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月30日，清政府的一群官兵在新设立的山海关检验所里，严查经陆路从东三省南下的每一位旅客，无论身体健康与否，一律留住5日。因为一场源于俄国西伯利亚的鼠疫已经在黑龙江暴发，正向整个东北地区蔓延。
　　同一天，革命党在湖北的秘密组织振武学社邀集各标、营革命士兵代表在武昌黄鹤楼开会，议决将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8个月后，蒋翊武成为武昌起义的总司令，该社成为起义的领导机构之一。
　　还是在这一天，因为多次组织起义失败而被迫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先生，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中华公所里发表演讲，向当地华侨宣传中国革命，筹集再次起义的款项。
　　那一天，是宣统三年的大年初一，也是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大清王朝最后一个春节。二十世纪中国农历的第一个辛亥年，就这样开始了它的第一天。
　　史料记载，那个冬季，寒冷异常。肆虐东北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6万条生命，成为一百年前的辛亥年间震惊中外的民生大事。
　　“虐政横行，于今为甚。必要扫除积弊，使汉族重光，亦使我中国建造共和，人人得享自由幸福。”位于纽约勿街16号的中华公所里，至今仍保留着孙中山先生一百年前的演讲记录稿。“人人得享自由幸福”“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
　　正是这一不同于以往任何旧式起义或革命的论断——追求民生幸福，激励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整整一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墙倒众人推”，本已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随之轰然倒下，一贯被“成王败寇”挟持的数千年中国历史，此刻被“民生主义”改写了。
　　事实上，对于民生幸福的关注，如一根暗线，贯穿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始末。1894年夏天，年轻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便对“民生”一词有所提及。对清廷彻底失望后，投身革命、戎马倥偬的孙中山，不断修正、完善着自己的民生思想，终至将其融入“三民主义”，成为民主建国思想的核心。
　　为发展关乎民生的实业，在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毅然投身“实业救国”，担任铁道协会会长、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等职，雄心勃勃地规划中国的铁路建设等，并于其后著成《建国方略》一书，描绘出了一幅未来中国发展的蓝图。直至去世前夕，孙中山仍在积极完善自己的民生思想，对于民生幸福恋恋不忘，孜孜以求。
　　百年沧桑，风云激蕩。
　　所幸，孙中山对于民生的倡导，并未随斯人离去而灰飞烟灭。辛亥革命百年以来，中华大地虽几经风云变幻，但对于民生幸福的追求，如孕育生命的种子一般，随风播撒，渐然生根。与孙中山所处时代不同的是，1949年后，安定代替了战乱，团结代替了分裂，为民生的实质推进提供了根本保障。
　　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与欣慰的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等书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乎民生的构想，从三峡大坝到北、东、南三大港的建设，再到中国铁路网的建成，这一百年前未竟的民生梦，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在历史长河中，百年不过为一瞬。辛亥百年之际，我们重读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发觉其并未走远。而孙中山的民生理念和民生使命，仿如洞穿时空的光束，非但弥久而不熄，反在百年后，重掀燎原之势。
　　进入新世纪，民生更跻身为党和政府的首务，改善民生、促进公正与和谐，如今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们“为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无疑是对辛亥革命100周年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