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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文俊先生是一位集书法研究、创作、教育于一身的大家，仅就书学成就来说，可谓是大学者、真学问家。
一、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开拓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书法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丛先生的书法史研究成果显得尤其厚重。丛先生的书法史研究可分成书史通论和断代个案两个方面：
书史通论是指其对于中国书法史上的各个时代及书体、流派、书家的研究和论述，此最能体现作者的学术思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理论提升能力。这一部分内容涉及了整个书法史及各个时期的重大问题。诸如：书法史学与文化含义，规范正体、实用草体、装饰性书体的性质及用途，汉字书写的艺术化历程，隶书正体化与八分艺术化的区别，隶变分解仿形线条与今文诸体的笔书部件化，隶书与碑别字、俗体字，『善史书』及其文化含义，草书体书法艺术的自觉与『翰墨之道生焉』，魏晋出土文字遗迹的分类、性质与学术意义，魏晋南北朝出土文字遗迹之作者身份的考定及其书法史学意义，魏晋士大夫书法风尚之真实状态，『兰亭论辩』与《兰亭》真伪，北魏崔、卢二门楷法的传承与魏碑体的形成，古代书家兼擅诸体之传统的形成，历代书体与书法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民间书法』和『非自觉书法』问题？等等，这些无不涉及书法史上的重大关节和要害焦点。之前，这些问题大都没被人们发现和认识，通过丛先生的挖掘、探讨、研究，不但给书法史增添了丰富、鲜活的内容，而且建立了适用于古今各种书体之科学的书法研究方法和书体考察标准，为解决各个时期书法史问题提供了方便。
丛先生的先秦书法的断代研究，是众所周知的重大突破。之前，古今学者在论述先秦书法时，大都假以神话传说并加以附会，即便有征之实物者，也是孤立无援，不成体系，故而在书法上表现出了先秦无史的状态。丛先生借助于对先秦史、古文字谙熟的优势，独辟蹊径，大胆探索，厚积薄发，主编了《中国书法全集·商周金文卷》和《中国书法全集·春秋战国金文卷》等，发表了《象形装饰文字：涂上宗教色彩的原始书法美》《商周金文书法综述》等一系列有关先秦文字书法演进的重要文章，而《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的面世，填补了先秦书法史的空白。
《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的贡献有四：
一是确立了先秦书法史的框架。在深入研究探讨先秦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仔细分析研究了存世的甲骨文字、铜器铭刻、石刻文字、陶器文字、简帛文字等书法载体，以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朝时间顺序为纵线，以诸侯国地域文字书法变化为横线，进行文字书法纵横交叉、多方叠加的立体分析研究。特别是再将书体划分出正体、草体、美化装饰性书体的类别，进行体用之间的推测和认定，从而全面科学地勾勒出了先秦书法史的整体框架，再巧妙地集腋成裘，使支离破碎的先秦文字书法载体融汇成名副其实的书法史。
二是理清了先秦书法的发展脉络。先秦书法史与文字史的区别在于，书法史关注的更多的是书写状态，而最直接表现书写状态的是文字的线条。因此，丛先生以商周金文的发展为依据，重新解释了『篆引』的内涵。他认为『篆』指图案纹样，『引书』即篆体线条之粗细匀一的书写方法和式样特征，相合而为『篆引』，并用来作为衡量古文字各种书体的基本标准。并创造性地将象形字的线条称为『仿形线条』，大篆为『准仿形线条』，六国文字为『准仿形简化线条』，小篆为『图案化仿形线条』，这一线条系列的划分，开创了人们重新识读先秦古文字书法的新篇章。继之总结出了古文字书写的三种笔法：一是贯穿于先秦书法的古文笔法；一是篆引笔法；三为简化篆引笔法，即大篆的草率书写所产生的现象，它推动了隶变的形成。这高妙的归纳和科学的总结，使研究摆脱了文字学的束缚，让先秦书法发展的脉络鲜活明亮了起来。
三是划分了地域书法风格。春秋以后礼崩乐坏，诸侯各自为政，书法的地域性特点逐渐形成。丛先生通过仔细考察，以重要的诸侯国为中心，划分成几个区域：秦国因地处偏僻西部，与东南各诸侯国交流不便，比较全面地保留了西周正体大篆风貌；齐国虽守旧制，然在传统样式之外，也有新面目的大篆书法出现；晋走得颇远，后期在契刻文字上潦草变异现象非常严重；楚国较早地抛弃传统，重视美化装饰性书法，蔡、越等东南各国随之风行。并以不同的文字书法载体，结合各种书写的正、草、美化性书体进行比较，非常清晰明了地将春秋战国复杂的文字书写状况呈现在人们面前，为人们研究欣赏学习此时期的书法提供了方便。
四是确定『隶变』发生在秦书日常书写中。隶变是中国文字史及书法史上的一件大事，文字以其为分水岭而有『古文』『今文』之分；在书法上，隶书的出现，使笔法逐渐丰富多变起来，为后来的各种书体的书写笔法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关于『隶变』，古往今来有众多学说，丛先生认为：『必须建立起一套关于书体考察的标准，以确保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于是他通过对众多的秦国简牍墨迹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揭示出了在秦简中早期『隶变』特征为，在笔势的变化中出现了超长的笔画，并出现了新的笔顺连结方式和新的体态样式；二是确定了隶变在秦国日常手写体中发生，它以独特的书写性简化为基础，与六国文字的潦草简率有别；三是澄清了以往关于隶变和隶书体的各种误解，证明了迟至战国中期隶变即已经开始。使『隶变』这一重要及复杂的书法现象，有了科学可信的结论。
二、书法批评理论的构建者
丛先生是书法研究的思想者，在书学理论方面亦成果斐然。丛先生认为，中国书学理论体系是以史学为主的，它包括：研究书法在依附于文字变革中所出现的各种本质元素问题的本体论（书法史论）；抽绎书法及与社会文化融合规律的阐释论（书法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书家、书法的认识和评论的风格论一书法批评）；对书法创作中实际操作技术的研究的创作论（书法技法）。丛先生始终将书学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待，但在书法批评方面似乎着力较多，且独辟蹊径，自成家数。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法批评词语方面的分析综合；二是书法批评方法的探索归纳，高层面地构建了真正的古代书法批评研究的理论体系。 1 书法批评词语及词群谱系
丛先生认为，今人对古时书论的理解大都加入现代思想意识，带有极大的理性化和主观性。事实上古人的书法评论并不像今人所想象的那样有既定的方法，但也并非无一点规律可循，只要深入细致地对古人书论进行研究挖掘，就会发现他们面对不同的书家、作品、风格、美感，往往会选择熟悉的带有个性色彩的表达方式和词语来达到理想的效果。但古今语言悬隔，价值观念和审美旨趣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想全面深入地把握古人书论，必须将古代书论中的有关语词弄清楚。于是丛先生将传统书法术语逐一深入研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一是发现了书法批评的词群谱系，即由核心词、原生词、衍生词依次而成。如书法中的『力』是核心词，由『力』产生审美感受到的『骨』『筋』『势』等都是原生词，而又产生出『神采』『雄强』『道媚』等衍生词。了解这些，既可准确地把握古人是在哪个层面进行审美批评的，又能追根溯源找到书家或作品的基本风格或美感类型，判断出批评者的观念、能力、价值取向等。
二是掌握了词义选择组合与书法艺术风格的对应规律。丛先生在研究中发现，古人在书法审美或批评时，往往会把不同的书家、不同的书体、不同的作品中相同或相似的部分，如风格或美感的基本特征划归一类，选定一个词来概括，个性部分则另行择词，分别与其组合，词义的选择组合，其历史因循和时代风尚都比较清楚。如宋人书法重个性，对雅俗看得很重，凡与众不同的作品，便因为是脱俗而冠之以『清』字，以示清流的美质。而由于批评者的审美感受不同，便会产生清雅、清新、清幽、清瘦、清秀、清和、清远等词语。『清』代表的时尚是共性，而不同的组合词所反映的是不同鉴赏者的审美，和不同书家作品的个性差异，对古人来说极具普遍性。概括词与个性选择部分的不同组合，大都能表现出对风格美感的细微区别与判断，并极具普遍性，从而可避免错误理解古人书论的问题。
2 古人书法批评方法
古人在评论书法的时候，不像当今书法批评那样近乎程式化。当他们面对书家、作品、风格、美感时，往往会习惯性地选择熟悉的带有个性色彩的表达方式和词语，以达到理想的批评效果。历史地看，无数的个性会表现较强的共性，为我们今天抽绎规律、归纳方法提供了可能。当然，这还要有语言的发展与时尚书面语言的文学描写特征作为参照，应注意到不同的文体对书法思想的表述以及阅读对象，都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约束和影响。但仔细分析就会避免走入误区，可以从众多的侧面来了解古人及其审美和阐释，进入古人的思想心灵深处，还原一个批评的整体和历史的真实。
经过大量的研读思考，丛先生在对众多个案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向古代书法批评理论的全面综合归纳方面展开，将古人对书法批评的类型进行了详细的搜索和科学的归类研究，非常准确形象地抽绎出了其中的规律，总结出了古人常用的四种书法批评方法：
形象喻知法：以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物理形象来比喻、来说明书家作品的美感与风格，这是传统文艺批评普遍应用的方法之一；
比较分析法：对书家之间的艺术造诣和风格特点、类型特征、优劣得失进行比较，也可以用到不同时代的纵向比较和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的横向比较，以及不同美感意蕴与书写要领精义等内容的比较；
经验描述法：以作者自身经验为批评依据来进行书法评说。所谓经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书写经验，它直接与实践相联系，二是审美经验，来自于书写者的美感体味和总结；
伦理推阐法：即以『知人论书』为前提，将作者的性情、胸次、学养、君子小人之心等与书法联系起来，进行『书如其人』的主观性书法批评。
从书法批评的词语分析到批评类型的归纳，纵横有象地将古代书法批评的框架结构搭建起来了，其如同一部结构合理、量化准确的分析仪，用之研读古代书法批评文献，可非常方便地析离获得、其中的批评方法及各种文化信息，从而把对古代书法批评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学术思想及意义
1 坚守书学『传统』
书学『传统』是当代书学发展的根源和原动力。传统并不等于保守和固执，创新与传统并不背离。割断了传统，便会使学术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使发展成为空谈。丛先生认为要解决中国书法的问题，必须侧重运用中国传统思想智慧，首先要看懂书法，并能了解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及诸多因素，也就是人的问题；其次是一个学科、一个课题，都有围绕着它的基本文献，对其必须烂熟于心，如果对其置若罔闻，就无异于缘木求鱼；再次是要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不受其束缚。在借鉴外来文化思想方面丛先生认为：人们用西方理论、概念和语言表达方式来讨论中国书法问题的锐意图新精神是可取的，但用之全方位地来诠释和解决中国书法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其缺陷在于：由于东西方文化精神及审美意识的差别，若不关注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地域区别、性格特点、评价标准等，一味生吞活剥运用西方词汇来标新立异，便会以空泛的书法美学掩盖书法本质，使研究与事实南辕北辙。因此提倡，要打开中国书法问题的宝藏，必须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打造的金钥匙。
2 提倡『博而后精』
丛先生具有非常渊博的学识，从其研究的问题来看，涉及的面非常广，在古文献、古文字、书法史、书法理论、书法技法等方面皆有重要成果面世。他认为『书法研究兼乎文史哲及艺术，内涵信息量极大，不下大功夫是搞不好的』。他所说的功夫指两个方面：『一是读书不厌其多，不厌其熟，既多且熟才能思想活跃发现问题；二是对发现的问题兼做证实和证伪，证实是广泛取证，以使观点成立。』然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和研究对象。他曾提出了做学问的必备条件和步骤：一是首先从目录、版本、校勘等人手，对现存古代书论进行整理；二是要熟悉古代文体，以较好的古代汉语、古典文学知识去准确解读文献；三是全面把握古代书论，确认研究课题所在位置、内部结构与基本性质、意义，梳理出来龙去脉，再尝试用现代的眼光去解释之；四是发现问题要有能力证明疑点、考察正误，为研究扫清障碍；五是由一个或几个问题逐渐扩展到一个领域，以便做专精的深入研究，先具备专家的才能，之后再向通才方面发展。 3 『无法至法』
对于书学的研究来说，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着研究的成功与否。《中国书法》杂志所开展的由丛先生主持的书法研究方法的大讨论，成为近年来书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方法就是指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手段。丛先生认为：『书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以研究对象为前提而存在的，它们因实用而产生，应该是能解决问题，不是给人看、供人清谈的。』也就是说，所谓方法是有针对性，如同医生治病一样，对不同的病则用不同的药，若不管什么病都用一样的药，不是伪医便是庸医。书法研究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统一的研究方法，根据发现的问题，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法，即所谓灵活实用的『无法至法』。而要达到如此境界，要从基本方法上下功夫：『所谓基本方法，指怎样读书，读懂本学科的基础书及必要的相关学科书，怎样从中发现问题并占有全面、翔实的资料，以科学而有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怎样对纷杂的现象做出合乎客观实际的归纳概括，怎样从具体问题的研究升华到理论层次，怎样区别问题的性质、特点，并找到合理的解释，怎样确定领域，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怎样学会做新的探索和阙疑，等等。』可以看出，这种基本方法，正是锻造『无法至法』的秘方所在。
4 『适我无非新』
孙过庭《书谱》云：『自汉、魏已来，论书者多矣，妍蚩杂糅，条目纠纷。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竞无益于将来；徒使繁者弥繁，阙者仍阙。』当今假学问、伪学术仍然泛滥流行，令人无可奈何。丛先生对此特别反感，所以在学术研究上其一直遵循『宁缺勿滥』的原则。尝云：『正误钩沉，建树出新，写文章没有证据的话不说，没有创见不写。』无独有偶，当代著名学者李学勤《缀古集》亦云：『论文应有新见解，没有创见那就不必写，至少不要发表。』两位大家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王羲之《兰亭诗》有云：『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这一『新』字代表了『书圣』的人生追求。『新』也是丛先生为艺的一个特色，故其每一篇文章都有新资料、新观点、新成果出现，故而含金量特别高。
5 『平实中见大气象』
人们搞艺术、做学问皆追求『大气象』，丛先生在做学问上特别重视之。其一贯倡导书法研究要『守拙持重，平实中见大气象』。那么什么是『大气象』？气象大就是作品、文章所含有的信息多，内涵丰富，境界高深，气势逼人。其大概应具备如下几个条件方能产生：一是学识渊博，心胸宽广， 二是高屋建瓴，居高临下；三是意识超前，引导风尚。丛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博古通今，在书法研究上广采博取，如同海纳百川；丛先生做学问皆追根溯源，取法乎上，每有议论可谓大气磅礴，势来不可止；丛先生能对学术走向有较准确的预测判断，而其诸多论文恰好是新学术思想的前沿和开端。如此，『气象』便随之而生。
6 开宗立派独树一帜
丛先生书法研究往往从具体的书法现象和文本体裁出发，对其潜在的书法内涵和文化意义进行深入的阐释，从而表现出其独立的文化关怀和理想取向。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结论，无不充斥在其书法史学、书法理论以及书法技法、书法教育等的一百六十余篇论文和十数部专著中，构成了当代书学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十几年前白谦慎先生非常谨慎地说：『后人在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书学成果时，一定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特点。后人将作何评价，我无从预测。但我敢断言，丛文俊必将被后人视为我们这个时代书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以丛先生的众多成果和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论，当代中国书坛学术研究上开宗立派的『丛学』已经形成，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完善和明晰，而其学术意义亦会显得越来越大。
一、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开拓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书法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丛先生的书法史研究成果显得尤其厚重。丛先生的书法史研究可分成书史通论和断代个案两个方面：
书史通论是指其对于中国书法史上的各个时代及书体、流派、书家的研究和论述，此最能体现作者的学术思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理论提升能力。这一部分内容涉及了整个书法史及各个时期的重大问题。诸如：书法史学与文化含义，规范正体、实用草体、装饰性书体的性质及用途，汉字书写的艺术化历程，隶书正体化与八分艺术化的区别，隶变分解仿形线条与今文诸体的笔书部件化，隶书与碑别字、俗体字，『善史书』及其文化含义，草书体书法艺术的自觉与『翰墨之道生焉』，魏晋出土文字遗迹的分类、性质与学术意义，魏晋南北朝出土文字遗迹之作者身份的考定及其书法史学意义，魏晋士大夫书法风尚之真实状态，『兰亭论辩』与《兰亭》真伪，北魏崔、卢二门楷法的传承与魏碑体的形成，古代书家兼擅诸体之传统的形成，历代书体与书法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民间书法』和『非自觉书法』问题？等等，这些无不涉及书法史上的重大关节和要害焦点。之前，这些问题大都没被人们发现和认识，通过丛先生的挖掘、探讨、研究，不但给书法史增添了丰富、鲜活的内容，而且建立了适用于古今各种书体之科学的书法研究方法和书体考察标准，为解决各个时期书法史问题提供了方便。
丛先生的先秦书法的断代研究，是众所周知的重大突破。之前，古今学者在论述先秦书法时，大都假以神话传说并加以附会，即便有征之实物者，也是孤立无援，不成体系，故而在书法上表现出了先秦无史的状态。丛先生借助于对先秦史、古文字谙熟的优势，独辟蹊径，大胆探索，厚积薄发，主编了《中国书法全集·商周金文卷》和《中国书法全集·春秋战国金文卷》等，发表了《象形装饰文字：涂上宗教色彩的原始书法美》《商周金文书法综述》等一系列有关先秦文字书法演进的重要文章，而《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的面世，填补了先秦书法史的空白。
《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的贡献有四：
一是确立了先秦书法史的框架。在深入研究探讨先秦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仔细分析研究了存世的甲骨文字、铜器铭刻、石刻文字、陶器文字、简帛文字等书法载体，以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朝时间顺序为纵线，以诸侯国地域文字书法变化为横线，进行文字书法纵横交叉、多方叠加的立体分析研究。特别是再将书体划分出正体、草体、美化装饰性书体的类别，进行体用之间的推测和认定，从而全面科学地勾勒出了先秦书法史的整体框架，再巧妙地集腋成裘，使支离破碎的先秦文字书法载体融汇成名副其实的书法史。
二是理清了先秦书法的发展脉络。先秦书法史与文字史的区别在于，书法史关注的更多的是书写状态，而最直接表现书写状态的是文字的线条。因此，丛先生以商周金文的发展为依据，重新解释了『篆引』的内涵。他认为『篆』指图案纹样，『引书』即篆体线条之粗细匀一的书写方法和式样特征，相合而为『篆引』，并用来作为衡量古文字各种书体的基本标准。并创造性地将象形字的线条称为『仿形线条』，大篆为『准仿形线条』，六国文字为『准仿形简化线条』，小篆为『图案化仿形线条』，这一线条系列的划分，开创了人们重新识读先秦古文字书法的新篇章。继之总结出了古文字书写的三种笔法：一是贯穿于先秦书法的古文笔法；一是篆引笔法；三为简化篆引笔法，即大篆的草率书写所产生的现象，它推动了隶变的形成。这高妙的归纳和科学的总结，使研究摆脱了文字学的束缚，让先秦书法发展的脉络鲜活明亮了起来。
三是划分了地域书法风格。春秋以后礼崩乐坏，诸侯各自为政，书法的地域性特点逐渐形成。丛先生通过仔细考察，以重要的诸侯国为中心，划分成几个区域：秦国因地处偏僻西部，与东南各诸侯国交流不便，比较全面地保留了西周正体大篆风貌；齐国虽守旧制，然在传统样式之外，也有新面目的大篆书法出现；晋走得颇远，后期在契刻文字上潦草变异现象非常严重；楚国较早地抛弃传统，重视美化装饰性书法，蔡、越等东南各国随之风行。并以不同的文字书法载体，结合各种书写的正、草、美化性书体进行比较，非常清晰明了地将春秋战国复杂的文字书写状况呈现在人们面前，为人们研究欣赏学习此时期的书法提供了方便。
四是确定『隶变』发生在秦书日常书写中。隶变是中国文字史及书法史上的一件大事，文字以其为分水岭而有『古文』『今文』之分；在书法上，隶书的出现，使笔法逐渐丰富多变起来，为后来的各种书体的书写笔法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关于『隶变』，古往今来有众多学说，丛先生认为：『必须建立起一套关于书体考察的标准，以确保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于是他通过对众多的秦国简牍墨迹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揭示出了在秦简中早期『隶变』特征为，在笔势的变化中出现了超长的笔画，并出现了新的笔顺连结方式和新的体态样式；二是确定了隶变在秦国日常手写体中发生，它以独特的书写性简化为基础，与六国文字的潦草简率有别；三是澄清了以往关于隶变和隶书体的各种误解，证明了迟至战国中期隶变即已经开始。使『隶变』这一重要及复杂的书法现象，有了科学可信的结论。
二、书法批评理论的构建者
丛先生是书法研究的思想者，在书学理论方面亦成果斐然。丛先生认为，中国书学理论体系是以史学为主的，它包括：研究书法在依附于文字变革中所出现的各种本质元素问题的本体论（书法史论）；抽绎书法及与社会文化融合规律的阐释论（书法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书家、书法的认识和评论的风格论一书法批评）；对书法创作中实际操作技术的研究的创作论（书法技法）。丛先生始终将书学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待，但在书法批评方面似乎着力较多，且独辟蹊径，自成家数。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法批评词语方面的分析综合；二是书法批评方法的探索归纳，高层面地构建了真正的古代书法批评研究的理论体系。 1 书法批评词语及词群谱系
丛先生认为，今人对古时书论的理解大都加入现代思想意识，带有极大的理性化和主观性。事实上古人的书法评论并不像今人所想象的那样有既定的方法，但也并非无一点规律可循，只要深入细致地对古人书论进行研究挖掘，就会发现他们面对不同的书家、作品、风格、美感，往往会选择熟悉的带有个性色彩的表达方式和词语来达到理想的效果。但古今语言悬隔，价值观念和审美旨趣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想全面深入地把握古人书论，必须将古代书论中的有关语词弄清楚。于是丛先生将传统书法术语逐一深入研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一是发现了书法批评的词群谱系，即由核心词、原生词、衍生词依次而成。如书法中的『力』是核心词，由『力』产生审美感受到的『骨』『筋』『势』等都是原生词，而又产生出『神采』『雄强』『道媚』等衍生词。了解这些，既可准确地把握古人是在哪个层面进行审美批评的，又能追根溯源找到书家或作品的基本风格或美感类型，判断出批评者的观念、能力、价值取向等。
二是掌握了词义选择组合与书法艺术风格的对应规律。丛先生在研究中发现，古人在书法审美或批评时，往往会把不同的书家、不同的书体、不同的作品中相同或相似的部分，如风格或美感的基本特征划归一类，选定一个词来概括，个性部分则另行择词，分别与其组合，词义的选择组合，其历史因循和时代风尚都比较清楚。如宋人书法重个性，对雅俗看得很重，凡与众不同的作品，便因为是脱俗而冠之以『清』字，以示清流的美质。而由于批评者的审美感受不同，便会产生清雅、清新、清幽、清瘦、清秀、清和、清远等词语。『清』代表的时尚是共性，而不同的组合词所反映的是不同鉴赏者的审美，和不同书家作品的个性差异，对古人来说极具普遍性。概括词与个性选择部分的不同组合，大都能表现出对风格美感的细微区别与判断，并极具普遍性，从而可避免错误理解古人书论的问题。
2 古人书法批评方法
古人在评论书法的时候，不像当今书法批评那样近乎程式化。当他们面对书家、作品、风格、美感时，往往会习惯性地选择熟悉的带有个性色彩的表达方式和词语，以达到理想的批评效果。历史地看，无数的个性会表现较强的共性，为我们今天抽绎规律、归纳方法提供了可能。当然，这还要有语言的发展与时尚书面语言的文学描写特征作为参照，应注意到不同的文体对书法思想的表述以及阅读对象，都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约束和影响。但仔细分析就会避免走入误区，可以从众多的侧面来了解古人及其审美和阐释，进入古人的思想心灵深处，还原一个批评的整体和历史的真实。
经过大量的研读思考，丛先生在对众多个案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向古代书法批评理论的全面综合归纳方面展开，将古人对书法批评的类型进行了详细的搜索和科学的归类研究，非常准确形象地抽绎出了其中的规律，总结出了古人常用的四种书法批评方法：
形象喻知法：以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物理形象来比喻、来说明书家作品的美感与风格，这是传统文艺批评普遍应用的方法之一；
比较分析法：对书家之间的艺术造诣和风格特点、类型特征、优劣得失进行比较，也可以用到不同时代的纵向比较和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的横向比较，以及不同美感意蕴与书写要领精义等内容的比较；
经验描述法：以作者自身经验为批评依据来进行书法评说。所谓经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书写经验，它直接与实践相联系，二是审美经验，来自于书写者的美感体味和总结；
伦理推阐法：即以『知人论书』为前提，将作者的性情、胸次、学养、君子小人之心等与书法联系起来，进行『书如其人』的主观性书法批评。
从书法批评的词语分析到批评类型的归纳，纵横有象地将古代书法批评的框架结构搭建起来了，其如同一部结构合理、量化准确的分析仪，用之研读古代书法批评文献，可非常方便地析离获得、其中的批评方法及各种文化信息，从而把对古代书法批评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学术思想及意义
1 坚守书学『传统』
书学『传统』是当代书学发展的根源和原动力。传统并不等于保守和固执，创新与传统并不背离。割断了传统，便会使学术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使发展成为空谈。丛先生认为要解决中国书法的问题，必须侧重运用中国传统思想智慧，首先要看懂书法，并能了解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及诸多因素，也就是人的问题；其次是一个学科、一个课题，都有围绕着它的基本文献，对其必须烂熟于心，如果对其置若罔闻，就无异于缘木求鱼；再次是要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不受其束缚。在借鉴外来文化思想方面丛先生认为：人们用西方理论、概念和语言表达方式来讨论中国书法问题的锐意图新精神是可取的，但用之全方位地来诠释和解决中国书法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其缺陷在于：由于东西方文化精神及审美意识的差别，若不关注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地域区别、性格特点、评价标准等，一味生吞活剥运用西方词汇来标新立异，便会以空泛的书法美学掩盖书法本质，使研究与事实南辕北辙。因此提倡，要打开中国书法问题的宝藏，必须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打造的金钥匙。
2 提倡『博而后精』
丛先生具有非常渊博的学识，从其研究的问题来看，涉及的面非常广，在古文献、古文字、书法史、书法理论、书法技法等方面皆有重要成果面世。他认为『书法研究兼乎文史哲及艺术，内涵信息量极大，不下大功夫是搞不好的』。他所说的功夫指两个方面：『一是读书不厌其多，不厌其熟，既多且熟才能思想活跃发现问题；二是对发现的问题兼做证实和证伪，证实是广泛取证，以使观点成立。』然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和研究对象。他曾提出了做学问的必备条件和步骤：一是首先从目录、版本、校勘等人手，对现存古代书论进行整理；二是要熟悉古代文体，以较好的古代汉语、古典文学知识去准确解读文献；三是全面把握古代书论，确认研究课题所在位置、内部结构与基本性质、意义，梳理出来龙去脉，再尝试用现代的眼光去解释之；四是发现问题要有能力证明疑点、考察正误，为研究扫清障碍；五是由一个或几个问题逐渐扩展到一个领域，以便做专精的深入研究，先具备专家的才能，之后再向通才方面发展。 3 『无法至法』
对于书学的研究来说，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着研究的成功与否。《中国书法》杂志所开展的由丛先生主持的书法研究方法的大讨论，成为近年来书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方法就是指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手段。丛先生认为：『书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以研究对象为前提而存在的，它们因实用而产生，应该是能解决问题，不是给人看、供人清谈的。』也就是说，所谓方法是有针对性，如同医生治病一样，对不同的病则用不同的药，若不管什么病都用一样的药，不是伪医便是庸医。书法研究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统一的研究方法，根据发现的问题，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法，即所谓灵活实用的『无法至法』。而要达到如此境界，要从基本方法上下功夫：『所谓基本方法，指怎样读书，读懂本学科的基础书及必要的相关学科书，怎样从中发现问题并占有全面、翔实的资料，以科学而有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怎样对纷杂的现象做出合乎客观实际的归纳概括，怎样从具体问题的研究升华到理论层次，怎样区别问题的性质、特点，并找到合理的解释，怎样确定领域，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怎样学会做新的探索和阙疑，等等。』可以看出，这种基本方法，正是锻造『无法至法』的秘方所在。
4 『适我无非新』
孙过庭《书谱》云：『自汉、魏已来，论书者多矣，妍蚩杂糅，条目纠纷。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竞无益于将来；徒使繁者弥繁，阙者仍阙。』当今假学问、伪学术仍然泛滥流行，令人无可奈何。丛先生对此特别反感，所以在学术研究上其一直遵循『宁缺勿滥』的原则。尝云：『正误钩沉，建树出新，写文章没有证据的话不说，没有创见不写。』无独有偶，当代著名学者李学勤《缀古集》亦云：『论文应有新见解，没有创见那就不必写，至少不要发表。』两位大家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王羲之《兰亭诗》有云：『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这一『新』字代表了『书圣』的人生追求。『新』也是丛先生为艺的一个特色，故其每一篇文章都有新资料、新观点、新成果出现，故而含金量特别高。
5 『平实中见大气象』
人们搞艺术、做学问皆追求『大气象』，丛先生在做学问上特别重视之。其一贯倡导书法研究要『守拙持重，平实中见大气象』。那么什么是『大气象』？气象大就是作品、文章所含有的信息多，内涵丰富，境界高深，气势逼人。其大概应具备如下几个条件方能产生：一是学识渊博，心胸宽广， 二是高屋建瓴，居高临下；三是意识超前，引导风尚。丛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博古通今，在书法研究上广采博取，如同海纳百川；丛先生做学问皆追根溯源，取法乎上，每有议论可谓大气磅礴，势来不可止；丛先生能对学术走向有较准确的预测判断，而其诸多论文恰好是新学术思想的前沿和开端。如此，『气象』便随之而生。
6 开宗立派独树一帜
丛先生书法研究往往从具体的书法现象和文本体裁出发，对其潜在的书法内涵和文化意义进行深入的阐释，从而表现出其独立的文化关怀和理想取向。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结论，无不充斥在其书法史学、书法理论以及书法技法、书法教育等的一百六十余篇论文和十数部专著中，构成了当代书学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十几年前白谦慎先生非常谨慎地说：『后人在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书学成果时，一定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特点。后人将作何评价，我无从预测。但我敢断言，丛文俊必将被后人视为我们这个时代书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以丛先生的众多成果和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论，当代中国书坛学术研究上开宗立派的『丛学』已经形成，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完善和明晰，而其学术意义亦会显得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