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中国茶叶鼎盛时期如烈火烹油：十八世纪全球首富潘振承、十九世纪全球首富伍秉鉴的祖上都是福建茶农，他们在广州十三行做茶叶贸易，将英国与俄国国库中的白银席卷一空。但茶叶史的下一篇章却是印度阿萨姆茶崛起，中国茶一再落败。原因似乎也摆在面前：英国人福钧偷走了中国茶叶。
　　据学者胡文辉考证，早在十七世纪末，德国博物学家、医生A.雷克从日本将茶籽带到爪哇，并培育成功；十九世纪前期，荷兰人贾克布森六赴中国，最后一次更在清政府悬赏其首级的情形下，带回七百万颗茶籽和十五名工人，成就了爪哇的茶业。即便在英国人这边，在福琼的中国行之前近二十年，乔治·詹姆斯·高登、查理斯·加尔夫（传教士）就已得到总督威廉·班庭克的强力支持，赴华并购买到大批武夷山茶籽了。
　　事实上，世界各地的茶叶几乎都是从中国引种出去的。当然，云南边境外的一些地方有茶树，但品种也不如中国。那为什么英国的这次引种引起了这么大的影响？而东印度公司破产之后，立顿公司还能将英国茶行业的神话延续至今？
　　首先，从植物学来讲，福钧本人是植物学家，从他写的《两访中国茶乡》中可以看出他对茶的了解。他澄清了林奈在植物学分类上的迷惑之处：绿茶与红茶是同一种植物，区分它们的是不同工艺。他带走的武夷山品种与阿萨姆品种的嫁接，是当时最高水平的农产品杰作。
　　即使是这样，很多人也很难接受“阿萨姆红茶质量高于福建红茶”这种判断。英国人喝的是奶茶，当气味芳香、味道隽永的福建红茶冲入牛奶，并加糖以后，香气减弱，味道变淡，整体味道就比不上以“浓强鲜”为特点的阿萨姆奶茶。但这不过是品种改良问题，对中国茶农来说，难度不大。
　　第二，福钧带走茶种这事儿，对中国茶叶的打击并不大，他的打击在于他看到了中国绿茶生产的现场状况，并在1851年的世博会上公之于众：“工人们的双手全都被染成了蓝色。我禁不住想到，要是那些绿茶饮用者看到这一场景，他们那特殊的偏好可能就会被纠正过来，让我说的话，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会更纯正。”
　　这些细粉染色剂被他带回英国分析后，发现其中有普鲁士蓝等毒性很大的化学产品。从此之后，英国人不再喝中国绿茶。
　　那么，中国茶农在全世界是最没有职业道德的吗？
　　1903年12月，东文学社日籍教师25岁的船津输助在宣武门外的住所里写下日记：“普通人大多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在城门内、屋檐下等处寄居，其中尤下等者以乞食为生，严冬时节仍然衣不蔽体，往往冻死。因而此处强盗、小偷甚多。但在不洁的人群中，又可以看到身着青色、红色锦绣，外裹貂皮，全身上下价值数百金极为气派之人。只要在市中心稍微走一走，就能感觉到这种贫富差距。”
　　如此格局之下，农民的生存得不到保证，还哪谈农产品的质量？进一步说，批量生产的商品哪里有什么质量？船津发现北京市井“赝品甚多，玉器虽随处可见，但大部分都是假的。” 《大汗之国》中记载修士克路士在中国发现市场上有人“在鸡里面灌水或沙，以增加卖出的重量。”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洪大容在其《湛轩燕记》一书中记载，中国“茶品多种，青茶为最下常品。普洱茶都下最所珍赏，亦多假品。”
　　据“中研院”陈慈玉的研究，红茶竞争也随即开始了。1871年，印度当年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百分之十。1885年达到一半，两年后到百分之八十。在美国市场，日本茶在1908年压住中国茶。十年后是中国的两倍。借助渣打银行等势力在印度与日本的投资，英国人甚至不再是购买者，而是制造者与输出者，一方面培养了中国茶的对手，一方面垄断了大量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崛起与日本商人夺回精制茶的商权，算得上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应对之策。
　　而此時，中国有应对能力的十三行商人已全部歇业，面对英国资本，中国小茶商的应对办法仅有一个：“粗制滥造”。不久之后，中国从茶叶出口国沦为茶叶进口国。
　　这与一百年前中国十三行巨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几十年的博弈已相去甚远。那时，英国人对中国品牌深信不疑，价格虽贵，品质绝对世界第一。抵挡英国资本最犀利的武器—中国品牌，此时已被清政府无端砸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