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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时，北纬72度，零下30摄氏度。储卫民把三脚架用力插进不知多深的积雪里，镜头对准山坡下的小镇乌佩纳维克。
他已在小镇待了6天，方才找到这处山坡上的机位。太阳刚刚西沉，小镇、远山与冰封的北冰洋被一层蓝幕覆盖，仅天边尚留一抹暖色未被地平线吞食。
如此极寒环境，街道上已空无一人。海边小镇的湿冷缓缓侵入储卫民的冲锋衣与两件羽绒服，两双袜子与徒步鞋更无招架之力。脚已冻僵，但他还在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一一有人出现或是车辆经过，再按下快门，抓取最好的瞬间。
几个月后，这张《格陵兰的冬天》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2019年旅行摄影大赛总冠军，在国内外的社交网络上走红。
找寻温暖故事
8月13日晚，重庆大剧院前如往常一般热闹。游客们大都挤在江边，等待渝中半岛的灯光亮起。储卫民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来回走动，观察大剧院与对岸来福士广场的相对位置。
仍在修建的重庆来福士广场大楼是他此次拍摄的主题。获奖后，《国家地理》杂志邀请他拍摄重庆市的这座新地标，储卫民欣然应允。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这座城市感情很深，也对它的文化特色比较了解。”储卫民仍在寻找机位，“我希望能让洪崖洞、黄色出租车等重庆标志以及当地人_起，同来福士广场产生交互。这样的照片更具人文色彩。”
他显然对重庆十分熟悉，“我在等一架飞机。江北机场的航班会从渝中半岛上空掠过，隔几分钟就会有一架飞机飞过。到时候再按快门会更好。”
在第5架飞机飞来时，有孩子推着滑板车闯入镜头，他赶紧举起相机拍摄。“飞机飞过形成错位感，似乎要撞上来福士广场。江这边还有大剧院与玩耍的孩子。这张照片包含了重庆经济、文化还有当地人生活的几个符号，我觉得很有故事感。”
“故事感”，也是储卫民拍摄《格陵兰的冬天》时的优先考量。而在异国他乡找寻“故事感”，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必不可少。他告诉记者，自己虽非初次前往格陵兰，但到乌佩纳维克却是第一次，这趟小镇之旅更是在计划之外的。
“原计划要去更北的一个城镇，但最终时间不够，临时决定改去乌佩纳维克。”储卫民说，“互联网上能搜到的信息不多。在飞机落地之前，我对这个小镇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能拍出什么照片，碰碰运气而己。”
储卫民给乌佩纳维克预留了一周时间，在这一周内，他要深入了解这个小镇，从地形、气候，到当地人的生活、文化。
了解地形并不难，他使用无人机飞遍整个小镇，拍下一系列图片，再有的放矢地实地考察;难的是了解当地生活和文化，格陵兰本地居民英语不好，储卫民与他们交流起来必须借助肢体语言。语言不通，时间又很紧张，他一度担心拍摄计划难以落地，但当地人的热情让他不再顾虑。
“他们会主动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或带我参加堆雪人大赛等活动。”他回忆，“有的当地人和我聊得多了，会和我分享趣事。比如，北极熊误入小镇，他们如何驱赶。驱赶不成，则必须射杀。射杀后，北极熊的尸体又如何处理。”极端环境下发生的故事有趣而新奇，让他对小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爱上“户外徒步”
他人难以想象，储卫民接触摄影的时间并不长。
“大二的时候，我才买了第一台相机，尼康D90，一台入门级别的相机。而第一次拍出能被称为‘摄影作品’的照片，已經是2015年了。”储卫民说，“在这之前，我的生活与摄影没有任何关系。”
今年6月23日，储卫民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新一轮拍摄计划时，收到了《国家地理》杂志的获奖通知邮件。他从没想到，自己兴趣使然而独立策划的旅拍项目能拿到总冠军——这是他摄影师生涯中拿到的最重量级奖项。惊喜之余，他立刻向几个月前刚结交的格陵兰好友们发送邮件，表达谢意。
有的报道将他在摄影领域的成功与其儿时学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储卫民却觉得并无多少关联，“最多有一点潜移默化的影响”。
储卫民刚刚买来相机后，也与其他爱好者一样，尝试过人像、城市等题材，没过多久，就因缺乏兴趣而将相机束之高阁。
转机发生在半年后。大二下半学期，储卫民作为交流生前往德国。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户外徒步”这个概念，并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它。
“欧洲人很爱徒步。在阿尔卑斯山，我见到很多户外徒步的人，有小孩，也有六七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积雪很厚，行走并不容易，但他们看起来都很开心。”储卫民说，“用徒步的方式亲近自然，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我本也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人越少、越与世隔绝的地方，我越喜欢。这项运动很适合我。”
储卫民开始计划自己的第一次户外徒步。他选择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国家公园，那里有翠绿清澈的国王湖与德国第二高峰瓦茨曼山。“这条路线并不难走，毕竟我是第一次出去，谨慎为好。”选好路线后，他上网搜索了大量资料，做足“攻略”。这个习惯延续到他后来的拍摄生涯中。
至今，储卫民去过30多个国家、200余个城市，挑战过13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却很少遭遇险情。“做好各种预案，带好必要装备，风险都是可控的。”他说，“我徒步时背包重25公斤左右，行囊里必然包括急救包、瑞士军刀、打火石等关键物品。”
第一次徒步，觉得什么都很美，一路上什么都拍。用他现在的眼光审视，那些照片并非严肃的摄影作品，更像是一次记录。他把照片都上传到了当时流行的社交网站“人人网”上，收获了大量关注。
“我把户外徒步的探险之乐通过照片分享给大家，后来，我与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了‘极影AdventureX’，也是想把探险、探索与风光摄影的精神融合，一并传递给大家。”储卫民说。
追逐诗和远方
“极影AdventureX”的成员不多，创立时，成员仅有7人。西藏小伙汗斯是团队中唯一一名专业探险家，亦是户外技术顾问。2017年，他曾登上喜马拉雅山脉赞斯卡山谷的最高峰，成为第一个登顶该峰的中国人。 摄影师潘玮浩的母亲是大学生物系教授。儿时，他经常与母亲一起深入广东的偏僻山区——母亲的野外动植物考察对他来说，是一场有趣的荒野旅行。从那时起，他就萌生了对自然的好奇心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精神。
接触风光摄影8年有余，潘玮浩到过世界的许多角落，但他内心仍充满了对未知的渴望。“我不会感到筋疲力尽。世界很大，总有新的冒险与挑战。”
2018年，“极影AdventureX”迎来了新成员朱静姝，也是其唯一一名女性摄影师。团队里这样介绍朱静姝：“在仍然以男性为主导的风光摄影界，静姝以其独具特色的作品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她的拍摄手法感性细腻，注重细节，并有丰富的想象力，对摄影语言的运用直接大胆，作品带有独特的女性视角。”
朱静姝本人却不愿就此多谈。她希望记者淡化性别问题，“省得让人觉得拿性别说事”。
她曾辗转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冰岛等地拍摄，遇到过大小险情。在海拔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上，车辆失控打滑，她在那几秒里“经历了生命中最漫长的恐惧和无助”;在海边，她曾被海浪冲出十几米远，所幸“机毁人未亡”。即便如此，她也从未想过放弃，反倒会用心做好更周全的准备，尽力避免险隋发生。
并非全职摄影师的朱静姝在悉尼从事一份朝九晚五的财务工作，整天与数据分析和财经报表打交道。
她的拍摄，都在年假、公共假期与双休日进行。“这是我的作品主题多与海景有关的原因。”她说，“除了年假期间可以离开澳洲，其他的拍摄都在悉尼与周边地区，只能就地取材。”有段日子，她经常早起到海边，趁着日出时分“扫海”，结束后再去上班。
谈及主攻风光摄影的原因，她的答案与储卫民相差不大。“我不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城市日日喧嚣，而风光摄影能把我带到偏远地区。另外，拍摄的时间多为日出时分，难见人迹。我很享受在宁静的创作过程中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感觉。”
“每个摄影类别都有其伟大之处，人文纪实题材更具社会意义，风光摄影则通过影像展示大自然的壮美。平日面对生活、工作的压力与烦恼，我希望能有一项纯粹的爱好将我抽离现实生活的琐碎与喧嚣，看到诗和远方。”朱静姝说。
“兴趣优先”
储卫民“火”了，商业合作纷至沓来。他并不排斥，坦言这对个人发展“蛮有利的”，但仍坚持“兴趣优先”——当商业合作与自身拍摄理念、计划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譬如，《国家地理》杂志找储卫民拍摄重庆，他答应了，因为他一直想将家乡的山、水、城与人结合，拍出其特有气质。又如，有人邀请储卫民前往广西拍攝，他也答应了，因为他对桂林一带的特色地貌与人文景观感兴趣，早有前往拍摄的计划。但有企业邀请他到安徽合肥拍摄一处商业综合体，却遭婉拒。“这个项目我不感兴趣，且与我的未来创作交集很少，所以我不会考虑。”
储卫民的决定颇具一致性。两年前，他辞去银行的高薪工作，转型成为专职摄影师，正因“兴趣优先”。他反复强调，自己是个“理性大于感性的理工男”。
“我辞掉稳定的工作，看起来是一件冲动的事，其实‘蓄谋已久。”储卫民告诉记者，自己早在2015年就已萌生转行想法。当时的他在新加坡一家银行做了一年程序开发工作，深感工作枯燥、单调，缺乏挑战性，且前景有限。但他并未立刻辞职，而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摄影工作与自媒体运营。直到2017年，他自觉“副业”己比较成熟，才转了行。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储卫民谈及自己的网名“Thomas看看世界”的来源时，抛出了这句流行语，“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我不想在一个框定的生活中重复下去，想去看看这个世界。就算现在，我也在不停地走出舒适圈，看更大的世界。”
他至今仍清楚记得成功翻越海拔5416米高的坨龙垭口时的情形。那时，还是学生的他刚开始户外徒步，“穷游”尼泊尔，雇不起当地向导与背夫，只能独自挑战“徒步者的天堂”安娜普纳大环线。
徒步期间，连续的暴雪袭击了尼泊尔东部山区，储卫民在前进途中见到不少垂头丧气的徒步者原路撤返。第9天，临近垭口，路越来越难走。为了避开中午的坏天气，他半夜出发，试图在次日上午抵达垭口。澳大利亚团队、德国父子、日本女孩……一路上，储卫民或被这些徒步者追上，或将他们甩在身后。除了时而出现的徒步者，只有脚下的雪与山、天上的星与月和他作伴。
空气稀薄，储卫民走几步就得停下喘气。不知不觉，太阳从背后升起，他终于攀上坨龙垭口。目力所及处，唯有群峰林立。天地间，似乎仅他X。储卫民丝毫不觉得孤独。那一刻，他只觉感动，只想继续走下去。（资料来源：《解放日报》）
他已在小镇待了6天，方才找到这处山坡上的机位。太阳刚刚西沉，小镇、远山与冰封的北冰洋被一层蓝幕覆盖，仅天边尚留一抹暖色未被地平线吞食。
如此极寒环境，街道上已空无一人。海边小镇的湿冷缓缓侵入储卫民的冲锋衣与两件羽绒服，两双袜子与徒步鞋更无招架之力。脚已冻僵，但他还在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一一有人出现或是车辆经过，再按下快门，抓取最好的瞬间。
几个月后，这张《格陵兰的冬天》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2019年旅行摄影大赛总冠军，在国内外的社交网络上走红。
找寻温暖故事
8月13日晚，重庆大剧院前如往常一般热闹。游客们大都挤在江边，等待渝中半岛的灯光亮起。储卫民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来回走动，观察大剧院与对岸来福士广场的相对位置。
仍在修建的重庆来福士广场大楼是他此次拍摄的主题。获奖后，《国家地理》杂志邀请他拍摄重庆市的这座新地标，储卫民欣然应允。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这座城市感情很深，也对它的文化特色比较了解。”储卫民仍在寻找机位，“我希望能让洪崖洞、黄色出租车等重庆标志以及当地人_起，同来福士广场产生交互。这样的照片更具人文色彩。”
他显然对重庆十分熟悉，“我在等一架飞机。江北机场的航班会从渝中半岛上空掠过，隔几分钟就会有一架飞机飞过。到时候再按快门会更好。”
在第5架飞机飞来时，有孩子推着滑板车闯入镜头，他赶紧举起相机拍摄。“飞机飞过形成错位感，似乎要撞上来福士广场。江这边还有大剧院与玩耍的孩子。这张照片包含了重庆经济、文化还有当地人生活的几个符号，我觉得很有故事感。”
“故事感”，也是储卫民拍摄《格陵兰的冬天》时的优先考量。而在异国他乡找寻“故事感”，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必不可少。他告诉记者，自己虽非初次前往格陵兰，但到乌佩纳维克却是第一次，这趟小镇之旅更是在计划之外的。
“原计划要去更北的一个城镇，但最终时间不够，临时决定改去乌佩纳维克。”储卫民说，“互联网上能搜到的信息不多。在飞机落地之前，我对这个小镇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能拍出什么照片，碰碰运气而己。”
储卫民给乌佩纳维克预留了一周时间，在这一周内，他要深入了解这个小镇，从地形、气候，到当地人的生活、文化。
了解地形并不难，他使用无人机飞遍整个小镇，拍下一系列图片，再有的放矢地实地考察;难的是了解当地生活和文化，格陵兰本地居民英语不好，储卫民与他们交流起来必须借助肢体语言。语言不通，时间又很紧张，他一度担心拍摄计划难以落地，但当地人的热情让他不再顾虑。
“他们会主动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或带我参加堆雪人大赛等活动。”他回忆，“有的当地人和我聊得多了，会和我分享趣事。比如，北极熊误入小镇，他们如何驱赶。驱赶不成，则必须射杀。射杀后，北极熊的尸体又如何处理。”极端环境下发生的故事有趣而新奇，让他对小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爱上“户外徒步”
他人难以想象，储卫民接触摄影的时间并不长。
“大二的时候，我才买了第一台相机，尼康D90，一台入门级别的相机。而第一次拍出能被称为‘摄影作品’的照片，已經是2015年了。”储卫民说，“在这之前，我的生活与摄影没有任何关系。”
今年6月23日，储卫民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新一轮拍摄计划时，收到了《国家地理》杂志的获奖通知邮件。他从没想到，自己兴趣使然而独立策划的旅拍项目能拿到总冠军——这是他摄影师生涯中拿到的最重量级奖项。惊喜之余，他立刻向几个月前刚结交的格陵兰好友们发送邮件，表达谢意。
有的报道将他在摄影领域的成功与其儿时学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储卫民却觉得并无多少关联，“最多有一点潜移默化的影响”。
储卫民刚刚买来相机后，也与其他爱好者一样，尝试过人像、城市等题材，没过多久，就因缺乏兴趣而将相机束之高阁。
转机发生在半年后。大二下半学期，储卫民作为交流生前往德国。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户外徒步”这个概念，并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它。
“欧洲人很爱徒步。在阿尔卑斯山，我见到很多户外徒步的人，有小孩，也有六七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积雪很厚，行走并不容易，但他们看起来都很开心。”储卫民说，“用徒步的方式亲近自然，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我本也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人越少、越与世隔绝的地方，我越喜欢。这项运动很适合我。”
储卫民开始计划自己的第一次户外徒步。他选择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国家公园，那里有翠绿清澈的国王湖与德国第二高峰瓦茨曼山。“这条路线并不难走，毕竟我是第一次出去，谨慎为好。”选好路线后，他上网搜索了大量资料，做足“攻略”。这个习惯延续到他后来的拍摄生涯中。
至今，储卫民去过30多个国家、200余个城市，挑战过13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却很少遭遇险情。“做好各种预案，带好必要装备，风险都是可控的。”他说，“我徒步时背包重25公斤左右，行囊里必然包括急救包、瑞士军刀、打火石等关键物品。”
第一次徒步，觉得什么都很美，一路上什么都拍。用他现在的眼光审视，那些照片并非严肃的摄影作品，更像是一次记录。他把照片都上传到了当时流行的社交网站“人人网”上，收获了大量关注。
“我把户外徒步的探险之乐通过照片分享给大家，后来，我与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了‘极影AdventureX’，也是想把探险、探索与风光摄影的精神融合，一并传递给大家。”储卫民说。
追逐诗和远方
“极影AdventureX”的成员不多，创立时，成员仅有7人。西藏小伙汗斯是团队中唯一一名专业探险家，亦是户外技术顾问。2017年，他曾登上喜马拉雅山脉赞斯卡山谷的最高峰，成为第一个登顶该峰的中国人。 摄影师潘玮浩的母亲是大学生物系教授。儿时，他经常与母亲一起深入广东的偏僻山区——母亲的野外动植物考察对他来说，是一场有趣的荒野旅行。从那时起，他就萌生了对自然的好奇心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精神。
接触风光摄影8年有余，潘玮浩到过世界的许多角落，但他内心仍充满了对未知的渴望。“我不会感到筋疲力尽。世界很大，总有新的冒险与挑战。”
2018年，“极影AdventureX”迎来了新成员朱静姝，也是其唯一一名女性摄影师。团队里这样介绍朱静姝：“在仍然以男性为主导的风光摄影界，静姝以其独具特色的作品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她的拍摄手法感性细腻，注重细节，并有丰富的想象力，对摄影语言的运用直接大胆，作品带有独特的女性视角。”
朱静姝本人却不愿就此多谈。她希望记者淡化性别问题，“省得让人觉得拿性别说事”。
她曾辗转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冰岛等地拍摄，遇到过大小险情。在海拔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上，车辆失控打滑，她在那几秒里“经历了生命中最漫长的恐惧和无助”;在海边，她曾被海浪冲出十几米远，所幸“机毁人未亡”。即便如此，她也从未想过放弃，反倒会用心做好更周全的准备，尽力避免险隋发生。
并非全职摄影师的朱静姝在悉尼从事一份朝九晚五的财务工作，整天与数据分析和财经报表打交道。
她的拍摄，都在年假、公共假期与双休日进行。“这是我的作品主题多与海景有关的原因。”她说，“除了年假期间可以离开澳洲，其他的拍摄都在悉尼与周边地区，只能就地取材。”有段日子，她经常早起到海边，趁着日出时分“扫海”，结束后再去上班。
谈及主攻风光摄影的原因，她的答案与储卫民相差不大。“我不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城市日日喧嚣，而风光摄影能把我带到偏远地区。另外，拍摄的时间多为日出时分，难见人迹。我很享受在宁静的创作过程中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感觉。”
“每个摄影类别都有其伟大之处，人文纪实题材更具社会意义，风光摄影则通过影像展示大自然的壮美。平日面对生活、工作的压力与烦恼，我希望能有一项纯粹的爱好将我抽离现实生活的琐碎与喧嚣，看到诗和远方。”朱静姝说。
“兴趣优先”
储卫民“火”了，商业合作纷至沓来。他并不排斥，坦言这对个人发展“蛮有利的”，但仍坚持“兴趣优先”——当商业合作与自身拍摄理念、计划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譬如，《国家地理》杂志找储卫民拍摄重庆，他答应了，因为他一直想将家乡的山、水、城与人结合，拍出其特有气质。又如，有人邀请储卫民前往广西拍攝，他也答应了，因为他对桂林一带的特色地貌与人文景观感兴趣，早有前往拍摄的计划。但有企业邀请他到安徽合肥拍摄一处商业综合体，却遭婉拒。“这个项目我不感兴趣，且与我的未来创作交集很少，所以我不会考虑。”
储卫民的决定颇具一致性。两年前，他辞去银行的高薪工作，转型成为专职摄影师，正因“兴趣优先”。他反复强调，自己是个“理性大于感性的理工男”。
“我辞掉稳定的工作，看起来是一件冲动的事，其实‘蓄谋已久。”储卫民告诉记者，自己早在2015年就已萌生转行想法。当时的他在新加坡一家银行做了一年程序开发工作，深感工作枯燥、单调，缺乏挑战性，且前景有限。但他并未立刻辞职，而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摄影工作与自媒体运营。直到2017年，他自觉“副业”己比较成熟，才转了行。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储卫民谈及自己的网名“Thomas看看世界”的来源时，抛出了这句流行语，“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我不想在一个框定的生活中重复下去，想去看看这个世界。就算现在，我也在不停地走出舒适圈，看更大的世界。”
他至今仍清楚记得成功翻越海拔5416米高的坨龙垭口时的情形。那时，还是学生的他刚开始户外徒步，“穷游”尼泊尔，雇不起当地向导与背夫，只能独自挑战“徒步者的天堂”安娜普纳大环线。
徒步期间，连续的暴雪袭击了尼泊尔东部山区，储卫民在前进途中见到不少垂头丧气的徒步者原路撤返。第9天，临近垭口，路越来越难走。为了避开中午的坏天气，他半夜出发，试图在次日上午抵达垭口。澳大利亚团队、德国父子、日本女孩……一路上，储卫民或被这些徒步者追上，或将他们甩在身后。除了时而出现的徒步者，只有脚下的雪与山、天上的星与月和他作伴。
空气稀薄，储卫民走几步就得停下喘气。不知不觉，太阳从背后升起，他终于攀上坨龙垭口。目力所及处，唯有群峰林立。天地间，似乎仅他X。储卫民丝毫不觉得孤独。那一刻，他只觉感动，只想继续走下去。（资料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