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儿起，过年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爸妈是知青，所以我出生在东北的小县城。那时候过年，爸妈要背着给姥姥、姥爷准备的大米、白面、豆油，还要拎着我，一起挤上回城的长途汽车。天没亮就要上路，天快擦黑了才抵达。一路的盘山道，十几个小时的冰天雪地，只有在中途休息的时候，爸妈才会带我下一次馆子，点一盘溜肉片儿，让我拌着米饭吃，他俩看着。烧柴油的长途车里冷得很，有时冻得我直叫唤。爸妈就把我抱到司机座位旁的发动机盖子上取暖，不停地搓手给我焐脸。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是思乡心切，也不知道爸妈的年货包袱里装的什么，只知道，每年下场大雪之后，爸妈就要带我回姥姥家，路上能吃上一次溜肉片儿拌米饭。一年一次。
　　在我七岁的时候，爸妈带我离开了小县城，回城里生活。爸妈都是老师，回城之后有好长时间没有工作编制，于是他们承担了照顾姥姥、姥爷和一大家人饮食起居的活儿，妈妈管全家人的洗刷缝补，爸爸管一日三餐。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爸爸给全家人做了二十几年的年夜饭。
　　我上大学那会儿，正叛逆。虽然也是离开家去省城上学，但总觉得还是不够远。寒暑假时不时地都要玩耍几天再回家，感觉看着校园萧瑟的景象挺美。有一年，过年前，姥爷病危。我急忙赶回家，全家人都直勾勾地看着我，眼里有说不出的悲愤交加，只有爸妈没正眼看我地忙前忙后。我是姥姥和姥爷带大的，等姥爷后事料理完，全家人才坐下来吃了一顿像样的正月饭。家里有个规矩，每年菜上齐，都是我爸这个做女婿的先举杯。这一年，我爸叹口气说：“今年，人不齐了。”
　　从此，就算天上下刀子，我也得在年三十前一天赶回家。
　　后来，我到北京工作，离家一千八百多公里。
　　从那时起，我才开始上桌和大人们一起吃饭。以前都是带着舅舅们的一群孩子在另一桌吃饭看电视。渐渐地，舅舅们的孩子都一个个长大上桌，开始跟大人们推杯换盏。我也渐渐习惯了春运前后的各种紧张，就算咬碎牙也要给家里人带点儿像样的年货，不为别的，只为让他们觉得我的生活过得去，让他们安心。其实，每年回家也许就是为了那一桌酒菜，家常酱肘子、家常蒸肉、家常红烧鲤鱼、家常凉菜、家常溜肉段儿……都是东北家常菜，都是我爸二十几年的手艺，也是全家人都习惯的、不能少的年菜。
　　今年，是我来北京的第十个年头。以往跟爸妈交流只是平日往来的几通电话和我每年一次的返乡探亲。我本说不清家乡哪里好，也许只因那里有家人。这十年来，爸妈从没一起来北京看过我，爸对北京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年前他送我时，我眼里的那种彷徨不安。今年，经过跟家里亲戚商量，让爸妈来北京过个年。一样的家常菜，一样的年三十，只是今年让他们休息，我来转锅台。爸妈为了避免我遗传围着锅台转的命运，严禁家里男孩进厨房。可是人哪能抵得过命，吃着吃着也就学会了。爸爸过年宴席上的保留曲目，我也学会了一两手。菜单跟往年爸做的年菜差不多，只是稍加了些我的想法。当然，不管怎样，爸妈都觉得好，这也是他们头一次尝到我做的饭菜。
　　赵丽蓉奶奶演过一个电影，名叫《过年》，当时还拿了东京电影节的大奖。戏里面，全家人都踏着风雪赶回家，热热乎乎地吃饭喝酒打麻将。其实在东北过年，真就那样儿。
　　酒足饭饱，鞭炮灯笼，又是寻常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