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篇约稿中两处提到中国是“法治国家”，见报时“法治”一律被改为“法制”，不知是为何改动的。反正眼下的媒体常把这两者混淆起来，也不足为怪了。然而，一字之改，大异其衷。“法治”与“法制”，其间有联系但又有其截然不同的界定，不容混淆。因为，“法治”的前提意味着实行切实的民主，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法制”呢？那是指的法律制度和据此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民主自由与否则“干卿屁事”。依我大而化之的理解，大抵前者着重于律法，似比法制高一筹；后者是执法范畴，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各有其法制不同。按英语的译法，一个是rule of law 一个是rule by law。
　　试看小平同志的一段话，便一目了然了：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未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就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跟着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
　　这里提出两个“必须”，说明当时的人民民主还未形成气候。后面说的“法律很不完备”，实质是指“人治”或者“一言堂”。当然，那时“四人帮”流毒犹在，亟待拨乱反正，人们痛定思痛醒悟到加强法制（rule by law）的重要性。但还没有“法治”观念。在又经历了若干年检验真理的实践后，“法治”意识才逐步形成和深化，成为宏观治国方略。
　　有案可查的，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的目标；两年后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修宪建议，在管政府的国家大法中明确地定下建设一个“法治国家”，而宪法正是这个“法治”国家的灵魂。
　　这就明白不过了，从完备的法律制度到真正做到“法治国”，还有一个过程，特别是中国的专制主义，其顽固性是无可伦比的。如今虽然算是盼到头了，但也非风正一帆悬那么简单。是的，接下来层出不穷的新举措令人可喜，继《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之后，今年又喜见报纸版面以醒目的标题，大力宣传建设法治政府，营造法治社会：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依法行政”成了被强调最多的执政理念。7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被专家称为中国行政法治的里程碑”。这无疑是“法治国家”实践的全方位体现。事实上中国社会发展，一言以蔽，在于完善宪政体系，建设法治社会。如此看来，“法治国”已然初露峥嵘了。
　　但是我以为，这还不算水到渠成，内里仍是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否则法治政府也好、法治社会也罢，依旧是壁上观。不妨回首看看建国后三十年的风雨沧桑，历来只反对资本主义。比如反右，矛头对准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文革”十年，首当其冲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政派”，连小平同志复出后再一次被拉下马，罪名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走资派还在走”。唯独在中国扎根最深、为害最烈的封建主义却稳坐钓鱼台，从未动过半根毫发。这是十分反常的，也是不符合我们国情的怪现象。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同志向中央提出：之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是因为中国的封建遗毒太深，建议“补上肃清封建遗毒这一课”，特别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可惜，“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迄今仍未闻有所动作，以至于千改革万改革，就是我们固有的政治体制依然故我，给改革开放带来诸多的后遗症。
　　这不？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人们天天看书读报，可是至今仍出不来一个堂堂正正的出版法和新闻法，这如何谈得上法治社会呢？再说，如今腐败现象不绝如缕，有些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这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那法治政府又何威之有？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这个王非别的，就是和封建残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