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是收取动产作为抵押向对方放债的商业机构。据史料记载，我国典当业从南北朝时期延续到解放前，历时一千五百余年，最鼎盛的时期是明清时代，乾隆年间全国共有大小当铺18075间。旧时的当铺，也称“典当”、“质库”、“长生库”、“解库”、“质肆”、“押店”等。俗语讲：穷人离不开当铺。老百姓经常将仅有的一些衣物送进当铺抵押，或向亲友借物抵押（名曰“借当”）换钱，以解燃眉之急。而实际上，当铺是以“济民”为招牌，行牟利之实。
　　旧北京最神秘的行业要数当铺，牢狱式的大门、一人多高的柜台、长声慢气的营业员、鬼符般的当票，还有昆曲韵白式的报账和快书连珠调式的叫号，都给人一种古墓幽灵之感。
　　明代中期，北京典当业的经营者多为徽州商人。到明末清初，北京一带的当铺几乎全部为山西人所经营。但到清代中期，统治者一方面提出“官不与民争利”禁止官员经商，另一方面又设立由内务府主管的官家当铺，这样，清朝内务府官员和太监的资本就和经营金融、珠宝、估衣、旧货等行业的商人产生了千丝万缕联系，逐步建立起北京帮的当铺。当时鼓楼西大街有一“典当王”开设的“天顺当”，开业于清康熙年间，据说可能就是红楼梦第五十七回里面所说的那个“恒舒当”。到1900年前后，北京当铺多达200多家，其中较殷实的，是以铺掌姓氏著称的常、刘、高、董、孟五号。这五号分别握有一二十家或二三十家当铺不等。
　　在庚子洗劫后，北京当铺经过整顿又恢复到二百多家，其中还有山西商人所经营的山西屋子。至壬子兵变，刚刚恢复起来的业务又遭到致命打击。经过两次劫难，包括常、刘、高、董、孟五号在内的北京典当行业全部破产，继而兴起的是刘、娄、高、王四号。新兴的刘、高并非原来的刘、高。民国初年，新兴四号都经营十家以上，并把山西屋子挤出了北京。
　　1931年“九一八”事变，货运受阻，物价跌落，满期货多卖不出原当本来，形成亏损。到1937年，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讨生活，当铺的生意更属末路穷途。进入20世纪40年代，物价高涨，北京的当铺陆续倒闭。
　　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部分总管集聚资本复活当业，有些外行人也乘机往里挤，或寻觅内行人组织开业。但当铺是限制行业，规定以金额为计算单位，不能以某种实物或几种实物为计算单位，利率也有定额。它只能在物价大体平稳中生存。一般意义下的通货膨胀或银根紧缩对它都是不利的，何况遇到这种物价飞腾的经济条件，怎能不加速消失!
　　
　　开当铺的一般都讲迷信。当铺开张时，要贴大红色门联，上书“新张伊始喜气扬，平安如意当吉祥”，还有的贴“典肆开张为便民”等。当铺来的新学徒试字时，谁要写出“未登龙虎地，先进发财门”十字，谁就博得掌柜大喜，另眼看待。当铺在大年初一也不放假，这天来的“天字第一号”（指头一位当户），掌柜的为讨个开市大吉，一般都不与之讨价还价，图个皆大欢喜。
　　当铺门坎比一般店铺高得多，柜台也高，有的在门内摆一列大屏风，以不让他人看见当铺内的情况，也不让熟人看见来典当者的窘相。当铺的柜台特别高，站在柜台前看不见柜台上的物件，这是为让典当者产生敬畏感，不敢和当铺争价。
　　过去当铺的栏柜及门栅，与一般行业不同，仿佛监狱的形式，典当人站在下面而看不见柜台上边。有说这样的格局与典当业始于囚徒的传说有关，但这不过是传说而已。老式的当铺门前有木制栅栏，纯属自卫，如同银行营业柜台的栅栏如出一辙。
　　典当行业的内部组织与其它行业也有所不同。经理称为“当家的”，下有“头柜”、“二柜”，一般作价、看货都要经他们之手；管库人称为“包袱褡”或“朝奉”。
　　当铺内手续繁多，当衣物者到了当铺，先将衣物交给司柜看货定价，押金要低于衣物的一半。成交后由司帐记上帐，打包之后高声唱：“收货入库”。然后付给收据，称为“当票”，上载明当物抵押款数和时限。当期一般为6个月至18个月，月利率高达二分五厘至三分。如到期不赎者，称为“死当”，由当铺转手倒卖。
　　过去的当票上面印有蓝色模糊字迹，然后在上面填写所当物的名称，以及当价多少。为了书写敏捷,也为了行外人难以辩认、摹仿、篡改、伪造和防止不法当商来欺骗当户，当铺创出当字谱，这是一种超然字体，犹如行书、草书，实脱胎于草文正规十七帖，亦有部分象形，谐声者，根据需要去繁就简。就其去繁就简的意义来看，也可说是早期文字改革的大胆尝试，如“衫”写“彡”，“袄”写“天”，“棉”写“帛”，“皮袍”写“毛夭”。在过去的当铺中，负责写当票的只能由一个人来完成，一个小徒弟要经过10年或者20年的训练才能够出师负责写票。经过专门训练，一张当票是否是伪造，经过写当票的人一看立刻就能辨明。
　　
　　典当业有句行话，叫作“当半价”，无论新旧衣物，甚至名贵的文玩珍品，只要一进当铺，马上降低身价，贬得甚至一钱不值。那时的当价一般是原物所值的20-30%。所当衣物，即使是新衣，也必须写“油旧破孔”、“油旧破补”，皮服必写“光板无毛”、“缺襟短袖”、“虫蛀鼠咬”。任何贵重手表，也只写“铜马表”，玉器写“假石”，硬木梨檀写“柴木”。这样贬低原物成色，目的无非是为了压价，明值十元的东西，也只能当三元。典当者因急于用钱，只得听其任意折合。当时“死当”很多，典当人到期无力赎出，当铺贱价收进，高价卖出，从中大量渔利。
　　除了故意压低当品价格，当铺还用暗语内部沟通。当商为了压低当价惯用术语和暗记，术语是其代替数字的一种隐语，如一是“道字”，二是“眼镜”，三是“炉腿”，四是“叉子”，五是“一挝”，六是“羊角”，七是“镊子”，八是“扒勾”，九是“钩子”，十是“拳头”，是为了在当主面前当铺自己人用以互通信息，商量当价的。使用暗记，也是当铺为了对付当户，使其他当铺发现暗记后不致抬高当价。当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夜间走动叫门时，不用敲，只需喊一嗓子“嗷”，里面即知是同行，马上给开门。有一段顺口溜写道：“看戏归来夜色深，栅门紧闭气象森。几度轻敲门不启，一声‘嗷’字便开门。”
　　当铺除了经营典当，有的还放高利贷。据有关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北京的当铺可以签发银票，在市面上流通。解放前，北京当业一般的利息是五分，最高曾达到八分，即使朝当夕赎，也须扣息一月；至下月过五天，则加利一月。一般以二十四个月为满期，到时不赎，即为“死当”。解放前，北京的当业向有“春添本，秋回利”之说。据伪北平社会局一份档案记载：1939年，北平87家当铺，一年即盈利五十余万元，相当资本额的35%，其实还有不少以多报少的虚假。
　　
　　当铺由来已久，但是历史上由于政府的重农轻商和商家自己的藏富，所以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很少，加之当铺经营的多是落井下石的生意，自然没有太多的当铺为人称道了。但是开当铺的对自己的评说却也巧妙：春来秋去生意难做只好由人评说，冬去夏来手头拮据难免无人来赎。其实，当铺说的也是实话。当铺候的只是那些真的家道中落、眼看着要青黄不接的人家，一年也就收个百把至多上千件物事，有个十来件闪失，其中只要有一件是大的，那掌柜和伙计就统统别想过年了，抱着铺盖行李宿街头喝西北风算了。
　　比如说，有一人听说哪儿挖到一具坟，赶去用碎银子收得一物，马上雇人拿了当铺去沽钱。当铺的一看，有来头的好东西，心里嘀咕着哪户人家要败了？再看看来人的面目，半生不熟低眉善目的，不像作祟混饭的小子，于是就给了一个价钱。但坟里的东西，人称冥物，这是当铺的大忌，即使金银旧物文房四宝等硬货，也得熟晓，不能失眼。可见“神袍戏衣不当”，防的还是那些死人的寿衣、殓服，正如“旗锣伞扇不当”，主要还是指那些拿琐物来游戏开涮的人而言，当铺的话儿说了：“刘家大姐，您就别上我们这里来作践了，推您的牌九、吃您的云吞去吧，我们候的可不是您这样的人家！”
　　瞧，都不容易，正如对联中所言：“世事难预测，终归有人来当；柳暗花会明，由你赎了回家”。