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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荡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进程中，商人以一贯被赋予吝啬、奸诈、惟利是图的嘴脸出现，且在历史文献中鲜有记载。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末位，乃是世人最看不起的一种身份，唐代诗人白居易更是以“重利轻别离”来形容商人丑陋嘴脸，然而在以往古书记载中，却也有那么几个例外。
弦高，算是古往今来商人中最风光的，但不是因为他是首富，或者像范蠡和吕不韦一样出将入相，而是因为他牺牲了十二头牛，就保全了一个国家，被称为“史上最有魅力的爱国商人”。商人爱国的传统，或许就起于弦高，华侨陈嘉庚就是弦高遥远的余脉。当然，弦高当年可没有刻意要出名。
唐代诗人吴筠在《郑商人弦高》中写道：“卓哉弦高子，商隐独标奇。效谋全郑国，矫命犒秦师。赏伸义不受，存公灭其私。虚心贵无名，远迹居九夷。”这就是两千年前的中国商人形象。
还有一位商人卜式，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慈善人士。《史记》之《平准书》中记载了他的慈善举动。他不仅是一位普通的庄园主，而且是一位对农事生产有着浓厚兴趣、最善畜牧之道的牧羊人。正是这一介布衣，凭着崇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成就了一个光彩掩过满朝王公大臣的牧羊人传奇。
以十二头牛救国的爱国商人弦高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郑文公先后离开了人世。驻守在郑国的杞子派人送密信回国：“郑人将北门的钥匙交给了我，北门已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如果悄悄地派军队来偷袭，郑国唾手可得。”秦穆公多年以来一直处心积虑谋求向东发展，这个建议正中下怀，如能袭取郑国，便可进军中原，分享晋国的霸权。
于是，秦穆公向大夫蹇叔征求意见。蹇叔说：“辛劳大军远道奔袭，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跨越千里去袭击别人，人家怎么会不知道？我军长途跋涉，精疲力尽，人家肯定有所准备，是不会成功的。”
袭郑的诱惑力很大，秦穆公其实早已拿定主意，只不过是想找点支持，而不是反对。秦穆公充满信心地说：“我已经决定了，不必再说。”于是命令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乞丙三位将领率兵东进。
蹇叔哭着为军队送行，秦穆公很生气，问道：“我出兵，你们却哭着打击我军士气，这是为什么？”蹇叔含着泪答道：“我们并不敢打击士气。只是我们年纪大了，儿子要出征，怕以后再也见不着了！”于是继续对儿子说：“崤山是个危险的地方，晋国人必然会在崤山设伏兵截击我们的军队。崤有南北两座山：南面一座是夏朝国君皋的墓地；北面一座山是周文王避过风雨的地方。弄不好你就会死在这两座山之间的峡谷中，我准备到那收你的尸骨！”秦国军队开始向东进发了。
秦军袭郑，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县）至郑都（今河南新郑县），历程一千五百余里，中经桃林、殽函、轘辕、虎牢等数道雄关险塞，是一次冒险性的军事行动。成功了那收获很大——进军中原，势不可挡；失败了就损失惨重——失去诸多爱将、剽悍的秦兵。
第二年春天，秦军过了周朝国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已经到了滑国（今河南偃师县之缑氏镇），郑国人还不知晓。正好，郑国商人弦高赶着一群刚买来的牛，准备向西到周地去倒卖。他发现迎面而来的秦国大军，弦高大惊，就对好友蹇他说：“秦军行军千里，经过好几个国家向东进发，看这势头，一定是偷袭我们郑国。凡是偷袭别国的，肯定认为别国不会防备。如果我们暗示他们郑国已经知道情况了，秦军一定不敢贸然偷袭。”
于是他急中生智，就在商店里买了使者的行头，自己乘着车子，带着四张牛皮，赶着十二头牛，将秦军拦在路上，对着秦军将领高声大叫：“郑国使臣弦高求见秦军主帅。”
秦军前哨急忙报入中军。孟明视大吃一惊：我们正想偷袭郑国，郑国使臣怎么已经到了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只好叫手下通传郑国使臣。
弦高镇定自若地对孟明视施礼，说：“敝国君主听说秦君派大军前来问罪，敝君知罪矣，特遣下臣远道相迎，并以肥牛十二头作犒师之资。现在敝国正整治纲纪，以自检讨。”
弦高一席话，说得孟明视心凉半截。见计谋败露，只好随机应变，强露笑容对弦高说：“郑君误会了，我军实是东巡走迷了路，才来到这里，与郑国没有干系。”弦高作揖谢过，留下牛儿作为对秦军的“犒赏”。
就在弦高与秦国军队周旋时，弦高的好友蹇他悄悄赶回郑国，把秦国攻打郑国的消息报给郑国国君郑穆公，郑穆公紧急动员，在全国下达了戒严令。又派人到原来守卫郑城的秦军驻地去打探，只见秦军已经厉兵秣马，随时准备动手。
于是，就派皇武子去赶走秦兵。皇武子对守将杞子说：“将军在我国已经停留为时不短了。只是我国太穷，需要供给将军的干肉、钱财、粮草都已经没有了。听说将军准备离开，郑国有园圃，就和秦国的园圃一样，将军如果不嫌弃，可以随意猎取其中的麋鹿，来减轻我国的负担，不知将军意下如何？”杞子见势不妙，就逃到了齐国，逢孙、杨孙逃到了宋国。郑国不仅避免了亡国之祸，而且还摆脱了依附秦国的地位。秦军就此退出了郑国。
秦军主帅孟明见内应已逃遁，郑国又有了准备，做出了“攻之不克，围之不继”的判断，便对大家说：“郑国已有准备，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袭灭了旁边的一个小国滑国，满载战利品回去了。
就这样，郑国依赖一个贩牛商人弦高的智慧，没有被亡国灭族，得以保存下来。后来，郑穆公准备赏赐，弦高婉言谢绝“作为商人，忠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受奖，岂不是把我当作外人了吗？ ”就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徒弟前往东夷，终身不再返回郑国。
而秦军在返国途中与晋国打了一场大战，损兵折将，几乎全军覆没。秦军偷鸡不着反而蚀了一把米的得不偿失的悲惨结局和郑国的安然无恙，乃是弦高智高胆大、爱国之举的自然结果，商人致富，不忘爱国，当国难临头之时，舍得献智献身、献时献物，这或抑是商人弦高于百年来倍受古人崇敬和称道的可贵之处和根本所在吧。
可敬的牧羊人——卜式
卜式，河南人，以种田养畜为业。父母去世后，留下一个年少的弟弟。弟弟长大成人，就与他分了家。卜式很照顾弟弟，自己只要了百余只羊，其余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给弟弟。从此卜式到山里做牧羊人，经过十多年经营，羊繁育到一千多只，买了田地宅舍。而他的弟弟却家业尽破，卜式面对破产的弟弟，显示出他宽厚仁爱，好几次将自己的家产再分给他。显然卜式是个具有管理经营天才的人，尽管经营畜牧业给他带来了财富，但他并不贪财爱财，乐于无偿给予他人帮助。 彼时，汉武帝正遣将出兵对匈奴作战，所需的军费庞大，国家很吃力。而当时富商大贾冶铁煮盐，财富惊人，却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汉武帝急于筹措军费，为增加国库收入，提拔任用了一批靠煮盐冶铁发迹的大资本家当财政大臣。“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都是搞经济的专家。总之，群策群力要增加国库收入，想办法圈钱。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卜式却发扬超前的国家主人翁精神，自费到京城，托人上书天子说，“愿输家财半助边”。按惯例，汉武帝就派使者来问他：“你是想做官吗？”卜式说：“为臣自幼放牧，不熟习官场的事，不愿做官。”使者问：“是家中有冤屈，有话要对天子说？”卜式道：“臣生来与人无争，同邑人有贫穷的人，我就借贷给他，不善良的我就教导他，使他驯良，邻里人都愿听我的话，我怎会受人冤屈！”使者摸不着头脑，说：“那么，你捐了这么多家产，究竟为了何事？”卜式道：“匈奴侵我疆土，杀我官民，为战匈奴凡我大汉子民理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不求别的，只求匈奴早日被灭。”
看起来，卜式几乎具有超越时代的公民意识，认为国家危难之际，每个人应该尽其所能，有能力的人就上场杀敌，有财的人就该出钱。他不想获取任何回报，不想当官，没有事情要让政府为自己出头，是主动为国家分忧。这应该是道德水准很高的臣民，甚至具有超前的公民意识，如果个个臣民都有这样的觉悟，那不就达到天下大治了吗？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使者把卜式的话回报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又将这一情况说给丞相公孙弘，请求意见。公孙弘是历史上有名的布衣丞相，是儒生为相的汉代第一人，作为“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高级官员，听说这事断然说：“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就这样，卜式的爱国之举夭折了。
天子很久没给卜式答复，数年后，打发卜式离开京城。卜式回家后，依旧种田放牧。过了一年多，正赶上汉军屡次出征，匈奴的浑邪王等人投降，县官要解决投降的匈奴人的吃饭问题，花费很大，府库空虚。第二年，又遇上河南贫民大迁徙，都靠政府供给，政府没有力量全部负担起来。卜式于是拿着二十万钱交给河南太守，作为被迁百姓的花费。在卜式的带动下，不少富人也捐了款，河南郡守大为感动，立即上书表奏了卜式等人的义举。汉武帝终于相信卜式的拳拳爱国之心了。为了表彰卜式，更为了给天下人树一个榜样，汉武帝赐给了卜式一个左庶长的爵位，同时赏田10顷。赏地赏爵之后，汉武帝还想着封卜式一个郎官的职务，卜式不愿意为郎官，汉武帝便要他做了在上林苑牧羊的郎官。
于是，卜式就穿着老百姓的普通衣服牧羊去了，他牧羊成绩很好，汉武帝非常满意。这时卜式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因此也不能说卜式完全没有长远的政治意图（这倒是被公孙弘这样老辣的官场老手一眼看出来），卜式以牧羊和治民类比，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管理方面的才能，他说管理羊群和管理人是一样的，这样的展示显然是有深意的。
汉武帝也就真让他当上地方官施展管理才能，果然政绩很不错。于是卜式一跃而为齐王太傅。后又因积极表态要父子一起参加平定南越之战而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当上了御史大夫。只是任职期间，因反对盐铁官营和征收船税，刚直进谏，导致皇帝对其不满，卜式被降职为太子太傅。后来卜式“退休”了，在家乡，在他曾经耕作畜牧的田野上，他以一个牧羊人的身份得到了善终。
卜式本为一介布衣，具有管理和经营的才能，也有强烈的参政意愿，但参政并非仅仅想当官，而是渴望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参与，捐赠就是他所能够表达这种愿望的方式。这种慈善和传统的行善积德的慈善精神是不一样的，它更体现了民众对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参与，目的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福报，而是出于公心，这有点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公民精神。只是在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中很难宽容这种慈善精神的存在，当与汉武帝的意图相悖时，他立刻遭贬降职。所幸还没有更惨的结局，能得以终老。
当历史的隧道穿越漫长的时空，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商人们真要扪心自问：在赢利之外，我们是否还要承担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
编辑 周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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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高，算是古往今来商人中最风光的，但不是因为他是首富，或者像范蠡和吕不韦一样出将入相，而是因为他牺牲了十二头牛，就保全了一个国家，被称为“史上最有魅力的爱国商人”。商人爱国的传统，或许就起于弦高，华侨陈嘉庚就是弦高遥远的余脉。当然，弦高当年可没有刻意要出名。
唐代诗人吴筠在《郑商人弦高》中写道：“卓哉弦高子，商隐独标奇。效谋全郑国，矫命犒秦师。赏伸义不受，存公灭其私。虚心贵无名，远迹居九夷。”这就是两千年前的中国商人形象。
还有一位商人卜式，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慈善人士。《史记》之《平准书》中记载了他的慈善举动。他不仅是一位普通的庄园主，而且是一位对农事生产有着浓厚兴趣、最善畜牧之道的牧羊人。正是这一介布衣，凭着崇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成就了一个光彩掩过满朝王公大臣的牧羊人传奇。
以十二头牛救国的爱国商人弦高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郑文公先后离开了人世。驻守在郑国的杞子派人送密信回国：“郑人将北门的钥匙交给了我，北门已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如果悄悄地派军队来偷袭，郑国唾手可得。”秦穆公多年以来一直处心积虑谋求向东发展，这个建议正中下怀，如能袭取郑国，便可进军中原，分享晋国的霸权。
于是，秦穆公向大夫蹇叔征求意见。蹇叔说：“辛劳大军远道奔袭，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跨越千里去袭击别人，人家怎么会不知道？我军长途跋涉，精疲力尽，人家肯定有所准备，是不会成功的。”
袭郑的诱惑力很大，秦穆公其实早已拿定主意，只不过是想找点支持，而不是反对。秦穆公充满信心地说：“我已经决定了，不必再说。”于是命令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乞丙三位将领率兵东进。
蹇叔哭着为军队送行，秦穆公很生气，问道：“我出兵，你们却哭着打击我军士气，这是为什么？”蹇叔含着泪答道：“我们并不敢打击士气。只是我们年纪大了，儿子要出征，怕以后再也见不着了！”于是继续对儿子说：“崤山是个危险的地方，晋国人必然会在崤山设伏兵截击我们的军队。崤有南北两座山：南面一座是夏朝国君皋的墓地；北面一座山是周文王避过风雨的地方。弄不好你就会死在这两座山之间的峡谷中，我准备到那收你的尸骨！”秦国军队开始向东进发了。
秦军袭郑，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县）至郑都（今河南新郑县），历程一千五百余里，中经桃林、殽函、轘辕、虎牢等数道雄关险塞，是一次冒险性的军事行动。成功了那收获很大——进军中原，势不可挡；失败了就损失惨重——失去诸多爱将、剽悍的秦兵。
第二年春天，秦军过了周朝国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已经到了滑国（今河南偃师县之缑氏镇），郑国人还不知晓。正好，郑国商人弦高赶着一群刚买来的牛，准备向西到周地去倒卖。他发现迎面而来的秦国大军，弦高大惊，就对好友蹇他说：“秦军行军千里，经过好几个国家向东进发，看这势头，一定是偷袭我们郑国。凡是偷袭别国的，肯定认为别国不会防备。如果我们暗示他们郑国已经知道情况了，秦军一定不敢贸然偷袭。”
于是他急中生智，就在商店里买了使者的行头，自己乘着车子，带着四张牛皮，赶着十二头牛，将秦军拦在路上，对着秦军将领高声大叫：“郑国使臣弦高求见秦军主帅。”
秦军前哨急忙报入中军。孟明视大吃一惊：我们正想偷袭郑国，郑国使臣怎么已经到了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只好叫手下通传郑国使臣。
弦高镇定自若地对孟明视施礼，说：“敝国君主听说秦君派大军前来问罪，敝君知罪矣，特遣下臣远道相迎，并以肥牛十二头作犒师之资。现在敝国正整治纲纪，以自检讨。”
弦高一席话，说得孟明视心凉半截。见计谋败露，只好随机应变，强露笑容对弦高说：“郑君误会了，我军实是东巡走迷了路，才来到这里，与郑国没有干系。”弦高作揖谢过，留下牛儿作为对秦军的“犒赏”。
就在弦高与秦国军队周旋时，弦高的好友蹇他悄悄赶回郑国，把秦国攻打郑国的消息报给郑国国君郑穆公，郑穆公紧急动员，在全国下达了戒严令。又派人到原来守卫郑城的秦军驻地去打探，只见秦军已经厉兵秣马，随时准备动手。
于是，就派皇武子去赶走秦兵。皇武子对守将杞子说：“将军在我国已经停留为时不短了。只是我国太穷，需要供给将军的干肉、钱财、粮草都已经没有了。听说将军准备离开，郑国有园圃，就和秦国的园圃一样，将军如果不嫌弃，可以随意猎取其中的麋鹿，来减轻我国的负担，不知将军意下如何？”杞子见势不妙，就逃到了齐国，逢孙、杨孙逃到了宋国。郑国不仅避免了亡国之祸，而且还摆脱了依附秦国的地位。秦军就此退出了郑国。
秦军主帅孟明见内应已逃遁，郑国又有了准备，做出了“攻之不克，围之不继”的判断，便对大家说：“郑国已有准备，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袭灭了旁边的一个小国滑国，满载战利品回去了。
就这样，郑国依赖一个贩牛商人弦高的智慧，没有被亡国灭族，得以保存下来。后来，郑穆公准备赏赐，弦高婉言谢绝“作为商人，忠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受奖，岂不是把我当作外人了吗？ ”就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徒弟前往东夷，终身不再返回郑国。
而秦军在返国途中与晋国打了一场大战，损兵折将，几乎全军覆没。秦军偷鸡不着反而蚀了一把米的得不偿失的悲惨结局和郑国的安然无恙，乃是弦高智高胆大、爱国之举的自然结果，商人致富，不忘爱国，当国难临头之时，舍得献智献身、献时献物，这或抑是商人弦高于百年来倍受古人崇敬和称道的可贵之处和根本所在吧。
可敬的牧羊人——卜式
卜式，河南人，以种田养畜为业。父母去世后，留下一个年少的弟弟。弟弟长大成人，就与他分了家。卜式很照顾弟弟，自己只要了百余只羊，其余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给弟弟。从此卜式到山里做牧羊人，经过十多年经营，羊繁育到一千多只，买了田地宅舍。而他的弟弟却家业尽破，卜式面对破产的弟弟，显示出他宽厚仁爱，好几次将自己的家产再分给他。显然卜式是个具有管理经营天才的人，尽管经营畜牧业给他带来了财富，但他并不贪财爱财，乐于无偿给予他人帮助。 彼时，汉武帝正遣将出兵对匈奴作战，所需的军费庞大，国家很吃力。而当时富商大贾冶铁煮盐，财富惊人，却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汉武帝急于筹措军费，为增加国库收入，提拔任用了一批靠煮盐冶铁发迹的大资本家当财政大臣。“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都是搞经济的专家。总之，群策群力要增加国库收入，想办法圈钱。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卜式却发扬超前的国家主人翁精神，自费到京城，托人上书天子说，“愿输家财半助边”。按惯例，汉武帝就派使者来问他：“你是想做官吗？”卜式说：“为臣自幼放牧，不熟习官场的事，不愿做官。”使者问：“是家中有冤屈，有话要对天子说？”卜式道：“臣生来与人无争，同邑人有贫穷的人，我就借贷给他，不善良的我就教导他，使他驯良，邻里人都愿听我的话，我怎会受人冤屈！”使者摸不着头脑，说：“那么，你捐了这么多家产，究竟为了何事？”卜式道：“匈奴侵我疆土，杀我官民，为战匈奴凡我大汉子民理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不求别的，只求匈奴早日被灭。”
看起来，卜式几乎具有超越时代的公民意识，认为国家危难之际，每个人应该尽其所能，有能力的人就上场杀敌，有财的人就该出钱。他不想获取任何回报，不想当官，没有事情要让政府为自己出头，是主动为国家分忧。这应该是道德水准很高的臣民，甚至具有超前的公民意识，如果个个臣民都有这样的觉悟，那不就达到天下大治了吗？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使者把卜式的话回报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又将这一情况说给丞相公孙弘，请求意见。公孙弘是历史上有名的布衣丞相，是儒生为相的汉代第一人，作为“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高级官员，听说这事断然说：“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就这样，卜式的爱国之举夭折了。
天子很久没给卜式答复，数年后，打发卜式离开京城。卜式回家后，依旧种田放牧。过了一年多，正赶上汉军屡次出征，匈奴的浑邪王等人投降，县官要解决投降的匈奴人的吃饭问题，花费很大，府库空虚。第二年，又遇上河南贫民大迁徙，都靠政府供给，政府没有力量全部负担起来。卜式于是拿着二十万钱交给河南太守，作为被迁百姓的花费。在卜式的带动下，不少富人也捐了款，河南郡守大为感动，立即上书表奏了卜式等人的义举。汉武帝终于相信卜式的拳拳爱国之心了。为了表彰卜式，更为了给天下人树一个榜样，汉武帝赐给了卜式一个左庶长的爵位，同时赏田10顷。赏地赏爵之后，汉武帝还想着封卜式一个郎官的职务，卜式不愿意为郎官，汉武帝便要他做了在上林苑牧羊的郎官。
于是，卜式就穿着老百姓的普通衣服牧羊去了，他牧羊成绩很好，汉武帝非常满意。这时卜式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因此也不能说卜式完全没有长远的政治意图（这倒是被公孙弘这样老辣的官场老手一眼看出来），卜式以牧羊和治民类比，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管理方面的才能，他说管理羊群和管理人是一样的，这样的展示显然是有深意的。
汉武帝也就真让他当上地方官施展管理才能，果然政绩很不错。于是卜式一跃而为齐王太傅。后又因积极表态要父子一起参加平定南越之战而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当上了御史大夫。只是任职期间，因反对盐铁官营和征收船税，刚直进谏，导致皇帝对其不满，卜式被降职为太子太傅。后来卜式“退休”了，在家乡，在他曾经耕作畜牧的田野上，他以一个牧羊人的身份得到了善终。
卜式本为一介布衣，具有管理和经营的才能，也有强烈的参政意愿，但参政并非仅仅想当官，而是渴望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参与，捐赠就是他所能够表达这种愿望的方式。这种慈善和传统的行善积德的慈善精神是不一样的，它更体现了民众对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参与，目的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福报，而是出于公心，这有点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公民精神。只是在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中很难宽容这种慈善精神的存在，当与汉武帝的意图相悖时，他立刻遭贬降职。所幸还没有更惨的结局，能得以终老。
当历史的隧道穿越漫长的时空，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商人们真要扪心自问：在赢利之外，我们是否还要承担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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