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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萧峰的最终命运走向了死亡。导致其悲剧的因素有很多，但是，现实中人性的卑劣与萧峰被传统文化熏陶的仁义胸怀之间的激烈矛盾，是其走向悲剧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天龙八部》；萧峰；悲惨命运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就目前的研究現状而言，面对萧峰之死，人们几乎都认为作者在这里批判的是儒家狭隘的民族观，质问夷夏是否就等同于善恶是非。有论者说：“萧峰的悲剧，主要是来自他的思想超越了当时一般人对华夷之别的看法。”还有人指出：“萧峰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人们有此观点，可能受金庸本人的影响。他说：“到了（创作）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一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但是，这样一句话并不能与批判儒家狭隘的民族观相对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于儒家夷夏问题的理解存在误区，人们片面地认为儒家夷夏之别就是种族与是非善恶的问题。
关于儒家的夷夏问题，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集中在文化问题的讨论上，而不是种族问题。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对这句话的解释，有学者梳理了历来对于这句话的阐释，发现人们不是将其视为种族差别，而是强调文化发展的先后。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水平低下，有的还处于蒙昧状态，纵使有君，也不如诸夏之无君。还有学者指出：“古代中国人也讲究民族区分，讲究文明与野蛮的区分，不过其重点并不在于天然的种族或血缘的区分，而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下。”
有人认为：“在古代中国，夷与夏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持此观点的还有黄德昌教授，他认为：“夷、夏之分是相对的，可变动的。”蒋寅教授认为：“儒家的夷夏观念，从来不是由地理和人种来区别的，全然着眼于文化的不同。”并认为“夷夏无定位。”“只要在体现文化品位的礼仪上稍有失误，夷夏品格就立即变换。”“一念之差，华夏可为夷狄；一言之善，夷狄也可为华夏。”
综合这些前人的研究，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夷夏之别是对文化先进与落后的区别。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夷夏是一个发展的观念，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他们（宋朝知识分子）根据宋人当时的实际情况，将‘夷狄’概念固定化，把春秋‘尊王攘夷’演绎成对于辽金的对抗和对宋朝的保卫。传统的‘夷夏之辨’尚言‘夷进于夏’，程颐作《春秋传》将夷狄比如禽兽，理应贬斥。”
从中可以看出儒家的夷夏观念并不是从形成就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当人们将金庸小说中民族矛盾附会于儒家的观念时，就是没有看到其发展的过程。“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夷贬夏，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用夏变夷’，截然反对‘变于夷’，拒绝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拒绝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于历史本身就不符合，印度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就是一个例证。前文已提到“夷夏”是一个变化的词汇，其内容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这样坚决果断的评价，恐怕有失公允。
在宋朝，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因此对契丹人的痛恨是深入骨髓的。小说中智光大师提及三十年前雁门关外一战时说道：“我听了这哭声，心下竟忍不住的难过，觉得这恶兽魔鬼一样的辽狗，居然也有人性，哀痛之情，似乎并不比咱们汉人来得浅了。”宋朝受到契丹的欺凌，在他们的意识中，契丹人没有人性，足见民族矛盾已经越出了理智的范围之内。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人们对萧峰的痛恨也不是没有根由的。徐长老等揭发萧峰的契丹身份时，举出了两条理由：马大元之死（当然，他们也只是猜测，如果可以确定的话当时就不会让萧峰离开了）；萧峰袒护胡人。
宋朝民族矛盾突出，对胡人的痛恨在他们的言语之中多有体现，凭这两点罢免帮主之位，并无不可。随后，当少林寺僧众得知萧峰要杀害父母的消息时，他们立即派人来保护。当少林僧众赶到时，摆在他们眼前的是乔三槐夫妇的遗体和萧峰，很容易据此判断萧峰杀父母。虽然眼见未必为实，不过他们事前就已得知这一消息，等看到这一切时，不会细细分辨其中缘由也是合情合理的。随后徐长老、赵钱孙、谭公谭婆都相继被害，当这些事件在同一时间汇集在人们大脑时，首先想到的必然是萧峰。这样看来，“人们将乔峰逼为萧峰”也存在合理性，当然这样的合理性只在人们的猜测层面。我在这里所要论证的便是人们对萧峰的认识并不能简单地用儒家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就能解释清楚。
宋朝的民族矛盾尖锐，民族之间的冲突不断，而普通民众对和平的追求之心，难道单是儒家的狭隘民族观阻碍的了的？或者说这一切根源都在儒家已经逝去千年的古人身上？也就是说，没有儒家思想，那么民族矛盾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观点不证自明。
回到夷夏之辩，再来审视这些民族矛盾，我们还能用儒家传统的狭隘民族观作为萧峰悲剧的根源吗？小说中围绕在萧峰身边的民众，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及善恶对立的判断标准，再加上不做思考的看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自我的无尽欲望，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截然对立，才是导致萧峰的悲剧。人们探讨《天龙八部》中的民族问题时，批判了儒家的狭隘民族观。从儒家关于夷夏问题的阐述上，的确可以让人误解其本义。但是简单的误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误解之后将其运用到具体问题上。只是一句简单的反映或是批判而了事，之后还有什么呢？没有了。很显然，将责任推给古人，古人成了我们今人问题的根源，而今人却没有任何责任。这样的认知态度非常危险。
既然小说中民族矛盾的根源并不归根于传统，那么当下人就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也只有当下人才能承担。陈世骧先生认为，《天龙八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这样的评价是深中肯綮的。这些冤孽的根源，用佛家的话说便是贪嗔痴三苦。“每个人都有一个欲望，欲望使他们产生了痛苦。”
在杏子林中，萧峰被指出是契丹人，他认为这是有人设计的一个阴谋，因为连他自己也认为“契丹人凶残暴虐”。这时的想法与其他人无异，但是随着萧峰视野的开阔，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到雁门关外，看到宋朝官兵打草谷，对待契丹普通民众甚是残忍！“我一向知道契丹人凶恶残暴，虐害汉人，但今日亲眼见到大宋官兵残杀契丹的老弱妇孺……从今而后，不再以契丹人为耻，也不以大宋为荣。” 萧峰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看到智光大师在地上写的那句偈语后心想：“在佛家看来，不但仁者恶人都是一般，连畜生恶鬼和帝皇将相亦无差别，我到底是汉人还是契丹人，实在殊不足道。但我不是佛门子弟，怎么如他这般洒脱？”。小说最后一回，萧峰对玄渡大师说：“大师是汉人，只道汉为明，契丹为暗。我契丹人却说大辽为明，大宋为暗。想我契丹祖先为羯人所残杀，为鲜卑人所胁迫，东逃西窜，苦不堪言。大唐之时，你们汉人武功极盛，不知杀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掳了我契丹多少妇女，现今你们汉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过来攻杀你们。如此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接着萧峰唱了首匈奴人流传至今的歌曲。在这时，他已经深刻认识到民族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善恶与夷夏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随着萧峰认识的逐渐深刻，其悲剧也已潜伏。
已经有人注意到，造成萧峰的悲剧命运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图谋复国的姑苏慕容博……深一层看，阴谋家、野心家的造孽作乱，是普通百姓痛苦的根源；但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带给人世间痛苦的，则是佛教所谓的人性中‘贪’‘嗔’‘痴’的烦恼。”更进一步说，萧峰之死，是自我的仁义心怀与外在的欲望世界的冲突，是作为先觉者的悲剧。“萧峰的悲剧正是先觉者的悲剧，他接近了真理，却超越不了现实。”在现实与真理的不可调和中，命运的悲剧降落在个人身上。但是也只有萧峰式悲剧，而没有类似于萧峰的段誉式悲剧，其原因也就在于萧峰的仁义心怀。
参考文献：
[1]陈淑贞.金庸武侠小说人物研究[D].苏州大学2003，38.
[2]徐从辉.《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悲剧形象探析[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2）.
[3]干春松.“王者无外”与“夷夏之防”——公羊三世说与夷夏观念的冲突与协调[J].中国哲学史，2011（1）.
[4]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特点的几点思考[J].历史学，2006（8）.
[5]黄德昌.儒家与夷夏之辨[J].四川大学学报，2003（4）.
[6]蒋寅.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6）.
[7]王保国.“夷夏之辨”与中原文化[J].郑州大学学报，2009（5）.
[8]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6.
[9]金庸.天龙八部[M].北京：三联书店，1999：519.
[10] 陈世骧.天龙八部.附录[M].北京：三联书店，1999：1684.
[11]孔庆东.笑书神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161.
[12]金庸.天龍八部[M].北京：三联书店，1999：526.
[13]曹布拉.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167.
作者简介：徐子英（1992-），女，汉，安徽安庆人，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艺术史。
【关键词】《天龙八部》；萧峰；悲惨命运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就目前的研究現状而言，面对萧峰之死，人们几乎都认为作者在这里批判的是儒家狭隘的民族观，质问夷夏是否就等同于善恶是非。有论者说：“萧峰的悲剧，主要是来自他的思想超越了当时一般人对华夷之别的看法。”还有人指出：“萧峰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人们有此观点，可能受金庸本人的影响。他说：“到了（创作）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一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但是，这样一句话并不能与批判儒家狭隘的民族观相对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于儒家夷夏问题的理解存在误区，人们片面地认为儒家夷夏之别就是种族与是非善恶的问题。
关于儒家的夷夏问题，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集中在文化问题的讨论上，而不是种族问题。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对这句话的解释，有学者梳理了历来对于这句话的阐释，发现人们不是将其视为种族差别，而是强调文化发展的先后。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水平低下，有的还处于蒙昧状态，纵使有君，也不如诸夏之无君。还有学者指出：“古代中国人也讲究民族区分，讲究文明与野蛮的区分，不过其重点并不在于天然的种族或血缘的区分，而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下。”
有人认为：“在古代中国，夷与夏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持此观点的还有黄德昌教授，他认为：“夷、夏之分是相对的，可变动的。”蒋寅教授认为：“儒家的夷夏观念，从来不是由地理和人种来区别的，全然着眼于文化的不同。”并认为“夷夏无定位。”“只要在体现文化品位的礼仪上稍有失误，夷夏品格就立即变换。”“一念之差，华夏可为夷狄；一言之善，夷狄也可为华夏。”
综合这些前人的研究，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夷夏之别是对文化先进与落后的区别。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夷夏是一个发展的观念，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他们（宋朝知识分子）根据宋人当时的实际情况，将‘夷狄’概念固定化，把春秋‘尊王攘夷’演绎成对于辽金的对抗和对宋朝的保卫。传统的‘夷夏之辨’尚言‘夷进于夏’，程颐作《春秋传》将夷狄比如禽兽，理应贬斥。”
从中可以看出儒家的夷夏观念并不是从形成就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当人们将金庸小说中民族矛盾附会于儒家的观念时，就是没有看到其发展的过程。“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夷贬夏，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用夏变夷’，截然反对‘变于夷’，拒绝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拒绝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于历史本身就不符合，印度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就是一个例证。前文已提到“夷夏”是一个变化的词汇，其内容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这样坚决果断的评价，恐怕有失公允。
在宋朝，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因此对契丹人的痛恨是深入骨髓的。小说中智光大师提及三十年前雁门关外一战时说道：“我听了这哭声，心下竟忍不住的难过，觉得这恶兽魔鬼一样的辽狗，居然也有人性，哀痛之情，似乎并不比咱们汉人来得浅了。”宋朝受到契丹的欺凌，在他们的意识中，契丹人没有人性，足见民族矛盾已经越出了理智的范围之内。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人们对萧峰的痛恨也不是没有根由的。徐长老等揭发萧峰的契丹身份时，举出了两条理由：马大元之死（当然，他们也只是猜测，如果可以确定的话当时就不会让萧峰离开了）；萧峰袒护胡人。
宋朝民族矛盾突出，对胡人的痛恨在他们的言语之中多有体现，凭这两点罢免帮主之位，并无不可。随后，当少林寺僧众得知萧峰要杀害父母的消息时，他们立即派人来保护。当少林僧众赶到时，摆在他们眼前的是乔三槐夫妇的遗体和萧峰，很容易据此判断萧峰杀父母。虽然眼见未必为实，不过他们事前就已得知这一消息，等看到这一切时，不会细细分辨其中缘由也是合情合理的。随后徐长老、赵钱孙、谭公谭婆都相继被害，当这些事件在同一时间汇集在人们大脑时，首先想到的必然是萧峰。这样看来，“人们将乔峰逼为萧峰”也存在合理性，当然这样的合理性只在人们的猜测层面。我在这里所要论证的便是人们对萧峰的认识并不能简单地用儒家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就能解释清楚。
宋朝的民族矛盾尖锐，民族之间的冲突不断，而普通民众对和平的追求之心，难道单是儒家的狭隘民族观阻碍的了的？或者说这一切根源都在儒家已经逝去千年的古人身上？也就是说，没有儒家思想，那么民族矛盾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观点不证自明。
回到夷夏之辩，再来审视这些民族矛盾，我们还能用儒家传统的狭隘民族观作为萧峰悲剧的根源吗？小说中围绕在萧峰身边的民众，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及善恶对立的判断标准，再加上不做思考的看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自我的无尽欲望，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截然对立，才是导致萧峰的悲剧。人们探讨《天龙八部》中的民族问题时，批判了儒家的狭隘民族观。从儒家关于夷夏问题的阐述上，的确可以让人误解其本义。但是简单的误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误解之后将其运用到具体问题上。只是一句简单的反映或是批判而了事，之后还有什么呢？没有了。很显然，将责任推给古人，古人成了我们今人问题的根源，而今人却没有任何责任。这样的认知态度非常危险。
既然小说中民族矛盾的根源并不归根于传统，那么当下人就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也只有当下人才能承担。陈世骧先生认为，《天龙八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这样的评价是深中肯綮的。这些冤孽的根源，用佛家的话说便是贪嗔痴三苦。“每个人都有一个欲望，欲望使他们产生了痛苦。”
在杏子林中，萧峰被指出是契丹人，他认为这是有人设计的一个阴谋，因为连他自己也认为“契丹人凶残暴虐”。这时的想法与其他人无异，但是随着萧峰视野的开阔，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到雁门关外，看到宋朝官兵打草谷，对待契丹普通民众甚是残忍！“我一向知道契丹人凶恶残暴，虐害汉人，但今日亲眼见到大宋官兵残杀契丹的老弱妇孺……从今而后，不再以契丹人为耻，也不以大宋为荣。” 萧峰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看到智光大师在地上写的那句偈语后心想：“在佛家看来，不但仁者恶人都是一般，连畜生恶鬼和帝皇将相亦无差别，我到底是汉人还是契丹人，实在殊不足道。但我不是佛门子弟，怎么如他这般洒脱？”。小说最后一回，萧峰对玄渡大师说：“大师是汉人，只道汉为明，契丹为暗。我契丹人却说大辽为明，大宋为暗。想我契丹祖先为羯人所残杀，为鲜卑人所胁迫，东逃西窜，苦不堪言。大唐之时，你们汉人武功极盛，不知杀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掳了我契丹多少妇女，现今你们汉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过来攻杀你们。如此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接着萧峰唱了首匈奴人流传至今的歌曲。在这时，他已经深刻认识到民族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善恶与夷夏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随着萧峰认识的逐渐深刻，其悲剧也已潜伏。
已经有人注意到，造成萧峰的悲剧命运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图谋复国的姑苏慕容博……深一层看，阴谋家、野心家的造孽作乱，是普通百姓痛苦的根源；但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带给人世间痛苦的，则是佛教所谓的人性中‘贪’‘嗔’‘痴’的烦恼。”更进一步说，萧峰之死，是自我的仁义心怀与外在的欲望世界的冲突，是作为先觉者的悲剧。“萧峰的悲剧正是先觉者的悲剧，他接近了真理，却超越不了现实。”在现实与真理的不可调和中，命运的悲剧降落在个人身上。但是也只有萧峰式悲剧，而没有类似于萧峰的段誉式悲剧，其原因也就在于萧峰的仁义心怀。
参考文献：
[1]陈淑贞.金庸武侠小说人物研究[D].苏州大学2003，38.
[2]徐从辉.《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悲剧形象探析[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2）.
[3]干春松.“王者无外”与“夷夏之防”——公羊三世说与夷夏观念的冲突与协调[J].中国哲学史，2011（1）.
[4]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特点的几点思考[J].历史学，2006（8）.
[5]黄德昌.儒家与夷夏之辨[J].四川大学学报，2003（4）.
[6]蒋寅.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6）.
[7]王保国.“夷夏之辨”与中原文化[J].郑州大学学报，2009（5）.
[8]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6.
[9]金庸.天龙八部[M].北京：三联书店，1999：519.
[10] 陈世骧.天龙八部.附录[M].北京：三联书店，1999：1684.
[11]孔庆东.笑书神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161.
[12]金庸.天龍八部[M].北京：三联书店，1999：526.
[13]曹布拉.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167.
作者简介：徐子英（1992-），女，汉，安徽安庆人，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