是一只凤凰呢?这种无与伦比的设计，是对人的侮辱：仰望巨大的穹顶，你只能感到自己的渺小。另一个后果是，所有的人流都必须先集中起来，而到达登机口的距离就只能用“漫漫长路”来形容了。
大城市的生与死
可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就受到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部名著的彻底批判，已经不再是国际城市规划的主流了。雅各布斯推崇的城市，是纽约曼哈顿岛格林威治村一带的地方。2009年春天，笔者在纽约大学教了半个学期的书，而纽约大学就在格林威治村。这里的特点非常明显。两条马路之间的街区很小，一分钟以内就可以走过。笔者的一位硕士生在纽约大学读博士，一次她陪导师参观天坛之后要去天安门。导师问她有多远，她想了一想说，大概10个街区。导师说，那我们走过去吧。导师对街区的认识还是纽约的概念，以为10分钟就能走到，结果他们走了近一个小时!当代的北京，不是设计给人来走的，而是让车来跑的。可惜，还没等北京人跑够呢，油价已经疯长上来了。曼哈顿是让人走的地方。在美国，1／3的人超重，但在纽约却几乎见不到胖人。我的解释是，因为这里的人都走路。住在纽约的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开车；别的地方驾照就是身份证，纽约州必须发州身份证，因为许多人没有驾照。
格林威治村那一带的另一个特点是商业和住宅混杂在一起。雅各布斯认为，这种城市形态的优势在于，它加强了城市的活力，增加了社区的凝聚力，对防止犯罪也有好处。美国的许多城市中心，到了晚上就一片死寂，成为罪犯的乐园。但格林威治村附近到夜里一两点都人来人往，一派生活气息，犯罪率极低。中国的多数城市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本来蛮有生活气息的旧城改造成高楼林立的商业地段，到了晚上也变成“死城”。比如海淀镇，在改造之前，它是一个商业和居住混杂的区域，已经依托北大和清华等高校形成了一些适合学生活动的商业场所，改造之后，海淀完全被高楼大厦代替，白天人声鼎沸，到了晚上就没有了一丝气息。在这里工作的人到了晚上回到遥远的居住小区，关起自己的房门，连隔壁住户姓什么都懒得管。社区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连同一起失去的是公民和商家的公共精神。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是人的habitat(栖息地)，即人作为动物之一种聚集的地方。既然如此，城市的第一要务是适合人的尺度。这个尺度当然会随技术的发展而改变，比如汽车的发明需要我们拓展城市的道路，但是，在人聚集和活动的地方，以人的自然活动为尺度仍然是必要的，否则，人就会感觉不适，城市就会变成和人相对立的存在。就像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中的城市，而中国的多数城市却义无反顾地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为什么?
城市改造的双赢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强烈的古代社会的遗迹，现代化、特别是思想的现代化，还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城市改造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我们不可想象北京的胡同或上海的弄堂照它们现在的样子保留下去。问题是，我们的城市规划几乎完全被high modernity——高楼大厦、凌空飞跃的高速公路、宽大的广场等等——所主导，忘记了胡同和弄堂对人的尺度的眷顾。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现代化、特别是思想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手段往往还停留在前现代化阶段，如大规模的拆迁，靠蛮力把社会活生生地拽入“现代化”轨道的事情。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这本书里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当前的中国城市建设的成就似乎让我们淡忘了历史上的那些悲剧，但大拆大建造成的对城市作为人的habitat的破坏，却会留下更深远的影响，因为城市格局一旦确定，经历几代人也不会改变。
在现实层面，捣毁城市作为人的habitat的冲动，直接来源于地方政府拉高经济增长速度、获取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谁都知道，土地财政是地方财政的重中之重，而且不用和中央政府分享，而大拆大建是拉高房地产价格的有效手段。因此，有人认为，在现行财政体制下我们无法改变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思路。但是，现实中不是没有既保护城市habitat面貌，又解決政府财政收入的案例，上海泰康路田子坊的改造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和新天地的商业气息不同，田子坊的改造遵循的是商业和居住相结合的思路。设计者黄永玉先生不愧为大家，他在不触动田子坊原有石库门格局的前提下引入了现代商业的多种元素，画廊、特色商店、酒吧、咖啡厅穿插其间，一步一景。而这里的原有居民也没有完全迁走，二楼基本保留为居住用处。结果，田子坊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象：狭窄的弄堂里穿梭着来自国内外的游客，而躺在竹椅上睡午觉的老人和转角处哥特式打扮的模特相映成趣。这才是今天的上海：虽然不是超级富裕，但却充满着人气，毫无羞涩地保留原本属于此地的“尴尬”，也敞开胸怀接纳外部新近植入的各种元素。希望我们的城市改造多一些田子坊，少一些大拆大建，为子孙后代留下适于居住的habitat。
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6％，落后于全世界50％的水平，也落后于多数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的城市化表现的是在物理方面的超前，在人的方面的落后。
光辉的城市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形成鲜明的对照，即使是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贵州，其省城贵阳也是高楼林立，高架桥纵横，按一个外国朋友的话说，贵阳“也是拿得出手的”。在发达国家，乡村和城市一样好；在不发达国家，城市和乡村一样糟糕。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户口限制。在穷国，农村人进了城，找块儿空地搭个窝棚把家安上，久而久之使形成了贫民窟。贫民窟的学名叫“非正规居住地”，就是“三元”居住地：无水、无电、无厕。中国的城市当然容不得这样恶劣的环境，那些窝棚肯定要被当作违章建筑给拆了。这无可厚非，因为贫民窟都是侵占公共或私人土地建立起来的，这在土地资源丰富的拉美和非洲或无地农民很多的南亚还可以容忍，但在中国这样土地极度稀缺的国家，允许贫民窟蔓延就要造成大量的损失。然而，不能容忍贫民窟，不等于我们就要把城市都建成花园似的，让新进城的农民无处安身。
现代建筑的最杰出设计师柯布西埃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了“光辉城市”的设想。在“‘现代城市’设想”词条下，百度对“光辉城市”这个概念的解释是：“提供了一个300万人口的规划图，中央为中心区，除了必要的各种机关、商业和公共设施、文化和生活服务设施外，有将近40万人居住在24栋60层高的大楼中，高楼周围有大片的绿地，建筑仅占地5％。再外围是环形居住带，有60万居民住在多层连续的板式住宅内。最外围的是容纳200万居民的花园住宅。平面是严格的几何形构图，矩形的和对角线的道路交织在一起。规划的中心思想是提高市中心的密度，改善交通，全面改造城市旧区，形成新的城市概念，提供充足的绿地、空间和阳光。”
这完全是当代中国城市的写照。走遍我们的城市，你会发现新建筑都千人一面，是柯布西埃设想的“板式”结构。每座城市都在拓宽道路，裁弯取直，让城市结构直逼柯布西埃设想的“几何形构图”，哪怕要让成千上万人搬迁。为了向北京看齐，每座城市都要修环路，一环、二环、三环……可是，要赶上北京还是困难，因为那里已经修到六环了!为了让城市显得“大气”，每座城市都要照着天安门广场的标准修一座广场，哪怕那里的地价已经直逼纽约：每座城市都要照着人民大会堂的标准修一座政府大楼，哪怕人均面积几十平方米。可是，要赶上北京还是困难，因为那里有首都机场巨大无比的T3航站楼。据说，设计者把T3航站楼设计成凤凰的形状，火红的颜色也是契合这个构想。可是，不是飞到天上，谁能看出来那是一只凤凰呢?这种无与伦比的设计，是对人的侮辱：仰望巨大的穹顶，你只能感到自己的渺小。另一个后果是，所有的人流都必须先集中起来，而到达登机口的距离就只能用“漫漫长路”来形容了。
大城市的生与死
可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就受到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部名著的彻底批判，已经不再是国际城市规划的主流了。雅各布斯推崇的城市，是纽约曼哈顿岛格林威治村一带的地方。2009年春天，笔者在纽约大学教了半个学期的书，而纽约大学就在格林威治村。这里的特点非常明显。两条马路之间的街区很小，一分钟以内就可以走过。笔者的一位硕士生在纽约大学读博士，一次她陪导师参观天坛之后要去天安门。导师问她有多远，她想了一想说，大概10个街区。导师说，那我们走过去吧。导师对街区的认识还是纽约的概念，以为10分钟就能走到，结果他们走了近一个小时!当代的北京，不是设计给人来走的，而是让车来跑的。可惜，还没等北京人跑够呢，油价已经疯长上来了。曼哈顿是让人走的地方。在美国，1／3的人超重，但在纽约却几乎见不到胖人。我的解释是，因为这里的人都走路。住在纽约的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开车；别的地方驾照就是身份证，纽约州必须发州身份证，因为许多人没有驾照。
格林威治村那一带的另一个特点是商业和住宅混杂在一起。雅各布斯认为，这种城市形态的优势在于，它加强了城市的活力，增加了社区的凝聚力，对防止犯罪也有好处。美国的许多城市中心，到了晚上就一片死寂，成为罪犯的乐园。但格林威治村附近到夜里一两点都人来人往，一派生活气息，犯罪率极低。中国的多数城市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本来蛮有生活气息的旧城改造成高楼林立的商业地段，到了晚上也变成“死城”。比如海淀镇，在改造之前，它是一个商业和居住混杂的区域，已经依托北大和清华等高校形成了一些适合学生活动的商业场所，改造之后，海淀完全被高楼大厦代替，白天人声鼎沸，到了晚上就没有了一丝气息。在这里工作的人到了晚上回到遥远的居住小区，关起自己的房门，连隔壁住户姓什么都懒得管。社区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连同一起失去的是公民和商家的公共精神。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是人的habitat(栖息地)，即人作为动物之一种聚集的地方。既然如此，城市的第一要务是适合人的尺度。这个尺度当然会随技术的发展而改变，比如汽车的发明需要我们拓展城市的道路，但是，在人聚集和活动的地方，以人的自然活动为尺度仍然是必要的，否则，人就会感觉不适，城市就会变成和人相对立的存在。就像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中的城市，而中国的多数城市却义无反顾地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为什么?
城市改造的双赢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强烈的古代社会的遗迹，现代化、特别是思想的现代化，还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城市改造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我们不可想象北京的胡同或上海的弄堂照它们现在的样子保留下去。问题是，我们的城市规划几乎完全被high modernity——高楼大厦、凌空飞跃的高速公路、宽大的广场等等——所主导，忘记了胡同和弄堂对人的尺度的眷顾。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现代化、特别是思想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手段往往还停留在前现代化阶段，如大规模的拆迁，靠蛮力把社会活生生地拽入“现代化”轨道的事情。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这本书里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当前的中国城市建设的成就似乎让我们淡忘了历史上的那些悲剧，但大拆大建造成的对城市作为人的habitat的破坏，却会留下更深远的影响，因为城市格局一旦确定，经历几代人也不会改变。
在现实层面，捣毁城市作为人的habitat的冲动，直接来源于地方政府拉高经济增长速度、获取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谁都知道，土地财政是地方财政的重中之重，而且不用和中央政府分享，而大拆大建是拉高房地产价格的有效手段。因此，有人认为，在现行财政体制下我们无法改变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思路。但是，现实中不是没有既保护城市habitat面貌，又解決政府财政收入的案例，上海泰康路田子坊的改造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和新天地的商业气息不同，田子坊的改造遵循的是商业和居住相结合的思路。设计者黄永玉先生不愧为大家，他在不触动田子坊原有石库门格局的前提下引入了现代商业的多种元素，画廊、特色商店、酒吧、咖啡厅穿插其间，一步一景。而这里的原有居民也没有完全迁走，二楼基本保留为居住用处。结果，田子坊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象：狭窄的弄堂里穿梭着来自国内外的游客，而躺在竹椅上睡午觉的老人和转角处哥特式打扮的模特相映成趣。这才是今天的上海：虽然不是超级富裕，但却充满着人气，毫无羞涩地保留原本属于此地的“尴尬”，也敞开胸怀接纳外部新近植入的各种元素。希望我们的城市改造多一些田子坊，少一些大拆大建，为子孙后代留下适于居住的habit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