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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周易》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通过天、地、人三才来奠定以道德完善为宗旨,以上下尊卑为秩序的”天人合一”模式.正是”天人合一”这一和谐模式的启示和作用,<周易.>开启的和谐思路引领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构建的走向.在理念上,将天人合一模式转换为宇宙秩序、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三位一体.在操作上,将宗法社会的和诣建构化为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并通过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 《周易》将其包涵着的丰富伦理思想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 《周易》 宇宙生成模式 伦理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4690(2009)000-0083-04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在《周易》开启的宇宙生成图式所彰显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周易》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通过天、地、人三个世界奠定了以道德完善为宗旨，以上下尊卑为秩序的和谐模式。在理念上，将“天人合一”的模式转换为宇宙秩序、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并在操作上突出和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和能动作用，因而得到引领中国文化思想主流的儒家尤为看重，将其奉为五经之首。为此，本人拟通过《周易》哲学相关材料的解释，展示《周易》哲学蕴含的“天人合一”观，并同时展示在“天人合一”观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突显以《周易》哲学“天人合一”观来把握中国伦理思想的源流和传承发展的路径。
一、《周易》宇宙生成模式突显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是传统伦理思想价值之源
《周易》古经，由卦爻象符号和卦爻辞文字系统共同组成，卦爻象是《周易》的根基和出发点，卦爻辞是由“观象而来”，对卦爻象所作的文字解读，以象为体，以义理为用，是易的基本特征，因此，作为易主体的卦爻象不但是《周易》古经的重要构成因素，而且是“易”的代名词，故而有“易者，象也”之谓称。
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易象的象是“像”出来的，是从仰观府察，远近相取而来，“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系辞下》）这个“像”便是“观”，便是“察”，是一种观察认识，在观察过程中，“主体”与“观察的客体”以及“观察活力”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对象化的认识，这种对象化的认识使“观”和“察”的“象”变成了和主体明示的客体。也就是说，在“观”和“察”的作用下，事物的“象”和“观察”的“象”相互结合，从而使客体和主体共同决定能够从事物中看到什么或 事物如何表达自己。因此，在《周易》看来，世界上并没有客体，主体也只是“摸拟”的世界。在“摸拟者”看来，象虽由像出，但二者根本就是一个，换句话说，这种摸拟本身就是“象”，并不是在摸拟之外又创造一个象。“易与天地准”表明摸拟的非常精当，能与真实的天地相吻合，能与真实的天地“相弥伦”，能合二为一。没有主客之分，也没有对象化之别，有的只是“人在天地中”，由此说来，《周易》的卦爻象来自于宇宙万物，又反过来观照、摸拟宇宙万物，成为描述宇宙生命的图式。
通过上述对“象”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周易》古经宇宙图式里，人位于天地之中的，那么位于天地中的人的性命靠什么来定位的呢？如果单纯地停留在“摸拟”层面，《周易》并没有深奥的哲学义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易》从筮而来，是“贞卜”载道，并与时俱进，其哲学性质就非同一般了。“贞”是卜问，表示真诚、专注思无邪，“贞”的占卜来源其实也就是对天地宇宙的真实化“摸拟”，这种摸拟是非常虔诚的，是一种把主体的自我放在一边，而又参与其中无主体而有主体的顺天而动，以“贞”来观天地，表示对天地的肯定、信任和接受，贞观天地，而后付出行动，表示效法，摸拟天地，顺天而行.效法天地其实就是摸拟天地，在摸拟的过程中没有对象化的分别，只有天人合一，正是在这个天人相贯一体的状态下，人的生命才会获得正于天地，同乎宇宙，和谐而行，并由此在体验宇宙生命一以贵之的生生之意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主体性命的生存定位.这便是《周易》三才定 中的状态。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是“万物一体”，即人与自然，人与物，物与物都是同根同源，这个“源”就是“一体”，离开这个“一体”就谈不上有任何人和任何物的存在，《周易》古经最关心的是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易卦爻辞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类生命为何产生、发展和实现的问题，在它看来，生命来源于自然界，并且一刻也没有脱离自然界，二者处在相互感应、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 中，是一个双向交流的有机整体.因此，在《周易》的视觉中，宇宙是一个生命的整体，其目的是“生”，它把天地看作生命的来源，认为万物是由天地产生的，人类则是由天地万物产生的，人和天地万物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是以生命现象与生命活动为其轴心，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表现天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生命过程。
《易传》作为对《周易》古经的解释之作，从《易经》发展而来，《易传》从象数、义理两方面阐发其的意蕴，并由此构建其象数与义理的合一模式，《易传》之象数与义理合一的这一模式又是以”天人合一”观为其基本理论架构，以天、地、人合一为背景而展开的。《易传》提出的“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个“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是“天人合一”之道，“易道”作为易之核心，是以阴阳统贯天、地、人三者来构成其宇宙的生成模式。《易传》认为，天体运动变化的规律为天道，地上万物生长变化的规律为地道，人类社会活动的规则和伦常为人道。天、地、人之道在具体内容所指上虽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周易》古经六十四卦象囊括天、在、人三才之道，其实就是易道整体思维模式的体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伦天地之道”这里所说的“天地之道”实际上就包含了人之道，故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说卦》）表明天与人不仅是“同构”关系，而且是“合一”关系。这种“合一”关系主要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阐发的。《易传》探索天与人、主与客、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探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整体规律，认为它可以用来指导人事、认识自然、把握社会。这种整体思维反映了《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维理论的指导下，《易传》以三才为背景，并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视野观照过程中，开出两条天人合一的路径。一是人与天的自然合一，一是人与天德的合一。“自然的天”主要表现在宇宙论中，而“德性的天”则主要表现在本体论中，但不管对于哪种属性，《周易》都要求人道要效法天道，也就是说，易道的思想模式所要走的是一条由天道推及人道、由天文开示人文的道路。
就“自然的天”而言，《易传》以“天地定位”、“天尊地卑 ”、“天覆地载”以及由乾坤天地的交互作用所呈现出来的“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的宇宙图景，其意旨在说明互相对立的两卦或阴阳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正是在这种阴阳二气既对立又统一的作用下，宇宙间万事万物才会形成大化流行的动态过程，才会生生不已、变化日新。虽然《易传》以乾坤阴阳的相互作用为其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但它似乎更强调乾阳的作用。这一点在《彖传》中表现十分明显，《乾·彖》日“大载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彖》与此相应“至载坤元，万物资生，乃顺天。”，乾元是产生万物基元，而坤元只是配合乾元而生物；尽管《系辞·上》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说，但从《彖传》的表述及《系辞》的大部分章节来看，《易传》更注重“乾元”的作用，在“乾坤定位”的“自然之天”宇宙论中，乾坤两卦又为易之“父母卦”作为一个整体，“阴阳各化，生乎万物”，乾道“成男”，“大始”、“易知”；坤道“成女”、“成物”、“易从”，乾与坤相互依存，彼此感应，由此孕育出“山泽”“风雷”“水火”相荡的动态八卦宇宙图式。从该图式布局来看，八卦相对立之卦首乾次坤，先坎后离，先震艮后巽兑，反映出阳尊阴卑的思想，以乾坤为首，表明天地在宇宙万物中决定作用，即“天地定位”，乾、坤、坎、离居上位，说明以天地为经，水火为纬，论述天地自然之道，震、艮、巽 、兑居下位，说明天、地、水、火渐次造就长男（震）、少男（艮）、长女（巽）、少女（兑）论述人之道。乾坤为父母，震、坎、艮、巽、离、兑为六子女，以家庭父母子女关系比拟八卦，说明乾坤为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如同家庭之父母，并由此解读的“家天下”为特征的宗法血缘关系。《说卦》以八卦配四时、配八方，论述万物的时序与空间条件，表明万物从春雷震动，万物萌发生机的震卦开始，于时为春；到巽卦万物长齐，于时为春未夏初，离卦彼此见面，相互接触，于时为正夏；坤卦日益繁茂，于时为夏末秋初；兑卦万物皆成熟而喜悦，于时为正秋；乾卦由成熟而步入枯老，生死搏斗，于时为秋末冬初；坎卦异常衰老疲惫，于时为正冬，进入冬藏阶段，直到艮卦万物新陈代谢终始相因，旧生命停止，新生命开始，于时为冬末春初，表示一年伊始，这样，八个卦象所代表的方位、季节与八个各自的属性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时空一体的自然宇宙图景，这便是八卦与八节相配应的“八卦气说”，月月运行导致气节的变化，气节的变化又正好反映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的消长盈虚，“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生明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辞·下》）因应这种变化，《易传》要求人要“顺时而动”，“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节·象》）。“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随·象》）“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等说法，突出了《易传》要求人们“顺时而行”的思想。由此可见，“时”作为宇宙变化的客观形式，在《周易》中 被当成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化的内部度量，其功能具有决定发展的不可逆性。《卦传》描述的自然和社会进步即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等，也与时相应同样也是不可逆反的。因此，由“卦气说”所表现出来的象数与义理合一的思维模式本身就包涵了一套法天地而施政礼的王者之“礼”，这种“礼”不仅表现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人人应该遵循的规范，它更是一种人文之政道与治道，可以说，这种“顺时而动”、“合一天时”的思想足以代表中华思想文化主体的儒家实施“外王”建构伦理体制的思想。
就“德性之天”而言，《易传》更突出其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德”是天之所以为天者，也是人之所为人者，天地之道以阴阳刚柔作为自然界的基本性能和要素，在其相互作用和联系中形成天地万物的无穷变化，天地这种自动自组的有序化的功能系统，并不需要任何外力的推动，却在不断的生成过程中，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充满着无限的生命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有目的性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人类，有人类然后有夫妇、父子、君臣等等，最后才会“礼义有所措”.这说明了人类文明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机械决定论的，而是生成论决定的。从形而上说的观点看，人的存在体现了天地生生之“德”，也体现了自然界的“目的”，因此，人要与天合一，除了上述所说的的“合于天时”外，更重要的是要“合于天德”。
为此《易传》提出了“继善成性”说。《乾·象》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道即天道，人的性命得以正定，才能实现与天的德性合一，而人只有通过积德行善才能正定性命。根据《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之说可知，阴阳之道指天道而言，仁义之道指人道而言，而刚柔之道指地道而言。《说卦传》还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显然寓示着;
道德、仁义乃天道之下贯于人道者，人只有做到仁义道德才能正定性命，上合天道。
再说，天以“生”为德，在自然界指的是“元、亨、利、贞”之德，表现为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说明“天德”就是在大化流行过程中来显示其功能的大存在，其真正的实现则为人的仁、礼、义、正之德，这便是“性命之德”和“性命之理”。“性命之德”又为“天所命之德”，它所对应的“人命之德”不是外在的命令，而是内在的赋予，由此进而类推，从“天德”流行到“性命之德”，中间就有一个“命”的环节，“命”在这里体现了目的性，而这个所谓的目的性则是靠人来实现的，这便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易传》认为，人受命于天，便具有向善的目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一阴一阳之道，本是自然的生成变化之道，以其授命于人而为“性命之德”，故有潜在的道德目的性.“善”就是目的，就人而言，以继承天的道德目的为职责，为使命，故说“继之者善也”.所谓“成之者性也”，是指人能成就其善而言，只有“继善”才能“成性”，“成性”就是“尽性”。因此，《易传》特别重视“德”，在《易传》看来，天地之善与至德是相配的，这在其的《系辞》、《文言传》及《大象传》均有十分明显的表述。《易传》以“观象进德”的模式注重阐发了卦象对人们的道德启示意义。比如，在《文言传》，作者就强调做到仁、义、礼、智四德就可以“元、亨、利、贞”.《大象传》更是以“德行”为重，如《坤。象》“君子以德载物”，《蒙·象》“君子以果行育德”，而《系辞传》的“可久则贤仁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以及“夫《易》圣人之所以崇德广业也”等等更是强调以德行为重。《易传》所有这些对“德”启示意义的昭发，其落着点都集中在由天道而推及人道，由天文而开示人文的模式上，人要效法天地之道来扩充道德、成就功业，就必须顺应天向人所昭示的道理进来德修业，并在实践中顺天行事，才会获得天的佑助，并能获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周易》的“天人合一”模式引领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构建和走向
《周易》最大的魅力就在于通过天、地、人三个世界奠定了以道德完善为宗旨，以上下尊卑为秩序的和谐模式，开启并引领传统儒伦理思想的构建和走向。中国的伦理在古代儒家那里就是“礼”.“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是社会伦理道德体现的基本形式，“礼”的主要内容是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认为贵贱、长幼、尊卑、亲疏各有其礼，社会才会获得秩序的稳定与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所追求的和谐是各处其位的等级和谐，也就是说和谐在现实社会中具体表现为维护上下、尊卑的宗法等级，儒家这种以“礼”为主要内容的伦理观念在理念上与“天人合一”模式为依据，通过“天、地、人”三个世界的转换中，由宇宙秩序而家庭秩序、再由家庭秩序而社会秩序。《周易》将上下尊卑的和谐之道在这里不露声色的表达了出来。
在《周易》的视界里，宇宙是一个生命的整体，其目的是“生”，而宇宙天地的生生之道是通过人即人道之仁义来完成的。从前文已述“自然之天”和“德性之天”两条天人合一的路径内容可知，《周易》构建的宇宙生成模式传递出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并使天人合一成为“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过程，在这方面，《周易》一方面把整个世界说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方面强调整体中的尊卑等级，由天地尊卑演译出万物等级，进而推导出人类社会的夫妇、父子和君臣关系，致使宇宙秩序转化成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由此可见，儒家这套世俗的伦理准则是从《周易》宇宙生成图式那里找到根据并推演出来的。《周易》的确给儒家伦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理论根据，或者说提供了重要思维方式上的支持。
根据《周易》这一思维方式，在以道德的完善与上天合一的过程中，《周易》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虽然《周易》的“天人合一”说突显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强调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有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但是，《周易》在开启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联系过程中，更注重人的存在体现天地生生之“德”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人的存在才会充分的实现天地之“道”，才会完成天地生生之“道”，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天以“生”为德，在人则表现为“性命之理”和“性命之德”，这是一种德性，即道德理性。《易传》从宇宙论出发，说明了人的道德理性之所以成为德性，其核心就是“生”，而人的这种本质的“生”是带有目的性理论的，是内在的，是由人的心灵来实现的。
因此，《易传》关于道德的思考，其目的就是使人的主体行为符合性命之理，所谓性命之理，既是天地万物的外在秩序，又是人的内本性，它一方面强调适中畅达，和谐统一，常住不变，另一方面又要流转推移，生生不息，变化日新。就其变者而言，谓之于时，就其不变而言谓之于中，因而所谓“性命之理”本身就蕴含着时义的要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在调整道德行为，履行伦理规范时，究竟何时该用常例，何时该用变例，也就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指导原则了，这个原则就是自觉的承担道义责任，在客观环境动态的发展过程中，采取适当的对策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如果常例能够达到的和谐的目的，那么遵循常例的行为就是正当的，如果情况变化则应因时制宜，变通求道，援引变例以求达到目的，这种变例也是正当的。《易传》所确立的这条道德原则以社会整体和谐为目的，强调人的道义责任，把目的和道义、动机与效果、原则性与灵活性种种不同的方面综合在一起，对中国伦理思想的构建和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
关键词 《周易》 宇宙生成模式 伦理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4690(2009)000-0083-04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在《周易》开启的宇宙生成图式所彰显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周易》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通过天、地、人三个世界奠定了以道德完善为宗旨，以上下尊卑为秩序的和谐模式。在理念上，将“天人合一”的模式转换为宇宙秩序、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并在操作上突出和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和能动作用，因而得到引领中国文化思想主流的儒家尤为看重，将其奉为五经之首。为此，本人拟通过《周易》哲学相关材料的解释，展示《周易》哲学蕴含的“天人合一”观，并同时展示在“天人合一”观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突显以《周易》哲学“天人合一”观来把握中国伦理思想的源流和传承发展的路径。
一、《周易》宇宙生成模式突显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是传统伦理思想价值之源
《周易》古经，由卦爻象符号和卦爻辞文字系统共同组成，卦爻象是《周易》的根基和出发点，卦爻辞是由“观象而来”，对卦爻象所作的文字解读，以象为体，以义理为用，是易的基本特征，因此，作为易主体的卦爻象不但是《周易》古经的重要构成因素，而且是“易”的代名词，故而有“易者，象也”之谓称。
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易象的象是“像”出来的，是从仰观府察，远近相取而来，“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系辞下》）这个“像”便是“观”，便是“察”，是一种观察认识，在观察过程中，“主体”与“观察的客体”以及“观察活力”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对象化的认识，这种对象化的认识使“观”和“察”的“象”变成了和主体明示的客体。也就是说，在“观”和“察”的作用下，事物的“象”和“观察”的“象”相互结合，从而使客体和主体共同决定能够从事物中看到什么或 事物如何表达自己。因此，在《周易》看来，世界上并没有客体，主体也只是“摸拟”的世界。在“摸拟者”看来，象虽由像出，但二者根本就是一个，换句话说，这种摸拟本身就是“象”，并不是在摸拟之外又创造一个象。“易与天地准”表明摸拟的非常精当，能与真实的天地相吻合，能与真实的天地“相弥伦”，能合二为一。没有主客之分，也没有对象化之别，有的只是“人在天地中”，由此说来，《周易》的卦爻象来自于宇宙万物，又反过来观照、摸拟宇宙万物，成为描述宇宙生命的图式。
通过上述对“象”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周易》古经宇宙图式里，人位于天地之中的，那么位于天地中的人的性命靠什么来定位的呢？如果单纯地停留在“摸拟”层面，《周易》并没有深奥的哲学义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易》从筮而来，是“贞卜”载道，并与时俱进，其哲学性质就非同一般了。“贞”是卜问，表示真诚、专注思无邪，“贞”的占卜来源其实也就是对天地宇宙的真实化“摸拟”，这种摸拟是非常虔诚的，是一种把主体的自我放在一边，而又参与其中无主体而有主体的顺天而动，以“贞”来观天地，表示对天地的肯定、信任和接受，贞观天地，而后付出行动，表示效法，摸拟天地，顺天而行.效法天地其实就是摸拟天地，在摸拟的过程中没有对象化的分别，只有天人合一，正是在这个天人相贯一体的状态下，人的生命才会获得正于天地，同乎宇宙，和谐而行，并由此在体验宇宙生命一以贵之的生生之意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主体性命的生存定位.这便是《周易》三才定 中的状态。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是“万物一体”，即人与自然，人与物，物与物都是同根同源，这个“源”就是“一体”，离开这个“一体”就谈不上有任何人和任何物的存在，《周易》古经最关心的是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易卦爻辞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类生命为何产生、发展和实现的问题，在它看来，生命来源于自然界，并且一刻也没有脱离自然界，二者处在相互感应、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 中，是一个双向交流的有机整体.因此，在《周易》的视觉中，宇宙是一个生命的整体，其目的是“生”，它把天地看作生命的来源，认为万物是由天地产生的，人类则是由天地万物产生的，人和天地万物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是以生命现象与生命活动为其轴心，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表现天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生命过程。
《易传》作为对《周易》古经的解释之作，从《易经》发展而来，《易传》从象数、义理两方面阐发其的意蕴，并由此构建其象数与义理的合一模式，《易传》之象数与义理合一的这一模式又是以”天人合一”观为其基本理论架构，以天、地、人合一为背景而展开的。《易传》提出的“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个“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是“天人合一”之道，“易道”作为易之核心，是以阴阳统贯天、地、人三者来构成其宇宙的生成模式。《易传》认为，天体运动变化的规律为天道，地上万物生长变化的规律为地道，人类社会活动的规则和伦常为人道。天、地、人之道在具体内容所指上虽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周易》古经六十四卦象囊括天、在、人三才之道，其实就是易道整体思维模式的体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伦天地之道”这里所说的“天地之道”实际上就包含了人之道，故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说卦》）表明天与人不仅是“同构”关系，而且是“合一”关系。这种“合一”关系主要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阐发的。《易传》探索天与人、主与客、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探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整体规律，认为它可以用来指导人事、认识自然、把握社会。这种整体思维反映了《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维理论的指导下，《易传》以三才为背景，并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视野观照过程中，开出两条天人合一的路径。一是人与天的自然合一，一是人与天德的合一。“自然的天”主要表现在宇宙论中，而“德性的天”则主要表现在本体论中，但不管对于哪种属性，《周易》都要求人道要效法天道，也就是说，易道的思想模式所要走的是一条由天道推及人道、由天文开示人文的道路。
就“自然的天”而言，《易传》以“天地定位”、“天尊地卑 ”、“天覆地载”以及由乾坤天地的交互作用所呈现出来的“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的宇宙图景，其意旨在说明互相对立的两卦或阴阳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正是在这种阴阳二气既对立又统一的作用下，宇宙间万事万物才会形成大化流行的动态过程，才会生生不已、变化日新。虽然《易传》以乾坤阴阳的相互作用为其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但它似乎更强调乾阳的作用。这一点在《彖传》中表现十分明显，《乾·彖》日“大载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彖》与此相应“至载坤元，万物资生，乃顺天。”，乾元是产生万物基元，而坤元只是配合乾元而生物；尽管《系辞·上》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说，但从《彖传》的表述及《系辞》的大部分章节来看，《易传》更注重“乾元”的作用，在“乾坤定位”的“自然之天”宇宙论中，乾坤两卦又为易之“父母卦”作为一个整体，“阴阳各化，生乎万物”，乾道“成男”，“大始”、“易知”；坤道“成女”、“成物”、“易从”，乾与坤相互依存，彼此感应，由此孕育出“山泽”“风雷”“水火”相荡的动态八卦宇宙图式。从该图式布局来看，八卦相对立之卦首乾次坤，先坎后离，先震艮后巽兑，反映出阳尊阴卑的思想，以乾坤为首，表明天地在宇宙万物中决定作用，即“天地定位”，乾、坤、坎、离居上位，说明以天地为经，水火为纬，论述天地自然之道，震、艮、巽 、兑居下位，说明天、地、水、火渐次造就长男（震）、少男（艮）、长女（巽）、少女（兑）论述人之道。乾坤为父母，震、坎、艮、巽、离、兑为六子女，以家庭父母子女关系比拟八卦，说明乾坤为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如同家庭之父母，并由此解读的“家天下”为特征的宗法血缘关系。《说卦》以八卦配四时、配八方，论述万物的时序与空间条件，表明万物从春雷震动，万物萌发生机的震卦开始，于时为春；到巽卦万物长齐，于时为春未夏初，离卦彼此见面，相互接触，于时为正夏；坤卦日益繁茂，于时为夏末秋初；兑卦万物皆成熟而喜悦，于时为正秋；乾卦由成熟而步入枯老，生死搏斗，于时为秋末冬初；坎卦异常衰老疲惫，于时为正冬，进入冬藏阶段，直到艮卦万物新陈代谢终始相因，旧生命停止，新生命开始，于时为冬末春初，表示一年伊始，这样，八个卦象所代表的方位、季节与八个各自的属性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时空一体的自然宇宙图景，这便是八卦与八节相配应的“八卦气说”，月月运行导致气节的变化，气节的变化又正好反映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的消长盈虚，“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生明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辞·下》）因应这种变化，《易传》要求人要“顺时而动”，“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节·象》）。“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随·象》）“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等说法，突出了《易传》要求人们“顺时而行”的思想。由此可见，“时”作为宇宙变化的客观形式，在《周易》中 被当成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化的内部度量，其功能具有决定发展的不可逆性。《卦传》描述的自然和社会进步即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等，也与时相应同样也是不可逆反的。因此，由“卦气说”所表现出来的象数与义理合一的思维模式本身就包涵了一套法天地而施政礼的王者之“礼”，这种“礼”不仅表现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人人应该遵循的规范，它更是一种人文之政道与治道，可以说，这种“顺时而动”、“合一天时”的思想足以代表中华思想文化主体的儒家实施“外王”建构伦理体制的思想。
就“德性之天”而言，《易传》更突出其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德”是天之所以为天者，也是人之所为人者，天地之道以阴阳刚柔作为自然界的基本性能和要素，在其相互作用和联系中形成天地万物的无穷变化，天地这种自动自组的有序化的功能系统，并不需要任何外力的推动，却在不断的生成过程中，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充满着无限的生命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有目的性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人类，有人类然后有夫妇、父子、君臣等等，最后才会“礼义有所措”.这说明了人类文明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机械决定论的，而是生成论决定的。从形而上说的观点看，人的存在体现了天地生生之“德”，也体现了自然界的“目的”，因此，人要与天合一，除了上述所说的的“合于天时”外，更重要的是要“合于天德”。
为此《易传》提出了“继善成性”说。《乾·象》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道即天道，人的性命得以正定，才能实现与天的德性合一，而人只有通过积德行善才能正定性命。根据《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之说可知，阴阳之道指天道而言，仁义之道指人道而言，而刚柔之道指地道而言。《说卦传》还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显然寓示着;
道德、仁义乃天道之下贯于人道者，人只有做到仁义道德才能正定性命，上合天道。
再说，天以“生”为德，在自然界指的是“元、亨、利、贞”之德，表现为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说明“天德”就是在大化流行过程中来显示其功能的大存在，其真正的实现则为人的仁、礼、义、正之德，这便是“性命之德”和“性命之理”。“性命之德”又为“天所命之德”，它所对应的“人命之德”不是外在的命令，而是内在的赋予，由此进而类推，从“天德”流行到“性命之德”，中间就有一个“命”的环节，“命”在这里体现了目的性，而这个所谓的目的性则是靠人来实现的，这便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易传》认为，人受命于天，便具有向善的目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一阴一阳之道，本是自然的生成变化之道，以其授命于人而为“性命之德”，故有潜在的道德目的性.“善”就是目的，就人而言，以继承天的道德目的为职责，为使命，故说“继之者善也”.所谓“成之者性也”，是指人能成就其善而言，只有“继善”才能“成性”，“成性”就是“尽性”。因此，《易传》特别重视“德”，在《易传》看来，天地之善与至德是相配的，这在其的《系辞》、《文言传》及《大象传》均有十分明显的表述。《易传》以“观象进德”的模式注重阐发了卦象对人们的道德启示意义。比如，在《文言传》，作者就强调做到仁、义、礼、智四德就可以“元、亨、利、贞”.《大象传》更是以“德行”为重，如《坤。象》“君子以德载物”，《蒙·象》“君子以果行育德”，而《系辞传》的“可久则贤仁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以及“夫《易》圣人之所以崇德广业也”等等更是强调以德行为重。《易传》所有这些对“德”启示意义的昭发，其落着点都集中在由天道而推及人道，由天文而开示人文的模式上，人要效法天地之道来扩充道德、成就功业，就必须顺应天向人所昭示的道理进来德修业，并在实践中顺天行事，才会获得天的佑助，并能获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周易》的“天人合一”模式引领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构建和走向
《周易》最大的魅力就在于通过天、地、人三个世界奠定了以道德完善为宗旨，以上下尊卑为秩序的和谐模式，开启并引领传统儒伦理思想的构建和走向。中国的伦理在古代儒家那里就是“礼”.“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是社会伦理道德体现的基本形式，“礼”的主要内容是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认为贵贱、长幼、尊卑、亲疏各有其礼，社会才会获得秩序的稳定与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所追求的和谐是各处其位的等级和谐，也就是说和谐在现实社会中具体表现为维护上下、尊卑的宗法等级，儒家这种以“礼”为主要内容的伦理观念在理念上与“天人合一”模式为依据，通过“天、地、人”三个世界的转换中，由宇宙秩序而家庭秩序、再由家庭秩序而社会秩序。《周易》将上下尊卑的和谐之道在这里不露声色的表达了出来。
在《周易》的视界里，宇宙是一个生命的整体，其目的是“生”，而宇宙天地的生生之道是通过人即人道之仁义来完成的。从前文已述“自然之天”和“德性之天”两条天人合一的路径内容可知，《周易》构建的宇宙生成模式传递出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并使天人合一成为“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过程，在这方面，《周易》一方面把整个世界说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方面强调整体中的尊卑等级，由天地尊卑演译出万物等级，进而推导出人类社会的夫妇、父子和君臣关系，致使宇宙秩序转化成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由此可见，儒家这套世俗的伦理准则是从《周易》宇宙生成图式那里找到根据并推演出来的。《周易》的确给儒家伦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理论根据，或者说提供了重要思维方式上的支持。
根据《周易》这一思维方式，在以道德的完善与上天合一的过程中，《周易》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虽然《周易》的“天人合一”说突显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强调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有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但是，《周易》在开启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联系过程中，更注重人的存在体现天地生生之“德”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人的存在才会充分的实现天地之“道”，才会完成天地生生之“道”，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天以“生”为德，在人则表现为“性命之理”和“性命之德”，这是一种德性，即道德理性。《易传》从宇宙论出发，说明了人的道德理性之所以成为德性，其核心就是“生”，而人的这种本质的“生”是带有目的性理论的，是内在的，是由人的心灵来实现的。
因此，《易传》关于道德的思考，其目的就是使人的主体行为符合性命之理，所谓性命之理，既是天地万物的外在秩序，又是人的内本性，它一方面强调适中畅达，和谐统一，常住不变，另一方面又要流转推移，生生不息，变化日新。就其变者而言，谓之于时，就其不变而言谓之于中，因而所谓“性命之理”本身就蕴含着时义的要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在调整道德行为，履行伦理规范时，究竟何时该用常例，何时该用变例，也就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指导原则了，这个原则就是自觉的承担道义责任，在客观环境动态的发展过程中，采取适当的对策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如果常例能够达到的和谐的目的，那么遵循常例的行为就是正当的，如果情况变化则应因时制宜，变通求道，援引变例以求达到目的，这种变例也是正当的。《易传》所确立的这条道德原则以社会整体和谐为目的，强调人的道义责任，把目的和道义、动机与效果、原则性与灵活性种种不同的方面综合在一起，对中国伦理思想的构建和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