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发达经济体会比低收入国家更快从疫情中恢复过来，但在未来几年，它们仍将面临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不平等、新兴技术、人口老龄化和移民问题。要应对这些挑战，循规蹈矩行不通。
　　2020年，法国总统马克龙组建了一个国际经济学家委员会，用于评估这些长期的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委员会的一组作者编写了三份报告，其中由我们编写的报告，讨论了不平等和经济不稳定问题。
　　法国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因为根据基尼系数等传统指标，它是为数不多的整体不平等没有加剧的主要经济体之一。然而，该国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青年失业率非常高，社会流动性仍然很低。一项态度调查显示，人们认为当前经济不稳定程度高，现有的经济安排很不公平，很多人支持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来应对这些趋势的发展。
　　有一个方法可以提高公平性和社会流动性，即统一的“继承和赠与”税制。新制度不是对每位被继承人去世后的财产转移征税，而是对继承人收到的财产转移总额征税。因此，那些收到更多财产的人会面临更高的征税率。
　　另一项重要战略是缩小教育质量和成果的差距。我们的建议主要是，为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儿童提供更多入学机会；改善落后地区低质量学校的教学成果；重新思考教师职业并使其更具吸引力；赋予学校管理部门更多的责任和自主权；帮助学生从学校走向劳动力市场……
　　法国之所以能够避免整体不平等加剧，一个原因是该国的社会福利和最低工资水平很高。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在生产力没有相應提高的情况下，政府强制提升底层工资，会让人们，尤其是那些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在收入和就业之间进行权衡。法国高达20%的青年失业率，反映了这种矛盾。
　　为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增加合适、高薪的工作，需要相应提升生产力。好工作和好公司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培训和教育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创造好工作的生产性企业，只有培训和教育还不够。社会政策和增长政策应相辅相成，需要进行相应设计。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提出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将劳动力市场政策与产业、区域和创新政策联系起来。这项好工作战略，包括与雇主紧密合作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为求职者提供更广泛的服务。同时，它将现有的产业和地区政策从税收补贴和现金奖励，调整为专门为创造良好工作机会的企业提供定制公共服务。这项战略还重新考虑了现行的创新激励措施，明确鼓励工人友好型技术，强化而非取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中等技能工作。
　　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解决对于全球化和国际外包影响公平和好工作的合理担忧。有趣的是，在法国受访者被问及缺乏好工作的原因时，他们指责全球化和外包的频率，是指责技术的两倍（57%比28%）。虽然贸易政策本身无法创造好的工作机会，但可以防止国内好工作政策因劳工标准和法规的国际竞争而遭到损害。
　　为此，我们提议建立一个社会保障机制，将各国维护自身规则—如产品安全、环境安全或税收—的权利，扩展到劳动力市场监管领域。根据我们的建议，在经过适当的审议和广泛参与的国内程序后，这种“社会反倾销”机制将有助于恢复国际竞争的合法性，起到安全阀的作用。
　　虽然我们的一些建议主要针对法国，但也适用于其他许多（如果谈不上绝大部分）发达经济体。这些建议和其他两份报告中有关气候变化和人口的建议一起，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应对未来几年最重要的经济挑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