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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封信。在信中，毛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文革”中影响深远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整版报道，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和“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随后，各地机关和文化部门陆续选择偏远、贫穷的农村办“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下放劳动。父母单位武汉某出版系统也于1970年成立了“五七干校”。
这年10月，在得知父母决定全家随单位下放干校时，我颇为高兴，原因当然与“反标”(1968年时笔者只有小小年纪却已因莫须有的“反标”罪名进过学习班) 有关。当时我想只要摆脱这里的环境，什么地方都愿意去。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很简单，因为除了书桌、凳子、书柜、箱子和床外，我们家没有其它财产。离开江城头天晚上，家里所有东西都打了包，我们睡在地板上，这是我首次睡地铺。次日早晨起得很早，生平头一回搬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当坐在卡车车厢挡板处的小方凳上时，我睡意全无。在飞扬的尘土里，随着城市楼房和柏油马路渐渐离去，我感觉自己似笼中小鸟回到大自然般的惬意。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颠簸，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沔阳县剅河区剅河公社剅河大队三小队。下车后，父母和哥哥忙于搬运行李，我却已窜到家对面的泥塘里，和农民孩子一道捉泥鳅去了。为此我失去了父母单位给我们全家在“新居”门前合影留念的难得机会。
沔阳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土地肥沃，地势平坦。过去因水患不断，导致“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后，水患得到控制，不过生活条件仍然很差。虽距武汉不足100公里，我们的住地却没有电和自来水，也无煤和炉子。最初我们和知识青年为邻。我和父母的房间，摆着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柜和桌子，再无多余的地方。朝北的木板窗很小，光线昏暗；哥哥和一位武汉知青住隔壁，房中间有隔墙，知青住里面，哥哥住外面，哥哥这边有个单人床和迭起的两口箱子。那位知青很特别，冬天卖夏装，夏天卖冬装。看他一人在外不容易，父亲曾“借”给他一些零用钱，后来没还也就算了。我们的房顶用茅草铺成，外面下大雨时屋内漏小雨，父母便用脸盆放在蚊帐上接雨水，泥土地面凸凹不平。
紧挨哥哥房间的另一边，是一大一小的套房，住着两位武汉钢铁公司下放女知青，她们是姑嫂俩，负责夜校，大伙管她们叫“小钱”和“小付”。她俩比我年长很多，但我也随大家一样叫。天黑时，想识字的农民拥挤在堂屋方桌前，听她们讲课，有时也教歌。我晚上没事也去那里。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举红旗向太阳，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我就听过好多遍。
女知青房间侧面是用高粱杆搭成的偏房，那是我们家的厨房兼浴室。房内有口大水缸，平时由父亲和哥哥从较远处的井里挑来水盛满，然后加明矾镇成清水，再用半个葫芦制成的瓢舀着用。水缸旁是做饭的土灶，有现在办公桌大小，我们用稻、麦草或棉花杆做燃料，它们占了小半间房子。棉杆烧起来烟较小，噼哩啪啦像放鞭一样，声音很好听。灶的旁边还点缀着水罐，柴火高烧时，水罐就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预告着里面的水已达到沸点。我们在后院还挖了个大坑，用高粱杆围上，就成了厕所。庄稼需要肥料，这里便是无价之宝。家里照明用煤油灯和“马灯”，后者很像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用的号子灯，也用煤油作燃料，但提着方便，可经受风吹雨打。队里举办大型活动时用“气灯”，那时觉得“气灯”特别亮。
父母单位来到干校的职工统称“学员”。无论资历深浅、级别大小，都叫“五七战士”。大家不分年龄、性别，全部按军队编制编入连、排、班，父亲当时是连部负责人之一。他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整队呼口号，唱毛主席语录歌；还要向毛主席“早请示(开工、早饭前集体或个人肃立毛主席像前，手握语录本并贴至胸前，向毛主席表达忠心和敬意)”、“晚汇报(就寝前向毛主席报告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甚至还要参加野营拉练。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要求自食其力。也有因不堪重负而病倒的。据说与群众性批斗相比，干校干部相对要自由许多，尤其对那些所谓“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有所改善。因为这里的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劳动强度也略小一些。而在精神方面，甚至可以用“幸福”来形容。因为远离城市，也就远离了那里的荒诞、紧张和迫害。
我进入剅河小学就读。这里条件艰苦，教室房屋由破旧土坯(用泥和草通过木模，在平整坯场制的“土砖”) 和砖头混合垒成。窗户小，无玻璃，室内光线很差。已经三年级了，却是既无教材，也没桌椅。父亲便用大人坐的方凳给我当桌子，横牚间用绳交织，放本子和文具盒，另一个矮凳做椅子。就这种条件，农家孩子也享用不上，他们干脆坐在地上听老师讲课。农村重男轻女，班上男生多些。课堂内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城里少，学生来就是识字。不过中学入学要求较严，因公社仅一所中学，下放干部子弟中，只有包括哥哥在内的四五个学生留校住读，其余子弟全部被送往沙洋农场中学。在这里读书时，哥哥于1971年5月加入了共青团，他也是下放干部子弟中最早入团的学生之一。
放学后的生活相对要丰富些。我喜欢上树掏鸟窝，小伙伴们在一起，谁上的树高，掏的鸟窝大，谁就是英雄。一般说来，爬树高度与心理上的荣誉加恐惧感成正比。有次我爬上一棵大树，在接近鸟窝时，两只大鸟围着我不停地大叫，吓得我赶紧放弃了；还有一次，我在附近砖堆里为掏下来的小鸟做了个窝，大鸟知道后飞过来喂食，这倒是省了我的功夫。不过没过多久，小鸟翅膀硬点后，便趁我不在时随大鸟悄然离去，着实让我“生气”了一番。
我也喜欢去泥塘抓泥鳅。我曾将塘里的浠泥搬到家门口的一条小沟里养泥鳅，结果因泥土干结，泥鳅全部死亡而懊悔不已；因怕碰到蛇，我未去过河溏边沿抓鳝鱼。有次父亲到公社开会半夜回家，在穿过一片树林时碰到一条大蛇。他在手电筒光照下，用砖将蛇打死。我知道后感到父亲真不简单。鱼鹰会逮鱼，农民常带着家养的鱼鹰去抓鱼。当看到主人站在两只小船连着的横杠上划行时，船头一边站立的一只鱼鹰，不禁使我想起“救火龙”上的“造反派”。
我家后面有个大水溏，据说曾淹死过人。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和不愿在众伙伴面前示弱的心理作用，我偏要在这个溏里学游泳，后来居然游会了。当我自由地游到对面生产队时，感到无比骄傲。我也在溏边用蚯蚓作诱饵下钩钓鱼，有次一下钓上来几条大家伙，拿回家让母亲做熟后，吃起来津津有味。也许好奇心使然，有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背着大人，攒足8分钱，买了包“城乡”牌香烟，一起品尝“吞云吐雾”的滋味。不过感觉并不好，况且8分钱也不容易攒，以后再没试过。
农村一年有两季农忙假，当农民孩子放假回家种田时，我也入乡随俗，回“五七连”帮父母做农活。插秧季节，我卷起裤腿，用小脸盆将秧苗端到地里，一撮撮插入水田。地里蚂蟥很多，常附在腿上吸血，我按照大人的指导，用手掌使劲一击，它们便落在地上。听说蚂蟥断开后会变成多条，我便学农民孩子的样子，用根小枝顶在其头部，使其里外翻个，再扔到田外。摘棉花或割稻谷时，我也和大人们一起，头顶烈日，到田里收割。在得到“五七连”表扬后，我因“反标”在父母同事面前压抑许久的心理终于得到了很大的解脱。
比起城市来，这里的粮食、蔬菜非常新鲜，做的饭也特别香。队里分给我家的一块自留地，给了全家许多乐趣。父母带着我们在自留地里种玉米、大头菜、辣椒、丝瓜、户子、西红柿和扁豆等。我们一起浇水、上肥。因米中有杂物，父母便用筛子去沙，用簸箕扬糠秕和灰尘。下雨时，看到父母头戴斗笠，身穿梭衣，活脱脱就像在职农民。收获时节，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也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
我们家还养了许多鸡，母鸡下的蛋怎么也吃不完，最后只好用锅盛着到公社的集市里卖掉。听说生吃鸡蛋营养好，我和小伙伴们就将刚下的鸡蛋一人一个生吃到肚里。当队里豌豆、蚕豆长成时，我们也偶而跑到农田吃青豆，有时还划着船去摘莲蓬或菱角。那年冬季，因在船上没站稳而掉进了河里，回到家后，父母赶紧做姜汤给我喝，用棉被盖着让我发汗。农村的卫生和基础设施比城里差，但我很少生病，只是刚到时，水土不服，皮肤过敏，全身起疹，奇痒难忍。父母马上用桑树枝煮水为我洗身，还挺管用，居然止住了。
农民犁地时水田靠水牛，旱田则是黄牛。我喜欢骑动作较慢的水牛，不太敢骑骡和马。看到牛交配，小伙伴们常大笑一通跑开来。在牛拉着犁耙耕地时，我特别欣赏农民站在犁耙上的平稳心态。我很想一试，但因害怕摔倒，最后还是放弃了。秋收时，田里常碰到野鸡，它们跑得很快，还会飞。农民们便用“土铳”——一种装有碎铅弹的土枪来对付，打死后能饱餐一顿。农民家里养有狗，这一季节，他们便会把狗放到田里逮野兔。我不明白这些狗为什么那么听主人的话，逮住野兔都乖乖地用口衔着交给主人。我曾试图养狗，但抱回没几天，它便在我离开时跑得无影无踪，从此断了我的养狗念头。
最热闹要数过年了。年前队里“干溏”，即用抽水机把鱼溏的水抽到另外一个鱼溏，直到见底，然后捞鱼或挖藕分到每家；农民们杀猪很有意思，先把猪捆好，用刀直捅喉咙，吊起沿皮下吹气，将皮分离去掉，再开膛破肚；每家准备蕃糁(一种油炸面片)、麻糖和糍粑(糯米饭在碓窝中经木杵使劲舂制、风干而成)等，队里干部和邻居还给我们家送来他们的“产品”，让我们品尝；每家门口贴上红纸对联和横批，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小孩有新衣新鞋，女孩则选择此时出嫁，出发前大哭一场，很远都能听到(我长大后才知，“哭嫁”是一种传统习俗，体现新娘离别娘家和少女时代的相思之情。不同在于，封建时代违背本人意愿的婚姻是真哭，而后来多是遵循习俗的“喜哭”)；队里举行庆祝集会时，农民们脚穿木屐(套在鞋外、类似拖鞋的木制高脚鞋，多在雨雪天泥土地使用)来到会场。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居然演唱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很受大家欢迎。
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我们在事发不久后就听说了，但当时我们那帮小伙伴不太相信他会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认为是谣言。因为一直宣传他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还祝他“永远健康”。不过大人较为清楚一些。“9·13”后一个月，根据下放干部“集中管理和学习”的需要，我们家从剅河搬到董庄大队，住进了打谷场旁的一个仓库。这里的邻居都是下放干部，我们家换成了两间瓦房，而且比原来大些，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哥哥当时住在学校，我和父母住大房，小房用来养鸡，多时家里养有30多只鸡。因打谷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些鸡不用喂食便长得十分壮实，母鸡到了冬天还在生蛋。有只公鸡特别有趣，母鸡要下蛋时，它总是领着它们去鸡窝。叫几声停下来，等母鸡过来后再往前走，边走边叫，一直到窝边。
董庄小学条件比剅河小学好，或许是年级高了的原因，学校开始布置作业。在这里，下放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班长林俊是学校的红人，待人不错。她常代表班上在年级或学校发言，但有次露出了破绽，在一篇发言稿上，“汇报”的“汇”字写得潦草，看上去像“江”字，她不知“江报”的意思，便来问我，想必句子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当时，左汉平、左怡萍兄妹和我关系最好，我们一起上学，一同回家，以至有同学说左怡萍是我的女朋友。为此我专门透风给她，后来才不再在一起走了。
“五七干校”是“文革”中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它严重摧残了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同时又使得一部分人得以保存下来。多年后得知，在“文革”中，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0多所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十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县的干校则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锻炼的学员有上百万人，其中有些人成为了后“文革”时代中国拨乱反正的中坚。就我个人而言，农村条件虽比城市艰苦许多，但很单纯。我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没有精神压力，生活得挺快活。毛主席在“文革”中说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于我这个经历了“反标事件”的少年来说，他的话也许同样是适用的。
（责编 晓舟）
这年10月，在得知父母决定全家随单位下放干校时，我颇为高兴，原因当然与“反标”(1968年时笔者只有小小年纪却已因莫须有的“反标”罪名进过学习班) 有关。当时我想只要摆脱这里的环境，什么地方都愿意去。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很简单，因为除了书桌、凳子、书柜、箱子和床外，我们家没有其它财产。离开江城头天晚上，家里所有东西都打了包，我们睡在地板上，这是我首次睡地铺。次日早晨起得很早，生平头一回搬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当坐在卡车车厢挡板处的小方凳上时，我睡意全无。在飞扬的尘土里，随着城市楼房和柏油马路渐渐离去，我感觉自己似笼中小鸟回到大自然般的惬意。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颠簸，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沔阳县剅河区剅河公社剅河大队三小队。下车后，父母和哥哥忙于搬运行李，我却已窜到家对面的泥塘里，和农民孩子一道捉泥鳅去了。为此我失去了父母单位给我们全家在“新居”门前合影留念的难得机会。
沔阳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土地肥沃，地势平坦。过去因水患不断，导致“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后，水患得到控制，不过生活条件仍然很差。虽距武汉不足100公里，我们的住地却没有电和自来水，也无煤和炉子。最初我们和知识青年为邻。我和父母的房间，摆着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柜和桌子，再无多余的地方。朝北的木板窗很小，光线昏暗；哥哥和一位武汉知青住隔壁，房中间有隔墙，知青住里面，哥哥住外面，哥哥这边有个单人床和迭起的两口箱子。那位知青很特别，冬天卖夏装，夏天卖冬装。看他一人在外不容易，父亲曾“借”给他一些零用钱，后来没还也就算了。我们的房顶用茅草铺成，外面下大雨时屋内漏小雨，父母便用脸盆放在蚊帐上接雨水，泥土地面凸凹不平。
紧挨哥哥房间的另一边，是一大一小的套房，住着两位武汉钢铁公司下放女知青，她们是姑嫂俩，负责夜校，大伙管她们叫“小钱”和“小付”。她俩比我年长很多，但我也随大家一样叫。天黑时，想识字的农民拥挤在堂屋方桌前，听她们讲课，有时也教歌。我晚上没事也去那里。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举红旗向太阳，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我就听过好多遍。
女知青房间侧面是用高粱杆搭成的偏房，那是我们家的厨房兼浴室。房内有口大水缸，平时由父亲和哥哥从较远处的井里挑来水盛满，然后加明矾镇成清水，再用半个葫芦制成的瓢舀着用。水缸旁是做饭的土灶，有现在办公桌大小，我们用稻、麦草或棉花杆做燃料，它们占了小半间房子。棉杆烧起来烟较小，噼哩啪啦像放鞭一样，声音很好听。灶的旁边还点缀着水罐，柴火高烧时，水罐就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预告着里面的水已达到沸点。我们在后院还挖了个大坑，用高粱杆围上，就成了厕所。庄稼需要肥料，这里便是无价之宝。家里照明用煤油灯和“马灯”，后者很像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用的号子灯，也用煤油作燃料，但提着方便，可经受风吹雨打。队里举办大型活动时用“气灯”，那时觉得“气灯”特别亮。
父母单位来到干校的职工统称“学员”。无论资历深浅、级别大小，都叫“五七战士”。大家不分年龄、性别，全部按军队编制编入连、排、班，父亲当时是连部负责人之一。他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整队呼口号，唱毛主席语录歌；还要向毛主席“早请示(开工、早饭前集体或个人肃立毛主席像前，手握语录本并贴至胸前，向毛主席表达忠心和敬意)”、“晚汇报(就寝前向毛主席报告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甚至还要参加野营拉练。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要求自食其力。也有因不堪重负而病倒的。据说与群众性批斗相比，干校干部相对要自由许多，尤其对那些所谓“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有所改善。因为这里的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劳动强度也略小一些。而在精神方面，甚至可以用“幸福”来形容。因为远离城市，也就远离了那里的荒诞、紧张和迫害。
我进入剅河小学就读。这里条件艰苦，教室房屋由破旧土坯(用泥和草通过木模，在平整坯场制的“土砖”) 和砖头混合垒成。窗户小，无玻璃，室内光线很差。已经三年级了，却是既无教材，也没桌椅。父亲便用大人坐的方凳给我当桌子，横牚间用绳交织，放本子和文具盒，另一个矮凳做椅子。就这种条件，农家孩子也享用不上，他们干脆坐在地上听老师讲课。农村重男轻女，班上男生多些。课堂内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城里少，学生来就是识字。不过中学入学要求较严，因公社仅一所中学，下放干部子弟中，只有包括哥哥在内的四五个学生留校住读，其余子弟全部被送往沙洋农场中学。在这里读书时，哥哥于1971年5月加入了共青团，他也是下放干部子弟中最早入团的学生之一。
放学后的生活相对要丰富些。我喜欢上树掏鸟窝，小伙伴们在一起，谁上的树高，掏的鸟窝大，谁就是英雄。一般说来，爬树高度与心理上的荣誉加恐惧感成正比。有次我爬上一棵大树，在接近鸟窝时，两只大鸟围着我不停地大叫，吓得我赶紧放弃了；还有一次，我在附近砖堆里为掏下来的小鸟做了个窝，大鸟知道后飞过来喂食，这倒是省了我的功夫。不过没过多久，小鸟翅膀硬点后，便趁我不在时随大鸟悄然离去，着实让我“生气”了一番。
我也喜欢去泥塘抓泥鳅。我曾将塘里的浠泥搬到家门口的一条小沟里养泥鳅，结果因泥土干结，泥鳅全部死亡而懊悔不已；因怕碰到蛇，我未去过河溏边沿抓鳝鱼。有次父亲到公社开会半夜回家，在穿过一片树林时碰到一条大蛇。他在手电筒光照下，用砖将蛇打死。我知道后感到父亲真不简单。鱼鹰会逮鱼，农民常带着家养的鱼鹰去抓鱼。当看到主人站在两只小船连着的横杠上划行时，船头一边站立的一只鱼鹰，不禁使我想起“救火龙”上的“造反派”。
我家后面有个大水溏，据说曾淹死过人。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和不愿在众伙伴面前示弱的心理作用，我偏要在这个溏里学游泳，后来居然游会了。当我自由地游到对面生产队时，感到无比骄傲。我也在溏边用蚯蚓作诱饵下钩钓鱼，有次一下钓上来几条大家伙，拿回家让母亲做熟后，吃起来津津有味。也许好奇心使然，有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背着大人，攒足8分钱，买了包“城乡”牌香烟，一起品尝“吞云吐雾”的滋味。不过感觉并不好，况且8分钱也不容易攒，以后再没试过。
农村一年有两季农忙假，当农民孩子放假回家种田时，我也入乡随俗，回“五七连”帮父母做农活。插秧季节，我卷起裤腿，用小脸盆将秧苗端到地里，一撮撮插入水田。地里蚂蟥很多，常附在腿上吸血，我按照大人的指导，用手掌使劲一击，它们便落在地上。听说蚂蟥断开后会变成多条，我便学农民孩子的样子，用根小枝顶在其头部，使其里外翻个，再扔到田外。摘棉花或割稻谷时，我也和大人们一起，头顶烈日，到田里收割。在得到“五七连”表扬后，我因“反标”在父母同事面前压抑许久的心理终于得到了很大的解脱。
比起城市来，这里的粮食、蔬菜非常新鲜，做的饭也特别香。队里分给我家的一块自留地，给了全家许多乐趣。父母带着我们在自留地里种玉米、大头菜、辣椒、丝瓜、户子、西红柿和扁豆等。我们一起浇水、上肥。因米中有杂物，父母便用筛子去沙，用簸箕扬糠秕和灰尘。下雨时，看到父母头戴斗笠，身穿梭衣，活脱脱就像在职农民。收获时节，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也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
我们家还养了许多鸡，母鸡下的蛋怎么也吃不完，最后只好用锅盛着到公社的集市里卖掉。听说生吃鸡蛋营养好，我和小伙伴们就将刚下的鸡蛋一人一个生吃到肚里。当队里豌豆、蚕豆长成时，我们也偶而跑到农田吃青豆，有时还划着船去摘莲蓬或菱角。那年冬季，因在船上没站稳而掉进了河里，回到家后，父母赶紧做姜汤给我喝，用棉被盖着让我发汗。农村的卫生和基础设施比城里差，但我很少生病，只是刚到时，水土不服，皮肤过敏，全身起疹，奇痒难忍。父母马上用桑树枝煮水为我洗身，还挺管用，居然止住了。
农民犁地时水田靠水牛，旱田则是黄牛。我喜欢骑动作较慢的水牛，不太敢骑骡和马。看到牛交配，小伙伴们常大笑一通跑开来。在牛拉着犁耙耕地时，我特别欣赏农民站在犁耙上的平稳心态。我很想一试，但因害怕摔倒，最后还是放弃了。秋收时，田里常碰到野鸡，它们跑得很快，还会飞。农民们便用“土铳”——一种装有碎铅弹的土枪来对付，打死后能饱餐一顿。农民家里养有狗，这一季节，他们便会把狗放到田里逮野兔。我不明白这些狗为什么那么听主人的话，逮住野兔都乖乖地用口衔着交给主人。我曾试图养狗，但抱回没几天，它便在我离开时跑得无影无踪，从此断了我的养狗念头。
最热闹要数过年了。年前队里“干溏”，即用抽水机把鱼溏的水抽到另外一个鱼溏，直到见底，然后捞鱼或挖藕分到每家；农民们杀猪很有意思，先把猪捆好，用刀直捅喉咙，吊起沿皮下吹气，将皮分离去掉，再开膛破肚；每家准备蕃糁(一种油炸面片)、麻糖和糍粑(糯米饭在碓窝中经木杵使劲舂制、风干而成)等，队里干部和邻居还给我们家送来他们的“产品”，让我们品尝；每家门口贴上红纸对联和横批，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小孩有新衣新鞋，女孩则选择此时出嫁，出发前大哭一场，很远都能听到(我长大后才知，“哭嫁”是一种传统习俗，体现新娘离别娘家和少女时代的相思之情。不同在于，封建时代违背本人意愿的婚姻是真哭，而后来多是遵循习俗的“喜哭”)；队里举行庆祝集会时，农民们脚穿木屐(套在鞋外、类似拖鞋的木制高脚鞋，多在雨雪天泥土地使用)来到会场。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居然演唱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很受大家欢迎。
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我们在事发不久后就听说了，但当时我们那帮小伙伴不太相信他会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认为是谣言。因为一直宣传他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还祝他“永远健康”。不过大人较为清楚一些。“9·13”后一个月，根据下放干部“集中管理和学习”的需要，我们家从剅河搬到董庄大队，住进了打谷场旁的一个仓库。这里的邻居都是下放干部，我们家换成了两间瓦房，而且比原来大些，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哥哥当时住在学校，我和父母住大房，小房用来养鸡，多时家里养有30多只鸡。因打谷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些鸡不用喂食便长得十分壮实，母鸡到了冬天还在生蛋。有只公鸡特别有趣，母鸡要下蛋时，它总是领着它们去鸡窝。叫几声停下来，等母鸡过来后再往前走，边走边叫，一直到窝边。
董庄小学条件比剅河小学好，或许是年级高了的原因，学校开始布置作业。在这里，下放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班长林俊是学校的红人，待人不错。她常代表班上在年级或学校发言，但有次露出了破绽，在一篇发言稿上，“汇报”的“汇”字写得潦草，看上去像“江”字，她不知“江报”的意思，便来问我，想必句子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当时，左汉平、左怡萍兄妹和我关系最好，我们一起上学，一同回家，以至有同学说左怡萍是我的女朋友。为此我专门透风给她，后来才不再在一起走了。
“五七干校”是“文革”中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它严重摧残了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同时又使得一部分人得以保存下来。多年后得知，在“文革”中，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0多所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十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县的干校则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锻炼的学员有上百万人，其中有些人成为了后“文革”时代中国拨乱反正的中坚。就我个人而言，农村条件虽比城市艰苦许多，但很单纯。我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没有精神压力，生活得挺快活。毛主席在“文革”中说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于我这个经历了“反标事件”的少年来说，他的话也许同样是适用的。
（责编 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