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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国I-MCF公司董事会主席艾那·唐根在中国外文局召开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选题策划会的发言稿。在演讲中，唐根先生略述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并主要以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本杰明，弗兰克林所做的贡献为例，介绍了美国在打造国家形象过程中的一些方式，认为本杰明，弗兰克林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形象。通过回顾这段历史，作者启发出版工作者思考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对外说明自己，展示自己，树立中国的形象，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和中国的未来。
作为一名外国人，我不能为中国下一个定义，但我却知道当今世界都渴望了解中国和中国的需要。问题是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人们的关注力往往很短，智慧被分解成不同的声音片段，所以简单往往比真理更为重要。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向世界说明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及其创造的经济奇迹，无疑是一种挑战。
外界对中国存有许多疑虑和误解
在美国有一种说法，“经常会错，但从不心存疑问”，是指那些对事情持确信无疑看法的人，他们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往往不是因为理解，而是缺乏信息所致。这就是那些对中国了解最少却又在媒体中发表言论最多和意见最大的人的错误根源所在。令人遗憾的是，一旦说出口，那些错误的理解却成为更为离奇的观点“事实性”基础。人们如何才能够打破错误信息的怪圈?对这些误解进行回应，无异于追风，无止境又没结果。迎击一种风力的最好办法是运用一种更强的风力。中国有这样的风力，但要引导它、使其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则需要智慧和耐心。我所说的风，是中国工4亿人口以及上千万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的声音。他们的声音联合起来就不会被忽视。愚蠢和偏见是不会被消除的，但可以用理智和智慧予以反击。
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往往带有一种过时而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多年形成的，并受冷战时期宣传、恐惧、怀疑和无视的影响。不信任和自私就是他们担心和怀疑的理由。对这些人来讲，中国的崛起就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们会在媒体中散布自己的观点，而媒体随时会变本加厉地炒作。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即使相信人性的无私、相信我们的行动和信仰能够创造希望的人们，中国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正在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几乎没有人能够了解这些变革意味着什么。
其一，中国经济的快速变化超越了外国人的经历和想象。其二，中国经济的快速变化对社会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尚不可知。其三，中国5000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及其与现代中国的关系过于复杂，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做到简单地进行解释说明，外国人就更难做到了。
中国在国际上缺乏自己的声音
过去30年中，国外对中国的兴趣主要在于经济方面，最初中国是一个价格低廉的制造基地，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除了为数不多的学者致力于学术性或思想性研究外，大部分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人，主要还是为了达到经济的目的。可以说，阅读任何一本与中国经济有关的畅销书，主题都是“在中国如何做生意”，而不是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给商务和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
在政治上，中国迅速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已经并且仍在激起广泛的涟漪效应。强硬派和温和派纷纷对中国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表示自己的观点，但常常湮没了中国自己的声音。这样说不是贬低许多能干的中国官员和媒体所做出的努力。我本人与多个中国政府官员一同参加过论坛，包括现任中国驻美大使。他们在表明中国的立场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工作。但是，在那些场合，如果有西方媒体参与，媒体提出的后续问题常常不是关于当时所表达的立场，却更多的是与人权、贸易协定等有关的政治或经济问题。
西方媒体引用新华社的消息变得更为常见，但是新华社的报道常被描述为政治宣传而不是新闻。中国人民对西藏问题、四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做出的反应仍然让大多数外国人深感困惑，因为这些反应与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媒体的先入之见是不相吻合的。他们对中国人民所涌现出来的对国家的支持、民族自豪感以及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都困惑不解。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西方人仍认为中国人是深受压迫、士气不振、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压迫人民而且独断专行，常会犯下诸如控制媒体这样的罪行。
以西方为主导的财经媒体对中国带着固有的看法，这些看法已经深植于他们的思维脉络之中。并不仅仅是财经媒体的负责人有着这些看法，而是这个产业的各个层面都充斥着这些看法。每位记者都认为，记者要忠于职守，只要有中国官员在场，他们都要问一个有关人权或经济的问题。至于那次活动或者会议的主题是什么都无关紧要。这就说明只要有中国政府官员参与，他就是压迫人民、反民主的政权代表，就必须为他的国家的行为负责。其结果是往往听不到中国的声音和信息。同样的思维模式也使得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不满声音被当作整个国家的声音而得以传播。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当我向一位中国人问起如何说明中国和中国人民，他们会谈论5000年的文化，会谈论中国地域广大，会谈论多样的风俗、方言、美食，以及中国历来就是竞争激烈、机会有限的一方土地，会谈论“关系”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会谈论“面子”往往比现实更重要，会谈论遇到不了解的事物需要谨慎，会谈论自己的国家要急切地赶上西方。他们不会明确地说清楚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看到了中国人对奥运会、对四川地震、对西藏问题所涌现出的民族自豪感，这代表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如果把这种认同感传播出去的话，它就会像强风那样把中国的精神精髓吹遍世界各地。
很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并不能通过一场漂亮的媒体攻势得到改变，这需要时间和战略，中国人民集体的声音才能具备足够的能量，消除多年来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态度。
美国树立国家形象的做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中国的误解最深而且意见最大的声音往往是由美国人发出的，这些美国人没能了解当今中国和美国建国初期的相似之处。建国之初，美国被看作是由宗教极端人士、罪犯和冒险者们所创建的一个国家。从欧洲的角度看，美国是一个容纳那些欧洲所不容的社会、宗教、政治以及经济方面的人类垃圾的地方。告诉别人自己是个美国人，就会引发对方猜想你这个人是属于为社会所不容的哪一类人。美国广袤的土地和高价值的贸易公司是由欧洲的大公们、勋爵们、有权势的家族所拥有的，但是这些了不起的所有者却很少踏足于美国的土地，他们怎么会来呢?美国只不过是被唾弃的人待着的一个地方，她在全球性的游戏中只是当作卒子被利用以控制资源和贸易途径。
即使在美国革命之后，美国人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需要与自己强烈 的低人一等的感受进行斗争。居住在美洲殖民地一半的人是不愿意进行革命的，但是由于英国政府的管理失当，他们不得不起而反之。即使在美国革命之后，有影响有权势的美国人首先也会提及他们所继承的欧洲传统和与欧洲的关联。
那时候的美国是一个不断与自己的过去抗争，同时要寻求自己未来方向的国家。寻找一个统一的身份认同和形象，以包容国家内部众多不同的人，这是每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而当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着迅速变革的时候，这种挑战就显得更为尖锐。美国努力摆脱自己是殖民帝国的二等公民的过去，采用启蒙思想的理论让自己的新秩序合理化，它所面临的挑战在于，美国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历史的国家。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建立了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权，它所面对的是恰恰相反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在全球前所未有的最大经济变革的进程中，梳理并利用世界上最古老并延续至今的文明的精华部分。
本杰明·弗兰克林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形象。弗兰克林生于1706年，卒于1790年。弗兰克林无疑是他所在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这不仅仅因为他作为发明家、政治家和商人等所取得的个人成就，更是由于他给一盘散沙的民众一个形象，一个同为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他采取了看似简单的格言式的方法来传播一种理念，即经济上的成功要依靠勤劳和节俭。这种理念随后又界定了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府的作用，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弗兰克林应用了一种最简单而又充满希望的公式，定义了羽翼未丰的中产阶级国家美国的形象，那就是，通过勤劳和节俭，个人能够创造一个富足和幸福的人生。他认为社会责任体系要认可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因为个人在社会中取得了经济成功后是应该有所回报的；政府在人民的支持下所发挥的作用是取得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每个公民可以通过个人之间的竞争和通过政府这种手段，自由地去追寻财富和幸福。
弗兰克林通过他编写的《穷理查的历书》(当时是仅次于《圣经》的最为畅销的书)传播自己关于财富和幸福、勤劳和节俭的公式。他的格言缺乏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笛卡尔以及杰佛逊、汉密尔顿等人作品的深度和文才，但却容易被当时大多数民众所接受，当时的普罗大众只有《圣经》可以阅读、也只有通过《圣经》获得一些思想。
但是他的那些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朴素建议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公式，它界定了美国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依靠勤劳和简朴这样的美德。任何人只要遵守这样的原则，都可以贏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收入。这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学的等式，但是它拨动了美国新大陆居民的心弦。无论是自愿或被迫离开旧大陆的那些人，依照弗兰克林的思想，就有权利获得社会和经济地位。到18世纪中叶，美国的自由成年男性中超过50％的人至少拥有50顷的土地，而在英格兰，只有15％的人拥有这个数量的土地。50顷的数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最少拥有这个数量的土地，才能在英格兰获得投票权，因此它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旧大陆的居民，大多数是原来签了契约的仆役，唯一的资本是自己的劳动能力上来到美国后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他们在本国从来不敢奢望的地位。
弗兰克林不仅要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民众，而且还用自己的方法传递了这一信息。他依靠的不是一个人的宣讲，而是靠着整个民族的信仰，这个民族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国家形象，既能涵盖所有的国民，又能为所有愿意遵循它的人们提供机会。这个积极的信息把上千万美国人的力量团结到了一起，而群体的声音是不能被忽视的。他们的声音在一段时间之后变成了强风，冲散了那些与之相对抗的负面意见和信仰。这种力量的关键因素在于弗兰克林能够总结出美国的实际情况，并将它形成一种既实际又鼓舞人心的认同。
可悲的是，在今天，弗兰克林所提出的使个人和集体达到和谐的方法已经被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所消蚀。也许会有另一个弗兰克林，重新界定美国的形象，从而赋予这个国家一种新的生机和方向感。也许弗兰克林的做法可以为其他希望积极地改变世界看法的国家提供一个例子。
中国应做出符合自身文化的定位并告诉世界
如果要为和谐社会形成一个标准的样板，人们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去了解。在我们作为个人的欲望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理想之间存在着许多日常性的矛盾。但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树立起信心，对现在和未来、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做出权衡就能够解决这些矛盾。
最近，中国的西藏问题、四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以及经济的巨大变化等大事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构成了中国塑造自己形象的独特机会，中国应该有信心做出符合自身文化的定位，而不是为了满足其他国家的期待。只要被传递的信息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它就会变为不可阻挡的强风，这才能告诉整个世界，到底什么是中国，中国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责编 吴奇志
作为一名外国人，我不能为中国下一个定义，但我却知道当今世界都渴望了解中国和中国的需要。问题是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人们的关注力往往很短，智慧被分解成不同的声音片段，所以简单往往比真理更为重要。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向世界说明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及其创造的经济奇迹，无疑是一种挑战。
外界对中国存有许多疑虑和误解
在美国有一种说法，“经常会错，但从不心存疑问”，是指那些对事情持确信无疑看法的人，他们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往往不是因为理解，而是缺乏信息所致。这就是那些对中国了解最少却又在媒体中发表言论最多和意见最大的人的错误根源所在。令人遗憾的是，一旦说出口，那些错误的理解却成为更为离奇的观点“事实性”基础。人们如何才能够打破错误信息的怪圈?对这些误解进行回应，无异于追风，无止境又没结果。迎击一种风力的最好办法是运用一种更强的风力。中国有这样的风力，但要引导它、使其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则需要智慧和耐心。我所说的风，是中国工4亿人口以及上千万世界各地海外华人的声音。他们的声音联合起来就不会被忽视。愚蠢和偏见是不会被消除的，但可以用理智和智慧予以反击。
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往往带有一种过时而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多年形成的，并受冷战时期宣传、恐惧、怀疑和无视的影响。不信任和自私就是他们担心和怀疑的理由。对这些人来讲，中国的崛起就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们会在媒体中散布自己的观点，而媒体随时会变本加厉地炒作。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即使相信人性的无私、相信我们的行动和信仰能够创造希望的人们，中国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正在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几乎没有人能够了解这些变革意味着什么。
其一，中国经济的快速变化超越了外国人的经历和想象。其二，中国经济的快速变化对社会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尚不可知。其三，中国5000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及其与现代中国的关系过于复杂，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做到简单地进行解释说明，外国人就更难做到了。
中国在国际上缺乏自己的声音
过去30年中，国外对中国的兴趣主要在于经济方面，最初中国是一个价格低廉的制造基地，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除了为数不多的学者致力于学术性或思想性研究外，大部分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人，主要还是为了达到经济的目的。可以说，阅读任何一本与中国经济有关的畅销书，主题都是“在中国如何做生意”，而不是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给商务和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
在政治上，中国迅速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已经并且仍在激起广泛的涟漪效应。强硬派和温和派纷纷对中国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表示自己的观点，但常常湮没了中国自己的声音。这样说不是贬低许多能干的中国官员和媒体所做出的努力。我本人与多个中国政府官员一同参加过论坛，包括现任中国驻美大使。他们在表明中国的立场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工作。但是，在那些场合，如果有西方媒体参与，媒体提出的后续问题常常不是关于当时所表达的立场，却更多的是与人权、贸易协定等有关的政治或经济问题。
西方媒体引用新华社的消息变得更为常见，但是新华社的报道常被描述为政治宣传而不是新闻。中国人民对西藏问题、四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做出的反应仍然让大多数外国人深感困惑，因为这些反应与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媒体的先入之见是不相吻合的。他们对中国人民所涌现出来的对国家的支持、民族自豪感以及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都困惑不解。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西方人仍认为中国人是深受压迫、士气不振、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压迫人民而且独断专行，常会犯下诸如控制媒体这样的罪行。
以西方为主导的财经媒体对中国带着固有的看法，这些看法已经深植于他们的思维脉络之中。并不仅仅是财经媒体的负责人有着这些看法，而是这个产业的各个层面都充斥着这些看法。每位记者都认为，记者要忠于职守，只要有中国官员在场，他们都要问一个有关人权或经济的问题。至于那次活动或者会议的主题是什么都无关紧要。这就说明只要有中国政府官员参与，他就是压迫人民、反民主的政权代表，就必须为他的国家的行为负责。其结果是往往听不到中国的声音和信息。同样的思维模式也使得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不满声音被当作整个国家的声音而得以传播。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当我向一位中国人问起如何说明中国和中国人民，他们会谈论5000年的文化，会谈论中国地域广大，会谈论多样的风俗、方言、美食，以及中国历来就是竞争激烈、机会有限的一方土地，会谈论“关系”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会谈论“面子”往往比现实更重要，会谈论遇到不了解的事物需要谨慎，会谈论自己的国家要急切地赶上西方。他们不会明确地说清楚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看到了中国人对奥运会、对四川地震、对西藏问题所涌现出的民族自豪感，这代表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如果把这种认同感传播出去的话，它就会像强风那样把中国的精神精髓吹遍世界各地。
很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并不能通过一场漂亮的媒体攻势得到改变，这需要时间和战略，中国人民集体的声音才能具备足够的能量，消除多年来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态度。
美国树立国家形象的做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中国的误解最深而且意见最大的声音往往是由美国人发出的，这些美国人没能了解当今中国和美国建国初期的相似之处。建国之初，美国被看作是由宗教极端人士、罪犯和冒险者们所创建的一个国家。从欧洲的角度看，美国是一个容纳那些欧洲所不容的社会、宗教、政治以及经济方面的人类垃圾的地方。告诉别人自己是个美国人，就会引发对方猜想你这个人是属于为社会所不容的哪一类人。美国广袤的土地和高价值的贸易公司是由欧洲的大公们、勋爵们、有权势的家族所拥有的，但是这些了不起的所有者却很少踏足于美国的土地，他们怎么会来呢?美国只不过是被唾弃的人待着的一个地方，她在全球性的游戏中只是当作卒子被利用以控制资源和贸易途径。
即使在美国革命之后，美国人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需要与自己强烈 的低人一等的感受进行斗争。居住在美洲殖民地一半的人是不愿意进行革命的，但是由于英国政府的管理失当，他们不得不起而反之。即使在美国革命之后，有影响有权势的美国人首先也会提及他们所继承的欧洲传统和与欧洲的关联。
那时候的美国是一个不断与自己的过去抗争，同时要寻求自己未来方向的国家。寻找一个统一的身份认同和形象，以包容国家内部众多不同的人，这是每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而当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着迅速变革的时候，这种挑战就显得更为尖锐。美国努力摆脱自己是殖民帝国的二等公民的过去，采用启蒙思想的理论让自己的新秩序合理化，它所面临的挑战在于，美国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历史的国家。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建立了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权，它所面对的是恰恰相反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在全球前所未有的最大经济变革的进程中，梳理并利用世界上最古老并延续至今的文明的精华部分。
本杰明·弗兰克林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形象。弗兰克林生于1706年，卒于1790年。弗兰克林无疑是他所在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这不仅仅因为他作为发明家、政治家和商人等所取得的个人成就，更是由于他给一盘散沙的民众一个形象，一个同为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他采取了看似简单的格言式的方法来传播一种理念，即经济上的成功要依靠勤劳和节俭。这种理念随后又界定了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府的作用，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弗兰克林应用了一种最简单而又充满希望的公式，定义了羽翼未丰的中产阶级国家美国的形象，那就是，通过勤劳和节俭，个人能够创造一个富足和幸福的人生。他认为社会责任体系要认可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因为个人在社会中取得了经济成功后是应该有所回报的；政府在人民的支持下所发挥的作用是取得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每个公民可以通过个人之间的竞争和通过政府这种手段，自由地去追寻财富和幸福。
弗兰克林通过他编写的《穷理查的历书》(当时是仅次于《圣经》的最为畅销的书)传播自己关于财富和幸福、勤劳和节俭的公式。他的格言缺乏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笛卡尔以及杰佛逊、汉密尔顿等人作品的深度和文才，但却容易被当时大多数民众所接受，当时的普罗大众只有《圣经》可以阅读、也只有通过《圣经》获得一些思想。
但是他的那些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朴素建议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公式，它界定了美国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依靠勤劳和简朴这样的美德。任何人只要遵守这样的原则，都可以贏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收入。这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学的等式，但是它拨动了美国新大陆居民的心弦。无论是自愿或被迫离开旧大陆的那些人，依照弗兰克林的思想，就有权利获得社会和经济地位。到18世纪中叶，美国的自由成年男性中超过50％的人至少拥有50顷的土地，而在英格兰，只有15％的人拥有这个数量的土地。50顷的数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最少拥有这个数量的土地，才能在英格兰获得投票权，因此它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旧大陆的居民，大多数是原来签了契约的仆役，唯一的资本是自己的劳动能力上来到美国后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他们在本国从来不敢奢望的地位。
弗兰克林不仅要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民众，而且还用自己的方法传递了这一信息。他依靠的不是一个人的宣讲，而是靠着整个民族的信仰，这个民族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国家形象，既能涵盖所有的国民，又能为所有愿意遵循它的人们提供机会。这个积极的信息把上千万美国人的力量团结到了一起，而群体的声音是不能被忽视的。他们的声音在一段时间之后变成了强风，冲散了那些与之相对抗的负面意见和信仰。这种力量的关键因素在于弗兰克林能够总结出美国的实际情况，并将它形成一种既实际又鼓舞人心的认同。
可悲的是，在今天，弗兰克林所提出的使个人和集体达到和谐的方法已经被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所消蚀。也许会有另一个弗兰克林，重新界定美国的形象，从而赋予这个国家一种新的生机和方向感。也许弗兰克林的做法可以为其他希望积极地改变世界看法的国家提供一个例子。
中国应做出符合自身文化的定位并告诉世界
如果要为和谐社会形成一个标准的样板，人们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去了解。在我们作为个人的欲望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理想之间存在着许多日常性的矛盾。但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树立起信心，对现在和未来、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做出权衡就能够解决这些矛盾。
最近，中国的西藏问题、四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以及经济的巨大变化等大事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构成了中国塑造自己形象的独特机会，中国应该有信心做出符合自身文化的定位，而不是为了满足其他国家的期待。只要被传递的信息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它就会变为不可阻挡的强风，这才能告诉整个世界，到底什么是中国，中国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责编 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