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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生于1857年7月18日，卒于1928年4月30日，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九种语言，拥有十三个博士头衔，一生热衷于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辜先生始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读了汤涌先生的这篇文章，感觉特别对我心思，好文共欣赏。现把它推荐给我的读者。
近有消息称，北大将把“不许网上骂人”写进校规，引发了争议。近些年北大，乃至整个教育界，经常会出现一些恩怨：有同事之间的、有同行之间的，也有师生之间的。他们也已经习惯了在网上相互斗嘴，间或带些粗口，亦在所难免。要禁，恐也难。其实，110岁的北大也是向有“骂人”的传统的。
民国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期，狂狷者骂不绝口。但他们的骂又不是口无遮拦的，而是他们表达自己主张的一种形式。有原则的骂人者，辜鸿铭就是其中之一。
辜鸿铭：第一骂人高手
辜鸿铭爱骂人是出了名的，他也擅长骂人。有人说他保守反动，但他骂的许多人，要么懒、要么笨，要么人品不端。“洋鬼子”们对辜鸿铭都是又敬又怕。因为他可以毫无顾忌地称呼他们是“洋鬼子”、“夷狄”。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嘲笑这个干瘦、戴瓜皮帽、穿长袍、拖着小辫子的老头。如果你说中国不文明、不开化，那就糟糕了。他会拿出贵国文化中最阴暗与最不光彩的一面，用熟练的贵国语言来消遣你。
而对于本国的一些人来说，辜鸿铭则是一个笑话。他在北大任教期间，有人看他古怪、行事出人意表，称他为“辜疯子”，他也毫不介意。
他反对男女平等，号称效忠清朝，却又骂过慈禧太后、袁世凯、徐世昌这样的当权者。只有一个人他一直保持着尊重，那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而辜鸿铭的骂声，也成就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美声。李大钊曾经说过：“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同样善于骂人的陈独秀则斥之为“顽固”、“老古董”。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辜鸿铭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爱国、精神上是完全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今天最缺少的。
善骂者是如何炼成的
辜鸿铭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据说他的先祖是在福建误杀了人，才下南洋避祸的，他的母亲是葡萄牙人。他生于1857年，原名汤生，从小就聪明异常，和父亲一起经营橡胶园的英国人布朗非常喜欢他，认为义子，并带着10岁的他去了英国求学。
当时，辜汤生很瘦矮，还拖着一条辫子，很受“夷狄”同学的欺负，西洋人管那条辫子叫“猪尾巴”，甚至把他推进女厕所。但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仍十分努力地读书，十几岁就能背下多半本德文的《浮士德》。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西方思想家在启蒙时代曾多次提到中国的文明，其实他们谁也没有去过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比欧洲完美，一是鼓励西方人要自强，二是西方文八对东方的意淫。但他们的这些言论在辜汤生看来却是非常的受用。
天才的辜汤生23岁那年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和一个德国博士学位，在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游学进修。同时他在和“夷狄”的斗嘴中，还练就了出色的辩论功夫。据说他在英国的火车上曾故意倒拿报纸，有英国人看见了，大笑着说：“看，这个中国人有多笨，报纸都拿倒了。”他立马回敬道：“你们的英文太简单了，正着读显不出本事。”然后，就熟练地倒读起报纸来，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游学结束之后，辜汤生被马来西亚当局安排到新加坡做事，遇到了当时为清政府做事的马建忠，马是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的作者。他和马畅谈了三天，迷上了祖国文化，决定回国工作。这时，他把名字改为了“辜鸿铭”。
回国君，辜鸿铭成为张之洞的幕僚，他每天给张讲“西洋那些事”，帮张做了许多重要的工程，比如汉阳铁厂，后来又调入外务部办外教。这期间，他苦读儒家经典，从《康熙字典》开始，先把字认全，然后开始读经史子集，并把四书翻译成英文，用歌德等西方名作家的话加注，不断向西方推荐中国的传统文化。
“马桶当年袁世凯”
辜鸿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嬉笑怒骂和西洋人直截了当的双重特点：1902年，慈禧太后过生日，官员们都要搭台唱戏庆祝。这位人称“老佛爷”的老女人为了生日连海军军费都敢挪用，还号称“谁让我今天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辜鸿铭就敢损她。张之洞在慈禧生日那天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新式铜管乐队齐奏“爱国歌”助兴。他则感叹曰：“满街都唱‘爱国歌’，未闻有唱‘爱民歌’者。”又当场做歌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大员听了，皆面如土色，他却言笑自若。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有学问，但善于实干。他曾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指张之洞，曾考中探花）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了辜。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真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辛亥革命那年冬天，袁世凯让唐绍仪（清尚书、民国总理）和张謇（清状元、实业家）设酒，希望辜鸿铭能支持袁党。辜当场翻脸，称二人为“土芥尚书”和“犬马状元”。唐虽然挨骂，却一直尊重辜，在辜死看，还努力向政府为他申请国葬，可惜未果。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又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乃尔耳。”后来更直接称袁为“贱种”。袁虽然很生气，但碍于老辜名声太大，不敢迫害，只能收买，而老辜又不肯接受。袁世凯一死，辜鸿铭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冯国璋、张作霖都曾希望把他拉拢过来，“狗肉将军”张宗昌也曾以山东大学校长为饵，希望他能归顺，但他都没有答应。
进了北大还要骂
1917年，辜鸿铭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和拉丁文。同时受到邀请的多数都是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辜和新派人物之间的理念不同，是以经常会打些嘴仗。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学一直是一个官府气息浓厚的学校，那时进了北大就相当于候补官员，据说在清末的北大体操课上，教员们都要这样下口令，说：“官桶青向前一步走。”而在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见多识广的大学生们接触的则多数是自由、民主、进化论之类的东西，突然看见一个留黄色小辫、相似洋人的老夫子登上讲台，顿时发出一阵大笑。
辜鸿铭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其时，许多北大的调皮学生纷纷打赌要去剪老爷子的辫子以便出名，但考虑到他的脾气，谁也没敢动手。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评价过这条世界最有名的辫子，认为辜氏是为了和别人不同，因为他以前在国外就剪了辫子，大清亡了他反倒要留起来。辜大怒，声称要告胡名誉侵害。辜在解释自己剪辫子时候则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女朋友喜欢辫子，于是就剪下来送给她了。是风流往事，而不是革命旧事。然后，他又骂胡适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说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英语”。
辜鸿铭最终没有告胡适，胡适为此还问了他好几次，状子递了没有。辜只是批评他那篇写辫子的文章文辞太差，不值当他真的去打官司。
辜鸿铭对学生也开骂，后来担任过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曾是他的学生，罗英语不好，他就老点名让罗背英文诗，还说：“这是洋《大雅》，那是洋《离骚》。”罗一次干脆说“不会”，结果引发了辜的暴怒，甚至骂出了“忘八蛋”（不同于今日之“王八蛋”，这是文人骂法，意思是“无耻的家伙”）这样的话。罗多年以后，还对这个性格鲜明的辜先生记忆扰新。
又，当年在北大有不少洋教授，一次，辜鸿铭在教员休息室遇到了一个英国人，便用英语问他是教什么的，他说是教文学的。辜立刻改说了拉丁文，英国人顿时语无伦次起来，辜便批评说：“教西洋文学的人怎么能不会拉丁文！”转身就走了。
1920年，46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之前他听人说到了中国以后，“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一定要见辜鸿铭”，于是，他到北京以后，就叫朋友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辜去他下榻的酒店谈谈。不料辜竟没来，毛姆只好亲自来到辜位于东城区柏树胡同28号的家，拜访辜氏。辜得意地对毛姆说：“你朋友认为中国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就来？”毛姆本来就口吃，听完这句话后，立时目瞪口呆。在辜眼里，长者是应该坐在家里等年少者拜访。
当时，有家英文报纸经常约辜鸿铭写文章，他就写文章批评学生们不听话闹运动。学生们有一次遇见辜，就说：“先生总说夷狄和中华是有区别的，那为什么你要在夷狄的报纸上骂我们呢？”辜鸿铭听了，突然大怒道：“我连袁世凯都不怕，还怕你们！”北大学生们还总结出了一个规矩，不能跟辜教授提起“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就会报废，他会一直骂到下课铃打响。
一个有原则的骂人者
辜鸿铭曾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The Spirit of the Chin 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自译为《春秋大义》），让洋人买票听挨骂，而且票价都高过了梅兰芳。外国人却把会场都坐满了。
和辜鸿铭自己译的“春秋大义”一样，他骂人并不是胡骂，除了理念不同外，多数是因为正义感。他曾经在一次参加大型宴会时，遇到一外国记者，记者问：“怎么稳定中国政局？”他回答：“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官员们听了都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没人能骂过他。
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辜鸿铭见到法国的公使、名流就挖苦说：“我一向瞧得起你们美丽的法兰西（他倾慕于法国文化，曾经说‘法国面包也比别国的俊些’），如今居然给徐世昌发博士学位！”在蔡元培因为北大学生运动被追辞职的时候，北大师生开展了挽留活动。辜鸿铭站出来高声喊：“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皇帝，不能走！”
辜鸿铭活着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了，死后则变成了一段神话，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他对女性的观点，却忘记了他曾经怒骂猥琐政客的酣畅淋漓和早早看到西方文明中需要批判的某些特性。他的骂声和批评都是出于义理（虽然有些已经太旧）和公心。他是贯彻了“忧道不忧贫”的人。学者张中行先生曾经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的话，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今世再无辜鸿铭，今天的教授、学者有时候也会骂人，但忧道的少，忧贫的多。打开北京大学的官方网站，在“历史名人”一栏里，已经没有了辜鸿铭的名字……
张宁据《中国新闻周刊》汤涌/文 整理
辜先生始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读了汤涌先生的这篇文章，感觉特别对我心思，好文共欣赏。现把它推荐给我的读者。
近有消息称，北大将把“不许网上骂人”写进校规，引发了争议。近些年北大，乃至整个教育界，经常会出现一些恩怨：有同事之间的、有同行之间的，也有师生之间的。他们也已经习惯了在网上相互斗嘴，间或带些粗口，亦在所难免。要禁，恐也难。其实，110岁的北大也是向有“骂人”的传统的。
民国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期，狂狷者骂不绝口。但他们的骂又不是口无遮拦的，而是他们表达自己主张的一种形式。有原则的骂人者，辜鸿铭就是其中之一。
辜鸿铭：第一骂人高手
辜鸿铭爱骂人是出了名的，他也擅长骂人。有人说他保守反动，但他骂的许多人，要么懒、要么笨，要么人品不端。“洋鬼子”们对辜鸿铭都是又敬又怕。因为他可以毫无顾忌地称呼他们是“洋鬼子”、“夷狄”。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嘲笑这个干瘦、戴瓜皮帽、穿长袍、拖着小辫子的老头。如果你说中国不文明、不开化，那就糟糕了。他会拿出贵国文化中最阴暗与最不光彩的一面，用熟练的贵国语言来消遣你。
而对于本国的一些人来说，辜鸿铭则是一个笑话。他在北大任教期间，有人看他古怪、行事出人意表，称他为“辜疯子”，他也毫不介意。
他反对男女平等，号称效忠清朝，却又骂过慈禧太后、袁世凯、徐世昌这样的当权者。只有一个人他一直保持着尊重，那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而辜鸿铭的骂声，也成就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美声。李大钊曾经说过：“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同样善于骂人的陈独秀则斥之为“顽固”、“老古董”。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辜鸿铭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爱国、精神上是完全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今天最缺少的。
善骂者是如何炼成的
辜鸿铭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据说他的先祖是在福建误杀了人，才下南洋避祸的，他的母亲是葡萄牙人。他生于1857年，原名汤生，从小就聪明异常，和父亲一起经营橡胶园的英国人布朗非常喜欢他，认为义子，并带着10岁的他去了英国求学。
当时，辜汤生很瘦矮，还拖着一条辫子，很受“夷狄”同学的欺负，西洋人管那条辫子叫“猪尾巴”，甚至把他推进女厕所。但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仍十分努力地读书，十几岁就能背下多半本德文的《浮士德》。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西方思想家在启蒙时代曾多次提到中国的文明，其实他们谁也没有去过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比欧洲完美，一是鼓励西方人要自强，二是西方文八对东方的意淫。但他们的这些言论在辜汤生看来却是非常的受用。
天才的辜汤生23岁那年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和一个德国博士学位，在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游学进修。同时他在和“夷狄”的斗嘴中，还练就了出色的辩论功夫。据说他在英国的火车上曾故意倒拿报纸，有英国人看见了，大笑着说：“看，这个中国人有多笨，报纸都拿倒了。”他立马回敬道：“你们的英文太简单了，正着读显不出本事。”然后，就熟练地倒读起报纸来，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游学结束之后，辜汤生被马来西亚当局安排到新加坡做事，遇到了当时为清政府做事的马建忠，马是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的作者。他和马畅谈了三天，迷上了祖国文化，决定回国工作。这时，他把名字改为了“辜鸿铭”。
回国君，辜鸿铭成为张之洞的幕僚，他每天给张讲“西洋那些事”，帮张做了许多重要的工程，比如汉阳铁厂，后来又调入外务部办外教。这期间，他苦读儒家经典，从《康熙字典》开始，先把字认全，然后开始读经史子集，并把四书翻译成英文，用歌德等西方名作家的话加注，不断向西方推荐中国的传统文化。
“马桶当年袁世凯”
辜鸿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嬉笑怒骂和西洋人直截了当的双重特点：1902年，慈禧太后过生日，官员们都要搭台唱戏庆祝。这位人称“老佛爷”的老女人为了生日连海军军费都敢挪用，还号称“谁让我今天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辜鸿铭就敢损她。张之洞在慈禧生日那天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新式铜管乐队齐奏“爱国歌”助兴。他则感叹曰：“满街都唱‘爱国歌’，未闻有唱‘爱民歌’者。”又当场做歌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大员听了，皆面如土色，他却言笑自若。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有学问，但善于实干。他曾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指张之洞，曾考中探花）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了辜。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真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辛亥革命那年冬天，袁世凯让唐绍仪（清尚书、民国总理）和张謇（清状元、实业家）设酒，希望辜鸿铭能支持袁党。辜当场翻脸，称二人为“土芥尚书”和“犬马状元”。唐虽然挨骂，却一直尊重辜，在辜死看，还努力向政府为他申请国葬，可惜未果。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又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乃尔耳。”后来更直接称袁为“贱种”。袁虽然很生气，但碍于老辜名声太大，不敢迫害，只能收买，而老辜又不肯接受。袁世凯一死，辜鸿铭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冯国璋、张作霖都曾希望把他拉拢过来，“狗肉将军”张宗昌也曾以山东大学校长为饵，希望他能归顺，但他都没有答应。
进了北大还要骂
1917年，辜鸿铭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和拉丁文。同时受到邀请的多数都是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辜和新派人物之间的理念不同，是以经常会打些嘴仗。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学一直是一个官府气息浓厚的学校，那时进了北大就相当于候补官员，据说在清末的北大体操课上，教员们都要这样下口令，说：“官桶青向前一步走。”而在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见多识广的大学生们接触的则多数是自由、民主、进化论之类的东西，突然看见一个留黄色小辫、相似洋人的老夫子登上讲台，顿时发出一阵大笑。
辜鸿铭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其时，许多北大的调皮学生纷纷打赌要去剪老爷子的辫子以便出名，但考虑到他的脾气，谁也没敢动手。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评价过这条世界最有名的辫子，认为辜氏是为了和别人不同，因为他以前在国外就剪了辫子，大清亡了他反倒要留起来。辜大怒，声称要告胡名誉侵害。辜在解释自己剪辫子时候则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女朋友喜欢辫子，于是就剪下来送给她了。是风流往事，而不是革命旧事。然后，他又骂胡适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说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英语”。
辜鸿铭最终没有告胡适，胡适为此还问了他好几次，状子递了没有。辜只是批评他那篇写辫子的文章文辞太差，不值当他真的去打官司。
辜鸿铭对学生也开骂，后来担任过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曾是他的学生，罗英语不好，他就老点名让罗背英文诗，还说：“这是洋《大雅》，那是洋《离骚》。”罗一次干脆说“不会”，结果引发了辜的暴怒，甚至骂出了“忘八蛋”（不同于今日之“王八蛋”，这是文人骂法，意思是“无耻的家伙”）这样的话。罗多年以后，还对这个性格鲜明的辜先生记忆扰新。
又，当年在北大有不少洋教授，一次，辜鸿铭在教员休息室遇到了一个英国人，便用英语问他是教什么的，他说是教文学的。辜立刻改说了拉丁文，英国人顿时语无伦次起来，辜便批评说：“教西洋文学的人怎么能不会拉丁文！”转身就走了。
1920年，46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之前他听人说到了中国以后，“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一定要见辜鸿铭”，于是，他到北京以后，就叫朋友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辜去他下榻的酒店谈谈。不料辜竟没来，毛姆只好亲自来到辜位于东城区柏树胡同28号的家，拜访辜氏。辜得意地对毛姆说：“你朋友认为中国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就来？”毛姆本来就口吃，听完这句话后，立时目瞪口呆。在辜眼里，长者是应该坐在家里等年少者拜访。
当时，有家英文报纸经常约辜鸿铭写文章，他就写文章批评学生们不听话闹运动。学生们有一次遇见辜，就说：“先生总说夷狄和中华是有区别的，那为什么你要在夷狄的报纸上骂我们呢？”辜鸿铭听了，突然大怒道：“我连袁世凯都不怕，还怕你们！”北大学生们还总结出了一个规矩，不能跟辜教授提起“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就会报废，他会一直骂到下课铃打响。
一个有原则的骂人者
辜鸿铭曾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The Spirit of the Chin 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自译为《春秋大义》），让洋人买票听挨骂，而且票价都高过了梅兰芳。外国人却把会场都坐满了。
和辜鸿铭自己译的“春秋大义”一样，他骂人并不是胡骂，除了理念不同外，多数是因为正义感。他曾经在一次参加大型宴会时，遇到一外国记者，记者问：“怎么稳定中国政局？”他回答：“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官员们听了都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没人能骂过他。
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辜鸿铭见到法国的公使、名流就挖苦说：“我一向瞧得起你们美丽的法兰西（他倾慕于法国文化，曾经说‘法国面包也比别国的俊些’），如今居然给徐世昌发博士学位！”在蔡元培因为北大学生运动被追辞职的时候，北大师生开展了挽留活动。辜鸿铭站出来高声喊：“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皇帝，不能走！”
辜鸿铭活着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了，死后则变成了一段神话，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他对女性的观点，却忘记了他曾经怒骂猥琐政客的酣畅淋漓和早早看到西方文明中需要批判的某些特性。他的骂声和批评都是出于义理（虽然有些已经太旧）和公心。他是贯彻了“忧道不忧贫”的人。学者张中行先生曾经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的话，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今世再无辜鸿铭，今天的教授、学者有时候也会骂人，但忧道的少，忧贫的多。打开北京大学的官方网站，在“历史名人”一栏里，已经没有了辜鸿铭的名字……
张宁据《中国新闻周刊》汤涌/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