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今，胡志文已在文坛耕耘了30多年。30多年中，虽然有过艰苦的生活，环境的改变，职位的变迁，但他从未迷失过自己的理想，从未放弃过努力的学习，更没有割舍手中的文学之笔。正是不辍的写作使得他从高中学校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成长为当下作品多见于《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期刊上的知名散文作家。综观胡志文的创作，可以集中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后，一个是本世纪10年代直至当下。两个时期的创作显示出作家思想的流动和对多样文体的尝试，但不变的是他永恒的心中执念：对生活的热爱，对真理的膜拜，对文学的钟情。
　　一
　　胡志文最早见于报端的文章发表于1977年，当时作家还在克山师专读书。毕业后，他进入克山县文化馆工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便在省内外各级报刊上发表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六十余篇，并成为齐齐哈尔作家协会会员。这些不俗成绩后面是他对时代前进方向正确的把握，对人生努力目标的思辨及对文学纯粹的热爱。
　　每个时代、每个个人的创作大致有一定的倾向性。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提到，中国文学史大致在载道派与言志派间起伏。以此来对应胡志文的创作，大概是较为相配的。前个时期，胡志文尝试过各种文体，计有诗歌、歌词、散文诗、小品美文、小说、杂文、通讯、曲艺、随笔，以至于时政论文、调查报告等等。其中，小说、通讯、部分诗歌可归为载道篇。所谓载道，即是文学要和时代、社会、政治紧密挂钩，文学要为时代发言。胡志文初登文坛的作品集中表现为对文化大革命后新时代、新气象、新人物的歌颂。《桃云如火》颇有小说的意味：“我”回故乡偶遇小学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给“我”讲述他在“四人帮”统治时期的遭遇及新时代来临后的崭新未来。散文《冬天里的记忆》讲述了韩师傅一家在承包后的红火发展。报告文学《普通农家妇女的胆识》生动地记叙了农家女柴芳不畏各种艰难勤劳致富并惠及乡人的事迹。在这些作品中，年轻的胡志文敏感地把握到时代发展的脉动。他慧眼独具，往往抓住一个典型人物或一件典型事件，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为反映时代的变化，凸显人物的精神，勾画出美好的未来愿景，张扬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旗。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时代、人物虽然于今远去，但是作家精致的构思、灵巧的文笔依然动人，正如“那条风雪中猎猎飘卷的红头巾，在白雪的映衬下”直到今天依然“红得一尘不染，红得激动人心”。
　　胡志文的作品中不仅有强烈的时代关怀，而且个人情怀、情趣的传达也很浓重。《毛诗序》中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心中有所动故以文字表现出来，就成为倾于“言志”的文学。胡志文在他创作的第一个时期，这类作品为数不少。从文体来看，他多选取诗歌、散文诗、小品美文、杂文之类来传达内心情思。通常谈及“言志”，往往是偏于婉约，偏于一己情愫的宣泄，和政治、时代距离要远些。但是胡志文的“言志篇”却展现的是大情怀，大志向。《与妻子共勉》中向往的不是花前月下，而是与妻子相约要“珍惜寸寸光阴吧/为了我们的誓言：奉献和给予/眼下的日子别有一番滋味/未来的生活更会富有情趣”。《金色的蒲公英》“不羡慕脱离大地的花室盆景”，而选择“扎根于路旁、山脚下有何不好？/辽阔的沃野留给金色的收成。”因为“一缕清香，一片宁静，/野花芳草，自有露珠晶莹。”小品文《冬之歌》娓娓道来冬的品格和情操，提出要“做一个生活的强者，不管环境多么险恶，总是保持着顽强的进击精神和乐观情绪。”在现代化建设的大业中，他呼唤能有千千万万个新时代的“伯乐”出现（《伯乐与千里马》）。《诗品与人品》中讽刺那些现实生活中自诩为“诗人”却人品卑劣之徒。
　　在胡志文的创作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政治性比较鲜明的作品，还是情绪性比较明朗的作品，他都不喜做小儿女情态，而是将自己投入时代前进的行列中，以博大的胸怀强烈地干预时事，表现出一种大关怀，大境界。这也成为胡志文一生创作的主旋律。
　　二
　　胡志文曾说：“细细想来，自己在各类文学体裁中，最钟情的还是诗歌和散文。”的确是这样，自2012年以来，他的散文创作达到了高峰。从文体来分，他的散文大致包括随笔、文评、美文等类。其中，随笔创作数量最多，也最晶莹透彻，夺人眼目。
　　一个人的创作和他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胡志文一生阅历丰富，他的自叙是：“农村撸锄杆子，部队扛枪杆子，机关拿笔杆子”。虽历经世事沧桑，但胡志文既没有沉溺于喧嚣的世俗生活中，也不愿意“将痛苦、恩怨、消沉等因素变为生活的常态”，更不愿意“牺牲一些生命的真趣”。他选择了反抗，反抗现实世界的猥琐和不堪，在不断地沉思求索中寻找到指导生活、人生的正路子，寻觅精神世界的支撑。为此，他不断地出游，在自然山水间寻找与自身的相和；他废寝地读书，从古人文士那里打捞自己的膜拜对象。不息的“精神的漂流”和对“生命意义的拷问”最终凝成了他的所悟：“人游弋于天地之间，谁也改变不了生老病死，谁也不能永享荣华富贵，千古时空，一朝风月。由此我想到渺小的人类，占有的多与少都是瞬间停留，表现的强与弱都是一样的云烟，何必因蝇头蚊利算来算去，何必为虚华浮名争来争去。上苍宰制，不分贵贱，红铜黑铁，各得其所。”（《岳阳楼感怀》）
　　笔者以为最可贵的是，胡志文对生命的领悟不是敝帚自珍，不是只耽于一己精神的高蹈，他满怀着如虔诚的传教者、布道者的心态，把自己所得告知他人，来启悟读者。于是，我们看到他从人生的各面的谆谆教誨：“酒是一把‘双刃剑’”；“平平常常的友谊最真，顺其自然的友谊最好”；应该“让心灵盛开幸福花、圆满花、真情花、高贵花”。
　　除了随笔，胡志文近期还写了若干篇评论文章。他评诗、评词、评传记，还评书画。既能创作又能评论的双笔人士在现今社会越来越少了，但胡志文却能悠游期间，而且颇能跨界，于书画中体味到画境、画意，再而关照现实人生，提炼出其间的精神内涵。
　　三
　　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核心问题是选择什么材料及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胡志文的选材比较广泛，但往往是宏大的，高山、大水、巍楼、文学经典、历史名人等等不一而足。选材的博大或微小本身并无高下之别，但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出作者的视野和胸襟，能折射出作家的气魄和关照。就此点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作者心胸的辽远和阔大，感受到他对历史思虑之深和对现实关心之切。 　　在艺术表达方面，多年的创作磨练后胡志文渐渐找到并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他习惯采用议论、抒情相结合的笔法，在快人快语、条分理析间畅谈出做人、做事之则。而且每篇文章没有固定的字数，或长或短，全凭意绪控制；语言或文或白，写来尽得其妙。
　　其次在具体行文中，作者惯用排比手法，如“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是中国《易经》文化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核心要义。一如荆轲刺秦上马时‘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一如谭嗣同笔下‘帝子不来山鬼哭，一天風雨写《离骚》’的悲壮情怀，一如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意绪哀愁。”“想要寻到花开自赏的空谷幽兰吗？想要听到风吹长峡鹰旋峰极的啸啸之声吗？想要于缝隙和暗洞处窥视几朵星光和一弯新月吗？想要采摘巫山之巅那束白云和庐山绝顶那滴雾雨吗？那就唯有向山的深处漫游，那就唯有向山的高处攀援。”大量排比的运用或急语相告或软语不绝，密集的文字宣泄出强烈的情感，制造出了快谈、纵谈的气势，将以情撼人、以情动人推到了极致，充分显示出作者雄阔的胸怀和高昂的气势。
　　再次，作者在文字上颇具功夫，辞藻富丽，喜用长句，似乎承袭了汉赋的特色。而且其语言文白夹杂，如“涸川以得珠 崩崖以得玉”一篇全文皆为文言。自现代文学以来，文白之争就是常被论及的话题，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白话相较文言，是更现代的表达媒介。但是在写作实践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作家在有意无意间会用文言来传情达意，这完全可以说明文言自有其运用的空间，自有其辗转捭阖的味道。推测作者选用文言之意，一是非自觉性的模仿，如上写岳阳楼一篇，《岳阳楼记》早已深入人心，故作者自然会从记忆中捡拾起来，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氛围中完成古文的书写。二是为了和文章的内容配合，自觉选择一些文言词汇。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写出的每篇文章中，引用评点的多为古人古文，这不仅使得其文章充满了浓浓的书卷气，客观上增加了读者的知识，而且在行文时配合些文言字词，整体会显得更加文雅。
　　朱光潜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一个人的为人、为文之道是相通的。就胡志文来说，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怎样为人就会怎样为官，怎样为人就会怎样为文的必然性。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胡志文正是有真精神、真性情之人。故他文章最大的特质在于有气有情。气是气质、气势。本人刚正不阿的气质使得文章显现出大气磅礴的气势。情是对亲人、朋友、工作的深情。这深情、深爱使其作品升腾着至真至诚的火焰。这一切成就了胡志文作品满蕴精气神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