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世说新语》一千一百三十则笔记（故事）中渗透（存在）着以“人”“或”为例的一系列模糊的人物角色，他们时常被读者忽略却意义重大。在文本叙事中，这些模糊的人物角色或协助展开叙事，成为构成情节的真正链接，或突显魏晋人物乃至整个社会的品貌，或表明叙述者的立场。他们是刘义庆展开叙事、刻画人物、表现历史的重要工具。通过对模糊的人物角色所蕴含的叙事意义的分析可看出《世说新语》在叙事技巧、刻画人物、表现历史真实上所具有的度艺术价值。
　　关键词：《世说新语》 模糊的人 叙事 意义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1}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志人小说早期代表作中的一朵奇葩，《世说新语》所触及的人物约一千五百余人，有名士，有僧侣，亦有妇孺，然不管是何种人物均被刻画得生动形象。鲁迅评价其“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丽，下至缪惑，亦资一笑。”{2}笔者认为《世说新语》能够得到鲁迅先生如此高的评价，离不开作品中存在的那些模糊的人物角色，然而它们一直为读者所忽视。在《世说新语》一千一百三十则笔记中，时常出现以“人”“或”来表示的人格符号，他们被渗透到文本中，具有对话功能和个性色彩却无名无姓，行踪不定。因其符号性的存在使得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一直忽略了他们，但他们却是刘义庆展开叙事、刻画人物、表现历史真实的重要工具。
　　一、“人”“或”的功能 在众人关注《世说新语》的诗情画意，作者用精妙之笔描绘遥远时代精英们活色生香的表演时，我们卸掉了对那些无名、无姓，不知身份、地位，没有形貌、表情的“人”“或”的关注眼神。然而一旦将这些貌似可有可无的“人”“或”抽离文本，或会导致相关的生活情景被取消，或会导致故事情节无法顺利展开，这一现象不得不使笔者对“人”“或”的叙事功能做一番探讨。
　　在叙事学中被置于突出地位的情节分为三层，由底层到高层分别为：功能、序列、情节。而处于底层的功能，既是叙事文结构分析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故事中最小的叙事单位。巴尔特在坚持功能是最小的叙事单位的前提下，主张将功能运用于整个叙事文本的结构分析。“一部叙事作品从来就只是由种种功能构成的，其中的一切都表示不同程度的意义。这不是（叙述者方面的）艺术问题，而是结构问题。”{3}同时他还提出叙事作品中的功能根据叙事成分在结构中的性质划分。“功能时而由大于句子的单位（从长短不一的句组甚至到整部作品）来体现，时而由小于句子的单位（句段、单词，甚至仅仅是单词中的某些文学因素）来体现。”{4}《世说新语》中易被人忽视的“人”“或”二字正居于情节的最底层，常起着将一个叙事部分过渡到另一个叙事部分的作用，具有推波助澜，协助展开叙事的功能。
　　“雅量第六”第十五则中有这么一段叙述：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馀两小麓箸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5}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是作者为这个故事设置的引人入胜的开头。为继续叙述下面的故事，作者在这里安排了两个目击者。通过这“人”“或”的两双眼睛去展开叙事：祖士少在别人发现其整理财物时，便将还未整理好的两小箱财物放于自己身后，并侧过身小心地挡着，还带着点儿心神不定的样子；阮遥集在别人看到他为木屐打蜡时叹息道：“不知这一辈子还会穿几双木屐！”说话时神态安详自在。“人”“或”的设置推动了叙事的展开。最后读者也自然而然地从这两件事的对比中看出两个人的高下，可谓是水到渠成。
　　又如“德行第一”第十三则：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6}
　　在这则事件的叙述里始终离不开这个“人”，从华歆、王朗乘船避难之初到快被强盗追上，华歆和王朗的言行始终都围绕这个“人”展开。首先是这个“人”要求搭船，华歆感到为难，而王朗让这个“人”上了船，当快被强盗追上时，王朗却想舍弃这个“人”，而华歆仍旧带着这个“人”。经由此事，世人评定歆、郎之优劣。在这里，作者将这个“人”安排为整件事情的经历者，贯穿整个事件的始末，更是看出华歆和王朗优劣的重要因素。
　　经过如此淘洗，与生活着的个性没有半点干涉的“人”“或”却随时随地能与活跃在前台的魏晋名士们的生活境遇关联起来。他们在《世说新语》中反复出现，积极渗透到各个叙事段落，结合具体的语境，化成构成情节的真正铰链，是刘义庆展开叙事，勾画人物风度挥之不去的魔影，具有隐秘而实在的建构力量。
　　二、“人”“或”的符号阅读 笔者始终认为，刘义庆对“人”“或”的书写并未达到一种深度的自觉，但语言作为符号的一种，是能指与所指的复合，同样“人”“或”这类模糊的人虽直接表达出来的声音、形象有限，也未引人注目，却参与了文本的意蕴建构，出其不意地为读者展示了魏晋名士乃至魏晋整个社会的活脱脱的人格精神。
　　“德行第一”第十八则：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馀，补不足，天之道也。”{7}
　　“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一语意蕴颇深，断断不可略而不置，若非此“或”之笑，则无裴楷之答，裴楷的回答为其不可思议的做法提供了一种解释。实际上，皇亲国戚中的那些贫穷的人的生活好坏与他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并且这个“人”指出裴楷是“乞物行惠”，说明裴楷为促成这件事费了很多心思，甚至放下自己的尊严。然“损有馀，补不足，天之道也”之答，则使裴令公不争物务，清静自守的性格跃然于目前。或之讥与人之答相激，亦使晋人的风神高迈腾跃于我们内心。 　　综上所述，若用“人”“或”二字表达声音、形象，恐怕只能展现出个大概，但在具体的语境中，正因为这类模糊的人的存在，也诱发出了主体人物的某方面性格，随着“人”“或”个性性格的退化乃至消失，主体人物的深层性格便愈益凸显，终至于跃升为整个时代特有的某种情绪和思想，使魏晋人物的精神风貌纤毫毕现。
　　三、“人”“或”下的视角 英国小说理论家路伯克指出：“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到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占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8}诚然叙述者以不同的身份或角度出现在事件中，便会导致其在叙述事件中呈现出别样的口吻。那么，对于《世说新语》这样一部“纂缉旧文，非由自造”的作品而言，窃以为，“人”、“或”这一类不起眼的模糊的人着实体现了《世说新语》叙述视角的一大特点：戏剧家的角度。
　　“任诞第二十三”第十一则：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9}
　　世说新语的叙述者将阮籍置于一个旁若无人之境，先用一个“或”之问引出裴之答，对比出阮籍之至性至情，超然于世俗；再用一个“时人叹为两得其中”表示当时众人既认同裴楷之言，又认可阮籍不同于常人的做法。经过如此描述，亦使得叙述者不需出面重复评说，只需隐身于幕后，做一个旁观者静静观看这一幕，与读者共同品味阮籍的神气宴然，纵情啸咏。
　　刘义庆使用“人”“或”这类不具任何人性特征的符号使自己置身事外，让事件更为客观化。台湾学者梅家玲亦认为，《世说新语》的“叙事者力图将自我主观的陈述自作品中抽离，转而化为剧场，让当事者自行‘演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角色。因而，读者在《世说新语》中看到的，往往是主体人物现场的立即表演，而不是叙事者的间接撰述。”{10}刘义庆在事件中通过对模糊的人的设置，借他人之口传自我之声，通过这一系列巧妙的安排，借助这些被世人忽视“人”“或”传达出了耐人寻味的魅力，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不露声色地“暗度陈仓”。
　　《世说新语》中的模糊的人——“人”“或”一直以来被读者所忽略，我们不会对这个“模糊的人”的身份、性格追根刨底，看似可有可无的存在却对整个文本的叙事效果影响甚大。不管作者在写作时是否刻意使用了这个“模糊的人”的角色，他存在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模糊的人”的存在突显出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巧妙的叙事、刻画人物形象以及表现历史真实的技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①{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页，第34页。
　　{3}{4} 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载自张寅德编选《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第12页。
　　{5}{6}{7}{9}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4页，第13页，第20页，第634页。
　　{8} 路伯克：《小说技巧》，考克斯与怀门公司1966年版，第251页。
　　{10} 梅家玲：《〈世说新语〉的叙事艺术》，（台北）《人文及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