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博鰲亚洲论坛”的首场对话会，主题为“诚信的力量”。会上，有嘉宾说：诚信就是自己人格的价值，比什么都重要。
　　现今的商品社会，人们追求钱，不追求诚信。
　　然而，孔子说：无信不立。
　　一个人，要想拥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成功，没有诚信是不可能的。诚信可以安邦，可以齐家，诚信者，一诺千金。
　　诚信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被现代人广泛利用的“一诺千金”这个成语，出自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一向说话算数，信誉非常高，许多人都同他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由于改朝换代，季布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悬赏捉拿。他旧日的朋友不仅不被巨额赏金所惑，还冒着灭九族的危险来保护他，终使他免遭祸殃。“一诺千金”从此载入史册。
　　这是季布的价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身价，是诚信的力量。
　　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已出现“诚”的概念。《周易·乾》中也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不欺、真诚无妄，才能建功立业。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以此告诫人们，“诚”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
　　相较于“诚”，“信”被人们更早地与为政之道结合起来。孔子十分强调“信”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治理国家时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论语·颜渊》）。“信”还是国与国相交的道义标准：“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信”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把“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老子界定了“信”的本质：“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同时指出：“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他自己则信守信德：“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四十九章》）说即使对不守信用的人也要信任他，这样才可以使人人守信。而荀子，更明确地把是否有“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
　　谁都愿意与君子交往，包括小人。君子可靠、守信，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有一个故事。春秋时，鲁国曲阜有个年轻人名叫尾生，与孔子是同乡。尾生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和朋友交往很守信用，受到四乡八邻的普遍赞誉。后来，尾生迁居梁地（今陕西韩城南），与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一见钟情，君子淑女，私订终身。但是姑娘的父母嫌弃尾生家境贫寒，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为了追求爱情和幸福，姑娘决定背着父母私奔，随尾生回到曲阜老家去。那一天，两人约定在韩城外的一座木桥上会面，双双远走高飞。黄昏时分，尾生提前来到桥上等候。不料，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雷鸣电闪，滂沱大雨倾盆而下。不久，山洪暴发，滚滚江水裹挟着泥沙席卷而来，淹没了桥面，没过了尾生的膝盖。尾生想着要与姑娘“桥面相见，不见不散”的誓言，遂不肯离去，最后抱着桥柱被活活淹死。
　　这个故事出自《庄子·盗跖》。后人用“尾生之信”、“尾生抱柱”等喻指人坚守信约、忠诚不渝。尾生的做法不免迂腐，换作今人，肯定会变通。一位留学英国的朋友说，在英国坐地铁很好逃票，不过英国人不逃票，因为英国人傻。好多人都说外国人傻，不会变通。可这种傻，是因为人家有信仰，在没人的时候也要守规。其实这与孔子说的“君子慎独”（在没有人的地方也要严于律己）是一个理儿。君子的信仰是良心，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像尾生一样为了诺言宁可赴死的精神。人之区别于飞禽走兽，就是因为人有信仰和精神，这不能用得失来衡量。
　　在古代，“诚”与“信”单用较多、较早，连用较少、较晚。管仲曾将“诚”与“信”连用：“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认为诚信是集结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保证。荀子也曾将“诚”与“信”连用，“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认为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相反虚夸荒诞则产生社会惑乱。
　　“夸诞生惑”最典型的就是《吕氏春秋》中记载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襄公七年（公元前771）春，周王朝出现了一件大事。这件事还得从周幽王的宠姬褒姒说起。褒姒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令人沉迷，却唯独不好笑。周幽王为此甚是烦恼，下告示说：“凡有逗褒姒一笑者赏银万两。”大臣虢石父见到周幽王的告示，赶来说：“臣有办法令王后开心一笑。”虢石父附耳对周幽王说了几句话，周幽王大喜。次日，周幽王亲自去请褒姒郊游，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烽火台，周幽王搀扶着褒姒下车，一步步走上烽火台。二人迎风远眺，果然惬意无比。随后，周幽王令人点燃烽火，一股狼烟直冲云霄，煞是壮观。过不多时，只见远处烟尘滚滚，原来是诸侯见烽火乍起，以为外敌来犯，派兵来救幽王。见诸侯上当，褒姒果然展颜一笑。周幽王大为受用，随后又来了两次烽火戏诸侯的游戏。不久后，西戎真的打到京城。周幽王赶紧把烽火点了起来。诸侯以为幽王又在开玩笑，全都不理他。救兵没来，周幽王和虢石父被西戎杀了，褒姒被掳走。
　　因失信而失国而丧生，绝非偶然。
　　根据《郁离子》记载，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麻秆儿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至。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一百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账，只给了渔夫十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鱼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渔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渔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被淹死了。
　　中国人从小——甚至在出生前——被树立的就是这种观念：信则立。为了成就诚实守信的理想人格，父母们颇费心思。
　　《列女传·周室三母》记载，有一位母亲叫太任，她“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端一诚庄，惟德之行”，从怀胎之始即对胎儿进行诚信熏陶。太任生出的孩子后来成了周文王。 　　在中国，我们今天能读到的古代父范母仪、以身立信的例子不少。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有曾子取信于子的故事：曾参是春秋末期鲁国有名的思想家，孔子门生中七十二贤之一。他博学多才，且十分注重修身养性，德行高尚。一次，他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办事，年幼的孩子哭着吵着要跟去。曾参的妻子不愿带孩子去，便对孩子说：“你在家好好玩，等妈妈回来将家里的猪杀了煮肉给你吃。”孩子听了非常高兴，不再吵着要去集市了。妻子回家后，曾参便把家里的一头猪杀了。妻子说：“我是为了让孩子安心在家里等着才说杀猪的，你怎么真杀了？”曾参说：“孩子是不能欺骗的。孩子年纪小，不懂世事，会模仿别人，尤其是以父母作为生活的榜样。今天你欺骗了孩子，明天孩子就会欺骗你、欺骗别人；今天你在孩子面前言而无信，明天孩子就会不再信任你，这会毁了孩子的。”
　　现在有“富二代”，有“官二代”，多为贬义。而“名门之后”，却是令人羡慕的褒义词，因为名门不仅仅意味着名望，更有人文精神的积累和传承。
　　在古人常见的启蒙教材中，诚信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清人李毓秀编纂的《训蒙文》（后改名《弟子规》）提出：“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笠翁对韵》则推崇：“管鲍相知，能交忘形胶漆友；蔺廉有隙，终为刎颈死生交。”写诫子书是我国古代家庭诚信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如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篇》专讲诚信，通过“伯石让卿”、“王莽辞政”的典故告诉子孙“巧伪不如拙诚”之理，认为伯石、王莽“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为骨寒毛竖也”，告诫子孙不可“以一伪丧百诚”。
　　可是，曾几何时，我们把诚信丢了。我们在秦砖汉瓦里寻宝鉴宝，却忽略了“诚信”这一老祖宗留下的无价之宝。正如“2013博鰲亚洲论坛”上嘉宾们所说，目前我们已陷入诚信危机。
　　这和教育有关，更和主流人群、媒体的导向有关。比如，前几年，有关“厚黑学”、“潜规则”的书很流行，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处世指南。殊不知，你今天黑了别人，明天别人也会黑了你。
　　为什么不换个方式——以信立？
　　北宋词人晏殊，官至宰相，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诚信。在他14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晏殊发现考试题是自己几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地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这两件事，使晏殊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宋真宗更加信任他。
　　诚信是人类的美德，诚信是公序良俗。当一诺千金的君子人格成为社会的主流，这个社会是文明的，人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