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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记忆装订成册，装订成96个春天96幅画卷，如痴地读。
嘉兴南湖的那叶扁舟，犁过汹涌犁过风雨犁过黑夜，驶过哀怨驶过屈辱驶过昏暗。因为梦想，因为求索，十三双巨手擎起横空出世的火把，棹桨摇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迎来第一抹绚丽的晨曦。红帆成了中国航程的方向！
镰刀割断的是旧世界的枷锁，铁锤砸出的是崭新的天地。这两件质朴的物具握在一起，成了开启伟大的钥匙！
从此，太阳有了光芒，分娩出一个开天辟地的壮举！
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这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首先在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被选为小组的书记。陈独秀在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中国共产党。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与全国各大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建议他们在本地区发起建立共产党的组织。9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新青年》杂志改变为上海小组对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11月，上海小组又创办了秘密理论性刊物《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的《短言》（即宣言）中明确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宣布“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短言》，实际上是我党第一个纲领的雏形。
这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北京小组曾帮助天津、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同年秋，武汉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主要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组织成员不断到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活动，并与沪、京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进行联系，为建党工作做出了不少努力。
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最初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義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红色会场的选定与寻访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各帝国主义列强染指颇深，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错综复杂形势下，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认为，中共一大会场不能选在旅馆。那选在哪里呢？她在和李达商量时，建议在李汉俊的住处开。李汉俊的住处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日后，王会悟回忆说：“因为李汉俊住在他哥哥李书城的公寓里……在上海李书城有好几处公馆，李汉俊住的就是其中一处公馆，如果在此公馆开会，就比较安全。”王会悟在征得李达同意后，亲自去找李汉俊。李汉俊一听要在他家开会，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不同意，当时他心里很害怕，两人谈到中午12点，李汉俊仍不同意。几天后，王会悟接连几次去找李汉俊。王会悟说，她当时“建议会议上午开，并在他家楼上开，以便好掩护。楼下家里人来人往，买菜、做饭、洗衣服都可以掩护楼上开会。即使客人来，在楼下接待，楼上开会也不会被发现。最后，李汉俊同意了”。于是，中共一大会场就这样选定了。
由于这次会议是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召开的，而后又长期处于战争年代，因此中共一大会址的寻找、确认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进行。1950年初秋，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必须找到当年召开中共一大的地方，并建立纪念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将这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交给了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
茫茫大上海，何从寻觅中共一大会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线索，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提供的——杨手下有一副科长叫周之友（中共党员，原名周幼海），是周佛海儿子！周之友提供了重要情况：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上海，一大期间，周佛海正与杨热恋，曾带她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其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费了好长时间才在上海图书馆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了《往矣集》。书中提及，中共一大外地代表住的地方是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的地方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沈之瑜赶忙请教了上海地名学者和专家，得知贝勒路已更名为黄陂南路。这样一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隔了一天，杨淑慧奉杨帆之命来找沈之瑜，说是将尽力帮助寻找李汉俊家。杨淑慧来到黄陂南路附近转了好几日，仔细寻访、回忆、辨认。一天，当她走到黄陂南路与兴业路交叉路口时，似乎找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后来，她一打听才知道，兴业路就是以前的望志路。兴业路转角处第一幢石库门门牌是100号，向西为102号、104号、106号、108号，在106号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商店前，杨淑慧凝望许久后对沈之瑜说：“这很像当年李汉俊的家。”很快，得到店铺老板董正昌的确认。
出于审慎的考虑，上海市委把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拍成了照片，还专门请木匠把“恒昌福面坊”复原成“李公馆”的样子制成了模型，并派人送到北京。毛泽东和董必武看后一致确认，这就是中共一大会址。李书城在看了照片后也证实：“那两幢房子确实是当时我家的住房。”至此，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会址最终确认了。
开天辟地的壮举静悄悄地进行
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同努力下，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克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中共一大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拟定了会议日程及任务。在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经验。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7月30日晚上，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晚上7时许，会议还没有开始，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急忙走了。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立即分头离开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个空。日后，李达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那名陌生的中年男子叫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任职，先做巡捕，后升至探长，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1949年后，宋庆龄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后，程才没有被关进监狱，他于1956年病逝于上海。
关于一大会场突遭搜查的原因，李达说是因开会时马林说话声音宏大，引来了租界的暗探；而董必武认为，马林是荷兰人，进入会场便引来了租界的怀疑。真正的原因是马林早已经被租界当局盯上了，他曾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驱逐出境，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马林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
30日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王会悟（她是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
画家何红舟、黄发祥曾创作红色油画《启航》，这是2009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画展的创作，画家选择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登船这一瞬间来表现一大会议转移到南湖召开时那种神秘而庄重的氛围。根据王会悟的回忆，南湖红船并不能直接停靠烟雨楼前的码头，而是停在湖中，由一只小船往来于码头与大船之间接送客人。何红舟说：“如果表现这样的方式上船，很难表达出我想将一大代表全部画进去的初衷，于是我设想一大代表由码头边的跳板上船，这样的安排可以将一大代表较为轻松地安排在画面中。这张构图在人物表现的主次关系中，侧重于2002年中共党史新编中的排序，突出了李达、李汉俊、陈潭秋和董必武的地位，青年毛泽东则紧随其后。”
创作中，何红舟感到还有一些问题解决得不够理想。为此，创作时画家的草稿有两幅：一幅是代表们从湖边的跳板登船的场景，另一幅表现的则是一大代表乘小船陆续登红船，最后定稿的是后者。“在清朝灭亡之后，民主共和的思想有所传播，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混乱与社会动荡，可以说‘动荡’成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如何表现这点也是值得深究的。在反复比对另一张由小船上大船的稿子时，发现小船上大船的不稳定感觉，以及对激荡的水面的表现，有助于加强那个时代的特征给予人的感受，暗示出那个时代环境的艰险，从而可以更好地烘托‘启航’的主题。”
无产阶级在中国从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
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中共一大选举的党的领导机构为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出席大会，但是鉴于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为党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所做的贡献，以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实际上所处的领导地位，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的另两位领导人是李达和张国焘，他们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在陈独秀未回中央局工作期间，由周佛海代行中央局书记一职。
曾流行一种说法：由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以及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使他得以成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其实，早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已经以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和倡导者闻名于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中，被誉为“思潮界之明星”（毛泽东同志语。见《湘江评论》创刊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成为一个有影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家。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曾讲到，“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轉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
最后一天会议进行中央局选举时，唯一没有投陈独秀为书记的是刘仁静。他曾这样回忆：“当时是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就没有吭声。1923年李汉俊到北京时，我去看他，他对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还表示感谢。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时，蔡对我说，‘一大’时我选李汉俊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时选举好像事先有默契，选谁每人心中都有数。”
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现行的中共党史对此几乎成为定论，但在参加一大的一些代表的回忆录中，认为一大除选出陈、李、张三人外，还选举产生了一些候补委员。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党的生日）。
责任编辑 王碧清
记忆装订成册，装订成96个春天96幅画卷，如痴地读。
嘉兴南湖的那叶扁舟，犁过汹涌犁过风雨犁过黑夜，驶过哀怨驶过屈辱驶过昏暗。因为梦想，因为求索，十三双巨手擎起横空出世的火把，棹桨摇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迎来第一抹绚丽的晨曦。红帆成了中国航程的方向！
镰刀割断的是旧世界的枷锁，铁锤砸出的是崭新的天地。这两件质朴的物具握在一起，成了开启伟大的钥匙！
从此，太阳有了光芒，分娩出一个开天辟地的壮举！
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这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首先在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被选为小组的书记。陈独秀在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中国共产党。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与全国各大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建议他们在本地区发起建立共产党的组织。9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新青年》杂志改变为上海小组对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11月，上海小组又创办了秘密理论性刊物《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的《短言》（即宣言）中明确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宣布“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短言》，实际上是我党第一个纲领的雏形。
这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北京小组曾帮助天津、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同年秋，武汉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主要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组织成员不断到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活动，并与沪、京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进行联系，为建党工作做出了不少努力。
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最初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義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红色会场的选定与寻访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各帝国主义列强染指颇深，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错综复杂形势下，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认为，中共一大会场不能选在旅馆。那选在哪里呢？她在和李达商量时，建议在李汉俊的住处开。李汉俊的住处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日后，王会悟回忆说：“因为李汉俊住在他哥哥李书城的公寓里……在上海李书城有好几处公馆，李汉俊住的就是其中一处公馆，如果在此公馆开会，就比较安全。”王会悟在征得李达同意后，亲自去找李汉俊。李汉俊一听要在他家开会，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不同意，当时他心里很害怕，两人谈到中午12点，李汉俊仍不同意。几天后，王会悟接连几次去找李汉俊。王会悟说，她当时“建议会议上午开，并在他家楼上开，以便好掩护。楼下家里人来人往，买菜、做饭、洗衣服都可以掩护楼上开会。即使客人来，在楼下接待，楼上开会也不会被发现。最后，李汉俊同意了”。于是，中共一大会场就这样选定了。
由于这次会议是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召开的，而后又长期处于战争年代，因此中共一大会址的寻找、确认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进行。1950年初秋，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必须找到当年召开中共一大的地方，并建立纪念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将这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交给了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
茫茫大上海，何从寻觅中共一大会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线索，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提供的——杨手下有一副科长叫周之友（中共党员，原名周幼海），是周佛海儿子！周之友提供了重要情况：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上海，一大期间，周佛海正与杨热恋，曾带她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其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费了好长时间才在上海图书馆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了《往矣集》。书中提及，中共一大外地代表住的地方是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的地方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沈之瑜赶忙请教了上海地名学者和专家，得知贝勒路已更名为黄陂南路。这样一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隔了一天，杨淑慧奉杨帆之命来找沈之瑜，说是将尽力帮助寻找李汉俊家。杨淑慧来到黄陂南路附近转了好几日，仔细寻访、回忆、辨认。一天，当她走到黄陂南路与兴业路交叉路口时，似乎找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后来，她一打听才知道，兴业路就是以前的望志路。兴业路转角处第一幢石库门门牌是100号，向西为102号、104号、106号、108号，在106号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商店前，杨淑慧凝望许久后对沈之瑜说：“这很像当年李汉俊的家。”很快，得到店铺老板董正昌的确认。
出于审慎的考虑，上海市委把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拍成了照片，还专门请木匠把“恒昌福面坊”复原成“李公馆”的样子制成了模型，并派人送到北京。毛泽东和董必武看后一致确认，这就是中共一大会址。李书城在看了照片后也证实：“那两幢房子确实是当时我家的住房。”至此，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会址最终确认了。
开天辟地的壮举静悄悄地进行
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同努力下，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克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中共一大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拟定了会议日程及任务。在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经验。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7月30日晚上，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晚上7时许，会议还没有开始，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急忙走了。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立即分头离开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个空。日后，李达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那名陌生的中年男子叫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任职，先做巡捕，后升至探长，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1949年后，宋庆龄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后，程才没有被关进监狱，他于1956年病逝于上海。
关于一大会场突遭搜查的原因，李达说是因开会时马林说话声音宏大，引来了租界的暗探；而董必武认为，马林是荷兰人，进入会场便引来了租界的怀疑。真正的原因是马林早已经被租界当局盯上了，他曾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驱逐出境，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马林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
30日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王会悟（她是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
画家何红舟、黄发祥曾创作红色油画《启航》，这是2009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画展的创作，画家选择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登船这一瞬间来表现一大会议转移到南湖召开时那种神秘而庄重的氛围。根据王会悟的回忆，南湖红船并不能直接停靠烟雨楼前的码头，而是停在湖中，由一只小船往来于码头与大船之间接送客人。何红舟说：“如果表现这样的方式上船，很难表达出我想将一大代表全部画进去的初衷，于是我设想一大代表由码头边的跳板上船，这样的安排可以将一大代表较为轻松地安排在画面中。这张构图在人物表现的主次关系中，侧重于2002年中共党史新编中的排序，突出了李达、李汉俊、陈潭秋和董必武的地位，青年毛泽东则紧随其后。”
创作中，何红舟感到还有一些问题解决得不够理想。为此，创作时画家的草稿有两幅：一幅是代表们从湖边的跳板登船的场景，另一幅表现的则是一大代表乘小船陆续登红船，最后定稿的是后者。“在清朝灭亡之后，民主共和的思想有所传播，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混乱与社会动荡，可以说‘动荡’成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如何表现这点也是值得深究的。在反复比对另一张由小船上大船的稿子时，发现小船上大船的不稳定感觉，以及对激荡的水面的表现，有助于加强那个时代的特征给予人的感受，暗示出那个时代环境的艰险，从而可以更好地烘托‘启航’的主题。”
无产阶级在中国从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
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中共一大选举的党的领导机构为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出席大会，但是鉴于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为党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所做的贡献，以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实际上所处的领导地位，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的另两位领导人是李达和张国焘，他们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在陈独秀未回中央局工作期间，由周佛海代行中央局书记一职。
曾流行一种说法：由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以及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使他得以成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其实，早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已经以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和倡导者闻名于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中，被誉为“思潮界之明星”（毛泽东同志语。见《湘江评论》创刊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成为一个有影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家。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曾讲到，“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轉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
最后一天会议进行中央局选举时，唯一没有投陈独秀为书记的是刘仁静。他曾这样回忆：“当时是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就没有吭声。1923年李汉俊到北京时，我去看他，他对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还表示感谢。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时，蔡对我说，‘一大’时我选李汉俊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时选举好像事先有默契，选谁每人心中都有数。”
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现行的中共党史对此几乎成为定论，但在参加一大的一些代表的回忆录中，认为一大除选出陈、李、张三人外，还选举产生了一些候补委员。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党的生日）。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